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记事(上)

北上记事(上)

1948年初，内战的天平开始倾斜。中共在五一节前发布口号，号召推翻蒋介石集团建立新中国，呼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港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联名响应，并通电各界“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口号发布之时，多数民主人士还在上海；香港成为民主人士的临时政治避难所和中转站。8月周恩来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 ，派钱之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安排护送来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
 

具体安排是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会议名称“政治协商会议”。视战事发展，次年春在华北或哈市召开。当时考虑政协由30个单位组成，每单位6人，共180人参加。为此在东柏坡修建政协礼堂，但因战事进展迅猛，1949年初北平已告解放，逐将新政协改在北平举行。
 

9月周拟定长江以南民主人士77人名单、平津24人名单，征询各界意见。到年底将名单具体为在港列名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并与民革、救国会、农工党及致公党接洽。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350人。其中 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另外先期于6月在北平召开的政协筹备会议，在23党派团体134名代表中，基本由上述77(+24)人组成。9月21-30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63位代表中，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占了170位。
 

从香港秘密乘船北上

同年9月起，大批国统区民主派人士分批借道香港秘密北上。他们由海路北上，先后有二十多批，人数较多的批次如下。
 

第一批为民盟沈钧儒章伯钧、民革谭平山蔡廷锴。于1948年9月12日晚乘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北上，27日到达北朝鲜罗津港，改乘火车于29日抵哈尔滨。第二批民促会王绍鏊、救国会方与严、力扬等人，9月17日离港，10月初到达哈尔滨。中间还有10月29日张曼筠(李公扑夫人)、沈粹滇(邹韬奋夫人)、民革周颖乘"湖南号"，经仁川到天津。第三批为无党派郭沫若、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丘哲、民盟冯裕芳、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翦伯赞、侯外庐、沈志远、许宝驹、许广平、周海婴等17人。因已租的苏联货船"阿尔丹"出了事故，改乘"华中轮"11月23日离港北上。
 

第四批有李章达、千家驹、陈劭先、陈此生、夏康达、林植夫、卢于道等8人。乘挂英旗的"南美"号离港，登陆烟台，经济南石家庄，抵达西柏坡村，1949年初到北平。李章达因心脏病又于6月返港手术，51年再度回京，两度从香港北上。第五批的有民革李济深、朱蕴山、李民、梅龚彬、李泽霖(李民欣)，民盟邓初民、吴茂荪，民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农工彭泽民，还有文化界茅盾洪深等人。12月26日圣诞节第二天乘苏联“阿尔丹”轮北上，次年1月7日到达大连。第六批为台盟谢雪红李纯青、民建杨美真吴羹梅等十几人，2月16日离港，乘船到北朝鲜镇南浦，3月9日抵达北平。
 

第七批30余人，2月28日乘挂葡萄牙旗的“华中”号启航。有工商界陈叔通包达三张絅伯、无党派马寅初、民革柳亚子、民盟宋云彬、法学家张志让、作家万家宝(曹禺)、文化界叶圣陶郑振铎傅彬然，教授沈体兰、妇联邓康(邓裕志)，3月5日抵达烟台，在烟台停留两天后，经莱县潍县青州德州沧州天津，18日抵达北平。第八批有民盟黄炎培、民建盛丕华俞寰澄、学者常任侠，3月14日晚乘挪威"达维恩"号轮船启程，23日登陆天津，再抵北平。
 

第九批乘“宝通号”货轮3月21日北上，27日抵达天津。人员包括致公党黄鼎臣、民革张文、民盟周鲸文周新民杨子恒刘王立明、农工党李伯球、民主革命同盟谭惕吾、民促会徐伯昕。除了民主人士，还有一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也随船北上，如史东山，张瑞芳，白杨，舒秀文，于伶，曾昭抡，俞大絪，费振东，汪金丁，罗文玉，沈其震，冯乃超，狄超白，邵荃麟，胡耐秋，阳翰笙，严济慈，黎澍，薛迪畅，臧克家，丁聪，特伟，李凌，黎国荃，于立群，郭大力，朱智贤，陈迩冬，傅天仇，林砺儒，黄药眠，陆志痒，还有民盟新马分部主席胡一声等、前往北平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三联书店职员、56名达德学院华侨学生和华侨民主人士家属，共250多人。
 

