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口，我看到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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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去周口。不是我不爱去，而是我觉得很多城市都千篇一律，无甚可看之处。 不光我知道这个问题，那些主管规划的干部也知道。所以，近年来，很多地方热衷于兴建大型景区，以此彰显本地的特色，避免千城一面。

如果按照城市营销、吸引人流的目的来看，伏羲太昊陵是成功的。如果非要按照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则伏羲太昊陵不啻于一个披着文化外衣的商业广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妈抱着孩子，可以看到生意失败的中年男人跪求发财，可以看到大学生情侣一起嬉笑打闹，可以看到小孩子拿着糖葫芦在哭闹……唯独，看不到和“信仰”有一丝一毫关系的事物存在。

庸俗到极致，用尽一切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只为追求一种像pig一样的生活，除了生殖还是生殖。 唯一的区别，无非是在灾荒年月祈求生的孩子能平安长大，在和平年代祈求孩子能考上好大学，仅此而已。

倘若这些愿望能实现，他们就万分欢喜地来“还愿”，进而逢人便宣扬自己拜的神有多灵，从此更加热心地上香许愿、捐献财物； 倘若愿望没有实现，则他们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进而整个人都更加焦虑，焦虑之余带着几分愤恨：我都烧这么多香，捐献这么多钱了，就这么一个愿望，竟然没能帮我实现！

假如这也能算作一种信仰，则这些人的信仰无疑是功利的、实用的，折射出的，是我们民族普遍具有的信仰危机。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倘若这也算“精神”的话），对信仰的尊重是非必要的，对文化的创造是徒劳的，对宇宙终极问题的思考是无聊的。除了物质享受和更疯狂的物质享受之外，中国人从来不追求其他任何东西。 物质享受之外的任何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诞生真正的哲学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至于将来，也难说（除非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一次彻底清除）。

只有从来不仰望星空的人，才永远不会摔倒。

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太精明了，精明到一切东西都可以伪造。文化可以伪造，信仰可以伪造，感情可以伪造，就连哲学，几乎也都带着一种伪造的味道。 中国这个民族太精明了，以至于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些所谓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林林总总，无非一句话——千万不要吃亏！中国人特别怕吃亏，就连拜佛祭祖，也拥挤在一起，找尽一切机会挤在别人前面，一边扔铜钱一边拍抖音，唯恐落在别人身后。那样，岂不吃亏了！ 大家都是40元的门票，凭什么，要让我吃亏！

中国人可以不顾生死，但一定不能吃亏。

02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带有一种“滤过性的病毒”，这种病毒会自动传染给每个中国人。在这种病毒的侵害下，很多人痴迷坏心眼，各个阶层都迷恋成功学并崇尚物欲至上，什么甄嬛传、厚黑学、曾国藩、办公室兵法之类，大多是虚假的文化，奸佞愚劣的文化。

不信你看：办公室挂着“舍得”二字的，一般都是视财如命的主；挂“天道酬勤”的，很多都是奇懒无比，只会使唤人的小领导；挂“上善若水”的，别指望他能干啥正经事儿；挂“难得糊涂”的，一个个精明得跟猴儿似的；挂“诚信赢天下”的，多半是谎话连篇、西装革履的骗子。 （当然，这个不绝对，但符合相当一部分人）

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杂糅文化，其原创能力非常弱，原创内容更是少得可怜。

近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三次巨大危机，都是靠外来文化注入，方才得以拯救的。

第一次危机是东汉以来，传自天竺的佛教，拯救了刚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就显露出衰相的儒家文化；

第二次危机是隋唐以来，传自西域的诸如菠菜、茴香、茄子等食物，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这个民族，上至封建贵族下至布衣贫民，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真正诞生出大众文化；

（要知道，唐朝之前，别说普通百姓，即使皇室贵族、达官贵人，其日常餐饮也甚是简陋，菜样十分单调。隋唐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大变革时代，这种变革又以西域物种的传入为导引。唐人多将茄子称为落苏，这个名称显然与西域佛教僧人有关）

第三次危机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为我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以一种带有强烈屈辱和痛苦的方式，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存在价值和生机。

这三次危机，随便哪一次，都是靠了外来文化的注入，才得以拯救中国文化的。如果不是外来文化的注入，则三次危机中的任何一次，都足以导致中国文化的消亡。

有人说：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到现在我们还能读懂古书，你怎么能说中国文化曾面临巨大危机呢？这是典型的既不懂文化，也不懂历史。

首先，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读不懂古书（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比古埃及有什么优越感）。即使能读懂一些古文，也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尤其在中学语文课上，不放弃对文言文和古诗词的教育。

