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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典到新冠,谁白过了

(2021-06-30 20:02:27) 下一个

分餐、公筷、不扎堆、一米线、勤洗手……疫情爆发以来,街头巷尾,社区内外,这些格外醒目的防疫警示、反复播放的防疫须知,谁不习以为常?可仔细一想,所谓警示和须知,针对的不都是那些陈年的习俗吗?假如放在过去,谁敢这么说?尤其那个分餐,被斥责为崇洋媚外,我看是免不了的!

可见,在疫情面前,与惜命相比,什么国情、什么历史,何足挂齿!

重大疫情,我遇上几次

重大疫情,再加上引发的后果,一生能遇见一次已经不易,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不到20年居然撞上了两次,非典到新冠,一次比一次来势凶猛,一次比一次后患严重。

回想起来,我不但赶上了非典,而且上海甲肝爆发时,也曾身临其境。

那个年代,各个城市的生存环境都不怎么样,而上海又最为拥挤,好不容易享个口福,吃点毛蚶,还传染了甲肝,高达30来万人,别提多倒霉了。

我由沪回京,写了篇文字,描述那种状态下的上海人,标题叫“螺蛳壳里做道场”,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副刊登出。杂文家舒展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定要我来个上下篇。下篇说的就是如何接受甲肝爆发的教训。

灾难,对人类而言,好像不可避免,但每赶上一次,起码应该接受一次教训,如果借此下决心革除一些弊端和积习,当然最好不过,否则,真是白过了。

所谓白过,一是所有的弊端和毛病照旧,二是健忘。从这么多年的各种情形看,大抵是十年一个大概忘,十五年则是基本忘,二十年一过,那就是彻底忘了。有些更早的灾难在我们的大脑里早就了无痕迹,连史书上都难觅只字片言。

就说非典吧。

有谁还记得非典时期,北京街头生活有哪些改变?

那个时期,大家最怕的就是飞沫传染,别的不敢说,排队人贴人、粘痰脱口而出、捏住鼻子擤鼻涕、说话吐沫星子满天飞、动不动就往一起凑的毛病,顿时收敛。既不用号召,也不必管控,因为人人担心,自觉抵制,谁要是一不小心故态复萌,肯定遭到歧视!

世纪初,我曾在新民晚报副刊辟有专栏“无笑不谈”,时常以陋习当做调侃的对象,有的朋友不以为然,戏称我是“五讲四美”的专家。还有读者来信称尽管说的都是事实,但他们那份感情受不了,因为那是传统,所以“敝帚自珍”。

直到非典来了,大家才终于明白,原来生活习惯之类的小事还能影响国计民生!

可惜,非典疫情过后没多久,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切恢复原样。这次新冠病毒一来,不知为什么,与戴口罩相比,吐痰却没人在意了,一遇吐痰旺季,时不时摘下口罩啐出一口,好像特别流行。有人吐痰直接就上了新闻直播,也有少年与老年,为了一口黏痰,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想对簿公堂。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至今,也有一年多了,平时读微信、看跟帖,耳闻街谈巷议,发现指点全球、纵论天下的比较盛行。我想,对平头百姓而言,与其在那里指点全球、纵论天下,还不如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身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毛病。

指点全球、纵论天下,多半于事无补,最多过过嘴瘾手瘾罢了,而改掉自身的毛病,却利在自己、功在社会,起码没白过。

这次防疫,更说明了生活习惯绝非小事,其影响之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各种家丑,很多人以为绝不可外扬,个个因此还能义愤填膺,但一说到陋习这种家丑,所幸现在起码在口头上,已经没多少人再敢当成敝帚在那里自珍了。你敢公然反对公筷行动?你有本事抗拒一米线?

社交距离,究竟是什么

社交距离,这是个新鲜词儿,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可能闻所未闻。打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没听说过人与人之间还要保持距离的,干什么都是人贴人、人挤人,尤其是排队。

我经历过的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要排队。排队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是后一个紧贴着前一个,你不贴上去,更后面的人就会吼你,跟紧了,别留空儿!

