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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初晓

(2020-11-20 14:46:48) 下一个

怀念初晓

 丁岩

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是个身高一米九的黑龙江大汉。在任何环境里,他都是那个最引入注目、让人眼睛一亮的人物:黑铁塔般的壮硕外形,活泼而强悍的性格,大师级的吉他演奏水平,游泳拿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证书...... 和他在一起时,女孩子们的目光永远只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我在他的光环里就像透明的一样。但我那时仍然一有机会就和他凑在一起,因为很难再找到像他那样与我臭味相投的人了。

1.

我最初认识初晓是在军校。那年夏天的一场风波,导致秋季入学的北大新生都被送到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了一整年。当时文科院系的男生被整编成陆军学院第二十四中队,队里一群南腔北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紧张而好奇地打量着军营和彼此。那几天,宿舍里的人都在悄悄议论着对面九班那个来自哈尔滨的黑大个儿,说他一顿饭能吃八个发面大馒头,还悄悄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龙江大土豆”。
他带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的举止就像个没文化的人,粗鲁不堪,常让人哭笑不得;可另一方面,当夜间的楼顶上传来他的吉他声,当他在演讲会上即兴朗诵他那首关于轮回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时,我们又都侧目于他逼人的才华。后来才知道他出身于艺术世家,他的爸爸是作曲家,还担任过央视春晚的音乐编导,他的母亲是话剧演员,而他的吉他老师则是某年全国古典吉他大赛的冠军。
有一天我在楼道里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吹的是电视剧《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题曲。九班的门忽然开了,初晓的大脑袋伸了出来,问我:“Jean-Christophe?”这是我俩第一次说话,这才发现大家在高中时代都在追那部长篇小说,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们共同的英雄。
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也是我“堕落”的开始:因为那时的我本是个追求进步的好学生,区队长已经在考虑让我代理十二班班长了,但自从误交了初晓这个损友,我开始跟他一起旷课,甚至夜不归宿,队长也就打消了培养我当干部的念头。
当全中队同学集中在顶楼教室里上政治课时,他会带着我溜到侦察兵大队的宿舍区,坐在楼前的草坪上畅谈他的艺术和人生理想。有一天正谈得高兴,忽听他大喊一声:“教导员!”我俩想都没想,本能地使出刚学到的单兵动作、卧倒在花丛后面。趴了许久没有动静,我悄悄探出头来张望,却看见中队教导员正站在那儿哭笑不得地望着这边。我怯生生地顺着他的目光往后一看,才发现花丛根本不足以遮掩初晓高大的身躯,他那绿色的大屁股始终撅在花丛外面!教导员带着一脸仁至义尽的表情扭头就走,我俩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我惴惴不安,初晓却忍不住咯咯直笑。最后我们被请到办公室里写检查,我写道:我犯了这次严重的错误,都是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又受了初晓的不良影响。而他则写他犯了这次严重的错误,都是因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还受了丁岩的不良影响。

当熄灯号吹响之后,他会带着我从家属区的小门溜出军校,到尚庄的小饭馆里打牙祭。有时他在中队食堂帮厨时私藏了几个鸡蛋,晚上就拿到饭馆、让厨子摊一张大蛋饼给我们下酒。如果哪天夜里我们有没吃完的干炸丸子,就会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连夜送到二十队(就是文科女生的中队),偷偷地敲响她们的窗户...... 那正是我们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年龄,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所以当时那半包煎丸子比一大把玫瑰花要浪漫得多,在女生和我们之间营造出了十分融洽的美好气氛。
2.

