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朋友圈转发过一篇关于外公的文章，被一位做编辑的同窗老友瞥见，就鼓励我自己也写一篇。我手还真的有点犯痒了，可迟迟下不了笔。因为可写的虽不少，却不知如何取舍，也不知该怎么组织它们……犹豫再三，终于痛下决心：写最想写的，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提笔”之际，才发现上一次写外公已是三十多年前了：那是我小学升初中的统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我开篇第一句话写道：“最近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的外公——著名儿童文学家...身上。” 那篇作文写的是外公拒绝帮插队的女儿托关系返京的故事。事情是真的，我三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滞留内蒙，而四姨则终身落户在了邯郸。但有一个问题：按照考试规则，作文是禁止透露任何真名实姓的，这是为了防止考生的身份在阅卷时暴露。我却公然违背了这个规则。可我不但没有受到处罚，语文还得了高分。我至今也不清楚阅卷老师对我如此仁慈，是因为欣赏姥爷的作品、是敬畏他的名声地位，还是钦佩他那两袖清风呢。不管怎样，我小小年纪已经利用他的名字搞了一次不正之风，虽然写的正是他反对不正之风的事。
在我交流过的人里，四零和五零后的读者记得外公的还有许多。而七零后，我的同龄人，有不少在听我提到他时会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他写过什么？”我就会同样有点不好意思地启发他：“你还记得在小学语文课上学过一篇《会摇尾巴的狼》吗？”我自己当然还记得那篇课文，却是学完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外公写的。
所以，虽然我的初衷是回忆外公在生活中的一些点滴，但为了那些不太清楚...是谁的朋友，我觉得有必要简述一下他的经历和作品。这个“简历”仅限于我的记忆所及，肯定有遗漏和不准确的。但我并不希求这篇文字有任何史料文献价值，只愿如实描写出一个外孙心目中的外公。写这么一篇既不算传记、又不是回忆录的四不像，我是迫不得已。
早年
外公出生于民初军阀割据时代的武昌。他的外孙和外孙女们按照南方的习惯叫他外公，而他那出生在京郊良乡的老伴，则根据北方的习俗被我们叫做姥姥。我们不叫外公外婆，也不叫姥爷姥姥，只有外公和姥姥的搭配对于我们来说才最妥帖最自然。我们从开口叫他们的一刻起，就已经接受了这种地域差异和矛盾。而外公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他饱满的头顶早在青壮年时就谢得锃光瓦亮，身上却汗毛浓密；他幼年身体羸弱，日后却嗓音低沉而浑厚；他个性极强、内心对世界有着冷峻严厉的看法，初识他的人却只道这是位和善风趣的老者...
他那怀才不遇的教员父亲生了八个儿子，他是老大，所以从小就肩负起给七个弟弟讲故事的责任。这大概锻炼了他日后随口杜撰编故事的才能。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小表弟萌萌缠着他讲故事，他就即兴讲道：
萌萌当上了部长，就要求秘书给他端汽水喝。喝了一瓶还不够，于是又要。他喝了一瓶又一瓶，终于憋不住了，又不知道厕所在哪儿，就偷偷尿在部长办公室的地毯上。结果被发现了，就被大家赶下了台。
萌萌听了大喜，要外公再讲一个。外公就又讲：
萌萌当了兵，拿着枪去前线。一路上萌萌可高兴了，放了一枪又一枪。等到了前线，他的子弹已经打完了。这时候敌人出现了：“不许动！”萌萌大喊：“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我没子弹了！”
萌萌乐坏了，要求外公继续讲。外公说再讲就要每个故事付5分钱。萌萌立刻回头对三姨嚷道：妈！给钱！
外公从小就在文艺方面表现出异禀。他中学时已经在报纸上发表散文，而同时又开始了早恋，学习成绩是可想而知了。他终于没有考上大学，还与父亲吵翻了，就离家出走，只身来到北平做了图书馆员（我小时候常常把外公北上的故事，和青年毛泽东来北大当图书员的故事闹混）。
他北上的心路历程，或许可以从长篇散文诗《长城旅客梦》里略窥一斑。作品写于三十年代的北平，文中隐约交织着内外两条线索：外面描述着火车北上沿途的见闻——春夜的黄河，同车一群清华的学生，两个活泼而好奇的女孩，壮丽的长城，以及长城脚下玩偶般的骆驼队……而内在的线索，不自觉地用意识流式的手法叙述着他的各种情绪和联想——好奇、得意、屈辱及愤懑……两条线索交替并行着，最终交汇在他沉沉坠入的梦境里：梦中他和恋人同车奔驰在一个奇幻的世界中，车外美丽的幻境不断变换，而车内则洋溢着青春的萌动与羞涩……可不知怎的梦境忽然变得幽暗而诡异，后来他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坟墓里，并且听到一个绝望的声音说“不！不！”……直到他在列车上醒来。