其次，文化的流传靠的是人。我们这个小农社会，上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吃饭的问题。倘若不是隋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随着文化交流而传来的西域食物，则安史之乱等大规模战乱中，至少有五分之四的人要饿si，剩下的五分之一，则要逃难或逃荒，导致整个国家几乎没有活人，文化自然也无人传承了。 （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早期新加坡人很多是来自福建或华南一带的贫苦移民。到了新加坡后，这些人勤劳肯干，加上良好的政策和机遇，一步步改变命运，富裕发达起来。然而，富裕发达之后，他们还有人说汉语写汉字吗？几乎没有）

一种文化首先要能保证绝大部分人吃饱饭，这样人们才有传承文化的动力和积极性。

否则，就像早年移民新加坡的贫苦移民，中国文化留给他们的只有诸如吃不饱、穿不暖等无尽的悲惨回忆，他们自然对中国文化谈不上有多少感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没有其价值所在。人类的任何文化，都是由环境和生存结构决定的。自古以来，中国这片土地，就是一个严重内卷化的地方，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低。这导致我们常把“内耗”和“竞争”混为一谈，分不清两者的区别。

数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只擅长内耗，而从不擅长竞争。

当然，这也不怪我们。因为竞争（competition）本来就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词汇。

小农经济，最不提倡的就是竞争；竞争就意味着有人要出头，有人要展示自己的个性，有人要以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姿态，横行在社会上。 这些都是小农思维和小农文化所不提倡的。 我们传统文化的很大部分，都集中于思考“怎么和人斗”“怎么让自己不吃亏”上面了。

前两年，一个老板请我和几个人吃饭。菜过三巡，这老板拿出两瓶茅台，众人都赞扬其出手阔绰，大方待客。

此时，突然有人问“你这茅台在哪买的，是不是买贵了”；这老板一听，心里知道自己买贵了，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中的愤恨，从脸上的青筋已可见一斑。 这么一个资产几千万的老板，一旦发现自己吃亏了，尚且如此暴怒。可见，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吃亏”这件事是如何痛恨了。

由于说什么也不肯吃亏，所以中国人无论拜佛还是拜神还是祭祖，嘴里念叨的，无非是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孩子考上好大学，保佑明年买个大房子之类的。无论是做生意发财、还是儿子考上好大学，还是换个大房子，一切的关键，就是“绝不能吃亏”！ 别人赚了200万，我却赚了150万，于是乎，痛恨地牙痒痒；别人住的是200平的大房子，我的房子只有150平，于是乎，痛恨地咬牙切齿。

03

所以我说，无论给中国人多好的物质条件，他也不会感到快乐。

就算开着劳斯莱斯，他还嫌劳斯莱斯不够高档，提出一些诸如“方向盘为啥不是镀金的，后备箱为啥有点小”等十分小农式的低级问题。

中国人也知道自己过得不快乐，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祈求别人比自己更加不快乐。所以，数千年来，中国人把阴谋权术、尔虞我诈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就连信仰中也充斥着厚黑学的元素。所以，当我看到太昊伏羲陵园子里的古树上，到处挂着彩条，写着“祈求财运”“财源广进”“恭喜发财”之类的祈祷词时，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包括一起去逛的同学在内，几乎每一个给我介绍伏羲太昊陵的人，都会强调说“占地800多亩，非常大”。 是的，确实很大（小农文化就喜欢大，似乎越大越好，越大越壮观，越大越有气势），结果逛下来容易疲累，况且人本来就很多。虽不至于磨拳擦踵，但任何景区逛下来，你都分不清是去看景点了，还是去看人了。

既然这么大，肯定要塞点东西。因此，别管是佛教、道教的东西，全都一股脑儿塞进来了。所以我说，包括伏羲太昊陵在内，很多景点叫什么名字其实不重要。甭管叫什么名字，里面十有八九都是大杂烩。 当然，和我之前的文章一样，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也不强加给任何人。

而且，我也无意“说服”任何人，非要说“说服”的话，我只想说服那些认同我观点的朋友。 如果您觉得文中观点有一定道理，欢迎评论留言；如果觉得不对，不看或取关即可，谢谢。 和这些相比，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读者们能静下心来，读懂中国文化。

倘若你用心思考，自然就明白：我从来没有也不提倡崇洋媚外，更加不会故意贬损中国文化或我们民族（且不说这样对我没有丝毫好处，首先我自己就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

我所阐述的观点，不带有任何意图。非要说意图的话，则我想试图指出中国文化固有的一些弊端或内在问题。这些问题，有一些是畸形的生存结构的产物，有一些是制度的产物。制度和生存结构的双层积压，导致我们的文化创造力，弱得可怜。我们的文化输出，甚至不如新加坡等小国。

前些年，你可以说是经济因素，毕竟新加坡发达嘛。可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但我们的文化输出依然很弱。 至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抑或解决问题的方法，非我所能做到，非我所能提出。

 

作者： 山阴张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