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乾隆因为感受到法国大革命背后势力的邪恶，比自己还邪恶百倍而尽量减少与欧洲的来往。不过法国大革命只是左翼革命的1.0版本，经过这次试验后，后面还有苏联与其藩属以及藩属的藩属的不断演化与完善。相信如果乾隆知道，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
我相信乾隆明白，单靠几个暴民不可能推翻法国皇室，暴民能够成功，关键大量贵族与军队已经被渗透成反皇室的力量，所以路易十六调派的军队对暴民袖手旁观，最后拉法叶侯爵直接担任革命派的巴黎国民卫队的指挥。大家可以参考最近白俄罗斯与缅甸的动乱，就会明白人民在军队面前不堪一击。
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道：“我们不能说所有犹太人都是布尔什，但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布尔什。真相就是对犹太人最大的冒犯。从1918至1957，疯狂血腥恐怖的犹太人屠杀了6600万俄罗斯人。”
他们在种族仇恨下残杀和折磨几千万俄罗斯人，没有一点人性。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屠杀。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世界主流媒体竟然对这竟然熟视无睹，毫不上心。显然媒体掌握在这些屠夫手中。“
大家想想，一个屠杀可以从1918-1957，持续39年。除了对白人基督徒千年以上的仇恨外，经过几十年的屠杀，还把保留传统与善记忆的整整一代人屠杀干净。剩下都是肝胆俱裂的臣服者。
随着这些政权控制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可以说是完全改造成一个新的人种。一个唯利是图，只信仰金钱与权力，鄙视一切美德，反对传统，以个人欲望为先的族群。他们血统虽然与他们的祖先没有区别，但从灵魂上，已经完全脱胎换骨。这一点，俄罗斯因为斯大林的反叛不成功，最后还为普京保留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土壤。但在新崛起的大国就非常成功，已经成为左翼阵型的典范之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公开表示赞赏。
经过几十年的屠杀与培养新一代后，国家已经极端贫穷，此时突然重新准许私营经济，纵容一群没有道德底线唯利是图的人去牟利，从而可以进一步令社会去道德化，原子化。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家庭就彻底解体。同时引入高利贷经济模式，进一步放大人的欲望，让大众成为债务奴隶。可惜俄罗斯因为斯大林的反叛没有成功，最后在另一个大国实现。
很多人以为现在进步了，已经重新允许私营经济了。大家忘记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必须以道德为约束。英国古典自由经济开山鼻祖亚当史密斯著有被简称为“国富论”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过大家忽略他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他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是指上帝或者道德。可以说没有道德约束的商业或者从政，最后的结果都是丛林法则，为权力与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欺骗，造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以，只要不被抓就可以。
由此可见满清对汉人的屠杀对比犹太人，满清简直小学还没毕业。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满清的治术，虽然比起现在左翼水平已经相差很远，但满清与犹太政权都是一个部族政权，他们统治的精神与原则是一致的。
满清从马上得天下，但也明白不能马上治天下。满清以上数量稀少的蛮族征服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他们也只能局限于一个部族政权，以维护满清族人利益为主。
我们摘录一段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精神》中的第五讲《中国历史教育》。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所代表是法统，教育所代表的是道统。道统远高于法统。政府官吏是遵守法统，而士与君子是宣扬道统的，而士则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来。孟子有一天要去拜访齐宣王，恰巧齐宣王也有事找孟子，派了一个人去请。孟子说他刚巧有病不能去。而孟子随即故意出外访友。门弟子询问孟子：“先生本有意访王，何以王来请却又推病不往？。既有病，却又仍出外访友？”孟子说：“人生有位又德有寿，齐王位高于我，德未必若我，年龄又低于我，我不能受其召而往。“
孟子是要保持道统尊严，不屈抑于法统之下。汉高祖统一中国，路径山东，首先到曲阜拜谒孔庙。东汉章帝为太子时，张辅为太傅。后来帝即位，巡守泰山，路出东郡，当时张辅为东郡太守。帝到，太守自当迎接。章帝说：“今天我们相见，应先行师弟子之礼。“于是张辅上坐，帝下坐，执书请教。然后再改行群臣之礼，帝上坐，太守谒见，报告政事。这是代表法统尊严的皇帝，自己屈抑在代表道统的师之面前的随手偶拾的两个例子。像此类事，充满在中国全部历史中，只是皇帝要做人，也要讲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严，就也得要尊师。
然而满清以少数蛮族当政，怎么可能让中国读书人掌握道统。中国读书人掌握道统，意味掌握话语权。
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员作文。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骂这些人是假道学，同时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名儒。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统，就失去了制衡皇权的王牌。法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
从此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开口闭口皇上圣明，没人敢和皇上争高下。
我们再看，康熙和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几乎一样的好学。不过，彼得将自己对科技的兴趣推广到全国，使俄国迅速走向强盛。康熙对科技仅仅是个人兴趣，而这种兴趣还有政治动机。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一位多么能干和智慧的皇帝，满人并非蛮裔。这就是康熙学习科技的动机。
康熙年间，戴梓发明的28连发的，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康熙弃之不用。还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后来，天才级人物戴梓被充军关外。这就是康熙打压科技的手段。