我问过外公，那个坟墓和声音代表什么。他说代表他对自己原来生活的完全否定。
北平的生活是寂寞的。他白天工作、夜晚写作，在深夜奋笔疾书之余抬起头来，每每被自己映在玻璃窗里的影像吓一大跳。他终于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山寺暮》，文笔飘逸，包含着他早年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种种观察和思考。他后来把早年的自己描述成一条生活在封闭的池塘里的鱼，欣赏着池塘里的水草和各种倒影。
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刊登了他的文章，二人日后成了终生的朋友。他又非常感谢沈从文，因为沈虽未直接发表过他的文章，却会介绍到别处发表，还鼓励他常常修改自己的文字。他说这个鼓励成了他终生遵守的写作“准则”。
战争年代
抗战爆发后，他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跳跃：加入了一群投奔延安的文学青年。而我的姥姥也正在在这个行列里。
我没听外公亲口谈起过这段经历，但我总是想象此刻的他正是《一个人的烦恼》里的那个刘明。《一个人的烦恼》是外公一生发表过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延安时代的作品，但写的并不是革命战争。主人公刘明是一个小职员阶层的青年，在抗战中逃离北平，寄居在武汉亲戚家里，后来又跑到山西去参加抗日宣传。他生性敏感而患得患失，不合群又吃不了苦，最终放弃了理想准备废然而返。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刘明便永远彷徨在了那个小城的火车站上。
我曾经向外公坦白过刘明的性格和内心都很像我，外公说其实刘明某种程度上正是他自己。唯一的区别是刘明将要回到武汉，而外公去了延安。他写刘明正是为了告别刘明，同过去的自己决裂。
姥姥出身在一个地主或者说小军阀的家庭里。她的父亲既要面子又吝啬，就常常让自己的伙夫站到身边充当卫兵。在他的几位千金里，姥姥是最柔弱的。据说她童年吃西瓜时不懂得如何吐籽，结果西瓜都被姐妹们抢完了，她还在捧着头一块瓜着急。然而文弱如她，却有真正的勇气背叛了出身和家庭，与外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在投奔延安的那一群里，姥姥是男生们的共同追求目标，最终的胜出者自然是外公了。这是听舅舅说的，我从未听外公亲口讲过他的罗曼史。我只在他的一篇散文里看到过这样一段描述：他们躺在黄土高原的山洼里，敌机从头顶掠过。姥姥伸出手遮住外公的眼睛，说：你的眼睛太明亮，会被敌机发现目标的。多年后，外公对已经离世的姥姥说：你毫不怀疑你柔弱的双手能拯救我的生命！比上帝还要真诚。
外公在延安时期任教于鲁艺文学系，经受过整风运动的洗礼或者说下马威。他在延安的“英雄事迹”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同情过一只打架时总是斗败的小公鸡。他发现公鸡的气势来自于脖子上炸起的羽毛，于是他把大公鸡脖子上斑斓的翎毛都拔掉了。再打架时，大公鸡失去了炸毛的威势，小公鸡便终于赢得了胜利。
这到底算什么，革命战士的幽默感？共产党员未泯的童心？我也不知道。总之，他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家母）即将诞生，他觉得该为孩子写点什么了，于是就陆续写了《南南和胡子伯伯》、《大雁和鸭子》和《皇帝说的话》等故事，这就是他写童话的开始。他从来不自诩为什么儿童文学作家，然而当代中国文学史最终把他的名字与儿童文学联系起来，这或许是个偶然，或许是个幸运。但偶然常常蕴含着必然，而幸运又常常预示着不幸。
在解放战争中，他奉调去东北解放区担任《东北日报》的副主编。我对于这一次转移的零星印象来自于老妈和二姨的叙述：敌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保育院的孩子们都被装在驴背两侧的筐里连夜转移。如果敌机投弹惊扰了牲口，就可能连驴带筐一起坠入山沟，听家母说周扬的幼子就是这样不幸遇难的。那时候，咱妈正在驴背右侧的箩筐中欺负着坐在左边筐里的二姨。好笑的是，直到七十年以后，老姐俩寄居在海角天涯的加拿大，依然继续着她们在箩筐里的的吵闹。当时的平津还是国统区，孩子们必须经海路绕道朝鲜，才能去东北与外公回合。
