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日下 （上）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说到袁世凯即无济世之心，也无枭雄之胆，以致两次错失称帝时机，最后抱恨而终。然而袁世凯出自李鸿章，而李鸿章又出自曾国藩。难道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为目标的曾国藩也是无行之徒？

 

按照萧一山先生的总结，曾国藩不满于汉学的支离破碎,欲以综合的经世学来改造旧的社会文化。所以他说:“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原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

 

从他的治学方法和态度中,都可以证明他不是纯粹的理学家，而是一个经世学家。他要“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舍经世的礼学而无由。因为经世的礼学，才是孔子的修齐治平一贯之大道。考据、词章、义理都不免偏于一隅了。中国文化被他们割裂误解,堆砌蹈虚,无裨实际。以致遗毒流传,社会停滞腐化，而犹日事于汉宋顿渐之争。他洞悉症结,标榜经世,在学术上先有一番改造,然后才能有他的伟大事功。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应从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湘军虽有少数出身行武的大将，如塔齐布、多隆阿、鲍超、刘松山等，但在曾、胡、左的驾驭之中，不能“自立门户”。能“自立门户”的罗、王、李、杨,大半都是理学家，只杨岳斌(载福)一人是行伍，而专领水师,与彭玉共事。彭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节行均高,岳斌受他们的熏染，早非武人气概了。

 

他们带勇都守国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敬,临之以主,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所以湘军是含有儒教色彩的军队，他们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卫乡卫国，必忠必信。将领都没有功名富贵的念头，把高爵厚赏“都看作枇糠尘垢”。彭玉麟始终不肯做官，辞安徽巡抚、兵部侍郎、漕运总督、两江总督乃至兵部尚书。有人劾他“抗旨鸣高，开功臣骄蹇之渐”。彭玉麟就是湘军的表率，罗、李、王虽以节烈早死，而励志清苦与玉麟同，都只有事业心而无功名心。

彭玉麟  玉麟万点一齐开图

 

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儒家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都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

 

然而如此近乎完美的人格，但竟然还是做出杀降甚至屠城的举动，这离儒家的仁很远了。1861年7月，曾国荃攻破太平天国在安庆菱湖的十八座营垒，俘虏8000人。在部下的怂恿下，曾国荃用一种阴毒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杀掉，过后良心深感不安。曾国藩去信安慰。

 

当时，太平天国的将士粮食用尽，示意投降。曾国荃担心他们诈降，就命令他们先交出兵器。7月7日，菱湖营垒的8000名太平天国将士交出所有武器：6000支洋步枪、8000支长矛、1000支抬枪、8000支明朝火绳枪，以及2000匹马。缴械后，太平军暂时留在原来营中，听候发落。曾国荃不知道怎么处置这批俘虏，因为俘虏的人数几乎和他的总兵力一样多，万一发生哗变，很难控制。

 

他手下一名营官献计说最好全部杀光。曾国荃道：杀也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营官道：可以打开营门，将俘虏一次带进十个，逐批砍头，神不知鬼不觉，半日即可杀完。这条计策非常阴毒，连曾国荃都不忍心亲自执行，就交给那个营官去办。营官回到兵营准备停当，然后监督斩杀了那8000名俘虏。事后，他还洋洋自得地说，从辰时杀到酉时，只花了一天时间。可怜那些太平军，以为只是过去投降，完全没想到等着自己的是钢刀。

 

得知弟弟击破敌营，曾国藩非常高兴，觉得攻破安庆有望。接下来几日，他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荃，第一封建议曾国荃想办法埋掉8000具尸体，或搬上旧船任其漂流而下，免得尸臭在营里引发疾病。曾国荃在信中说自己为杀了这么多人而良心深感不安。曾国藩又写信安抚他说，如果孔夫子在世，也会说杀光叛军没错。在另外一封信里，他的语气听来几乎是恼火弟弟的过度疑虑。他写道：“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曾剃头“真不是浪得虚名。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日夜间，太平军郜永宽与程学启、郑国魁、英国常胜军统领戈登密会于苏州城外阳澄湖上，达成杀谭绍光并献城投降的协定。程学启请戈登作保，自己折箭起誓不杀降将诸人。二十四日，郜永宽等人刺杀守城主将谭绍光及其亲信千余人。是晚，郜永宽献谭绍光首级并率兵卒三万余人降清。