清朝后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这就是康熙，不仅不发展科技，反而打压科技；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的本质。
我们再比较康熙和同时代的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奢靡无度；热衷芭蕾；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期望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欧洲霸主。真是荒唐，不学无术之人还爱做梦。
相反康熙一生节俭勤政；对西学颇有研究；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很不错的样子。
不过路易十四大力支持国家普及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同时代的康熙，则忙着进行文字狱，以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
路易十四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打造了一个鼎盛一时的法国。康熙热衷打内战建功立业。对外只和俄国发生过冲突，面对俄罗斯一股小小的远东军，康熙煞费苦心。
路易十四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将国门大开。加强法国与欧洲及世界的联系；而康熙在开海禁海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最后以禁海告终。禁海不仅使中国造船技术一路滑坡，也导致离奇事情的发生：明末对世界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清末竟没人知道欧洲在哪（还有其他原因：销毁相关地理和科技书籍等）。有人会说：明朝也禁海，为什么只说清朝的不是？
须知明朝有七下西洋的太监英雄--郑和；足智多谋的和尚军师--姚广孝；百科全书式的王爷--朱载堉；史上唯一封侯的女将--秦良玉；文武兼备的一代宗师--王守仁；为研究西学加入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启……明朝的开放与精彩哪是清朝可以想象的。明朝虽然也禁海，却不是彻底的禁，而是时禁时开。即便后期官方从海洋退出，海洋世界也不是权力真空。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出现在中国海域的荷兰船只，常被郑芝龙部截获。天启七年，郑军与驻台荷兰军还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西方海洋强国，荷兰战败。此外，明朝非常重视与西方的交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还为中西交流做了很大的贡献呢。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有愧对祖先的感觉？
然后有乾隆的《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得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
因此满清发起文字狱。看过金庸《鹿鼎记》的一定记得庄廷龙案。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被灭族。这类案件数不胜数，有思想的人几乎被杀尽。此外，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这可是古往今来第一次，满清在邪恶方面的创意真是无限。
于是，有气节者，埋首故纸堆。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而社会也日益愚昧。
我们再节录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这也是明朝皇帝比满清懒的原因。大明朝最懒的皇帝应该是万历帝了。30年不上朝，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不过这是在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上朝是万历帝的消极对抗。皇权受到压制？不是说明朝很黑很专制的吗？事实是清以前的皇权一直受文官系统制衡。所以皇帝才用宦官或者外戚与文官系统抗衡。
不过万历帝没有因为大臣与他作对而杀过一人。不上朝也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很多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大的如万历三大征（全胜），特别是明朝的援朝逐倭战争，一直是在万历关心和支持下进行的。小的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等，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目前流行的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真是个笑话。除清朝外，中国历朝都是开放的，真正的第一人哪能跑到清朝去呢？林则徐不过是清朝看世界的第一人罢了。
事实上，明朝的皇权是有限的，内阁是很成熟的。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内阁处理了。内阁的老大称为首辅，类似于现在的总理或者首相。这些内阁成员大都是当时渊博，德高望重，聪明绝顶之人（有时也会有些混蛋）。这些人的努力，成了大明皇帝懒散的资本。这就是明朝的部分皇帝不勤政，机构却能一直正常运行的原因。
由这一点看来，清代不知比明代倒退多远。其实明朝因为朱元璋非常宰相，已经被以前退步。不过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其中的分别很简单：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维护整个满洲集团的利益就是满清之私，皇帝唯一支持的力量也是全体满洲人。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军人，资产阶级都不是皇帝背后的力量。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由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明以前，只有尚书可以直接上奏皇上，他的副手侍郎是不可以的，满清每个部门都安排满汉官员，而尚书侍郎都可以单独上奏皇上，结果尚书管不了副手侍郎。结果全国事务都归皇上一人。
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鲁迅曾评价《四库全书》：“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
在满清以前，中国地区各政权是不禁止民间修史的。并形成了除了正史以外，还有野史、方志、家谱、话本、演义等等的一套完整系统。这些历史记录真实可靠，可以进行对照研究，是使历史学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保证。无论是用以评估政治决策还是研究文化都是最重要的依据。
