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门的时候,在小区门口,那位六十多岁的保安向我打招呼:“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这是我的父辈们见面打招呼的口头语。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依然延续这样的问候语。
父辈那个时代,吃饭一度成了非常大的难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谓的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没有粮食吃,就以野菜草根充饥;野菜草根吃光了,就剥树皮,甚至到河边挖一种泥土充饥。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的铁锅都交出去炼钢铁了,村子里开食堂吃大锅饭。因为无米下锅,食堂常常连续几天没有炊烟。
母亲讲过吃食堂时,我们村发生的一件事。好容易盼来开饭的那一天,家家户户排队到食堂打饭吃。所谓的饭,只不过是能照见影子的米汤而已。村里有一个人领了一盆米汤,小心翼翼端着往家里走。走在半路上,实在忍受不住饥饿,忍不住想尝一小口。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把整盆米汤都喝光了。
回家后,那人看着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他手里的盆,羞愧难当,转身找了偏僻处上吊自杀。
我小时候,吃饭基本上没了问题。但主要是吃粗粮,难得吃上馒头,更不要说肉食了。食用油是蒿草籽提炼的,有一种熏鼻子的香气,吃到嘴里却非常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改善,饭桌上的饭菜也变得丰富起来。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也渐渐出现。
我第一次听到让人惊讶的食品问题,是用尿素生豆芽。看到报道说,很多豆芽看上去又长又白,是添加了尿素等有毒的化学品。
有一个小饭店的老板,由于我常到他那里吃饭,和他成了朋友。有一次点菜时,我要了一个烧腐竹。他把嘴靠近我的耳边小声说,不要吃腐竹,里面添了甲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传媒业的发展,越来越多食品安全问题被报道出来---假酒、瘦肉精、地沟油、毒蔬菜、用化工染料浸泡的海带、用苏丹红染的鸡肉、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喂避孕药的养殖鱼......花样繁多的食品问题不断出现,人们防不胜防。
作为一名媒体记者,我也曾暗访过食品安全问题。
为了保障猪肉食用安全,从1998年开始,我国推行定点屠宰制度。屠宰户购买的猪,都要运到定点屠宰点,经过动检部门检验后,才能屠宰上市。大约是二十年前吧,我接到群众举报,说泊头市定点屠宰点只向屠宰户收费,根本就不检验。缺失了这一环,很容易让问题猪肉流向市场。在某个清晨,我跟随一个商户来到定点屠宰点,看到坐在门口的动检人员,收了钱后,便挥挥手让他们到屠宰车间去屠宰,检疫这一关完全省略了。所谓定点屠宰,在这里只不过是摆设。
这件事报道后,省委书记做了批示,在全省展开对定点屠宰的治理整顿。如果媒体不报道呢?如果领导不批示呢?这件事暴露了法制的漏洞。
即使在那个新闻发展的黄金时期,舆论报道也常常受到打压。有一次,河南《大河报》创始人马云龙带领《大河报》、《河南商报》等媒体的记者来沧州找我们合作,追踪某著名保健品添加工业用双氧水问题---这个保健品添加的工业用双氧水,就是出自沧州某个化工企业。我们也派出记者,与河南记者一起到那家化工企业暗访,掌握了确凿证据。相约第二天由两省的报纸共同推出相关报道。
没想到,当天夜里,冀豫两地的报纸便接到各自主管部门电话,责令撤掉相关稿件。舆论监督哑了火,相关企业一直没有被追责,也没有整改的消息。
权力如果高于法律,法律就成了执法者手中随意抟弄的泥巴。企业不敬畏法律,而敬畏领导手中的权力。如此,食品安全便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市场经济若想健康发展,必须摒除权力的干扰,以法律作为严格保障。同时,还应有道德良知的社会基础。
没有对法律的敬畏,便没有良知的自由,法律不被尊重的社会,道德良知也会遭到践踏。如果执法者贪赃枉法,经营者的良心怎么会不受污染,怎么会诚实经营呢?
在法律面前,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律法是训蒙师,引领人们到信仰之门。而信仰是道德良知的根基。
这一次,新京报关于食用油问题的报道,不仅揭开一个极大的黑幕,也再一次彰显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可惜,由于权力的干预,我们的舆论监督已经多年萎靡不振了。这一次报道,可以说给舆论监督打了一针强心剂。
然而,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某些人的指责,指责这样的报道是抹黑中国的阴谋。总有这样一批人,想把这个社会拉到阴沟里。
以前是吃不饱,现在是不敢吃。谁能想到,在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后,吃饭再一次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这样的难题绝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发展缺失了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深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和我们后代的生存和前途。
作者:刘树鹏
每个人都是一个鼻子一张嘴,为什么几千万的党能够奴役十几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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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手段空前严厉,技术能力远胜元清,杀三十万保三十年不是戏言。敢反抗的萌芽一早掐死,举张白纸就能杳无音讯,苛求弱民也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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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想一想,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党。
每个人都是一个鼻子一张嘴,为什么几千万的党能够奴役十几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