对于外公在东北的工作与写作，我所知甚微，也不准备去上网查找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那些散文与报告文学。因为我想尽量按照一个外孙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来写他。外公说他在东北从未在夜里两点之前睡过觉，他一生戒不掉的强烈的烟瘾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而他那头原本浓密的厚发也在这几年掉光了。我猜战争年代的工作强度容不得人们关注什么养肾或者子午流注吧。
建国后
解放后，外公姥姥终于带着满口东北话的孩子们回到了北京。我党刚进城那会儿，随军机关一时还没有分配好单位宿舍。大伙都热热闹闹地聚居在中南海里，其中也有外公一家。
听说有一天孩子们玩耍时遇见毛主席经过，老人家心情似乎不错，问他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家母就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过了几天我二姨又遇到过伟大领袖，还提起了我妈妈，主席说：“就是那个爱吹牛的孩子吗？”
中南海是个过渡，外公一家终于搬进了北京东城的一座大杂院。这座院子曾被萧乾称为“大酱缸”，就是当时的作协宿舍。外公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任上一直干到退休，按他自己的话讲：他一生当编辑，主要是为别的作者做嫁衣裳，自己就写得少了。但当时他还是作协书记处的书记，所以也混居在作家当中。
他的散文集《苦涩的无花果》对作协宿舍有着非常诙谐的描述：他在大酱缸里有过一土一洋两位好友——洋的就是萧乾，二人会一起欣赏交响乐唱片，记不得是萧乾还是他夫人文洁若女士曾在文章里感谢过这位没有歧视他们的作家“官儿”；而土者便是大名鼎鼎的赵树理。
外公说赵树理那时爱穿一件掐腰高领的女式皮大衣，红红的大鼻子从皮大衣的高领里陶醉地探了出来，像一只寒风中的老母鸡。赵经常不请自来，送货上门地要求为外公演唱一段上党梆子。赵又是外公的围棋棋友，屡战屡败，却越输越不肯罢手，被姥姥强行制止了，就对姥姥颇有微词。赵树理的结局非常悲惨，外公赞扬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
但不论“真假”，作家们终于都先后搬走了，有的升迁，有的流放，只有外公一家在大酱缸里一住几十年。到我记事时，四邻已全部是当年的军代表或他们的后人。
在那条名叫东总布的胡同里，每当夜阑人静，伏案写作的外公能听到街上有轨电车叮咚的铃声。经历过半生战乱的他，在这样的时刻心里会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以为一切可以永远这样下去。他亲口承认过那时的他甘愿为那位伟人去死。
在相对安定的五十年代里，他最重要的寓言童话，诸如《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小松鼠》、《三只骄傲的小猫》以及《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等等，先后问世了。而他所有童话中的代表作，或许当属《小溪流的歌》与《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
《小溪流的歌》与其说是童话，更像一首散文诗。作品没有太复杂的故事情节，只是单纯地叙述了小溪一路欢歌奔向大海的过程。它一路上克服了重重阻碍，渐渐演变成了小河、大江，最终汇入了大海。无论他变成什么，无论谁在半路上劝阻或恐吓他，他都永不停息。
这首歌颂着生命与进步的诗篇，会让我想起《周易.象传》里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哲人们常思考时光的流逝，而诗人们爱吟咏世事的沧桑。这种生生不已的变化与流动，或许包含着人类对宇宙精神的终极关怀，或许牵涉着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那条歌唱的小溪，面对这永恒的主题却并无老气横秋的沉思与叹息，而是把那些深邃的感慨和思索融化在了单纯与快乐的歌声里。
《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则是一个中篇，有着曲折得多的故事情节。它曾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又先后被改变成过电影和舞台剧，应该算外公童话的巅峰之作了。
主人公唐小西的原型其实就是童年时代的我舅舅。每当他该学习的时候，他就会说“下一次吧”；可一遇到玩耍他的口头禅就变成了“这一次”。外公决定在童话里给儿子一个教训：唐小西的懒惰和拖沓终于气走了时间小人，时间停止了。他在灰老鼠的诱惑下来到了一个“比好玩还要好玩的地方”——下次开船港。
