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往事”：一代中国人的觉醒与命运转折

编者按

 

百年前，当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日渐式微，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怀抱家国理想，东渡日本求学。他们中有人成为军人，有人走上立宪、革命、报业、实业、艺术之路；有的改写了中国的权力结构，有的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舆论空间与工业化道路。

在东京，这些青年或在士官学校、法政大学接受近代国家之术，或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里体悟新闻的力量，或在不忍池畔追逐艺术梦想。他们的轨迹最终汇聚成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社会转型——或站在了武昌起义的前线，或投身民初议会制度的创建，或在失败与流亡中，重新构思政党、政体、国家与革命。

本文选录的《在东京重造中国》中两个章节，以细致翔实的史料和人物描写，勾勒出晚清至民初间一幅惊心动魄的知识分子与军人变革史。如书中所展现，他们并非整齐划一的群体，有人为共和、有人为专制，有人为体制内改革、有人成为刺客与谋士。他们在日本所受的教育、结下的网络、经历的思想洗礼，在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党争初起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深远影响。

《在东京重造中国》并非夸饰，而是实录。东京，不仅是他们学习之地，更是他们精神启蒙、组织结社、筹谋革命的基地。本书通过翔实的留学资料、人物生平、机构网络，还原出一个近代中国从瓦解走向重构的瞬间横截面。

 

正如梁启超所言：“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革命者、立宪派、军人、记者、实业家、艺术家——他们或许并不属于同一群体，却都在共同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何以重生？而他们的许多答案，源头正是在那个时代的东京。

 

阅读这段历史，是为了理解今天中国的起点；也是为了记住，那些为改变命运而选择离开故土、又一次次义无反顾归来的年轻人。

 

 

十九

 

武昌起义发生后， 1911 年 11 月 21 日，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在日记中说：“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咨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

 

新军的各级军官和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中也不少东洋留学生。几天之后，11 月 25 日他在日记中咒骂：“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

 

清廷于 1904 年颁布《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之前，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学习陆军，1903 年有两百多人，到 1904 年达到 500 人，人数最多的一年是 1906 年，共派出 1600 多人。清廷选派年轻人到日本学陆军，充实到新军之中，当然是为了保卫他们的政权。

 

初到东京，他们往往会被安排在成城学校、振武学校接受预科教育，从这两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有 850 多人，然后经过日本军队实习，再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 673 人。

 

陆军士官学校设在东京牛込区的市谷，中国留学生先后在这里走出的有铁良、吴禄贞、张绍曾、唐在礼、蒋雁行等 40 人（第一期）；良弼、蓝天蔚等 25 人（第二期）；蒋百里、蔡锷、蒋尊簋、张孝准、许崇智、吴光新、傅良佐等 95 人（第三期）；蒋作宾、方声涛等 83 人（第四期）；何成濬、陈仪等 58 人（第五期）；孙传芳、李根源、罗佩金、阎锡山、尹昌衡、刘存厚、孔庚、罗香亭、唐继尧、李烈钧、赵恒惕、程潜等143 人（第六期）……这个不完整的名单涵盖了清末民初许多名声显赫的军人，包括满人贵胄中的铁良、良弼。

 

武昌起义时，新军的各级军官、教练、将领中有大批留日士官生，在关键的时候抛弃了送他们到东京留学的朝廷。

 

参加同盟会的留日士官生中另有“丈夫团”的组织，武昌起义后在各地响应，起兵独立的许多人多为其中成员，这个名单包括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尹昌衡、张凤翙、李根源、罗佩金、李书城、叶荃、黄郛等。1904 年来到东京的李烈钧回忆，“丈夫团”最初只是士官生的小组织，与同盟会并无关系，由黄郛和他等几个人发起，黄郛慷慨激昂地说：“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说：“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很多人当即表示赞同，在讨论团体名称时，众人默然，黄郛笑着说：“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于是就叫“丈夫团”。

 