第十批有民盟萨空了、新华社金仲华、戏剧家欧阳予倩、音乐家马思聪，乘坐"三民"号轮船3月28日离港，4月5日抵天津，8日到达北平。第十一批为民革何香凝和家人，由廖梦醒陪同，4月初乘希腊轮船"大西洋"号北上，12日至天津，再乘火车前往北平。第十二批离港北上的是李达王亚南姜椿芳等民主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5月5日深夜乘太古轮船公司“岳州号”货轮北上，14日抵达天津塘沽。
 

民主人士中有几类人，部分受国民党迫害，上了黑名单，上海解放前夕，转赴香港避难。第二类是国共双方都极力争取的人物，如李济深，不仅与国民党，还与港英、美国和桂系有往来，接触频繁。第三类属于中间势力，…。
 

经朝鲜进入东北

政协有关历史文件和回忆文章对此有详尽介绍，特别是参予组织接应人员描述的操作细节，不再赘述。但当事人方面，还没有看到亲身经历者的自述和专文回忆。可能与当时的保密环境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仍需要维持这一通道已备不时之需。时间过去七十余载，虽然已经无法再追踪当事人的口述实录。但仍能从亲历者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字中，追寻支言片语的线索。以下引用第六批亲历者的北上经历，出处附后并配以佐证:

"…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到锡兰参加会议，会后就回到香港，在那里考虑我的行止。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是在国民党特务的恐怖下，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躲了一个星期; 因此，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回上海。…"
 

这位上海的朋友，就是救济总署的杨显东先生。1948年时住在上海，担任粮食紧急购储会顾问。杨是曾留学过美国的农业专家，建国后北上，一直担任农业部副部长40年。
 

"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位中共的朋友来对我说: 中共中央当局希望我马上到北方去，同他们商讨 … 的一般问题。我答应了，但我有一些公私的事必须回上海处理。正在这时候，我接到电报，要我回上海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派正在以和谈做备战的俺护，我估计在短期中不致发生严重的问题，因此，就在旧历年前飞到上海住了三天，又飞回香港。"
 

当时在香港负责与民主人士个别联系的，是夏衍、连贯、乔冠华。夏连两人都曾常住上海，与沪藉民主人士相识。
 

"在香港住了一些时，二月十六日就在一个半秘密的状态中，乘船到北朝鲜的镇南浦登陆。"
 

按照预定计划，这批北上民主人士安排在2月16日晚上出发。为了避开港英和国民党特务耳目，要走的人都是个别临时通知，事前谁都不知道会与谁同船。而且各人走不同的路线。为了不让人看出外出旅行的模样，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到达约定地点，由接应人员护送上船。携带的行李，则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运上船。
 

这次"从香港经过北朝鲜到东北解放区，同行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台盟的谢雪红、李纯青，民建的吴羹梅杨美真等人。
 

谢雪红是台湾彰化人，台共创始党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起者和首任主席。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台中二七部队组建者。1947年起义失败后，转赴厦门香港。谢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历经多次批斗，1970年被迫害致死。1986年虽获平反，但仍留了个政治尾巴。李纯青是三十年代入党，在沪主持《大公报》社评并主编《时代青年》，北上后任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以后在上海《大公报》、天津《大公报》任职。1954年起任职中宣部，兼任台盟副主席，是实权派人物。民建吴羹梅, 江苏武进人，中国的“铅笔大王”。他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铅笔厂。杨美真是民建核心成员，也是章乃器夫人。
 

