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早年漢學家富路德與中國（兼及聖經和合本的翻譯）

作者：陳毓賢

本文摘自壹嘉版學術隨筆集《寫在漢學邊上》。作者陳毓賢是近年來相當活躍的一位學者。她為上世紀早期重要學人、歷史學家洪業所撰《洪業傳》,曾獲2013年度“中國好書獎”,并入選新浪網等多種媒體年度好書榜。她也曾與周質平合著記錄胡適與韋蓮司半世紀情緣的專著,并與白睿文合作翻譯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近日她和白先勇合作的英文版《紅樓夢導讀》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生熱愛中國文化,與漢學家相伴(陳的先生是斯坦福教授、漢學家艾朗諾),生活在漢學圈中,陳毓賢戲稱自己是“漢學票友”,這本書也順理成章地命名為“寫在漢學邊上”。本書中,陳毓賢從親身經歷和第一手資料出發,描寫、記錄她所熟識、了解的一流漢學家們,如韓南、司禮義、柯立夫等,以及胡適、趙元任等中國學人,和燕京大學教授群。她與眾不同的私人化視角,使我們能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去了解漢學家們,以及他們所從事的研究。

美國的漢學起步比歐洲較晚,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真正開始,但 1943 年紐約出版了一部《中華民族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馬上贊譽如潮。此書把中國史置于世界史的語境中,特別關注中外物質與文化的交流，胡適評它爲“西方語言最優秀的中國史著”，楊聯陞亦認爲西方對中國的綜合論述中它是非常出色的一種，出版後即被譯成多國語言。

這七十年來世界歷經劇變,中國曾天翻地覆,學術風尚亦幾度轉向,此書的1948,1951,1959,1969 版有些修訂,從最初的260 頁增至 295 頁,當代史一章有較多的改動,但最後一次重印是2007 年。現在雖然已經沒有當教科書用了,仍有電子版銷售,可謂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足見作者一開始便能夠 去蕪存菁,心平氣和地審視中國歷史與文化。

此書的作者全名是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中文是富路德,姓富是因他父親叫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清末到中國傳教時,姓名直譯了Goodrich。

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艾朗諾八十年代到加大聖塔巴巴拉校區教書,是接替富路德一位遠房親戚的位子。歐美人習慣一個家族姓名傳代反複使用,他也叫 Chauncey Goodrich,同事白先勇笑著告訴我，這溫文儒雅的老先生人如其名,又 good 又 rich。

富路德爲人相信很低調,沒聽過他有轶事在漢學界流傳,我也不認識他,對他的家世倒相當清楚,因爲他有一位住在聖塔巴巴拉的侄女多蘿西娅· 科里爾Dorothea Smith Coryell,晚年寫了兩本書:一本只有打字稿,叫《中國愛的呼喚》(Love's Call to China: The Story of My Grandmother, Sara Clapp Goodrich), 講她的外婆,即富路德的母親,複印了一本給我;另一本講她自己和家人在中國的生活,叫《小老鼠人在中國》(Small Mouse Person in China),因她年輕時在北京常表演一段“小老鼠上燈台”的舞蹈,被鄰裏的孩子稱爲“小老鼠人”,排印了送親友。

富路德的祖先是十七世紀初在英國受宗教迫害,乘 “五月花號”帆船移居美洲的,算是開國望族之一,但世代在麻州西部務農,並不富有;像美國東北一般主流人家,屬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公理會在基督新教中是比較溫和開明的宗派,每地方的會衆自組教會,自行表決教條和崇拜儀式,以民主方式推選領導及聘任牧師;特別熱心辦教育,哈佛耶魯以及在麻州西部的威廉斯學院等都是公理會教會創辦的。