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小熊、绒鸭子、纸板公鸡、木头人和橡皮狗，大家都是逃学到这里来的玩具，终于可以永无终止地玩耍了——当然他们玩腻了偶尔也会解一道算术题换换脑筋。他们又遭遇了灰老鼠的坏蛋朋友洋铁人、白瓷人和直肠子蛇，灰老鼠还在小西的脚后跟上安装了一条又沉重又爱插嘴说话的影子，用于监视唐小西。
后来，孩子们试图从坏蛋手中救出布娃娃，故事便在冲突中走向了高潮。当大家带着布娃娃准备坐船逃走时，才发现所有的船都挂着“下次再开”的牌子，唐小西终于吃到了“下一次”的苦头，大家都被坏蛋俘虏了。在最危急的时刻，唐小西真诚的忏悔总算唤回了时间小人，时间恢复了流动，嘹亮的钟声吓跑了坏蛋。然后在老面人深情的笛声中春回大地……
这原本是一个教育孩子们珍惜光阴的长篇寓言。但那文字的幽默感和诗意美，在五十年代那一片火红的革命文学中是特立独行的。
文中不少滑稽的片段都来源于外公的日常生活。比如小西教小熊和绒鸭子算术那一幕：四盘苹果，每盘两个，给了弟弟六个，问还剩多少？先是小熊抱怨：“一盘才两个苹果，给弟弟六个，那哪儿够呀！”接着是绒鸭子困惑：“可是，有几个弟弟呢？题目上没有说有几个弟弟。”小西说想解这道题要先明白一个原理，绒鸭子马上就问：“圆的？圆的什么呀？”小西为了形象地演示加减法，就在地上画出四个盘子和八个苹果，绒鸭子突然大叫：“什么什么呀！那个苹果太大，都快从盘子里滚出去了。”小西擦掉了六个苹果，问他们还剩几个，小熊和绒鸭子一致认为三个——两个苹果和一个盘子。小西再次纠正了他们，最后问他们明白没有。绒鸭子说：“不明白！那剩下的两个苹果给谁吃啊？”
外公告诉过我，当年姥姥辅导小姨们做算术确实是这么辛苦的。
文革
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终于降临了，无情地冲击着每一个家庭，冲刷着每一颗心灵，也冲走了外公深夜书斋里那点小小的幸福感，和那虔诚的膜拜。其实他在文革中的遭遇远不是最悲惨的，他只是个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一个女儿曾贴过他的大字报，检举这位“修正主义老爷”爱猫胜过爱亲人，这在日后的父女关系上多少留下了阴影。他的另一个女儿为了表示造反，把家里的一窝小猫给送走了。这对于一生热爱动物、爱猫如子的老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我在楼适夷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这样一个情节：当作家们被红卫兵批斗时，身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公因为受不了长时间“坐喷气式”（就是被红卫兵从后面反抬双手，上体保持九十度的鞠躬），主动跪到地上说：“我有罪！我不配站着！”当我向外公核实有没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外公没有直接回答我，但那双明亮的眼睛却忽然失去了光彩，表情多少有点尴尬，但更多的是悲哀与失神。
他自己则选择了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来记载文革：作协的一群红卫兵“老将”批斗他一番以后，让他老实交代有什么“四旧”。外公如实地供出了他的字画、唱片和藏书。但是造反派们显然还不满意，最后终于按耐不住了：“交代！你有《金瓶梅》没有？”
原来在五十年代，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影印过两千册《金瓶梅》，在年满45岁的已婚省部级干部或专家内部发行。外公也有过这么一张“内部购书证”，但是他没有买。原因很简单：他在十三岁的时候，早已经发现并阅读过他父亲精心隐藏起来的《金瓶梅》，而他不愿意这个故事重演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
外公没有买这本书，不但让红卫兵们大失所望，也让多年后的我有些遗憾——因为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贾平凹的《废都》刚刚出版，北大的男生们正在如饥似渴地搜索着《废都》里那些下面标着“此处略去三百字”的小方块儿……我那会儿如果能亮出一本钦定版带图的《金瓶梅》来，在同窗们面前将是何等风光。看来我们和造反派们也并非那么不同。
外公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干校改造，我那已经工作的妈妈下放到天津的农场劳动，舅舅在西北当骑兵，两个还在上中学的小姨则去了塞北的广阔天地里上山下乡……一家七口人被分散到了祖国的七个角落。到我这个长外孙出生的时候，外公还在湖北劳动。