前几批次北上人员，为了保密，要走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扮成商人坐船到东北做生意，口袋里还放一套货单，准备好套话应付海关检查。但也难免临时出差错，其中马寅初先生扮成账房先生，结果被港英海关查到一张西装革履的照片、与面前这位穿马掛者身份反差很大，怀疑他是通缉要犯，下令扣船不准出港。经船员上岸交涉解释，塞了“吃茶钱”，才得放行。
 

船到北朝鲜，众人在镇南浦登陆。镇南浦是朝鲜北部的重要港口，平壤的海上门户。接应人员将北上的民主人士，用汽车运往平嚷的东北局办事外招待所。
 

"到了平壤，我们就被招待到一个中共的办事处，在那里我们享受丰美的饮食，和舒适的住处。当我们踏进客厅坐下的时候，一位女同志便用亲切的语气对我们说: '你们到了家了'。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他们常常说这句话; 这就使我们忘记身在异国，感到非常的快慰。的确，我们是到了家了。在蒋管区里，我们天天在恐怖中生活着; 现在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这就是人与人间的爱。…"
 

平壤办事处对内称“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则称“平壤利民公司”，负责人朱理治，当时朝鲜连接中国北满、南满、大连以及山东的四个重要城市，为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东北局根据需要，在这四个城市设置了4个办事分处，过境人员的接送任务，主要由位于东海岸的罗津办事处完成。
 

"二月中，我从香港经过北朝鲜到了安东、沈阳、北平、以后又到过东北其他几个重要的城市，我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各地方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的朋友们牺牲克已，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他们虚心学习，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
 

"从那里，经过平壤和新义州，就渡过鸭绿江大桥，进入国境，那就是安东。在安东和沈阳住了几天，就在三月九日到了北平。不久以后，我和中共当局开始交换意见。…"
 

安东即现在的丹东。当时在沈阳负责接待工作的是管易文，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调任中央统战部接待赴任处长。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国务院参事。以下周文称呼他为"交际处长"。
 

从沈阳到北平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350人，其中 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大部分分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汇集到沈阳后，再乘火车进北平。关于这段经历，陪同许广平北上的周海婴，八十年代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一些细节: 
 

沈阳旅居 - 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铁路宾馆是俄式旧建筑，内部开间较大，才腾空不久，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地算是首屈一指了。只是室内暖气太热，我们这批江南生长的人，对这种干燥的环境很不适应，一个个热得脸红耳赤流鼻血，只好经常敞开气窗，放些冷湿空气进来。幸而街上也有冻梨、冻柿子卖，吃了可以去火。宾馆的房客仅有我们这十几个人，许多客房空关着，听说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将抵沈，大伙都翘首以盼。不几天，住进多位从大连那边来的贵宾，他们是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吴茂荪、阎宝航、洪深、朱明生。又不几天，从苏联绕道而来的李德全和冯玉祥秘书赖亚力抵达，大家纷纷前去慰问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他们脸上尚显露在苏联船上失火而致的烧伤疤痕。最晚到达的是王昆仑和女儿王金陵，据说是到欧洲考察绕道巴黎抵达沈阳的，详情没有介绍。后来了解因为这些秘密“通道”，当时说不准仍旧要利用，因此谁也不打听。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
 

从沈阳到北平 - 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住在宾馆里这许多知名人士，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党中央提出的由李富春同志传达的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的征询意见。平时则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读报，或相互串门聊天，或到文娱室玩扑克。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转到哈尔滨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计划改为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小丰满、哈尔滨这些地方去参观学习。参观学习完毕，仍坐火车转回沈阳的原住地饭店。交际处领导告诉大家，为了准备到北平，可以定做些简易的木箱，数量多少不论，每人按需提出。我们这一批人除了零用钱买的杂七杂八之外，行李确实增加不少。公家发的有每人定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羊毛毡一条，美国军用睡袋一只。仅仅这些物品就足够塞满一只大木箱。以至后来一只只大木箱在走廊里排列成行，蔚为壮观。

(未完待续)

 

1949年9月21-30日开国政协(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文件袋。

1950年6月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文件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