后来市场经济起步,买日用品不必再排队了,但出行的人又猛然多了起来,结果,火车站排长龙成了各地一景。春运前火车站排队的恐怖景象估计终身难忘,那种排队谁也不敢有丝毫距离,没贴你背上搂着你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改成叫号前,过去在银行窗口排队,基本也是后面的嘴巴贴着前面的脖颈子,我每次都能深切感受到后面那种手握余款的急促呼吸声。好不容易挨到窗口,忽然又想起密码是不是会暴露在后面那位的眼皮底下,赶紧高耸双肩,低头遮住,后面的那位也很识趣,用一个很大且鲜明的动作将头扭向一边。

几十年间,一进医院,从挂号到看病到划价到交费到抓药再到各项检查,数小时里,更是亲密式排队为主,无距离接触为辅。医院空间狭小,想不亲密都不行。这种排队,我一直以为是一种将没病转成有病、将轻症加为重症的过程,精神受伤就更别提了。

后来转为喊号,还有网约,再加手机付款,病患终于可以坐等,也不必事事都要望眼欲穿了,但一进诊室,密集型接触还是扑面而来。每当我坐在医生对面,总是不断有人过来探头探脑,时不时还会围着一圈人。至于隐私、病况,是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姑且可以不论,但各种感染呢,那么些嘴巴对着你,不感染只能说明自己尚存一定的免疫力。

有的医院设置重重关卡,不准病患拥入诊室候诊,但也未必见效。我曾在一家有名的军队医院看病,医生正在为我填写病历,忽然间,他的同事为了托人情,率领一群老乡鱼贯而入,一边闲扯,一边围着我,扫视我的病历,看到他们与医生勾肩搭背、亲密互动,我没敢表达不满。

一说社交距离保持一米开外,我就记起了去年夏天去做核酸检测的场面。等待检测的众人都在露天排起长龙,安保人员用喇叭不断地呼叫:请保持一米距离!不错,大伙还都乖乖地相隔一米!可再一看那几张填表的桌子,每张桌子都是头挨头、肩碰肩,几乎是俯身挤在一起,基本是零距离。看来,保持社交距离究竟为了什么,根本没人在意!

最近,疫情才缓和不久,很多人就已经急不可待地在那里故态复萌。

我住在北京六环外,行人不多,好不容易看到几个人,还是横队而来,他们看到对面来人时从不知改改队形,非要与你擦肩而过不可。电梯口,多数人依旧是堵着门口等电梯,硬要和你打个照面,来个亲炙,不如此似乎就不足以证明他们有天大的急务要办。一进商场,明明有空间可以保持点距离,可有人偏偏要找出摩肩接踵的感觉,好像除此之外,都不能称之为逛。

即使不是防疫,我想,在未来的生活中,保持社交距离也是必不可少,这不但为了防传染,更是隐私和安全的需要。只是,如我们这样人口密度极高的地方,在很多场合要想维持必要的距离,难度确实很大,尤其是挤在地铁,没有嘴对嘴已是万幸。但在有可能的情形下,我以为,还是需要尽量有点距离,既利己,也利他。道理很简单,世上没多少人想与你亲密无间,也不会有什么人愿意与你呼吸对流。

分餐,八十年代已倡导

看见满大街倡导分餐制,我就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记得胡耀邦当时就倡导过分餐制,有的地方还真推行过,但没多久就难以为继了,有人指责这是罔顾国情、照搬外国。

当时,吃来吃去,大伙最终还是觉得合在一盆一盘里,你来一筷子、我嘬一口、起筷时再抖一抖,比较有集体感、亲热感,起码可以劲往一处使、筷子往一处凑、目光往一处瞄。假如埋头只吃自己眼皮底下的这份,冷冷清清,心理上的疏离不说,外观上也欠热闹、缺人气、没有场面感,连究竟有几个硬菜都记不住。

最早自觉实行分餐制的,我想,应该是火锅。

我曾经住在张自忠路,附近的宽街十字路口有一家清真饭馆,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叫“宽街回民小吃店”,九十年代后又称白魁老号。在那家饭馆吃涮羊肉,最早的火锅是一个巨大的炉子,炉子中间竖个烟囱,吃客围成一圈,来了客人就发两片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篦子,意思是让你在炉子里隔出一段。等坐下左右一瞧,这才明白,原来,涮锅的汤与其他食客是共用的,那汤通过篦子,流来淌去,也不知熬了了多久,周围更不知换了多少拨人。

