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大約100年前,胡適感歎道:國人與國人第一次見面,就打量對方的身份,身價,然後再選擇,是給對方跪著,還是讓對方給他跪著。
令人唏噓不已的是,100年過去了,國人卻像是穿越到了更加久遠的古代,滿耳朵聽到的都在強調「定於一尊」。這分明是要把國人統統的「定於卑微」嘛!所以,我們不禁要問,這種醜陋的「身份認同」為什麼會一再的發生呢?
梁武帝見達摩是《五燈會元卷一:東土祖師》中的第一個公案,發生在大約1500年前。 武帝問達摩: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 祖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以無功德? 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行,雖有非實。
梁武帝見達摩最緊要的事情是想確認一下,自己搞了很多「造寺廟,寫佛經,度僧人」的「偉大事業」是否有很大的功德? 是否有助於穩固自己的皇帝寶座? 贏得「千古一帝」的美譽? 這就充分說明,即使是坐上了“一尊”的位置,依然會有恐慌和焦慮,需要不斷的為自己“貼金”,不斷的弄一些“功德”來強化自己的“身份認同”。
我們每個人都有“身份認同”上的恐慌和焦慮,會身不由己的加入到由“性別的身份認同”,“種族的身份認同”,“文化符號的身份認同”,以及政治黨派,甚至是學術流派的身份認同而帶來的競爭與衝突之中。 而當我們受夠了的時候,就會選擇“反叛”,試圖逃離自己的“身份”,或與相同身份的人群對著干,來宣告自己的新身份,但這無疑還是一種“身份認同”。 因此,“身份認同”必定是個悖論,表現在目的是尋求穩定性或存在感,或尋找人生的意義,或尋求逃離,而得到的卻是沒完沒了的衝突與焦慮,甚至是仇恨。 但我們卻難以走出這個悖論的陷阱,一代又一代的“一尊”們更是爭先恐後的衝進這個陷阱。
達摩當然知道這是個陷阱。 因此達摩勸說道:造寺,寫經,度僧這一類的功德是“雖有非實”。 意思是,那些個“功德”,“身份”,“圈子”,“權力”都是“相對的有”,而並非是“絕對的有”或“實有”。 達摩區分“相對的有”與“絕對的有(實有)”的用意在於提醒我們,無論我們抓取多少“相對性”的事物,獲得多麼了不起的“身份”和“美名”,都不過是在收集“相對性”,如同把一堆“零”加在一起,結果還是“零”。 這裡的關鍵不是在否認「相對性」的作用。 就像“零”也是有作用的一樣,離開了“零”就不會有數學,就不會有數字經濟。 但無論“零”多麼的重要,多麼的有作用,一堆「零」加在一起還是零。一堆智商20的人加在一切,總的智商還是20。 因此,如果看不到“身份認同”在有作用的同時又是相對的,完全不會提高個體的智商,也不會提高整體的智商。則我們就會認認真真的把自己置身於一場沒完沒了的,尋求“身份認同”的,努力把一堆“零”加在一起的,充滿了悖論的“身份認同”之中。
那麼,為什麼「功德」和「身份」,「權力」和「美名」是相對的呢? 達摩用“有漏之因,如影隨行”來說明。 這個“如影隨形”其實就是我們上回講的“二元對立”,或“二元分別”。 指的是概念,或理論,或事物都具有「二」的特性,也就是具有相互依赖的循環論證的特性。譬如我們熟悉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爭鬥。唯心主義認為“心”是“實有”的。 唯物主義則認為“物”才是“實有”的。 兩邊相互對立,相互否定。 但兩者的真實狀態卻是,當唯物主義者否定「心」是「實有」的時候,是什麼在做出這個否定呢? 不正是唯物主義者的「心」在做出這個否定嗎? 而當唯心主義強調“心”才是“實有”的時候,他們實際是在承認“心”具有物質的屬性。 所以,這是一種“如影隨形”的遊戲,“心与物”的循環論證的遊戲。能明白這一點的,佛法稱之為了悟了“無二的智慧”(Non duality),也叫“不落兩邊”,或“離於邊見”。
而「有漏之因」則再次表達了事物的真實狀態是處在“相對性”之中。 “漏”表示缺陷,流失,虛假。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就是後世對梁武帝追求“功德”,大搞“身份認同”,最終逃不出“相對性”而落得如夢如幻境地的感歎。 這說明“相對性”與“夢幻”,“虛假”,“失望”具有相同的特性。