这是 1907 年孙文离开东京之后的事。李书城回忆，黄兴让参加了同盟会的士官生不要暴露，而以“丈夫团”作为他们的小团体，这与李烈钧的说法并不矛盾，黄兴只是肯定了他们的“丈夫团”。

 

   

  孙文

 

黄郛字膺白，1880 年生于浙江上虞，1905 年从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官费留学东京，进入振武学校，以后毕业于日本参谋本部所辖的陆地测量部。陈英士就读于上野的警监学校，他的哥哥陈蔼士则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武昌起义后，陈其美策动上海独立，出任沪军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兼沪军第 2 师师长，蒋介石是他下属，他们三人成为换帖的“盟兄弟”。在民国早年，他先后出任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代总理、摄政内阁总理，在国民政府时期，曾任上海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05 年 10 月 28 日，阎锡山由黄兴介绍，正式宣誓加入同盟会。与他一起入盟的有山西籍的温寿泉等人。1909 年，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山西，先任山西陆军学校教官，三个月后升为监督。为了实际掌握新军，他经过种种努力，出任山西陆军第一混成协第二标教练官（中校团附），一年后升为标统。他与同为留日士官生的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等发起山西军人俱乐部，以研究学术为名，暗中鼓动革命，又组织模范队，表面上是作为训练的表率，实际上是准备起义的骨干。在武昌起义十九天后，阎锡山、赵戴文等在太原发动起义，29 岁的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

 

在昆明策动起义的唐继尧等公推非同盟会员、非云南籍的蔡锷作为总指挥，也是出于公心，蔡锷的资历、威望、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各省出任都督的留日士官生比例相当高，陕西张凤翙、山西阎锡山、云南蔡锷、贵州唐继尧、江西李烈钧、四川尹昌衡、浙江蒋尊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同盟会和“丈夫团”的成员。

 

1884 年生于湖北的蒋作宾，1905 年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毕业，官费留学日本，后入陆军士官学校。他联络了学习陆军的数十人，计划毕业回国之后，“脚踏实地，分途进行，掌握军权，以为革命准备”。他们分别在湖北、广西、云南、四川等省的新军中发展，担任了各级军官，他本人则在陆军部军制司担任科长，武昌起义前夕已当上司长，利用职权，到处安插有革命倾向的士官生。他则在北京汇总各方消息，暗中布局。

 

在各省咨议局选举中当选的议员，留日学生也占了相当比例，比如江苏的杨廷栋、雷奋是早稻田大学的，孟森、孟昭常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浙江的沈钧儒、陈时夏、陈敬弟、阮性存是日本法政大学的，褚辅成是日本东洋大学的，福建的林长民是早稻田大学的，湖北的汤化龙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山西的梁善济是日本法政大学的……资政院的 98 名民选议员中，至少有三十人在东京留过学，日本法政大学出身的最多，其他有早稻田大学、弘文学院师范科的。其中孟昭常、雷奋等都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出了名的人。钦选议员中也有一些留日学生，比如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汪荣宝、早稻田大学的陆宗舆等。

 

他们的立场并不相同，在清廷面临危机的时刻，各自的选择也有所不同，但东京接受的教育对于他们的选择确实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立宪，革命，那一刻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与宋教仁交情颇深的日本人北一辉赶到上海，目睹出入于革命机关的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当队伍集结起来，准备去攻打江南制造总局时，他发现他们穿的都是立领、铜扣的外衣，这些人几天前可能还在东京神田的公寓里。也因此留日学生穿的这一身衣服被看作是革命服。只能说日语的北一辉在这个人群中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不仅在东京的章太炎他们纷纷回国。炮兵工学校、士官学校、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的中国留学生也有 26 人私自脱逃回国，其中蒋介石所在的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共有 62 名中国实习生，他和张群、陈星枢三个人立即束装回国。1911 年 11 月 8 日，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致函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要求给他们“除队的处分”。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诞生，内阁成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占了极高比例，尤其是各部次长，包括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陆军次长蒋作宾、司法次长吕志伊、财政次长王鸿猷、内务次长居正、教育次长景耀月、实业次长马君武，交通次长于右任虽未留学日本，但也到东京考察过报业。

