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竹之言
杂论 感言
百竹谈今论古之一
2024/10/1
先讲一个小故事：当年读书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小录音机录教授的课，供自己复习时使用，为了爱国，用实际行动买了一台国产货，用了一年左右，坏了，摇起来叮当响，之后再买东西，在大我和小我之间，毫不犹豫地买了对我最有利的产品，不管它姓社还是姓资。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人性中的原动力就是自利。自私自利在中文语境下是贬义词，以致于英文中的self-interest, self-preservation, privacy难以恰如其分地翻译成中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概念。比如隐私在中文的语境中是有见不得人的丑事的贬义含义，而比较接近的翻译“个人空间”又在中文语境中不存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这一原动力的驾驭上，驾驭得好，就是威力强大的原子弹、核电站，驾驭得不好，就让这种原动力互相冲突、抵消，让一个社会千年不变地原地踏步，分分和和，周而复始地在贫穷落后中循环。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两种制度的区别，再讲一个笔者儿童时代读的一则故事：有一天一位智者看到两个年轻人骑着马慢悠悠地赶路，他不解，于是问他们缘故，年轻人回答他们在比谁的马更慢，智者听了哈哈大笑，将二人招至身边，暗授机宜，只见二人迅速翻身上马，快马加鞭地结束了比赛，胜负立等分明。智者所授是何锦囊妙计?不过是让他们交换马匹继续比赛而已！前面的慢与后面的快，骑手都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然而他们的行动却截然不同。试想如果一个制度尽量避免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放在互相冲突、抵消的位置上，那么这种合力是不是非常强大?
中国就有一个现存的例子：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1]，增长了34%，对比毛时代政策：“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村三级干部会议、知青下乡虽然变相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出现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的取悦于领导人的虚假结果（真实的结果不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而是知青农民化，后期零星的有关被迫留在农村的知青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到，大多数是嫁给农民而家中没有背景的女知青，从外表上看已与当地农民无异。）由此可见，口号、输入有知识、有体力的知青都无法改变农村产出极低的现状，原因很简单：付出和收益不共线：干得多记工分，秋收之后由队长分配钱粮。这样的制度，要求队长和上级们公平和睿智，公平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睿智要求他们能决定种什么，出了问题还能及时处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就不存在，只好在报纸上、广播上空谈“不以权谋私，学习焦玉禄”等等空话维稳，让人认为是干部素质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以致于几十年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挖厥根、野草充饥。责任制只是给予了农民土地的使用权，让农民能拥有更多的决定权：比如种什么、收入如何分配等等，结果立竿见影。
如果将镜头再拉近一点，进一步分析，又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呢?
[1]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09-09/28/content_35571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