后来,这种巨型公用火锅不见了,可能还是因为心理不舒服,眼见旁边那位嘴里的豆腐渣、羊肉沫掉进锅里,又流转到自己嘴下,毕竟有点恶心。往后吃的火锅,先是一桌共享一个,又逐步过度到一人一个,基本属于分餐了。

西餐是分餐的,但我们吃西餐,往往改为西餐中吃,为何要中吃呢?就是因为老朱嚼着盘里的牛扒,却还想请老牛尝一口,小杨吃着自己的煎鱼,又忍不住想再品品小李的那份猪排,于是乎,干脆把盘子都放在中间,还是你一刀、我一叉,凑在一起吃着过瘾。

在不知道公筷为何物的时代,我们吃饭,人人都用沾着自己口水的筷子和勺子在一个盘子里面来回扒拉,在一个盆中翻江倒海,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堪。为了表示亲热,好客,还盛行用自己的筷子,在嘴巴里嘬一撮,砸吧一下,再给客人布菜,客人还会感谢一番,以为主人很讲礼貌,待客周全。

应该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吧,生活逐渐富足,饭局大增,有很多人从国外回来,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觉得一双双筷子从几张嘴里到一盘一盆里出出进进,确实不干净,从此就有了公筷。尤其宴会,公筷成了必备。

不过,尽管公筷已经实行了很久,只要在像样的馆子请客吃饭都有预备,但常常形同虚设。想想也是,吃个饭还要如使双枪一般,两双筷子来回换,吃得兴起时难免忘其所以。在外餐叙,我常常发现公筷不知何时就不见了踪影,一寻觅,原来某位朋友正拿着公筷往嘴里送红烧肉呢。

防疫戴个口罩,过后呢

防疫期间,出门的标配就是戴口罩。不过,什么多就乱扔什么,这也是实情。有的口罩居然挂上枝头、吊在栏杆,时刻在眼前晃荡,这大概标志的就是口罩已经普及到了一定程度。

虽说口罩如今普及了,但往后呢,一旦时来运转,疫情过去,口罩还需要吗?

在我小的时候,平时老是张着个嘴巴,是会被长辈训斥的,打喷嚏、打哈欠、咳嗽时不掩口,也会令家长难堪的。

有事没事非要张着个嘴巴,张嘴的人还是不知不觉,这,其实就是习惯,一种缺少家教的习惯。当家教这个词只剩下家庭教师这一种解释时,大街小巷、写字楼里,张着嘴巴走动的人就开始成倍增长。挤在地铁车厢里,只要一股股异味扑面而来,稍一搜寻就会发现,肯定有人正在那里张嘴哈气呢。

现在,公交里,对着所有人猛咳,是无需任何遮掩的;当众大口打哈欠,是不必难为情的;公共场合,将喷嚏喷到你身上,是不必道歉的。走在路上,坐在屋里,万一见到有谁还知道掩口,甚至用纸用手绢,那恐怕就是在看个老古董了。

无论习惯张着嘴巴的,还是从来不知掩口为何物的,其实就是任由自己身上的病毒、细菌、臭气四下传播。防疫期间戴个口罩,只露两个眼睛,有意无意间,恰好让这些传播渠道从此不再。所以,陋习不改,口罩就不妨一直戴下去,成为公共生活的必需!

防疫期间,除了戴口罩,大概就属勤洗手最自觉了,既不必监督,也无需强制。

不过,勤洗手是要讲条件的。

40年前,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在北京也很普遍,一脸盆水是要反复使用的,那时讲勤洗手确实强人所难。而且,当时如果老是去洗手,还有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之嫌。为了向劳动人民优秀品质学习,我们去农村参加劳动,在地头吃饭,不洗手是会被黑板报表扬的。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很受用的;用袖子揩揩,在衣服上蹭蹭,这样的清洁方式,当时也随处可见。

家家有了独立的厨房,用上了自家的卫生间,这应该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后来亚运、奥运、世博等等国际盛事相继来临,公共厕所不再是旱厕,起码在城市里一律有了上下水,而且水管里确实流水,勤洗手才终于转变为现实。

如今,你再与年轻一代讲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被喷才怪呢。

扎堆聚集,会海算不算

平头百姓聚会,离不开吃、喝、牌,一有热闹,也会围着一群人,喜欢扎堆,连下个棋都会有一群支招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大家兜里开始有了点钱,不但公款,即使私款,同事、同学、亲友,也会隔三差五地来个饭局,饭局之后有人还要唱上几首,或是打上几圈。