然而,“身份認同”的這種真相或真實狀態卻被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所遮蔽了,主流世界觀塑造了我們只會“二元對立”或“二元分別”的去看待事物,並習慣於按照“排中律”的邏輯去抓取某種“身份”和某種“功德”,同時排斥或打擊另一種“身份”或“價值觀”。 這使得我們無法平等的看待事物,無法看到這個世界“無二”的真相。 無法接受在「二元對立」的相對性裡面並沒有一丁點兒的「實有」。相反,我們只要一聽到“這個是相對的”,便馬上要去尋找“絕對”。 一聽到達摩說“雖有非實”,就會去想:一定有一個“實有”存在於世界的某處,還沒有被我們發現,還有待我們去努力。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 祖曰:凈智妙圓,體自空寂。 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果然,當梁武帝聽到達摩指出,那些個“功德”,“身份認同”是“雖有非實”的時候,“二元對立”的習性便立刻認為佛法的目標是追求“絕對”或“實有”,是要去戰勝相對性,或打敗“無常”,成為“不死”的英雄,成就不朽的“真功德”。 武帝會這麼想,我們也會這樣想,很多學習佛法的人也是這麼想的,他們會去推崇佛法的“無我”,“解脫”,“功德”,“福報”等概念,並被這些概念所吸引,會像梁武帝一樣大搞佛教徒式的“身份認同”。 但達摩卻堅持要向武帝傳達「無二的智慧」。
達摩說,所謂的「真功德」是「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這個「淨」字可能是佛法中出現最多的字了,也最容易被習慣了“二元分別”的我們所誤解。 譬如《維摩詰經》雲:“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這在我們“二元對立”的習慣看來,這是在說“人心”是肮髒的,需要清洗乾淨了才能看到佛土。 這就已經落在了「臟與淨」的「二元對立」之中了。 再譬如,我們會把佛法的“清淨”理解為要我們遠離世俗的喧囂,或選擇“躺平”,去過一種“佛系”的生活,而把佛法的“清淨”與“繁雜”對立起來。 總之,我們很難跳出“二元對立” 式的答案,而其中的關鍵是因為我們對於“無二” 或“心的清淨相”非常陌生。
我們在上回提到了“心的光明相”或“心的清淨相”。 它所表達的是“心”具有光明般的照亮萬物,並同時照亮自己的“自明與自證”能力。為什麼我們要一再強調「自證與自明」呢?在我們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從定義什麼是“真實存在”或“起點”的特性開始,我們列舉了為什麼科學家同意“起點”的特性必須是“自證”的理由。但同時,科學家們又指出,學科的“起點”是一個假設出來的“自證”,而並非是真正的“自證”。 由此,尋找真正的“自證”就是關乎“看到真相”,看到“起點”,看到這個世界和生命之真實狀態的重要事情。 這對於接受過科學訓練,喜愛理性和邏輯的現代人而言並不會感到難以下嚥。
然而,當佛陀指出“心”具有“自證”或“自明”的能力,並進一步指出“心”的本性就是“自證”或“自明”的時候,等於是告訴我們,我們只是看到了“心”向外投射,照亮萬物這個相對的面向,而並沒有看到“心”同時照亮自己,同時即做主觀又做客觀的圓滿面向。 這就是現代人相當陌生和難以下咽的地方。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對於“心” 同時即做主觀又做客觀的“自證”面向缺乏體驗(經驗)或“認不出來”,或“不認得”。
所以,為了能夠幫助某些具有“大乘根器”的人直接的去體驗“自明與自證”,快速的去認出“心的光明相”或“心的清淨相”。 佛陀繞過了繁雜的哲學討論和冗長的邏輯分析,傳授了直接認出和直接體驗我們生命本來狀態的方法。 據說,這就是禪宗的由來,《五燈會元》對此有一段著名的“佛陀捻花微笑”的描述: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諸摩訶迦葉
這裡的“不立文字”並非是不運用概念和語詞。 而「教外別傳」的「教」也不是指宗教或教派,而是指「宗義」或哲學。 意思是繞過複雜的哲學討論,或繁雜的邏輯思辨而“直指心性”。 這類似於不從“程式設計原理”,或從“編譯器”,“指令集”入手來瞭解“計算機”,而是直接讓你體驗到“電腦”或“心”的神奇功用。 達摩所呈現的正是佛陀教授的這種方法,整個《五燈會元》呈現的也是這個方法:首先是指出“心”的定義,它包括了我們的意識,感知,感受,思維,情緒等人類獨有的東西。 之後是指出我們有“心”,且我們每分每秒都在使用“心”,而“心”的本性是“自證”,是自己證明自己,自己依賴自己,自己延續自己,因此,任何其他的東西都無法停止“心”,或毀滅“心”。 而能夠體驗到“心”具有如此不可思議的能力,或明白到“心”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寶藏”,那就是禪宗所說的“悟”。這一部分佔了《五燈》相當大的篇幅。