富善受了虔誠的母親的影響,從小立志做傳教士,中學畢業做了四年小學教師儲夠錢上威廉斯學院,以優異成績獲得學位後,相繼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及麻省安道弗學院深造。二十九歲得公理會支持,帶了新婚妻子前往中國,到達不久遇上華北大饑荒,就和幾位教士一邊赈災一邊傳道,同時在教會學院教書,又在通州設立了個公理會神學院。他平時穿中國長袍,因有語言天賦,又特別勤奮,公認是傳教士中北京話講得最好的人,撰有《中英袖珍字典》和《官話特性研究》。

富善信裏說他用一本八種語言平行的大《聖經》。美國較好的中學都教授時髦的法文以及拉丁文,因拉丁文是西方的“文言文”,而法文是個外交通用語言。他在大學裏肯定修了十九世紀的學術語言德文,也許也選過梵文,因梵文被視爲印歐語系的老祖宗, 若對比較宗教有興趣,想研究印度教或佛教的話,更要修梵文。他上神學院須修希伯來文、阿拉米語、和古希臘文,因基督教《聖經》本來是用這些語言寫的。 那時《聖經》已有各種中譯本,包括數種方言,1881 年各宗派感到應有一本大家可共用的語體文版本,富善受過頂尖的語言訓練,官話又講得好,便被推舉和著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 與《官話課本》的長老會教士狄考文 (Calvin Mateer 1836—1908)負責主持此項浩大工程。《和合本新舊約全書》1919 年終于出版,正好趕上白話文運動,對推動白話文很有功勞。

《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经25年努力接近完成时，翻译修订小组约1919年摄于北京，后中为富路德的父亲富善。Judy Boyd提供 

富路德的母親莎拉(Sara)是美國中部威斯康星州一位公理會牧師的女兒,她兩個姐姐當過教員,婚後就專心顧家了,還有一個姐姐中學畢業就結了婚。莎拉則到石渡口女子學院(Rockford Seminary for Women, 是Rockford University 的前身)讀大學,不想結婚,夢想周遊歐洲各國,快畢業時聽聞教會需要一位單身女士到中國張家口向婦孺傳教,感到自己蒙了“呼喚”,求上帝給她一個征兆證實。後來辦社會福利而獲諾貝爾獎的簡 · 亞當斯(Jane Addams,1860—1935)在此校比莎拉低三班,有個同學不小心把化學品濺在身上著了火,她們兩人都在場。亞當斯手足無措,莎拉則馬上抓了床被把同學裹住滅了火,過後慶幸自己有能力隨機應變,深信這就是上帝給她的征兆。家庭富有的亞當斯本來看不起這所學校,一心想到東部的史密斯學院念醫科,無奈父親不准,經此事也作了反省,檢討自己精神渙散,應該在任何環境下都須正視現實努力上進。

1923 年,六十多歲的亞當斯環球講演到了北京時,兩位老同學曾有機會重聚。莎拉到中國的決定遭受父母反對,母親不放心她一個單身女子到沒有西方醫療設備的地方居住,父親則覺得她生性愛交際,不宜到偏遠地區,並且相信《聖經》裏《啓示錄》的預言——世界末日——快應驗了,不必多此一舉。她說服父母的信上說:

“你們反對的理由都在我預料之中。依我收自張家口的信看,那裏的人是很可親的。父親說我愛與人交往,怕我找不到談得來的朋友,那麽我應該打聽在那邊服務的傳教士究竟有什麽人,是否會和他們合得來。如果我去的原因是我在此交不到朋友,郁郁不樂,我到那邊也必定郁郁不樂。其實我在這裏很快樂......父親信上說耶稣就要來,不用傳教了,我讀了不禁失笑。他若有機會和我一起聽課,就會知道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就不會把這當爲藉口......也許你們不相信我甯願單身到這異教(heathen)國度。事實上我生性不愛依賴別人,愛獨立。男人一般都不喜歡有自己想法的女子,不喜歡受妻子挑戰,而要妻子全然信他,才感到自己是大男人;最喜歡女子需要他呵護,以他爲主,而不喜歡辯駁他的——除非他樂意讓妻子帶頭,依賴她,以她爲榮,這種情形很稀罕,我在這鎮上只見過一例......我並不討厭男人,有些男人我很敬佩,但從不覺得有任何一個與他共同生活會特別快樂。我堅信上帝造我這樣子是有旨意的。”