饭局最喜欢要个密闭式的包间,或是一群人凑在一张桌子,席位不够,就喊加椅子,一张桌子可以围着十几号人,胳臂肘碰来撞去,口气吐沫互相传递。有时明明是两张桌子,还会高呼不热闹,非要让服务员拼在一起,以便扎堆。扎堆少不了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所有的飞沫都在毫无保留地四下散布。

我发现扎堆时有一个独特的景观,就是,话题越大,飞沫越多,而且喷得越远,等到议题缩小到自己周边的事情时,飞沫也就只能咽在肚子里了。

与聚集吃喝不相上下的聚会就是会。会,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聚会,更是一种扎堆,而且还是大聚、大扎。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参考消息》转载了一篇文章,里面采访一位逃港的人。没去之前他干的是脑力,去了后他干的是体力,人家问他为什么还要偷渡?他的回答就是:开会!开会!开会!那时真是改革开放,这样的内容居然也敢登!这个故事让我一直不忘,因为由此得知,人们对会海的反感居然如此强烈,不惜以身冒险!

自疫情爆发以来,会议骤减,可开可不开的基本不开。即使开会,也改视屏了,不但减低了传染的可能性,还降低了经费,让多少年无法消除的会海,终于显露转机。

多年间,我对两种事情不堪其累,一是开会,二是饭局,想推又不能推。疫情来了,谢天谢地,开会、饭局没了不说,连有限的约请都有了谢绝的充足理由,卸去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但将来呢?这些还会卷土重来吗?很难说,因为这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的习惯,不开会不足以说明他们在工作,没饭局不足以证明他们还活着!怎么改?

电梯前,显露一堆毛病

在我上学的年代,北京可供大众使用的电梯只有北京火车站,上下还有专人看管,怕的是有人跑到这里以电梯为乐。后来,电梯日渐增多。最初是派员专司把守,估计还拨有专款,一进电梯门就会听到一声喝问:几层?有的电梯看守员干脆坐在椅子上,手握一根长棍,对着按钮一杵一杵的。直到家家户户每天都离不开电梯时,电梯看守员的经费日益增长,这才改为自助。不过,只要稍稍留心,你就会发现,不知有多少人至今还不知该如何上下电梯,叫电梯盲亦无不可。

电梯门前有上下两个按键,上当然是按上键,下自然要按下键。在按键上按一次与按一百次,大概也无多大区别。可有人性急,也可能过于无聊,为了催促电梯,居然能在那里来回按,我曾目睹某人按了三十多次。还有人是上下两键一起按, 大约在急着要下的那些人的想象里,先把电梯赶紧叫上来了才可以下;而在急于想上的这种人的认知里,只有把电梯按下来了才有上的可能。

电梯终于来了,是上是下无不显示,可偏偏有很多人从来不看标识,每次都是对着门里毫不客气地质问:上还是下?

有人羞于启齿,干脆先钻进来再说。一看目标相反,无不是一副奉陪到底的模样,在里面陪着别人上上下下,开开阖阖。我曾经与一家演艺团体出境,某日清晨,我们在三楼吃过早餐,准备下去乘车出发,等电梯来了,一位杂技名流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有人眼快,忙喊他,这是上。这位老兄碍于颜面,就说了一句:上也能下!还招呼助手也一道上去。那座大厦几十层,他们就这么一直升空到顶,再折返而下,大伙只得坐在车里干等。

疫情来临,个个电梯里面都备有纸巾,为的就是避免手触按键,减少病毒流传。可自从疫情稍缓,我发现,按键不知不觉又成了多数人的癖好和雅兴,不但在外面技痒,在那里来回按,进来之后手也不闲着,低头就按,即使已经有人按过,他们也要按上加按。好像多几次触碰才是进电梯的首选!

进入电梯,第一急务就是按关闭键,这是无数人的铁定习惯,有人连自己去哪层都没按呢,直接就将手伸向了关闭。假如有些电梯门张开时间过长,你又有天大的要务要办,按个关闭键也未尝不可,可我们平时的电梯门大都设置在几秒、十几秒,基本是前脚进、后脚关,又何必非要去按关闭键,多增加一次触碰感染的机会?