 

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郜永宽、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等八名太平军降将到淮军营中见李鸿章，程学启率百余人突入午宴，将八名降将杀死。程学启提着八人首级入城，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戈登对杀降一事不满，认为违背君子协定，痛骂程学启不讲道义，还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急忙向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和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说：“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曾国藩竟然称赞这种行径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李鸿章向美、英、法等国驻上海使团发一个文告，说明戈登本意是要宽赦降将，杀降时未在场，系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与戈登无关；一方面又给常胜军发了六万赏银，其中一万给戈登本人。戈登既保护了名誉，又得到厚赏，便再也不告状、不辞职了。

 

李鸿章软硬兼施驾驭戈登的手腕，得到了官场的一致称赞，曾国藩对此深为满意。在一次早餐席上，他欣喜地对幕僚们说：“少荃算是历练出来了。驭洋人没别的诀窍，就在于软硬两手交替使用，运用得法。”

 

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容闳在1860年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在从无锡到常州去考察太平天国的路上看到太平军对于人民很好。他们竭力保护人民，由此来得到人民的认同。“当忠王(即李秀成)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并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

他的《西学东渐记》写道：“河中。河之两岸，道路犹完好。途中所见皆太平军。运河中船只颇少，有时经日不遇一舟。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象，必且以是归昝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

 

1864年7月，曾国藩弟曾国荃率湘军攻破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后纵火杀掠，屠杀中国平民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纲》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死亡人数有争议）。”太平天国天京城破三十余年后，谭嗣同在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只是不知曾氏兄弟屠城之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汉人还是满人？曾国荃的暴行，连彭玉麟都看不下去了。曾经三次要求曾国藩诛杀曾国荃。

 

当时，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安庆后，立刻展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不分百姓、敌兵，进行屠杀，甚至连幼孤病老也不放过。彭玉麟在得知曾国荃屠城的消息后，非常愤慨痛心，他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诛杀曾国荃，这是彭玉麟第一次请诛曾国荃，因为这件事曾国荃怀恨在心，借着自己是曾国藩胞弟的身份，处处与彭玉麟作对，二人矛盾不断激化，在1864年曾国荃攻克江宁后。曾国荃又一次率部大肆屠杀平民，并且烧杀抢掠，彭玉麟得知后，感慨曾国藩用人不当，再次请求曾国藩诛杀曾国荃。

 

然而曾国藩迫于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私心并没有按照彭玉麟的意愿执行，只是将书信转交曾国荃，要求其内省自身，严苛治兵，曾国荃在接到书信后怒火中烧，决定除掉自己在湘军中的头号大敌彭玉麟，他利用自己是曾国藩胞弟的身份，将其手下心腹柳寿田安插到彭玉麟所在营中，让其见机行事，破坏彭玉麟在军中树立的声誉威望，柳寿田自恃是曾氏兄弟的亲信，在彭玉麟营中胡作非为，散播谣言，扰乱军心，这触犯了彭玉麟最后的底线，他决定不再顾及与曾国藩之间的情谊，不仅撤销了柳寿田职务，而且割去了他的耳朵，随后第三次致信曾国藩，希望他以大局为重，诛杀曾国荃。

彭玉麟一生不慕名利、不避权贵、不治私产、不御姬妾。虽然一生六辞高官，却在国家危难之时，抱着年迈多病之躯，临危受命，抵御外敌。一生画梅吟诗，纪念与他相恋早逝的梅姑，痴情重义，终生不悔。在权贵当道、腐败之极的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成为了一个罕见的清廉、正直、淡泊、重情重义的名臣。如他自己所述：“臣素无声色之好，室家之乐，性犹不耽安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甚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

 

我们在再分析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英国人呤喇举出在英国未对太平天国进行干涉战争之前，当太平军初克宁波的时候，英国驻华外交官夏福礼在公函中报告太平天国在宁波设立本地税卡、设立海关，说“这是他们所喜爱的计划，也是组成他们攻占宁波的计划的一部分”，又说“太平军具有正规的编制，可以从中选拔干部核心，担负各种特殊任务”等等的话，

 

