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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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晚上，韩国总统尹锡悦6小时的戒严，震动全球，成了这几日网上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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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想起了35年前神州大地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戒严。中韩两国种族相近、山水相连、历史相关、文化相通，为何戒严的结局如此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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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是民主体制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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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扯了！韩国总统结局大都不好，尹总统也不例外，为何其它民主国家没有此种现象？还有我们同胞割据的那块地方，自称是民主国家，就有执政党议员公开为尹锡悦叫好与惋惜；再有对同党郑文灿、异党党魁柯文哲的整肃，怎么看也是对岸反腐的翻版。还有灯塔国老总统近日特赦了他的儿子，怎么看也不如专制中国2000年前，那位新朝开国皇帝王莽，人家还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亲自下令处死了杀死家奴的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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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了几百年，不如2000年前专制中国，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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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戒严问题，有人分析道，韩国此次戒严如此短暂、惨淡收场，成了笑柄，主要问题是尹锡悦对议会和军队的掌控不够，这说到了点子上。他当选本来就是惨胜，议会反对党过半，不可能掌控。一个检察官出身的总统，在军队毫无人脉，光靠几个同学，关键时候，有几个人可以为其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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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中国，人家邓大人20几岁就发动百色起义；共军五大主力之一的二野，人家是监军；淮海大战时二三野共同作战，人家是总前委书记，一把手；二次出山后，又是总参谋长。这样的资历，在山头林立的一代军头中也属翘楚，元帅级人物。就这资历，尹锡悦提鞋都不够，还敢戒严，胆子太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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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队及宣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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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大人级别、资历都够，但当时还是有杂音出现。名义上的一把手 - 总书记及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因为政见不同，软禁至死；常委胡启立被罢官，后来虽复出，也只是部级；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戒严大会上，说出了“我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大意）”，似乎也不完全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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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将领方面，也有“万岁军”38军长徐勤先因为拒不执行军令被免职，后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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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口，中央台新闻联播播音员薛飞、杜宪，在播出节目时着黑衣、出悲声，后被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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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震惊的是，昨日在六四著名反贼名单中发现了胡锡进、金灿荣和孔庆东（曾任北大学运筹委会主席）的名字，这可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叼盘”式人物。可见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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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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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大常委会相当于国外的议会，当时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万里。
1916年出生的万里是抗战时期就已经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解放初期已经成为中央级领导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万里的政治生命伴随邓大人起伏，曾经两次被打倒和复出，直到1977年出任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
正是在安徽时，万里因为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而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当时官方媒体曾以“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所谓民间传言树立万里和赵紫阳为八十年代改革时代的两大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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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万里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同年，他在党内公开倡导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他说：“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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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学运爆发时，万里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在运动初期，他没有什么个人言论表态。5月10日，他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6月20日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把与学运有关的游戏示威问题列进了议程。两天之后，他离开中国前往北美进行预期21天的长期国事访问。就在他启程的第二天，学生开始绝食。
万里在访问加拿大时表示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行为，这明显与与一个多月前“人民日报”社论不同调。
戒严之后，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等曾寄希望于人大以最高权力机构的名义仲裁最高领导层的分裂。他们征集委员签名要求万里提前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戒严问题。首都联席会议在讨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时，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或者6月20日的常委会均成为关键性的时间因素。
5月23日，万里的确提前回国。北京的学生组织人员前往机场迎接但扑空。万里的专机降落在上海，他并没有立刻回北京。据说由即将就职大位的江总在上海亲自接机。四天之后，万里终于打破沉默，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戒严。于6月9日，万里才公开露面，陪同军委主席接见戒严部队军官。
戒严能否成功，一把手在军队和议会的人脉至关重要，尹锡悦资质太差，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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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可比性。原本两个体制不同，国民和军人素质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