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话吧
谈医疗、谈养生、谈人文、谈人生 – 听赵大夫怎么说
上文中说到，按高考成绩，我本可以进入重点院校，记得当初是我的俄语老师最早做出这个预测的，我也曾坚信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带着种种的无奈和不甘，进入了我的第一个医学母校。那是一所非著名院校，十几年前与其它几所院校合并成一所较大规模的学校，结果很不幸，还是非著名高校，在国内没什么名气。
当时同学们大多数都有助学金，多少不等，最多者1个月21元，基本不用家里掏钱，就可以完成学业；我每月有15元，家里还是要补贴一些。那时的我们非常刻苦，除了必要的锻炼和购物外，基本上在宿舍或教室看书。大家花钱也很节省，除了极个别人外，很少有人讲究吃穿，条件好一点的官宦子弟也是如此。时光荏苒，30多年过去了，不少事情已经忘记，但有些人和事情却令人难以忘怀。
- 港台歌曲
那时国内已开始对外开放，港台文化逐步涌入内地。我们的学校也受此影响。
那时的宿舍里到处弥漫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班级和学校的文艺演出中，港台歌曲也颇受青睐。后来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一夜爆红，张明敏的歌也颇受大家喜爱。时至今日，我们对港台的观感早己改变，但那时的台湾校园歌曲等港台音乐，仍是我们的最爱之一。
- 红河谷
记得一个假期已至，不少同学都回家了，我因故晚走几日。昔日热闹的校园和宿舍显得寂静异常，感觉非常落寞，特别想家。这时候一个旋律传来，曲子非常优美，但也透着一种凄凉和哀怨。这是我一位小提琴爱好者的同学拉的，他也迟走几日。后来得知这首曲子是加拿大的民歌“红河谷”。后来王洁实、谢莉斯将这首歌唱红大江南北，是后话了。那一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加拿大馆的代表曲目就是这首“红河谷”。人生就是这么无常，当初并不知“红河”在何处的我，却已在红河边上这座城市生活了近20年，超过了我生活过的任何地方。
- 张教授
那时学校的教授很少，能成为教授者，必然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张教授是呼吸内科的，出身也很苦，经过不懈的努力才成为呼吸科主任及名医的。张教授的绝活是叩诊，单用手指敲敲打打就可确诊肺部一个囊肿，囊肿最少的记录是1毫升。现在的医生，过度依赖仪器，很少有人愿意花功夫练此技能，张教授的绝技估计没传下来。
- 严打与贾主任
贾主任是我实习时所在医院的内科主任。贾主任平易近人，工作兢兢业业，是个敬业爱岗的好医生，受到医护人员的爱戴。但事情坏就坏在他那独生儿子身上。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严打，不少刑事犯被正法。最多时，一连几张布告，里面的人名上几乎全部被打上红叉。记得参加过几次公审大会，大会结束后，这些人还要在车上游街，再去刑场。被执行的人，岁数大的，一般都浑身瘫软，需要公安人员帮忙，才能站立行走；但是确有不少年轻人，是面带微笑，奔赴刑场的。从这点上说，他们确实是汉子，只是生错了时代，否则很可能就是大英雄。
贾主任儿子的案件发生于严打后期。当时公安部门抓获了一个“菜刀队”，该黑社会组织在当地臭名昭著、无恶不作。贾主任的儿子在这个组织中座次是第三，是军师的角色，很可能被枪毙。当时主任急得一夜白了头，到处求人。很可能，当时的严打已处后期，打击不那么重了，也可能是他的活动奏效，他儿子只被判了个死缓，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 刘副院长