依初晓强悍的个性,我很难想象他能与五个室友长期共享一间十几平米的狭小宿舍。果然,军训后刚回北大不久,他就开始在校外租房。几年间,颐和园南边的六郎庄和圆明园西面的画家村都曾做过他的根据地。

当然我们没少去祸祸他在画家村里的那个快乐的“猪圈”。我们帮他在农舍外搭了一圈篱笆,还帮他抬进去过一架旧钢琴。“猪圈”里不但充满了琴声和笑声,后来还传出了犬吠,那是他养过的一只漂亮的昆明犬“阿黄”。

阿黄和我有过一些矛盾,一见我就充满敌意地吼叫,这是因为我出卖了她的孩子们。原来,阿黄生过一窝毛色各异的小狗。可那正是初晓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代,根本养不起一窝小狗。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有一天趁初晓牵着阿黄出去散步,我把小狗们装进纸箱用自行车推走了。阿黄回来以后再也找不到孩子们,从此就对我有了敌意。

那几日我天天推着自行车在北大西门外的家属院里兜售小狗。最后连卖带送,一共也没赚到一百元,被大家一顿饭就吃完了。那会儿的我们饭量相当可怕。每回涮火锅,初晓的定量是五斤羊肉片,老五、老七和我则是每人三斤,就连秀儿和阿兰都得每人两斤。可就是这么吃,他们一个个都还是面黄肌瘦的,除了我一个人又白又胖。这大概是因为我家在北京,别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我能逃回家里补充给养吧。

我没有脱离父母和家庭的庇护,也就没有完全参与到初晓们那些最艰苦的时刻里。大家后来津津乐道的那些偷煤球、偷白菜的历险记里大都没有我的身影。有一次老五在海淀图书城偷一部《哲学史》的时候被发现,让人家罚了二百块钱。初晓决心为老五报仇,就也去偷那本书,结果也被抓住给罚了二百。还有一次他们俩去偷羊腿,让秀儿那个清秀文静的小女生在前面做掩护,但还是不慎败露,被店主提着刀在他们后面穷追不舍。初晓和老五同六郎庄的农民打架的那晚我也没在场——那是初晓在京期间诸多战斗中的一次经典战例。此刻回想那些头破血流的战况,才发觉他们能活着读完大学是件多么不易的事情。

本科期间,我和初晓并不像军校里那样形影不离。这除了因为他平时不住在宿舍,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俩不在一个院系,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上课。我没能随他一起去隔壁人大偷自行车,也很少参与到他的打斗事件里,但是我们仍然把心中最珍贵、最隐秘的感受留给彼此。在未名湖边那些二月兰盛开的春夜,当我盘坐在办公楼礼堂后面的草坪上,修炼着某本刚从地摊上淘到的“武功秘籍”时,他会骑车冲来找我瞎扯淡,也不管我是否已经入静就大叫我的外号,吓得我差点走火入魔。

在那些四外无人的深夜里,我们天南地北、三教九流无所不谈,但我们话题的核心却永远涉及着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初晓当年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孩子从小就向往大海深处的一座美丽的岛屿,后来他经过一生的艰苦航行终于到达了海岛,却发现岛上除了沙子什么也没有。而我那时的说法则比较简单:所有的奋斗者和行动者,无论尼采还是希特勒,骨子里都是虚无主义者。我们在相识前就早已不约而同地悄悄以约翰·克利斯朵夫自居,但是他更像,无论从生命力的强大和音乐水准的高超上讲,他都是一个标准的克里斯朵夫,和他相比我不过是克里斯朵夫的好友奥里维。他一方面从哲学和音乐两个途径来追求他那形而上的彼岸世界,另一方面想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世界,而我则妄图通过宗教神秘主义来接近那个目标。他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我偏向主观唯心论。他在严格的音乐训练和深刻的哲学思考之外,文学、戏剧、历史无不涉猎,但透过这一切他真正关心的是他那彼岸的理想国。他说过男人的本质是理想,而女人的本质是纯洁。对于理想世界的探讨和追寻,贯穿了我们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全部友谊。

在他那粗野、蛮横、无忧无虑的外表后面,只有至亲至近的人才知道他骨子里有多么刻苦和执着。他在完成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专业的同时,又修了一个历史系的第二学士,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了一个作曲专业的大专班。

我们毕业那年,有一盘著名的专辑刚刚发行,里面收录了《同桌的你》,还有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唱的是同窗好友在毕业后的渐行渐远。我觉得与初晓疏远是不可能的,但离别的时刻却终于到来了:他留在了北大读研,而我去了德国留学。后来,他在寄往德国的第一封信里告诉我,在我走前的最后一晚,他趴在床上哭得撕心裂肺。

也许是那夜哭得太累,第二天早上他竟然起晚了。当他怀着绝望的心情赶到机场,我的飞机早已起飞了。于是,他把满腔的悲愤都发泄到了路边一个号称“五元钱吃饱”的自助饭摊上...... 吃到后来,摊主终于含泪央求他:“大哥,求求您放我一马吧!