Heathen 常被譯爲“異教”,其實和現在“邪教”這字眼比較相近,有很重的貶義。莎拉的姐妹說她們最看不慣一些傳教士的寒伧相,她就應允她們她在中國每晚必定把頭發用夾子卷起,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莎拉“天生我才必有用”這意念到了中國很快便受挫。來自美國中部小鎮的她,不習慣中國街道的喧囂,到處都是各種不可名狀的氣味;出門常有一大群乞丐跟著她呼叫:“洋鬼子!洋鬼子!”買東西時須討價還價,生恐被騙;而中國婦女在教堂裏唱聖詩居然是大聲喊的,對傳教士的一切非常好奇,問她爲什麽她頭發是卷的,穿什麽內衣,卻把她當爲異類,不留心聽她要傳的信息。中國人讓她贊賞的,唯有尊老的態度和穿的绫羅綢緞。唯一令她感到安慰的,是自己憑有限的醫藥知識治療了幾個中國孩子的小病痛;北京使節人員入時的裝束卻讓她羨慕不已。

我們讀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外傳記,往往驚駭于當時的人動不動便夭折或早逝——因醫學沒有現在這麽昌明,青黴素和抗生素尚未發明,人口卻已經很稠密了,時疫常卷席而過,婦女死于流産或産褥病更是稀松平常。1879 年秋四十三歲的富善,和剛到達中國二十四歲的莎拉相遇時,已經死了兩個妻子。莎拉很漂亮,富善一見鍾情,稱她爲“公主”,說因莎拉希伯來文是公主的意思。他數月間藉故從通州到了張家口數趟,第二年春便在長城上向她求婚。她猶豫了三天答應了,寫信給摯友辯白:“你聽見消息沒有?我要結婚了。我本來沒有這念頭,然而實在情不自禁......他那麽善良,聰明,而且那麽愛我......一個衆人尊崇的男士,比我年紀大......生命充滿挫折,害他頭發胡須都白了,像個詩人,但也很實際......我不要你以爲我是爲結婚而結婚的。”

富路德（中）与其父亲富善、母亲莎拉、以及大姐葛丽丝（右立）和早逝的二姐，1903年摄。富路德的外甥孙女Judy Boyd 提供

莎拉婚後雖然多病,卻更加緊學中文,路過的“中國內地會”傳教士和中國人同吃同住讓她很慚愧,夫婦倆招待了兩位受過高深教育的瑞典人,辭行時富善對客人說:“你們轉身招待別的傳教士便算謝了我們,機會多得很。”客人說:“我們不會有自己的家的,到了一個地方,有中國人信基督,便到別的地方去。”莎拉說:“可是信基督只是個開始,教他們怎樣做基督徒是個緩慢但更重要的任務。”他們回答:“那要中國人自己去摸索了。”莎拉以前討厭《聖經》說人必須“溫柔謙卑”,現醒悟基督徒除了必須堅強外,還需要溫柔,學基督寬恕人。通州的中國信徒發起了個反纏腳的會,推選莎拉爲會長,讓她很激勵,對中國人的尊重與日俱增。那時北京城裏早已經有公理會教士辦的貝滿女中,她在通州辦了一所富善女子學校。

歷經數次流産,莎拉婚後七年終于産了個男孩,但嬰兒不到一歲便因痢疾夭折。次年生了個女兒,名爲葛麗絲(Grace Goodrich),再生了個後來因糖尿病未成年早逝的女兒,富路德是老四。

葛麗絲出生後,莎拉乳房腫痛不能餵奶,有個叫愛新覺羅.全耀東的旗人,是富善最早說服的信徒之一,說他的妻子也生了個孩子,奶很多,足夠兩個嬰兒吃,葛麗絲便吃全太太的奶。莎拉自此視全耀東一家如自己人。富路德 1923 年在北京舉行婚禮時,花童是兩個外甥女,穿起小禮服捧戒子的就是全耀東的孫子。