姥姥终于没能熬到文革结束，在五十几岁的年纪便患绝症离去了。她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温柔而脸色苍白的。正像她年轻时在敌机下面虔诚地遮挡着丈夫的眼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她仍在默默陪伴、安慰着那个饱受压抑而个性极强的丈夫。她一生都在试图以自己脆弱的生命来保护外公。在外公挨斗的年代，她曾经在外公桌旁的书柜上贴了一条最高指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意思是提醒外公不要寻短见，可其实她自己也正在单位受着冲击。心情的压抑加上生活中的种种坎坷和艰辛，让她的身体早早地垮掉了。在她病重的时候，外公查考了大量的医书，最后得出结论：按照目前的科学水平癌症是不治之症。他和医生交流他对姥姥的病情的研究心得，说得头头是道，让医生们佩服不已，却并不能挽留住姥姥的生命。
晚年
当收音机宣告了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幼儿园里的阿姨们趴在桌上、哭得直不起腰来，我们一群小朋友坐在小板凳上傻傻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犹豫了片刻，终于决定还是跟着阿姨一起放声大哭。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文革的结束，对于我，意味着姥姥的离去，意味着外公的重获解放和步入老年，也意味着外公的两个长外孙——我和大表弟——即将进入上学年龄。
姥姥去世七年以后，在一个相对宽松了许多的年代，外公终于把要对姥姥说的话倾泻了出来，汇集在散文诗《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里。我隐隐地觉得这仿佛是他早年那部《长城旅客梦》的延续，虽然文字要凝练得多。
他又一次同心爱的人徘徊在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里。他站在亡妻的画像前（那幅画是他的亲笔作品），准备举杯祭奠她，然后就进入了心灵深处的一片阴郁的原始森林开始徘徊。
在徘徊中他和恋人回到了有着酸枣刺、小溪和蝌蚪的黄土高原上，躲避敌机轰炸……
但一会儿爱人忽又躺在临终的病榻上，念念不忘地向往着一个花的原野……
他终于眼睁睁地看着年老的护士抬走了爱人的遗体，而这又领他忆起了自己母亲的葬礼——少年的他提着一个装载了母亲骨灰的磁坛走向墓地，心中感到”她用自己的肉体装着我，我用冰冷的瓷坛装着她。那个给予和这个回报是如此不相称。“他未必相信什么俄狄浦斯情结，然而此刻他或许已经把一生中最美好、最善良的两个女性融为一体了……
然后他又来到了一片开满鲜花的美丽湖沼，但这并不是妻子向往的那个花的原野，而是他们被迫接受劳动改造的咸宁干校……
之后幻象终于渐渐退却，他来到了林间一片长满蘑菇和野花的开阔地上，他对妻子说：“不必再呼唤你的归来，你根本就没有离开。你就在我的身边，每朵花都可以作证明。”他还说“我们的心很柔和，还要继续保持柔和。”最后他许诺爱人说“我们正在走向花的原野……”
在文革刚结束的几年里，他还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童话，如《歌孩》、《沼泽里的故事》、《不泄气的猫姑娘》和《浮云》等等，此后他余生的文字就基本以散文为主了。或许他晚年那些散文不如他早年的作品更有名气，我却觉得这才是他最凝练、最幽默、也最深刻的文字，思想也最为活跃与解放。
在“喝过延河水”的文人里，外公大概是思想最开放的人之一。当时王蒙的意识流写法正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卫道士们视之为背叛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外公却自称“像一个青年崇拜者一样”地写信给他，赞赏他作品中的诗意美。
我在外公八十年代初的散文集里，还看到过有一篇是赏析高行健的小说《雨、雪及其他》的。高的小说和实验话剧比王蒙更加前卫、争议更大，有人以为大逆不道，也有人（包括外公）非常欣赏，而那时还在读初中的我只是在望“名”生义地猜想着他有没有日本血统，和高仓健有什么瓜葛。但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他会在二十年后成为华语世界里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外公的那座大酱缸小院里，那会儿聚集了不少青年作者，俨然一个小小的文学沙龙。当时的陈建功、北岛、顾城和芒克等人，都曾经是其中的座上宾。年轻人不光会聚饮，据说有时还打开录音机跳迪斯科，而他们蹦迪的时候外公也加入过。
