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新版“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等甚至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照他们的说法，文革中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简直就是新版的“西安事变”。

武汉“七二〇事件”曾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1.概述

 

“七·二〇事件”又称“武汉事件”，是一起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湖北武汉，部分群众组织围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秘密抵达武汉，试图解决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对立的问题。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相当于中宣部长)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抵达武汉，二人倾向“工总”一派，引发“百万雄师”一派不满。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一派数百人（多数为军队士兵）冲入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带走，要求其回答问题。当日上午，“百万雄师”数万人乘汽车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和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局势混乱。

 

当时毛泽东就居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在“百万雄师”揪“王、谢”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时怀疑武汉发生“兵变”。鉴于武汉的局势，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在周恩来的特别安排下，毛泽东当日乘飞机离开武汉。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九·一三事件”的飞行员 - 潘景寅）。

 

该事件后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撤职并在北京批斗，大批相关人员被整肃，军区所辖独立师被定位“叛军”，撤销番号。湖北全省受牵连被打死、打伤、打残的官员、军人、平民18万4千人，武汉当地被打伤打残的有6万6千人，600多人死亡。此外，林彪、江青开始“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对此后文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2.陈再道其人

 

陈再道（1909.1.24—1993.4.6），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新村程家冲人。1926年4月起先后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1927年9月在大别山南麓参加秋收暴动后，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随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起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排长、连长，第4军11师32团3营营长，红11师第31团团长、师长，红4军副军长、军长，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陈再道有以下经历不同于其他名将：

 

1）原本姓“程”，由于报名参军时将“程”误写为“陈”，从此就改叫陈再道；

2）红军时属四方面军，是张主席的部下；抗日战争开始，属刘邓的部下；

3）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七·二〇事件”被批斗；

4）其子陈东平：1962年年底因给台湾的特务机关写信被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行劳教处分。1980年左右调入河南省外贸公司，1983年“严打”时被捕，1984年4月在洛阳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结果

 

7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百万人群众大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出席，“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王力还负了伤）。此后，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指為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指为其黑后台。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对“七·二〇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4.影响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指出文革分三阶段，一阶段是揪文化战线黑帮（三家村等）；二阶段是揪党政部门走资派；三阶段是揪军内走资派。但由于这一趋势引发军队不满，产生了反弹，江青等人由于估计到此举可能引发不测之祸，终被放弃。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军乱军”“小爬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部份港台当时大陆专家则认为“七·二〇事件”是周恩来显现他在军队里实力之表现。

 

武汉“七·二〇事件”扑朔迷离，有很多版本的解读。以下是“小民之心”的版本。

 

“小民之心”的政治观点，本人不能苟同，但他关于这一极其复杂事件的解读，特别是毛、林、周及军方等政治力量的分析，我认为是最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