也有一件往事,每次说到电梯时都难以忘怀,估计会记一辈子。某次在单位等电梯,电梯门一开,旁边两位不知有什么急务,还是要赶着去投胎,不等电梯里面的人都下来,就挤了进去,而且立马按住关闭键,结果,当最后一位下电梯的人撞着电梯门挤出来后,门当即阖上。我呢,当然就被远远甩在下面,独自望梯兴叹!

吐痰,为什么长盛不衰

吐痰是传染源,这个大概没人反对。可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形容的那种“咳痰于地”,至今仍然随处可见。请勿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吐痰,这种号召应该很有年头了,然而,全社会始终定格在随地这一级,言外之意,不随地就可以时不时啐一口了。

其实,蔡先生还形容过“拭涕以袖”。这个好像比较稀少了,大概是因为衣服变得珍贵起来,但捏着鼻子往外擤,然后再甩在地上,或是用手抹在墙上、树上,仍未绝迹。

爱国卫生运动,来来回回,算下来也有几十年了,无论阶级斗争的年代,还是大干快上的时期,或是改革开放以来,隔三差五就会来那么一次,每次爱国卫生,禁止随地吐痰都是必备,但从请勿到禁止,虽说措辞原来越严厉,可最不见效,好像吐痰对很多人来说与生俱来,如吃饭喝水一样,属于天经地义。过去把随地吐痰归结为旧社会的陋习,可现在吐痰的大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了,看来,吐痰不分新旧。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运动,哪个运动都是重创,只有爱国卫生运动,五十年代还比较见效,一声令下,千军万马,没人敢说个不字。但往后渐渐就不灵了,规模无论多大,次数无论多少,口号无论多响,都没多少人在意。尽管卫生被抬到爱国的高度,也没用,连那些爱国喊得最响亮的人似乎也不认可。大概在他们那里,只有比较抽象、比较宏大、比较国际化时,才有爱的可能。

其实, 爱国卫生运动短效还是有的,一时间焕然一新,也是多年的一景,只有长效比较难。而一说长效,似乎就只有干等、苦熬了,熬到重孙子那代以后再说。可我们不能眼看着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陋习却还在那里一代代坚挺。比如吐痰,任你再怎么起来,只要吐痰声此伏彼起,什么都等于白说。

对陋习,有的朋友主张重典,可陋习在我们的眼里都是小节,而且人数庞大,所谓法不责众,罚不胜罚。八十年代对吐痰就有过罚款,北京是罚款五毛,街头有人吐痰,被罚后掏出一元,再吐一口,还说别找了!结果是,多少年过去了,只有这么个故事留存下来,而吐痰的势头却仍旧很旺。

为什么只有爱国卫生运动没多大效力?有朋友解释说,别的运动都是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那一大堆的罪名谁不害怕?所以特管用!而爱国卫生运动既无罪名也不批斗,谁还在乎?假如也弄个吐痰分子、痰奸什么的,填表时再填个“乱扔垃圾反动骨干”出身,本人成分是“擤鼻涕”,大概就会事半功倍了。当然,这属于玩笑话。

吐痰是习惯,一个习惯要改变,没个两三代人恐怕很难;改变陋习也一样,只有经过几代人的磨洗才有可能。这次疫情确实是个天大的机会,或许能缩短改变的历史,就怕时过境迁,甚至还没过呢,有人已经开始遗忘了。

 

 

 

作者: 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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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stone2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laopika' 的评论 : 最重要的要点是:“所谓白过,一是所有的弊端和毛病照旧,二是健忘。”
sandstone2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云淡风更轻' 的评论 : 谢谢!
sandstone2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FollowNature' 的评论 : “所谓白过,一是所有的弊端和毛病照旧,二是健忘。”
laopika 回复 悄悄话 通过此次疫情,国人的陋习确实已经改变不少,但医院挂号看病和就餐还很难根除。可老外那种过分崇尚个人自由导致防疫失控,同样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云淡风更轻 回复 悄悄话 分析的非常全面和透彻!谢谢分享!
FollowNature 回复 悄悄话 还是人太多,资源有限。空气质量有待改善。在国内冬天总有痰,出国后就没这毛病了。 当然,卫生陋习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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