庚子年,富路德還不到六歲,義和團打到通州來了。富路德晚年向多蘿西娅回憶說:

春天就聽聞山東動亂。不久成千的拳民在通州郊外聚集,我們聽到團練的聲音,有時見到他們。有一天,我十一歲非常愛動物的姐姐葛麗絲,到父親教書的華北學院途中,碰到一位拳民使勁地鞭打一匹馬,便訓斥他。他大概看到這位黃發小孩說道地的中國話很驚訝,沒什麽反應。通州的傳教士決定到北京避難,請求駐紮在美國使館的海軍陸戰隊護行,得不到回應。北京公理會的梅子明(William S. Ament) 牧師毅然私自找了十五輛騾車,在通州又加了五輛,帶我們踏上運皇糧的路奔往北京。母親仍巴望海軍陸戰隊來救援,飯桌上留了一大盤父親種的新鮮草莓給他們。

我們在北京的衛理會教堂住了數天,離東交民巷使館區不遠,在這叫“半圍困”時期,照顧我的女仆人正幫我穿衣服,和我一起玩慣的通州小朋友 Donald Tewksbury 突然哭著跑來說:“快跟我到城牆上看,我們在通州的房子和學校被火燒了!“衛理會教堂沿北京內城城牆而築,我們爬上去看火燒。我雖小,但也明白這意味什麽:就是我父母親和其他人多年辛苦向美國朋友募款所營造的建築物,積累的書籍以及其他珍惜物件都付之一炬了。

外務府派人來說可護送所有的外國人安全到天津,但中國信徒必須留下,意思要我們遺棄跟隨我們逃難的男女大人小孩。我多年後才領會母親和其他傳教士那時心靈的掙紮,這些他們遠渡重洋來教導和幫助的人,怎忍心讓他們落到拳民的手裏?聽見德國公使被中國士兵殺害,大家便感到官方的話不可信,議決讓中國信徒和我們一起存亡,結果一同渡過艱難的 58 天。有一枚能量耗盡了的子彈射到我耳朵上,但仍然燙手,我捧了跑去給母親看,她緊緊地擁抱我。

父親在使館區裏的責任之一是監督屠殺性口供應肉食——主要是騾和馬。幸虧馬不少,因爲各國的使館人員都喜歡騎馬,並且常舉行障礙賽馬會。使館區被圍困前有個賽馬會剛結束,許多馬被領入使館區內,大多是蒙古小馬。父親有一次帶我坐在他膝蓋上看,一只只英俊的牲口被領上去讓一位士兵用槍擊斃。此後我吃馬肉便覺得索然無味,即使拌有咖喱和米飯。

時而子彈紛飛,大人喊我們小孩躲進禮堂,但裏面的媽媽們正在掃地,急著繼續縫沙袋,吆喝我們出去。我們跑來跑去,累了便到有草席掩護的溝裏玩。記得突圍後母親和一位來救我們的美國兵聊起來,發現他居然來自她的家鄉。又記得看見一位俄國兵見對岸有個中國農民,拿起槍瞄准了把那相信是完全無辜的人射斃。我若還不懂戰爭是什麽一回事,此刻明白了。”

當初美國公使見教士們帶了一群中國信徒進使館區時,生氣地說:“這些中國人怎麽辦?帶進來和我們一起餓死呀?”但也虧有這些中國信徒幫忙縫沙袋,搬磚頭,使館區才得以抵禦了拳民的圍攻。

各國派來的救援兵進了城到處搶劫。富善一家乘船到天津,再渡海到日本, 然後到美國住了三年,回到通州時,教堂和學校已得庚子賠款重建。沒有被殺害的中國信徒住在一條叫複興莊的地方。次年富善被聘爲協和神學院的院長,他們便搬到北京城去,此校即燕京大學神學院的前身。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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