而从满清开始，这一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满清规定，可以收藏观看的存书3475部，79070卷；严禁收藏的禁书：6766部，93556卷。据统计，满清销毁对其不利的书籍共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版片总数170余种、８万余块。同时还对明代的档案进行系统的销毁，数量至少估计销毁1000万份，同时，对残留的进行了篡改。鲁迅就发现，原来考古发掘的金史宋史等史书上，里面凡是中国两个字，都被满清删掉了。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满清同时以弱民为国策，让国民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明末崇祯年间，中国耕地总数783万顷。而顺治16年，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乾隆31年，达到741万顷，才接近明末。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 …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 …很多人没有衣服穿… …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
这就是康乾盛世的本质。
利玛窦与徐光启
总结满清制汉之策，女真以不过百万蛮族面对泱泱中华时，心理弱势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从汉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汉人自信和能干的基石。汉人变得愚昧和奴性，才便于他们统治。这就是满清极力丑化扭曲汉人政权及历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狱的目的。汉人习惯了当奴才，他们才能放心做主子。国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这样被满清种植的。而满清后期的屡战屡败，除了落后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清不愿胜。鸦片战争中，满清重用琦善，诬陷林则徐，以及后来的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已经把满清的意图显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里抗英，更是说明了英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强大。满清贵族说过"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即使国难当前，满清首先提防的还是汉人，而不是友邦。于是出"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之语，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满清对另一个强大的民族蒙古又用另一个统治手段。满清政府首先是通过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将蒙古人民进行了人群划分，将整个蒙古划分为僧人和俗人两个部分，并通过鼓励供养的方式，诱导了大量蒙古人投身于宗教团体。
此外他们在蒙古地区推行的“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领权利过大的问题，将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划分了固定的牧区，割断了各部之间的传统联系。
更重要的是，从前从属于一位首领的大部落，被划分为好几个旗，每个旗都有各自的札萨克（执政官），直接向清政府负责。
在编旗的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1、原来的领主能否成为扎萨克，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原来的成分，还要考虑其政治表现，如对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贡献大小；2、编制户口时要重新考虑，使之大体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实力太大；3、编制牛录，基本是按照整齐划一的标准进行，使之更像军队，这样更加容易指挥；4、登记户口，保证兵源；5、牧地一经划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亩，违者要受到处罚。
盟旗制度实施后，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势力，将中国历代政府都异常头痛的北方边患化解于无形。以至于，连长城都失去了意义，难怪康熙帝曾颇为自诩的说:“普秦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恩施于喀尔喀，是指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如果简单点说，清政府的蒙古盟旗制度是另一套人群细分政策。将整个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个个稀碎的牧场藩篱之内，让这些奔驰的烈马，失去了纵情驰骋的辽阔草原。
另外，这个政策还有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内核，制定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对于蒙古人的性格特点掌握之透彻，实在令人发指。
蒙古族兄弟们自古以来就不太团结，各部落之间的掠夺和仇杀司空见惯，大部落正是用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壮大自己，最终便会出现，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国这种庞然大物。
当然这是草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随时随地的游牧生活，让草原民族难以固化，各部落之间相距甚远，谈不到有什么亲情和睦。而且，游牧的生活，抵御灾难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发生灾害，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去掠夺别的部落和国家。
如此，这样一种划分牧场的方式来固化民众，让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区域，彪悍的蒙古人便和农耕文明的汉人没什么区别了，失去了驰骋的草原，再烈性的骏马也得低头。除此之外，满蒙通婚、分化拉拢蒙古王公等等，都是清朝对蒙古使用的手段。正是在这些手段叠加作用下，清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边患。
各位看官看完满清的治术，一定叹为观止。只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满清毕竟没有自己是文化，因此他没有能力改变汉人的信仰传统，只能偷偷地阉割，而公开也只能尊孔。下篇我们一起探索犹太更为高明阴险的治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