同北京大多数胡同和四合院一样，作协当年的“大酱缸”宿舍也没能逃脱被拆迁的命运。外公终于搬进了单元楼。因为下楼不容易，他从此更少外出，腿脚越发的不灵便了。但是他的思维依然敏锐，那对双眼皮极重的大眼睛依然明亮，嗓音依然低沉圆润，说话依然在娓娓道来中带着淡淡的嘲讽。他保持着深夜写作和阅读的习惯。他读书极杂，从围棋棋谱到哲学与佛经，到现代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无奇不有。他很少有特别爱看的电视节目，所以大多数晚上他会用那台老式的先锋音响放黑胶唱片——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老柴与肖斯塔科维奇。
他个性中直率而尖锐的一面越发充分地显露出来。对于文坛或者政治舞台上的事情，他不再三缄其口。作为政协委员，他为了去政协会议上对三峡工程慷慨直言，一大早就穿好外衣、在客厅里正襟危坐，静候出发去会场。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他在所谓“33人签名事件”中有份——包括他在内的33位学者和作家在一封公开信上签了名，而他应该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延安老干部。在那个夏夜的风波平息以后，他对平安归来的我说：要“善于斗争”……
他冷峻的一面不光表现在思想和学问上，在生活中也处处透露出来。家母在与家父离异多年以后，曾经带着她的加拿大丈夫回京来看外公。这位六十几岁的洋女婿在八十多岁的老丈人面前有点趾高气扬。外公坐在轮椅里不动声色地说了七个字：“可以相见就相见”。妈妈把这半句话翻译给洋老公听，那位五大三粗的老外便忽然态度急转，刹那间变得恭敬和殷勤起来。我至今参不透这几个字的力量究竟在哪里，我想外公自有他的气场和机锋所在吧。
越到晚年，他看事情越冷、越透，也越淡。他曾经与我二姨长谈过一次，其中的一句话让二姨受益终生，大意是告诉她不要害怕，凡事只要想透了——想明白发生了最坏的结果又能如何——就无所畏惧了。
他对自己的剖析也同样冷峻。在最后的年月里，他一方面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宇宙和世界，同时又在冷静地反思着自己。他的自画像《...自剖》带有明显的沉思和嘲讽的意味。而他的短诗《自题小像》或许可以看作他本人为自画像所做的注解：
那是什么
一个影子
一些元素
无意的排列组合
一些尘埃
有意的玩耍嬉戏
这是永远
永远消失了的暂时
他的第二任夫人，我的后姥姥，陪伴他共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二十几年。不幸的是，后姥姥的家族所遗传的精神疾患在她晚年忽然发作，令她倍受妄想与幻觉的折磨。也使她无力承担照顾外公的职责。所以外公生命的最后的几年光景十分颓唐，健康恶化得非常迅速。我多么希望他晚年在勤勉阅读和写作之余，能够更多地外出散步呀！外公父亲家的长辈中高寿者甚众，外公却终于没有将家族的长寿基因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还差三个月没能熬到自己的九十大寿。
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是这个：
“现在我仍然活着，也就是说，仍在路上，仍在摸索。至于还能这样再走多少天。我心中实在没数。
“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
“我本来就很贫乏，干过许多错事。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真正的人多起来。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而哭。
“我仍在路上，不会感到孤单。
“我也不会失落，因为再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外公和我
其实我第一次写外公还不是考初中那一次。之前湖南某儿童文学刊物曾上门约稿，邀请外公的第三代们从儿童的视角来描写这位儿童文学作家。于是正在读高小的我和大表弟就开始了我们人生的第一次“创作”。当我们拿上初稿去见外公，他一读到表弟的文章，就立刻撇下一旁的亲人与客人，滔滔不绝地为他讲评起来了；可是当老人看了我的文章，却只是微笑着说了声“很好”就不再置评。
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真的写得那么好。原来我那篇“大作”从布局到遣词造句基本上都是家父大人的灵感，外公是老江湖，自然一眼就识破这四平八稳的文字不可能出自小学生之手。而他又要给女婿留点面子，就选择了沉默。说来惭愧，这篇童年时代发表在少儿读物上的作文，是我平生迄今为止发表过的唯一一篇文章，而且全部是家父的手笔。当然那点象征性的稿费也全部进了他老人家的腰包。