他就举出英国进犯太平天国的主要首脑陆军提督斯狄夫雷在1862年7月8日自上海寄给英国陆军大臣的公函中所说“为了进行贸易，前往叛军辖区的欧洲人均受到了有礼的接待，最近两周内，大量的丝运到了上海,贸易似处于兴旺状态”。又举出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所说自1860年6月至1861年6月间，上海丝的出口总数达八万五千包。

 

当时中国出口的商品以丝、茶为大宗，而从1860年后，全部产丝区都在太平天国辖境内，一部分产茶区也在太平天国辖境内。如果太平天国是一群“血腥劫掠"的“强盗”，一群“彻底破坏者”，在它的辖境内就断不可能有生产，如果太平天国没有组织政府的能力，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得到人民拥戴的政权，也就不可能发展生产。所以，从丝、茶出口的增长或减少,就可以有力地回答有关太平天国的种种问题。

 

为此，呤喇搜集有关当时中国丝茶出口的统计数字，编制了一个《中国出口的丝茶表》。这一个表说明了在太平天国统治的时期丝，茶出口年年增加，尤其是生产全部在太平天国辖境的蚕丝更为显著地表现出出口激增的情况：计在1845年至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前八年间，中国蚕丝输出数量每年平均是16,000包至26,000包；自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占领有一部分产丝区之后，蚕丝的出口就从25,571包飞跃地增加到61,984包。

 

1860年6月，攻克产丝首府苏州，乘胜攻克浙江嘉兴，在太平天国占领这一个地区后的第一个贸易年度，1860 至1861年度，蚕丝出口数量增涨到88,754包，达到了中国在以往任何一个年度中输出数量的最高峰。到了清军与英法联合向江苏、浙江进犯，太平天国被迫从产丝区撤退之后，蚕丝的输出就立时比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的输出数量下降几乎一半。

 

李秀成被俘后叙述英国派人到天京与天王交涉，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否则进攻太平天国，天王断然了以拒绝的经过。双方决裂后，英国使者回到上海，一面赶调救兵，一面敦促上海官绅赶紧向清朝皇帝奏请准借洋兵防守上海，急待与清朝结成军事合作。后来英、法公使就急不可待亲自向清政府提出军事合作的要求。

 

曾国藩在《筹议借洋兵剿贼折》复奏说：奉三月初二日寄谕：近复据英、法两国驻京公使声称贼匪与洋人构衅，此时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等语....谕旨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

 

于是英法与清朝就结成军事合作共同对付太平天国。同时1862年春，太平天国进攻上海。

 

英法这种两面同时支持卖军火牟利，而最后选边的手法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英国人的老谋深算，扶持太平天国壮大的策略造成大清权力移于汉人之手，由中央集权变成地方分权，另外上海公共租界的出现，则昭示着清廷部分行政、司法权的丧失。在财政经济方面，造成厘金制度的兴起，致使海关管理权落入外国人手中；在货币制度上，朝廷万般无奈之下实行货币膨胀政策，社会民生深受其害;长江流域的减赋，也可以说是同治中兴的原因；同时使得朝廷开始举借外债。这些都为他们以后真正控制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还是钱穆先生评论精确：“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吕【晚村】诸儒之议论，早已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摧残而泯灭。湘军诸帅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因此一方面【粤军】（太平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曾国藩）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太平天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借助宗教来吸收人员并且发展壮大自身的农民起义，他最大问题是打倒孔子，失去广大士人之心，不知振兴华夏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而已。而且洪秀全出生底层，当占据半壁江山后，已经德不配位，引至内讧。

 

曾国藩希望通过对叛贼大开杀戒甚至屠城的方式，得到清廷统治者的信赖，尽管曾国藩和李鸿章手握重兵，但是一直被清廷所猜忌，担心这些汉人官僚掌兵后造反，如果他们大肆吸纳降军降将，是否有不臣之心呢？这个名臣说到底还是不敢迈出关键一步。

 

当然就算曾国藩想迈出这一步，也同样面临洋人支持谁的问题，他的湘军腐败也相当严重，他如果举兵湘军会否分裂？曾国藩的悲剧可能是生于天下大变的过渡期，人力不能回天。或者从他屠城那一刻，他就决心做一个满清奴才。

 

连所谓的“理学”名臣曾国藩也是如此名不副实，那么他培养的接班人李鸿章又好得哪里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