3.

我在柏林的第一学期,给他写过几封信,他一直没回。直到寒假快过完了,才忽然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描述他在我走前是怎么哭的,还介绍了他新的思想历程:在一个冬夜,他站在那间租住的半地下室里,望着窗外寒冷的世界,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烈火。他说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两个字:行动。就像一位教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终于在寒假期间走出了书斋,去社会的最底层实践他那些关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想。

他在渤海湾的一艘渔船上当过帮工,经历了渔民们在大自然里面临的种种凶险,也见识了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层层盘剥。他流浪到青岛,在一个歌厅里当过保安,体验了歌女、黑社会和歌厅老板之间的种种世态炎凉。

他经过秦皇岛的时候,在一家小饭铺里遇到一对婆媳,二人正为了要不要吃一回饺子而拌嘴,因为一盘饺子的价钱对于她们来说过于奢侈。争到后面娘俩竟相顾垂泪。他再也忍受不住此情此景,就买了一斤饺子端给她们,然后一转身猛地冲了出去。走在街上,他为了掩饰自己泉涌般的泪水,拧开随身的军用水壶兜头盖脸地浇了下来...... 他外表凶猛强势,内心却极其善良敏感,也极有正义感。

我在德国的第二个寒假到来时,三峡工程上马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初晓紧急召唤我回国,好一同去告别那即将潜入水中的巫山神女。当我还未在北京降落时,据说等在机场里的他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我终于出现在了他恐怖的狞笑声中,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周围那些素不相识的德国人和中国人都随着我们傻笑。

初晓也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个灌肠漏斗,居然灌成了好几根大香肠。于是两个穷学生就背着自制香肠和方便面登上了入川的火车。我们一路由重庆至成都,再过乐山...... 终于到达了峨眉脚下,备好了喂猴子的零食,准备第二天一早登山。

悔不该头一晚在山下小镇上找乐子,我俩误入了一家匪人所开的夜店,买单时发现账单上出现了四杯我们从未点过的“洋酒”,每一杯都要三千元。面对那五六名打手,我们知道既没有道理可讲,更不能动手。一路上靠吃香肠方便面省下的那点盘费,就都被峨眉山脚下的山大王劫了去。

终于没有爬峨眉山,狼狈退回成都,吃饭都成了问题。多亏初晓随身背着把木吉他,我还带了只口琴,二人就在成都街头卖唱,直到北京的亲人紧急汇款过来...... 我这一生总的来说是平静安逸的,唯有和初晓在一起混的时候,总是险象环生。他忽然有些担心我跑步的速度不够快,怕我在下次遇险时不能及时逃脱,于是我俩就在成都的马路边赛跑,结果我把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我俩又从成都退回重庆坐船,一路沿江而下,从三峡走马观花而过。在船上遇见江西某县的某局长,一语不合就和他在餐桌上斗起酒来。我酒量不行,又加上船上的饮食卫生似乎有点问题,直喝得上吐下泻,到武汉下船后在客店里躺了三天才爬起身来。

船过宜昌时,我俩应该是在弹Frente!的《bizarre love triangle》。成都卖唱的短暂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几首永久的保留曲目,日后每次重聚时都要唱一下。
4.