 

按当时“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次长大多数都是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当然还有法制局长宋教仁，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下面的秘书任鸿隽、张季鸾、吴玉章、雷铁崖这些人几乎都是东京回来的留学生。

 

孙文的就职宣言就是张季鸾起草的。1888 年出生的张季鸾是陕西榆林人，1906 年以官费留学东京，先后在东京经纬学堂、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求学。1908 年，他和陕西留日学生井勿幕、康心孚等一起办《夏声》杂志，出任编辑，并以“少白”“一苇”等笔名发表文章。井勿幕几次劝他加入同盟会，他没有答应，他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他的陕西同乡于右任称他“发愿终身作记者”。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小一岁的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生胡政之，他们都留心报业，最后以办报为毕生志业。经过多年历练，由另一位留日学生、银行家吴鼎昌出资，他们三人于 1926 年在天津盘下老牌的《大公报》，开创了中国报业的奇迹。

 

当他们在东京留学的时代，日本的报业已相当发达，1908 年考察日本的王三让在《游东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路见送报人驰走如风，腰悬铜铃，声铮铮聒耳，按门逐户，无或遗漏。其上流人之阅报者无论矣，即降而贫家儿女及拉人力车者，亦率皆手不择报，口喃喃若读状，推其原因，总由教育普及，读书识字之人多，故能使民智大开，人人有国家思想也。张季鸾、胡政之耳濡目染，熟悉《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这类报纸的版面，接办《大公报》，心中自有尺度。“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即是他们提倡并践行的光照中国报业史的“四不”方针。

 

 

 

二十

 

 

根据日本人佐藤三郎编辑的《民国之精华》所收《中华民国议员列传》，截止 1916 年，国会参众两院的 439 名议员中，有 183 人是留日学生，其中四位正副议长全是留日学生。毕业于法政大学的学生很多，包括汤化龙、陈国祥、王茂材、王烈、尹宏庆、白常洁、田稔……这是个长长的名单，许多人的姓名已不大为人熟知。毕业于明治大学、弘文学院、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的也有不少，还有少数议员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早稻田大学历史馆的展览说明中提及，在民国初年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有 89 位早稻田的校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其中 22 人是清国留学生部的毕业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1906 年预科毕业的宋教仁。湖南平江籍的议员李积芳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是共产党人李锐的父亲。

 

外国报纸曾发表评论：

 

东西洋留学青年，学实业者寥寥，大抵皆法政家，谋归国而得官。于是政党多，报馆多。无官者藉党而可得官；有官者因党而不失官；不得官者藉报以詈官；既得官者倚官而办报。政党也，报馆也，有谩骂者，有狐媚者，无非欲得官而言。

 

这番话虽也道出了某些实情，但没有指出，在民国早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不仅是学法政的，还有大批学陆军的，这些人掌握了实际权力，包括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学法政之外，学陆军是许多学生的选择。学实业的确实寥寥，开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李烛尘，在留日学生中属于异数。

 

范旭东就是范锐，1883 年生于湖南，是范源濂的弟弟，1901 年，他 17 岁那年随哥哥到了东京，先后在清华学校、和歌山中学、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就读，1908 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应用化学。他在日本十年，与梁启超、黄兴、宋教仁等都有来往，最后立下了“工业救国”之志。

 

辛亥革命后他回到中国，1914 年在天津塘沽海边的不毛之地开办久大盐厂，从让中国人吃上精盐开始，再拓展到制碱工业，创办了永利碱厂。李烛尘也是湖南人，1912 年才到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电气化学， 1918 年回国，应范旭东之邀，出任久大、永利的厂长。这两家企业与此后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社一起，合称“永久黄”团体，他们一起将天津塘沽变成了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

