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介入政治的成功者：成汉宰相范长生是比张角张鲁更厉害的角色

汉魏六朝时代，道教深度进入政治领域，先有张角的黄巾起义，后有张鲁的割据汉中。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真正成功的道教领袖，只有一个，就是范长生。

范长生是西晋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是四川割据势力成汉政权中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官至丞相，其崛起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既有家族背景的支撑，也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和在乱世中的抉择息息相关。

范氏家族原本是益州南部涪陵郡（今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的豪族，世代拥有自己的私有武装力量——部曲。蜀汉后主延熙十一年（公元248年），涪陵郡发生叛乱，蜀汉朝廷平定后，为防止再次生变，将包括范氏家族在内的五千余户涪陵居民强制迁徙至成都。这次迁徙虽然使范家离开了故土，却也为范长生日后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埋下了伏笔。

后来，年轻的范长生到青城山当了一名道士。

躲在山上修道，也让范长生避开了蜀汉姜维北伐中原，穷兵黩武对百姓带来的伤害。正暗合“居善地”的道教无为宗旨。

作为一个蜀汉本土豪门范家的子弟，范长生的文化素养，政治眼光，财政实力，以及背后的家族支撑，让他甩开其它平民出身的道士，在蜀汉的道教世界中快速崛起。

根据宋代祝穆《方舆胜览》记载，早在蜀汉时期，范长生就已颇有名气，甚至受到了后主刘禅的赏识。刘禅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但范长生婉拒了。即便如此，刘禅仍然对其非常敬重，并封他为“逍遥公”，更将范长生的宅邸改建为道观，赐名“长生观”。这表明，在蜀汉时期，范长生已是一位受到朝廷认可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道教人士。

蜀汉灭亡后，天下大乱，巴蜀之地也未能幸免。

连年的饥荒使得民不聊生，大量流民涌现。范长生凭借其在蜀汉时期积累的声望以及在青城山的宗教地位，开始收留和救济这些饥民。他组织他们开垦荒地，建立聚居点，以道义教化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稳定社群。范长生的行为与汉末在汉中以五斗米道著称的张鲁颇为相似，都是通过宗教力量凝聚民众，形成地方势力。范氏家族的实力也随着范长生在青城山影响力的扩大而日益增强，到李家起义反抗西晋，李流占据郫城之时，范长生已经拥有千余户人家的追随。

范长生在青城山的崛起，自然引起了当时领导流民军在蜀地活动的李雄的注意。经过多年的战乱，李雄深知，仅仅依靠流民的力量是难以长久立足的，必须获得当地土著的支持。在徐舆的游说下，范长生最终决定与李雄合作，给缺乏粮食的李雄提供了大量的粮食。

他的支持对于当时面临困境的流民军来说至关重要，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李雄深知范长生在蜀人中的威望，甚至一度想推举他为君主，以缓和流民与本土势力的矛盾。然而，范长生认为自己并非领导流民大军的最佳人选，便巧妙地借助自己的宗教身份，宣称“天意”属意于李雄，并劝其自立为王。

这又是一招神来之笔。

范长生是地头蛇，李雄是强龙，对于李雄的试探，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坐力不能及的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范长生真的当了成汉的皇帝，估计用不了多久，自己的脑袋就会被李雄的儿子们砍掉。

但是做宰相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雄的起义军严重缺乏管理经济的人才，也缺乏在蜀地地主士大夫中的威望，成汉政权要想立足，离不开范长生的支持。

所以他的地位，安如泰山。谁当皇帝都离不开他。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范长生从青城山来到成都。同年六月，李雄正式称帝，建立大成（后改称汉）政权，改元宴平，并任命范长生为丞相，加封“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范长生还获得了极大的经济特权，其部曲免除军役，土地免除赋税。

范长生其实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诸侯，青城山地区的土皇帝，同时却执掌了成汉的行政大权，可以说是双赢，他一个人赢两次。

远比自己独立抵抗成汉，或者简单投降成汉，都要更好。

同时又避开了成汉内部惨烈的权力斗争。保存了自己的独立性。

范长生的崛起，标志着六郡流民上层、汉族大地主与蜀中本土大地主的合流，共同构成了大成政权的统治核心。他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与西晋的贵族王公并无二致，体现了大地主特权在新政权中的合法化。

值得一提的是，范长生在蜀地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政治层面。晋朝谯秀所著的《蜀记》中，将范长生列为“蜀中八仙”之一，与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张道陵、李八百、严君平（严遵）、尔朱洞等历史名人并列。此外，在“青城五隐”的说法中，范长生也位列其中，同薛昌、勾符台、张愈、杨慎一同被视为隐居于青城山的贤士。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范长生在蜀地人民心中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位权倾朝野的丞相，更是一位被后世敬仰的宗教人物和地方贤达。他的经历，是蜀地地方势力在动荡年代崛起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句话，这个老范狡猾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