“悟”了之後,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討論,如何完整的使用“心”。 就好比教我們怎麼玩電腦。 禪宗大師們對此有個形象的用語叫“會嗎?”。 很形象的表達了如何使“心”超越“二元分別”,超越“主觀與客觀”的狹窄地帶,而任運“心”同時既做主觀又做客觀,玩的很嗨的那種生命狀態。 但這一部分又是相當怪異和陌生的。 因為我們狹隘的生命體驗對於沒有條條框框,破除了一切理論和世界觀,甚至超越了概念和語詞的生命本來狀態完全陌生,非常的不習慣。 所以,我們通常會聽不懂這些“高手”在交流什麼? 他們在表達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像被“貧窮”限制了想像力的乞丐那樣,只能想像富人的生活是每天可以吃到白面馍馍。 所以,這一部分是需要我們有勇氣去粉粹概念,或像兒童一般的沒有概念的束縛,而飛快的去掌握電腦的運用那樣,去掌握運用“心”的技能。
然而,我們“二元對立”的“心”不但像乞丐一樣缺乏想像富人生活的能力。 甚至會認為我們根本就不配擁有如此美妙的生活,甚至還會對描述富人生活狀態的人產生恨意和不屑。 武帝與達摩接下來的對話印證了這一點,
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祖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 祖曰:不識。
被“二元對立”習性所控制的武帝,繼續糾纏在“二元對立”的概念之中,繼續在“相對性”裡面撈來撈去,希望能撈到絕對的東西,繼續問達摩什麼是“第一”?。 而達摩則堅持要向武帝傳達「無二的智慧」。 達摩說“廓然無聖”,廓然表達的就是空寂。 意思是,在那個“體自空寂”的實相上,或生命的真實狀態上,並沒有“聖與凡”,“第一或第二”這些“二元對立”的相對概念。 武帝這下火了,高聲喝道“對朕者誰? ”。 而達摩不為所動的回答道“不識”。 這個“不識”用的很妙,它表達了“無二智慧”的那種不去分別,不抓取概念,不被外境所打擾的安住於“自證與自明”的“無二”狀態。 這對於依然處在“二元分別”之中,並急於為自己貼上“功德”和“聖人”標籤的武帝而言無異於嘲弄,完全無法接受。 因此,這場帝王問道的表演也就草草的收場了。
當達摩出離“無二”的狀態,“祖知機不契”。 達摩明白“直指心性”的教學方法沒有碰到對的那個人。 為什麼說武帝不是「對的那個人」呢? 從史料里我們可以得知,梁武帝從小就接受經史教育,其學術成就相當於博士,院士,或學術領袖的級別。 這使得武帝養成了強大的“二元分別”的思維習慣。 要想打破這種思維習性,其中一個方法是指出悖論。 這需要碰到像前面所介紹的長爪梵志,羅素或休謨那樣的人,他們明白“悖論”是什麼意思! 同時,他們也有勇氣直面悖論,可以如實的思維和討論悖論的人。
當然,由於“實相”是“不二”的。 因此,高超的邏輯與思辨的能力也並非是瞭解“實相”或“實有”的唯一途徑,這在禪宗六祖慧能的身上完美的展現出來。 慧能大字不識,更沒有博士或教授的學術頭銜,但他卻能直達“心的本性”,證得了超越“二元對立”的圓滿真相,或看到了這個世界與生命真實的全貌,是“直指心性”教法結出的璀璨成果。
而達摩之所以堅持與武帝討論世界觀問題,堅持討論什麼是相對的“假有”?什麼是“實有”?而不是支援武帝去建寺廟,號召更多的人出家,讓全國人民都吃素,或去配合皇帝的“合法性焦慮”而大搞“身份認同”,去強推“定於一尊”。 其原因恰恰是要契合武帝的“高級身份”。因為,凡是站在了高位,手握權力,或哪怕是一個企業的領導人,他們最重要的特質是異於常人的看到真相的能力,這才不會把人們帶入悖論的陷阱,把國家或團隊帶到溝里。即使是一個網路上的“意見領袖”,都不應該去強化“二元對立”的“身份認同”,去炒作“這個圈”與“那個圈”的高下,在“這個粉”與“那個粉”之間相互鄙視。 因為,這會導致他們失去“領袖”的身份,而淪落為胡適口中的“國人”,停留在要求別人“跪下”,或主動“下跪”這個醜陋的“身份認同”上輪回,而浪費了自己寶貴的競爭力,浪費了自己本來具有的“真功德”。
在經歷了數年的等待之後,達摩終於遇到了“對的那個人”,禪宗二祖慧可。 由此,《五燈會元》為我們展開了中國禪宗第一位承接達摩的教法,跨越“二元對立”,證得“無二”的人生畫面。 我們要下回接著聊。
美國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