我和外公最亲密的时代是在儿时，那时还不知道知他是什么“著名儿童文学家”，只是无端地喜欢着这个毫无成年人的稳重的、有趣的秃老头，每周都在盼望着周末去他家玩。他会扮演老猫，来捕捉我这只小老鼠。但是那只老猫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以至于老鼠不但不跑，还会抬起头来与猫对峙并且咆哮。
又有一次，我把面条吃的满身都是，他看到了却没有声张，反而表演起节目来——他让我扮演外宾，而他扮演记者。记者采访外宾：请问您为什么要把面条挂在身上？是想把中国的面条带回去给你们国家的人吃吗？
他的童趣不但能讨孩子们的好，连动物都似乎特别买他的账。在那所前作协宿舍院里，有一家邻居养过一只名叫广立的猴子。猴子很凶，曾经把我的红领巾扯得稀烂。院儿里所有的居民都怵它，除了外公。有一天我看见外公缓步从屋里出来，在当院儿庄严而洪亮地喊了一声“广立”，广立便乖乖地匍匐在栓它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等着外公过来为它抓痒。不用说，他对猫猫狗狗是颇有一手的。他的热爱动物绝非浪得虚名，而他对动物的描写也大多源于自己的实际观察和亲身体验。
但这种欢乐的气氛并不是永恒的。当我年龄渐长、稍微了解了一点他的成就以后，反而与他逐渐疏远了。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家太把那种领国家工资的专业作家当一回事了，过分的敬畏让我很难再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的亲人；另一方面，我在十岁那年父母离异后开始随父亲生活，便与母亲家的亲人来往少了，虽然大家对我们亲情如旧。
在外公的女婿中，有某副部长的公子，有某市委书记的衙内，而家父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农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高考得中进了北京，不知道他能否逃脱家乡父老们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病饿而死的命运。据说家母大人年轻貌美时也曾伤过不少革命文艺男青年的心，但是特殊的时代竟让她阴差阳错地选择了一位凤凰男，二人造就了两个时代的怪胎以后就草草地结束了这场畸形的婚姻，留下我和舍妹用半生时间来迷惑不解地苦苦追寻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父亲的出身让我在懂事后有了自卑感，而母亲的身世则从另一方面造就了我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越强，我的自卑感就越强。
在家族的聚会中，我开始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种“外戚”（”外戚”的本意是指皇后的娘家人，但我觉得这两个字的错用与借用能特别生动地表达我的感觉）。外公有许多品德和才能我都没有继承，但我显然继承了他的过敏与多愁善感。
我们不再表演那些童年的节目，再没有幼年的那些游戏。当然这不光是因为心理上的疏远，也是因为我的年龄渐长，兴趣和注意力都改变了。
进入中学以后，我们的话题开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向外公系统地讨教过文学。不过，他根本不鼓励他的后代们吃文学这碗饭，他会说：“我希望你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最为吊诡的是，在我高二面临文理分科的时候，他明确地主张我选择理科。
他自己是个杂家。他的兴趣远远不止步于文艺和社科的领域。他在八十年代的中期试图理解相对论，这对于一个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老人是何等的艰辛！但是他对科学的热忱令我受益终生。他曾经向我谈起过物理、数学与音乐的关联，说无论在理论物理还是音乐中，都有着某种美学上的对称性。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在日后漫长的年岁中，无论写诗作文，还是在设计电脑程序时，都在有意无意地照顾着结构上的对称。我发现每当我打破了这种前后呼应的对称，程序十有八九会出问题。
广泛的兴趣离不开广泛的阅读。他曾告诉表弟说：一个人读二三百本世界名著是起码的。非常惭愧，我读过的中外名著大概连二三十本都没有。这是一个遗憾，但也给了我盼望和目标。
他的阅读不但范围很广，也很深入。上初中时，我刚学到一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急忙拿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那感觉就像是掌握了一种很酷的新式武器，在外公面前好不得意。而他只是笑笑，没有正面评价我那些宏论，却告诉我他在文革中把整部《资本论》反复读过五遍。言下之意是：对于我夸夸其谈的那些理论，他更有发言权。