那次三峡之旅后不久,我从德国移民到了加拿大。一年后,初晓拿到了美国的入学通知书。我们又成了“邻居”,虽然相隔几千公里,但至少不再远隔重洋。然而大家联系不多,都在各自奔忙:我已经开始工作;而他在先后攻读了两个学位的同时仍然在继续他的音乐教育,除了在音乐学院进修作曲,他还师从过两位国际级的吉他大师。那几年,我们平时不常通email,但当我真正遇到难题或者心里特别憋屈的时候,还是会打国际长途让他出主意。

他一共开车来加拿大看过我两次。头一次,我俩坐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一个街心花园里谈了一整夜,其中有半宿的时间他都在批评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他建议我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国去搞音乐制作。

第二次,我俩爬皇家山的时候,他不止一遍地说起他想拍一部电影,一部关于轮回的电影。他的电影之梦始终没有实现,但是那些关于轮回的主题和剧情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部音乐剧。其实当他来蒙城看我的时候,音乐剧里的有些曲子已经有了雏型。

初晓看到我的钢琴上摊着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有点不屑地说:那是巴赫音乐中他最不喜欢的一首。然后就帮我换上了他刚写的《C小调钢琴小奏鸣曲》,让我以后拿这个当练习曲弹。这首奏鸣曲的呈示部后来就成了他那部音乐剧的序曲。

初晓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开始全力创作他的第一步音乐剧《非此即彼》。这是一部中文作品,演出和演唱的全部阵容都要回国去物色。回国前,他在email里兴奋地告诉我:“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会给你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不到一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盘CD,里面大多数歌都是《非此即彼》里的插曲。

5.

初晓归国的第二年,离乡多年的我终于也忍不住回了趟北京。北京已面目全非,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的工作室。我俩推杯换盏、神侃胡吹之余,又一道重游北大。漫步在燕园里,他忽然想起当年赛跑输给我的耻辱经历来,就和我重新比了一次,结果再一次悲惨地输给了我。

他的《非此即彼》终于在乌镇国际戏剧节上演了,是那届戏剧节里唯一的一部音乐剧。没想到这部充满思辨气息的思想剧,居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我还在凤凰网上看到了凤凰娱乐的记者对他的专访。然而他自己却远远没有满意,仍然在反复地修改着。我见过剧本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被改得“面目全非”。

记不清我先后回国去看过他几次,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来加拿大短期学术访问。其时已经入冬,他落脚的地方在我的邻省,我有些犹豫要不要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开车十几个小时去看他,他就诱惑我说:他在Costco买了一整只羊,正琢磨着我来了以后怎么吃呢。还在微信上向我炫耀羊肉的照片。

我们那次相聚大约有四五天,我主要的收获并不是涮羊肉和烤羊腿,而是一首优美的德文艺术歌曲——舒曼的《核桃树》。我接受了他的推荐,把那首歌译配成中文,然后在他的伴奏下试唱。就在我们录那首歌的视频时,他那条拉黑色的布拉多犬忽然溜溜达达地跑进了录制现场,一条狗尾巴在镜头里不停地摆来摆去。先是摄像师开始小声偷笑,接着我的肩膀剧烈颤抖起来,最后是初晓再也忍不下去了,大家笑成了一团。

和他在国外的团聚是美好却短暂的,大多数时间他仍然坚守在国内的工作室里,远离亲朋好友,远离社交。他越来越深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急于改变世界,却在精神与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孤独始终是他思考和创作的前提。他的个性是强悍的,他的艺术却是内敛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一个人在能力与才华上与他相匹敌,但他却不屑于追求世人眼里的成功。他根本不看中世界的认同。如果我偶然在外人面前暴露了他的实力与才华,他会感到愤怒,对他来说这是对自己的出卖。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秋天。他在官厅水库旁边买了一个房子,每天除了读书、练琴、写剧本,就是去水库里游几个来回,生活十分规律。还学会了对着镜子给自己剪头。见我们来了,他高高兴兴地跑到水边,搞来一条大鱼烧给我们吃。由于那次相聚时间短暂,我俩没来得及重温我们的老歌,但他向我介绍了一首特别好听的葡萄牙语的电影主题曲《Manhã De Carnaval》(《黎明的嘉年华会》),让我回去以后好好练习。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时合作这首歌,把它添进我们的保留曲目。

然而疫情阻止了我们今年的重聚,大家在各自的地区先后开始了隔离。我在疫情初期写《宅猫日志》的时候,他几乎每一篇都进行评论,使得今年春天成为我们近年来交流最频繁的几个月。