 

湖南人蔡锷一心学陆军，终于如愿。连宋教仁初到东京，也想进士官学校，而不是学法政。与杨昌济、陈天华等同时东渡日本的石陶钧回忆，到弘文学院安顿下来，一连几个月“挖达苦西”“阿拉达”的念起来，慢慢的能看日文了——

 

每日努力学课之外，泛滥的涉猎关于文化、革命、科学、战史、战略等书，兴趣骤增，精神尤异常兴奋。……我不习陆军，谁习？……好像我的习陆军与否，便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存亡似的。他也如愿以偿，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1889 年出生的欧阳予倩，1904 年到东京也想学陆军，先进了成城学校。他说：

 

到日本的时候，满心想学陆军，最羡慕的是日本兵裤子上的那条红线。在成城学校做制服的时候，我硬叫裁缝在我的裤子上加一条白线，以为不像兵也要像警察，那裁缝始终不听，当我小孩子，向我笑笑罢了。日本兵穿的鞋子，满底上都钉的是铁钉，鞋面的皮，其粗无比，我每从鞋铺走过，总想买一双，就比其余的同学高明些。但尽管如此，终竟因为眼睛有些近视，没有能进陆军学校，就是短衣镶边和大裤脚的海军学生制服——我最喜欢那个装束——也没法穿上。于是有人劝我学军医，便也可充准军人，但是也没有能达目的。

 

他先后进了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并投身戏剧，踏上了另外一条路。因为他在东京遇到了李叔同。

 

1905 年 8 月，26 岁的李叔同来到东京，正是同盟会诞生之际，但他的兴趣在艺术方面。初到东京，他就创办了《音乐小杂志》，接着办了《美术杂志》。1906 年 9 月，他考入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当时的学名为李哀。10 月 4 日，德富苏峰创办的《国民新闻》即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对他做了报道。在油画之外，他拉小提琴、写诗，还组织了春柳社演艺部。

 

李叔同

 

为了给国内赈灾募捐，1907 年 2 月，春柳社第一次演出《茶花女遗事》，李叔同穿上粉红色的西装，扮演茶花女。虽然欧阳予倩说他的扮相并不好，声音也不甚美，表情动作难免生硬些。而有日本人对他大为赞赏，认为演得非常好，化妆虽然简单了些，却完全是根据西洋风俗的。

 

作为中国第一个话剧社，春柳社在东京诞生。欧阳予倩就是看了《茶花女遗事》加入春柳社的，1907 年 6 月他参与了《黑奴吁天录》的演出，也是作为戏剧家的他第一次粉墨登台。

 

在上野不忍池畔，李叔同做着瑰丽的艺术梦。有一次他和欧阳予倩约定早晨八点见面，欧阳迟到了，名片递进去，他推开楼窗，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

 

李叔同对于音乐、油画、话剧都有开风气之功。三十九岁出家，以“弘一法师”知名于世。由他作词的《送别》传唱至今，曲谱却是源于1907 年日本音乐家犬童球溪改编的一首歌，当时他正在东京。

 

第一个引入学堂乐歌，并使唱歌成为一门正式课程的沈心工，被李叔同誉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1902 年春天，沈心工来到东京弘文学院，11 月发起“音乐讲习会”，向日本音乐家学习，并开始创作乐歌，不少旋律就直接借用了日本的歌曲。1903 年他回国之后，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小任教。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他根据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改编的。他编的几本《学校唱歌集》风行过一个时代，将一系列乐歌带给了中国的小学生。

 

毛泽东少年时代在湖南的小学读书，曾留学日本的音乐老师教过他们一首日本歌：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很多年后，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还记得这首歌。当时正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我也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俄国的光荣和武功的发扬。”

 

进入民国，沈心工那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的歌词改成了：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

敦品励行重节操，道德真紧要。体育功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

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