刘副院长是我实习时所在医院的副院长。刘院长经历奇特、业界少见。他毕业于名校，是国内心电图鼻祖、301医院黄宛教授的高徒。刘院长曾就职于国内心血管疾病顶级医院 – 阜外医院。据他讲，那时在北京工作时很是风光，不但是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也经常乘飞机给省长、军区司令们看病。他事情还是出在了男女问题上，不知为何处理如此之重，直接被判刑，送去劳改。不过毕竟是专业人士，他服刑期间，经常被监狱所在地的市、地级领导请出看病，算是犯人改造史中的奇观。入狱后，他原来的妻子，也是一名著名医学家，跟他离了婚。刘出狱后没再回京工作，被安排在了我实习的医院，任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每到刘院长专家门诊时，病人络绎不绝，不少人慕名而来。由于坎坷的经历，刘院长敢说敢骂，在上百人听课的公开场合，就敢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也没人告发他。他自嘲，自己就是“地高辛（一种治疗心力衰竭的药物）”，虽然很坏，还有些用途。刘院长的家就安在我们实习生住的宿舍后面，经常可以见到他和他的家人。他的新妻子非常年轻，是位打饭工，给他生了两个很漂亮的女孩。
- 张主任
张主任是我第一个工作单位，一所地区级医院的科室主任，我的顶头上司。张主任虽是工农兵学员，但无论业务水平，还是为人处世在我们医院都堪称一流。那时的上下级及同事关系非常融洽，主任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同事之间也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上班时间空暇时，大家有时在一起打牌、下棋，主任有时也加入我们年轻人的行列。有一次，他正和我们玩，被院长抓住，遭到一顿训斥。张主任的身体有些残疾，脊柱有些前弓、侧弯，走路时一颠一颠的，让人心痛。原本上级依据业务及行政能力准备提拔他为院长，但被人以影响医院形象为由告发，只好告吹。他的这方面运气，确实不如武汉的抗疫名医张定宇。不过他的妻儿一切正常，妻子也在医院工作，他的儿子活泼、调皮，非常可爱。
- 寒窑
寒窑指的是我们实习时住的宿舍。我们的宿舍位于实习所在医院内的北侧，建在一个相当于3层楼高的高坎之上。寒窑只有一排，一共7间，每间放4张双层铁床，每间住7-8人。房子是医院专门为我们盖的，质量跟工棚相仿，墙体较薄，防风抗寒性能不足。房子没有暖气，依旧是烧煤取暖。由于当时工作繁忙，再加上我们几个不擅长用炉子，而且偏懒，炉子基本上没起什么作用。这在南方可能问题不大，但北风呼啸的塞外，确实很成问题。我们的室内温度基本在零下，我们的脸盆保持着2-3厘米厚的结冰。睡觉时，大家都带着皮帽子，盖3-4层被子。每当钻进被窝时，犹如进冰窖，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们刷牙、洗脸、吃饭也都在病房，尽量不回宿舍。一旦有人值夜班，总有同学不请自来，凑在一张床上。记得一次，由于超重，床都被压塌了，把我们吓下了一大跳。
- 煤气中毒事件
与我们这帮懒鬼相比，女同学的生活能力要远远强于我们。她们总是能把宿舍搞得暖暖和和的，她们遭的罪肯定比我们少。不过，也有意外发生。一天半夜，大家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传来了凄惨的呼叫声。大家睡意全无，赶快跑出查看。发现一间女宿舍外，有人在求救。原来房间密闭太好，又有煤气泄漏，发生了煤气中毒事件。幸好有一个同学醒来，爬出室外呼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家七手八脚，把中毒的同学送进急诊室急救。忙活了大半夜，所有中毒的同学，全部脱险，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这件事发生前，男女同学来往不多，也没听说有人谈恋爱；男同学间也是矛盾重重，时有争吵和打架之事。但此时，同学们格外团结。由于事态紧急，不少人着衣不足且衣冠不整，大家也没觉得冷和别扭。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想同学们都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当我们毕业分别的一刻，不少同学，特别是女同学都失声痛哭。我当时也很难受，但并未落泪。这可能跟我分配的地点与学校不远有关，没觉得那是一场注定几十年，甚至终身未能相见的告别。确实，毕业30多年了，我只见过10几个同学，大多数都无缘再见。即使有朝一日得以相见，大家都青丝已变白发了。
听了让这首歌，让我想起了那如歌的青葱岁月。
再次听“红河谷”，还是那么好听，尤其是在红河边上这座城市听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