外公的书房和卧室里堆满了书籍，和各地编辑部寄来的大大小小的刊物。我们在小学时代喜欢从他家“顺”走各种少儿读物；中学以后，他却不时会主动塞给我们一两本他认为对我们有用的书。外公送给我的最后两本书，一本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另一本是奥维德的《爱经》，是这位古罗马诗人写给青年们的恋爱指南。这本指南非常实用，但它比王婆的“潘驴邓小闲”之类要高尚的多。受过了这部古书的熏陶，我常会叹息当今小鲜肉们撩妹技巧之拙劣，不时替他们捏上一把汗，深感不读书害死人呀！
外公偶尔也会谈到文学，但可惜这样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太少了。他有一个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理论，就是认为一个人写作水平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叹号阶段、逗号阶段和句号阶段。他没有明确地界定每个阶段的内涵与特征。只是说当一个小学生写“今天的天气多好呀！”这属于叹号阶段。他又说当时正在上初中的我属于逗号阶段。我问他句号阶段是否就是句号多逗号少，他未置可否。
让我跌破眼镜的是，他还说刘白羽先生的文章尚在叹号阶段。刘先生的《长江三日》俨然是新时期革命文学中的美文典范，所以我乍听到外公这个评价着实吓了一跳。因为老人一生谨慎，从不议论别人。我偶尔向他打听过一些知名作家的传闻，他虽是知情者却永远守口如瓶。唯一的例外似乎就是刘先生，外公毫不掩饰对他的看法。个中到底有什么过节与是非，就不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了。但既然二位均已作古，我想不妨如实记载一下外公的这个言论。
总之，后来我写文章时，开始留心尽量把逗号改成句号。但我猜想：如果一个人的文字没有真正达到简洁凝练的地步，强行修改标点是没用的。
我大学毕业那年不但告别了校园，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走前最后一次去看外公，他问我出国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答不上来。他就告诉我不必急于定型。他鼓励我继续保持广泛的兴趣，探索世界、发现自己。他送给我的最后两句话是：
志在四方
不忘中国
我与老人家从此各自天涯，约有十年之久。当外公最后一次被送进ICU的时候，我在地球的另一面开始了禁食祷告。禁食持续到将近一周时，因我出车祸而终止了。差不多就在外公的弥留之际，我也正坐在急救车上奔向地球背面的另一个急诊部。我终于没能去参加外公的追悼会，听说会场里播放着他生前最爱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而我这个外戚，终于是外戚。
外公走后，他的亲友同事中提笔回忆他的不少。我几次试图写点什么纪念他，心里却每每冰冷而梆硬，怎么也写不下去。又过了几年，我偶然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忽然夜梦外公。梦中的他清晰异常，年轻而俊朗，正在向我和朋友们谈经论道……我至今不明白为何在此时此地梦见他——是因为早上拜谒了卢梭故居？还是因为下午参观了约翰.加尔文的宝座？可外公从未和我谈起过这两人。加尔文曾被马克思称作“新教的教皇”，或许他代表了外公那个时代的严酷与迫害？而卢梭代表着他的柔弱与敏感？这是生搬硬套，我完全不明白为何在日内瓦回想起外公。但无论如何，我那颗冰冷而封闭的心忽然打开了，回忆和泪水重新找到了我。
如今又是多年过去了。在这另一个晚上，在寒冷幽暗的夜海的底部，我的心忽又柔软。我想这正是我与外公的心灵冥合的契机。亲爱的外公，让我继承你的柔和而摆脱你的软弱，让我继承你的深刻却脱离你的尖刻，让我继承你的丰富又没有你的复杂，让我拥有你一切的美好但不要你的名声与成就……亲爱的外公，我一生以你为自豪，渴望与人分享你，但越渴望就越发不敢和人谈起你，因为我的分裂，因为我的骄傲与自卑……亲爱的外公，当年你写刘明是为了告别他，我此刻写你也是为了告别你，从今以后我再不写你——不是因为怨你，正是为了爱你——或许当我终于走出你的阴影，才能真正回到你的怀抱，像我婴孩时那样。从今以后，我再不提你，直到我们重逢在另一个时空，无论天堂还是地狱——你脱离了你的复杂与矛盾，而我摆脱了我的分裂——我将重新踊跃展颜于你的怀中，聆听你新的旅途见闻。
呜呼，魂之安息！我亲爱的姥爷，你是我的外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