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摘自《夕照漫笔》下卷）

 

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

—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我在不同场合曾引用顾维钧的话：国家是不能玉碎的。此语来自《顾维钧回忆录》。这部自述较之一般回忆录都客观、冷静而翔实。大部分涉及民国时期的外交，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珍贵参考资料。多年前我曾撰长文略述本人阅读心得。现在着重介绍他关于外交的一些观点，兼及可能从事与列强进行重要谈判的中国代表应有的训练。这是他根据丰富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既有当时的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

外交工作原则：从《回忆录》分散的叙述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必须非常敏锐，注意每一个细节，看看有否隐藏的含义，遇事决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

此话所针对的主要事例是，1919年凡尔赛会议期间，正当中国竭力要求对山东问题做出保留，明确表示如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就不得不拒绝签字时，中国代表团却应会议秘书长的要求，先把代表的私人印章交了出去。要求代表交印章的理由是为了在最后仪式时节省时间，而交出印章的行动造成中国代表已决定签字的印象，当时的负责人却没有考虑到。

2）需要知己知彼。“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中国大多数军人，尤其是军阀，只想了解其对手及可能的敌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点，结果造成毫无根据的希望和野心”。换句话说，往往不自量力，在外交上提出过高的目标。

3）“在外交上不能使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为口号，那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

4）“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3）、4）两点所针对的情况，一是北洋政府时期南方代表曾自行其是，单独与外国签约，更主要是当时的群众运动动辄以“人民外交”的名义对外交代表施压。顾说：“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较突出的例子是，1919年巴黎和会时，中国各种势力都拥到巴黎“观战”，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提出激进的要求，对中国代表团施压，干扰谈判工作。

关于“人民外交”，笔者一向认为应该慎言，不如代以“民间交往”比较确切。“外交”基本上是指国家间关系，此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专业性很强，而且谈判过程在没有结果前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全民都参与，凭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诠释，提出各种“见解”和口号，越是煽动性强越容易博得拥护，误导群众，形成压力。在顾维钧时代已经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在自媒体的今天可能放大不知多少倍。当然不是说外交决策者应当独断专行，相反，正如顾维钧所提，必须“知己知彼”，也就是必须重视真实的资讯，依据客观情况而不是主观愿望，有足够的雅量，集思广益，做出判断。而外交从业者也如顾所说，应只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发言表态，考虑的是对外影响，而不是讨好国内。如果做不到据理力争，至少有对决策者全面汇报真实情况的勇气。

5）“在会议外交中，一个外交家必须时时注意会议讲坛，尤其是世界报刊所代表的舆论。因此老派人士躲避报纸和舆论是大错而特错。”顾比较了各国外交官的训练，认为英、法、荷兰等最好，美国略差，但正在努力发展并保留职业外交人员（按：现在美国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外交官受到严格的管理，必须在外务省和军部之间抗衡，有时过于小心谨慎，不过也正在从传统向现代的风格转变，在与各国交往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外交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团结

不幸，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内部纷争不已，国力孱弱，领导涣散。在此情况下，外交受到国内处处掣肘。发生过驻外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停止内争之奇事。

那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形成《李顿报告》，提交在日内瓦的“国联”讨论。中国外交代表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三人与会，同心协力，力争国际同情中国谴责日本。顾又发挥辩才，舌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获得不少支持。然而当时国内形势虽然号称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实际四分五裂：四川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内战，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军事对抗，北京有帝制复辟运动，还有“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等等。日本乘机大做文章说，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谁是领导。使“将在外”处境尴尬。于是三位中国代表联名于1932年10月发回电报，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争，加强团结，否则他们在外虽据理争辩“但恐徒恃空言，不易生效”。紧接着，根据外交部建议，中国驻外使节又联名通电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措辞更为强烈，其中有“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讪笑。”“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等语。

 他们的外交活动确实有了积极的效果，最后结果相当有利于我国。但是东北抗日斗争节节败退，国土一片片沦丧。而他们收到的国内指示却叫他们予以否认，致使顾自己感到“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无法取信于人。

在这种情况下，颜、郭、顾三人联名辞职，说是“心余力绌，应付乏术”，要求政府“另委贤能接充”。当然这一辞职是不会被批准的。几位代表只好继续“鞠躬尽瘁”。但是如他们辞呈中所提到的，日本已经看透中国政府“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无所顾忌，卒至大举侵略。诚如顾所预言，“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仅此一例，可见当时内政对外交掣肘之一斑。当然绝不止此一例。

至于顾最后10年的驻美大使经历，中心任务就是争取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为此他以自己的外交长才，使出浑身解数，除到处演讲宣传外，还对美国各党各派各部门的内部分歧了若指掌，甚至为亲蒋国会议员起草发言稿，以及代国会议员提出援华法案中有关段落的措辞，等等，做到了任何外交官都做不到的事。

即便如此，蒋还没有给予充分信任，曾认为他争取美援不力，忽派孔祥熙为专门谈判美援的全权代表，以至于顾以一国不能有两个全权代表为由提出辞职（此事因美方不接受孔而作罢）；还有一段时期蒋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而实权仍在蒋手中，使“大使”不知听命于谁，因此他常有“一国三公”之叹。他宵衣旰食，殚思极虑，客观上却是为党派政治服务，正好违背了自己提出的外交原则：“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而且大势已去，他从代表全中国退缩到代表“偏安”一岛的政权。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结论

唐德刚先生著作中说中国一共有两个半外交家，顾维钧算半个。窃意以为此说不公。顾维钧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每一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处百年动荡的中国而涉足政界的知识分子，更难掌握自己的命运，顾维钧也不例外。顾维钧的职业生涯有他的幸与不幸。他本人的爱国心、学识和忠于职守都是没有疑义的。若论个人名位和际遇，他少年得志，起点很高，没有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怀才不遇”之叹。他前期服务的北洋政府，领导很弱，只顾内部争斗，在外交上对他倚重有加，干预较少，因此他反而比一般的外交官有更多的发言权、裁量权，发挥余地较大，应算得幸运。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既有经过艰苦努力，为中国争得权益的业绩，也有不得不经历的屈辱外交。他见证了民国初创到衰败的全过程，经历了多次“城头变幻大王旗”，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他面对无法抗拒的内外势力，与列强周旋，善于提出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对中国最有利的方案，有时强硬，有时妥协，一般说来审时度势，进退有据。其特点是知己知彼，重实际而不凭意气，在内忧外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另一方面，毕竟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顾维钧所处的是一个动荡不安，支离破碎的中国，大多数情况下事与愿违。他自己提出的原则并不能完全实施。以真正为国为民成就的事业计，他的才能和心计多半空抛。

外交官本来就位高而权不重，基本上是奉命行事。顾作为外交界几朝元老，凭的是自己的专业才能，而并未依附个人，很多次在重大事件中，勇于向上力陈己见，有自己的个性。在近代中国踉踉跄跄走向世界，由弱转强的过程中，高级外交官不知凡几，后来者所处世势、国势已今非昔比，但是像顾维钧那样不仅是执行者，尚能有自己的外交思想，在外交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带有顾氏印记的遗产者，应属凤毛麟角。                                                                     

（2018年）

 

资中筠先生最新自选集《夕照漫笔》上下卷，收入其2013-2022年间尚未入集的文章，以及讲座整理稿、访谈记录。全书共两卷、八辑，涉及学术思考、公共话题、私人生活等各个方面。上卷四辑为文化教育、公益与社会改良、闲情与杂感、访谈录，下卷四辑为历史与救国、世界观察、思故人、音乐家园。本文选自下卷第一辑，"历史与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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