夏天的时候他发来了一个新写的剧本,是一部写易普生的舞台剧。他在剧中借着易普生的口,详尽介绍了他自己对易普生戏剧的独到见解,并且继续阐释着他的形而上学、理想国以及社会正义的理念。这是我俩探讨了三十年的主题,我十分熟悉。但他除了在原有的方向上进一步深入以外,还从这个立场出发,对当代社会政治和文艺领域的许多现象进行了审视与剖析,例如纳粹是不是理想主义,例如摇滚乐是不是真的愤世嫉俗...... 这些剖析的角度十分新奇,大多数我还是头一次听他提起,读起来兴味盎然。这部戏可以看作他艺术思想的一个总结。他发来剧本的时候说:“‘我只用真钞票练......’ 谢谢你!”(注:据说验钞员平时练习验钞的方法,不是去熟悉假钞,而是熟悉真钞。真钞熟悉了,假钞自然就能分辨了。

我通读了一遍以后,感到这个剧本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允许我轻率地评论,觉得应该再精读一次,然后把感想系统地整理出来和他交流,否则对不起兄弟的辛苦以及信任。然而因为我的忙乱与疏懒,欠他的这个“剧评”始终没有动笔,越拖就越发难以开始,虽然事情始终在心底压着。

有些事是拖不起的。你想着明天再做,但万一没有明天呢?

6.

中秋节刚过,忽然收到他家人的微信,说他心脏病突发走了。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他是那么的高大健壮、生龙活虎。一连几天我不知所措。我不停地想起我们这些年的一个又一个的段子,想的时候仍然会发笑,但笑着笑着就变成了流泪。然而在泪水后面我并不伤心欲绝,更多的是茫然与迷惑。我不确定他怎么可能就这么走了呢。我总是隐隐觉得,他仍然能看见我的朋友圈,说不定我给他发微信他还会回复呢。

他完成了那么多的学习和积累,经过了那么多的思考与探索,经历了那么多的成长和飞跃,最后没有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就突然离开了。虽然他并不稀罕来自世界的荣耀,但他这一切的奋斗和准备就都这么打了水漂了吗?或者他就像一颗成熟的果实被收获了去,已经准备好在一个新的时空、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他的新的层次的旅程?可我又怎么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那几天,我特别想知道他离去的时刻到底在想些什么,甚至想向上苍求问他离去时的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跌坐在沙发上仍然极度眩晕,平躺在沙发上依然觉得自己像坐过山车一样,完全失重,仿佛下一刻灵魂就要离体而去。我拼命地祈祷着基督的救恩,那阵眩晕才慢慢碎裂、消散了。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是不是脑部忽然供氧不足,还是耳中的平衡器出了什么差错。但我之后又有些好奇,初晓走的时候是不是就有类似的感受呢?可能那就是他的感受,但是我想他肯定在骂脏话,也许最终还是平静地放弃了吧...... 在这些不着边际的幻想中,我那茫然失措的心终于感到了一阵深深的刺痛。

我和初晓赛过两次跑,一次在成都,一次在北大校园里,两次他都没我跑得快。但这一次,他终于跑在了我的前头。他竟然没有活到五十岁。

这个世界上,比我强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在个别方面不如我的人或也能勉强找出若干,但是那个与我臭味相投的人却再也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能和我一道无所事事、浪费时光、虚掷青春;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能和我一起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胡吃海塞;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能和我分享那些喜悦的泪水和痛彻心扉的欢笑;再也找不到一个人和我在暗夜的深处一同遥望彼岸的黎明。

只剩下我,和我满目的荒凉。

2020.11.1 凌晨 于蒙特利尔

他们说鲜花不会永远开放

美好的季节不会永远久长

可是我却要对你说

童话里不是这样讲

不要听他们在说谎

如果说鲜花不会永远开放

如果说春天不会永远久长

白云怎会飘在天上

风儿怎会吹向远方

你怎会听到我歌唱
—— 初晓 音乐剧《非此即彼》插曲《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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