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意淫罢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屡受外国侵略，几次差点亡国。这是华夏千古未有的变局。但翻出老皇历，许多人扳着指头数一下过去的辉煌，不但能自慰，还可以炫耀。

纵观中国古史，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只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几位皇帝，对外用兵，开土拓疆，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其中似乎尤以唐太宗为最，他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所以，我们不断标榜“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以用来藉慰心中的自卑。

而成吉思汗、忽必烈，西征欧洲，东并朝鲜，南服印度，北吞西伯利亚，开中国版图之最，因他们不是汉族人，所以传统史学家对之视而不见。

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以“国富兵强”为标准，看一个时代是否国家富有，是否对外用兵，开拓疆土。

在今天，学者们交口夸赞“大唐盛世”。于是，人云亦云，三人成虎，正如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样，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唐朝真的是“盛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唐盛世”，唐朝是乱世，古来少有的乱世。

说到“盛世”，还得追溯到儒家。太平盛世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尧、舜、禹是它的典范。儒学大师董仲舒认为，在太平盛世，天地仁和，统治者行王道，不行霸道，即实行仁政、德治，按照周礼等级制度治理天下。在极度黑暗时代，残暴不仁的吸血鬼世代接班垄断既得利益，弱势群体永世做奴隶。在那时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侠客报仇，人们仍然焦虑、痛苦看不到任何希望，心灵绝望不堪，活着不如死去。在唐朝，李白就梦想做一名侠客，“解放”唐朝人民。

为了给黑暗痛苦时代的人们指出光明，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公羊学家提出了“三世说”，并标榜将来会有一个“太平盛世”。它告诉世人，只要不放弃道德努力，最终可以达到理想的社会。公羊学家认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三种不同社会，应当实行三种不同制度，所以必须不断革命。他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据乱世”，是血腥屠杀、卑鄙无耻、极度黑暗的恐怖时代；“升平世”，是世人开始有礼法可依的时代；“太平世”，是王道大同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类道德普通提高，个个为尧舜，崇尚仁义与良知，平等对待一切人类。

在近代，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即依据“三世说”和西方“自由王国”理想，为中国人及外国人设计了一种“太平盛世”。即使当今社会的李银河，还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康有为。康有为鼓吹“婚姻自由”，人人平等，个个可以“换偶”，“同居”长的只能一年，短的必须满一个月，美满的也可以续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大同书》）

在今天，我们认为，一切以人为本，评价“盛世”的标准应为“民生”。只有老百姓说是“盛世”，才能算数。一切以“民生”为中心，凡是不计“民生”的，都不是“盛世”。所以，我们认为，唐朝不是“太平世”，也不是“升平世”，而是“据乱世”，即极度黑暗、卑鄙无耻、屠杀抢劫的时代。从李白梦想做侠客一事看来，唐朝人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可惜没有人去“解放”他们。

唐朝无“道”，“道”既不在江湖，也不在庙堂。唐朝人崇尚无耻，看谁更狠毒，看谁会抢劫，以效率优先，不顾公平，良知淹没，正气不昌。因此，韩愈拨乱反正，要“原道”，抬举孟子，标榜良知良能，提倡“文以载道”。

因为官贪税重，土地兼并严重，全国一半百姓被迫逃亡。残疾人免税，所以许多人纷纷自残肢体，美其名曰“福手”、“福足”。人人都想健康长寿，可唐朝人偏偏喜欢当残疾人。估计，唐朝的残疾人非常多。在关中，男丁害怕当兵，许多人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自成残疾，以逃避兵役。有的用麻染石蜡，缠绕手臂或大腿，点火烧成残疾，简直惨不忍睹。白居易有诗《新丰折臂翁》，讲述了唐玄宗时一农民捶成“福手”以保全“猪”命。

儒家标榜“孝”道，认为人的身体，受之于父母，不能有任何的损伤，应当“全归”于天。虽然唐朝人自残肢体，是大不孝，但他们能苟且偷生，还有机会梦见“太平盛世”。唐玄宗手头紧，缺钱花，重用能人抓创收。他们个个擅长“勾剥”、“勾征”，即最大限度增加税收。皮日休在《橡媪叹》写道，贪官们欺压百姓，明明是一石谷，偏偏只量作五斗，“吃”掉百姓一半。这种情况，整个唐朝都一样。《橡媪叹》：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穟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官尺长，民尺短。一匹布本来只有四丈，官吏在征收布帛时，使用官尺衡量，百姓六、七丈布也只能算做一匹，要吃二、三丈的亏。

皇帝诈称减轻农民负担，免税一年，却又命令官吏照旧征税。唐太宗、唐玄宗常常玩这样的把戏。白居易《杜陵叟》一诗说：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百姓是“良民”，被迫卖田宅卖子女，仍然不能完税，只好借高利贷。王梵志诗说：“贷人五斗米，送还一石粟。”明知高利贷借不得，但为了救命，也只好借来下锅。古代中国，农民逆来顺受，不管是阿鸡、阿狗当皇帝，还是阿猪、阿猫做县令，他们只知道有两件事：吃饭与交“公粮”。农民胆小怕事，做不了流氓，所以一般不敢造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水草，水草吃泥土。也正是如此，农民世代“接班”吃泥巴。

白居易有《卖炭翁》，虽然是记述中唐“宫市”强抢百姓，但其行为与唐初的“和市”无两样。《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牛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官府雇佣百姓干活，开始则诈称付报酬，可等完工后，官府分文不付。王梵志诗说：“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暂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女工被雇佣，还要被强奸。

在唐朝，奴婢是私有财产，可自由买卖。因此，许多不法分子掠卖人口牟利。武则天时，作家郭元振出任四川梓州通泉尉时，“收容”了一千多良民，转卖作奴隶牟取暴利，以作为交友、行贿的费用。当地百姓被他搞怕了。

唐中宗时，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安定公主等人，无法无天，竞相派走狗守候在马路，看见行人就“收容”。外国僧人范慧，因向太平公主行性贿赂而走红，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收容”百姓。

统治者不以人为本，无视民生，遇到天灾，竟然慌称无灾，大灾反而有大丰收。628年六月，首都闹旱灾、蝗灾。唐太宗抓了一只蝗虫吃掉，表示由他一人承担“天谴”。于是，官员们纷纷宣称蝗虫不为灾了，当年农业大丰收。

753年、754年，水灾、旱灾相继而来。唐玄宗担忧大雨淋伤庄稼，将来收不到税，杨国忠叫人采集好的禾苗，进献给唐玄宗，说：“雨虽多，不害稼也。”于是，杨国忠上书宣称农业喜获丰收。

875年秋，黄河流域，遮天蔽日的蝗群自东向西飞来，所过之处，一片精光。首都地区的长官杨知至向皇帝报喜说，此次蝗灾遍及全国，但皇恩浩荡，蝗虫通人性，不吃首都的庄稼，个个朝荆棘自杀撞死了。于是，朝廷百官纷纷上表，互为庆贺。

 

作者：杰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