从LAC看西方避世与东方社恐，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实际相结合

曾经很喜欢牛津剑桥，曾经很喜欢LAC，现在依旧喜欢，但有点含糊了。

走过牛桥耶鲁大P小P乃至北大，校园里到处一簇一簇的三合院、四合院。曾经徜徉在牛津的新学院，沉迷感动，不能自拔。

这些学校都是一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德性。西方知识分子的避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恐也是不遑多让，心里舒适区真的很舒服。

害怕实际、逃避实际，又想指导实际，更加离不开实际，这是知识分子的死穴。看看今次英国选举，便是历次对脱离实际的反动中的寻常一次。

那么肤浅的DEI就能解决问题，或者可笑地走州大路线学一技之长？恐怕都不是正道。

知识分子与工农实践相结合是有道理的，波大那样培养孩子我是非常感动的，但也有可能流于僵化。

那么孩子们的教育，将来的路在何方？当然完全不是爬藤或进了医学院就万事大吉，而志得意满了的。这还要看大环境，所以逃到了天涯海角，还会焦虑地关心拜登的开颅，川普的逃税；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日元的世纪大贬值。

操不完的心，显然不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实践相结合，那么请指教一二你的宝贵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