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坚定的委身 /赵刚（88级物理系）

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坚定的委身

/赵刚（88级物理系）

前不久，中国福音会的赵天恩博士到我就读的神学院开设“中国当代教会史”的课程。课上讨论到“六·四事件”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当时赵博士的观点是，这件事使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震惊，从而也对政府所倡导的主流思想，甚至包括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都开始进行彻底的反思。因为，一个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何以竟把枪口对准人民？一个倡导仁爱的儒家文化，何以竟能产生、容忍这样的政权？

但是，有几位同学却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政府的镇压并不太令人意外。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从父母辈的经验来看（经历过若干次运动以后），政府最后的镇压几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帝王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多以血腥收场。

当时赵博士的回应是，不错，从历史事实来看的确如此。但就知识分子自觉、有意识的反思而言，则可以说是从“六·四”以后才开始的。

过后，我仔细回想自己那段时期的心路历程，发现不无道理。

 

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

我1988年进入北大，所以1989年的事情多少也经历了一些，之后不免与同学朋友私下讨论，再加上对社会腐败阴暗面的观察，如果说有所反思，倒也并不为过。固然，对历史事实，我们有无可奈何的冷漠；但对事情是否非如此不可，多数人多少还是有些怀疑。当时有人也许因为与外界接触，所以产生了一些另外的盼望，但就我个人来说，这种冷漠和失望所酿造的，并不是斗士式的冲动。因为我们当时对所谓的学生领袖、民主人士等也相当失望，认为他们不过是愤世嫉俗而已，其整体素质并不足以担当大任。

后来我接触到法国的存在主义，如萨特、加缪等人的思想，虽然并不深入，但对其关于存在本身的荒谬性等看法有很大的共鸣。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可以说非常灰暗，觉得人与人相异无几，换个人在政府的位置上，说不定还更残忍、更血腥。顺着这种思想走到后来，我开始对佛教产生了一些兴趣。但是感谢主，祂只是借着这些世俗的学问把我的眼界打开，却保守我并没有完全被它们掳去。

愤世嫉俗比较容易，因为看出别人的错误并非难事；但要看到和承认自己也是应当被愤和被嫉者，就相当困难了。我现在也不能完全清楚说出自己是如何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走到“我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一步的。总的来说，我感觉并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某个特别的经历使然。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上帝借着一系列、一点一滴的小事，包括各种阅读，让我逐渐发现，原来我内心也有许多肮脏的东西。

当然，这不是说我已经认识到《圣经》所讲“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因为一方面，许多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比如自私、欺骗等，固然也是《圣经》所反对的；但另一方面，许多我当时认为对的事，比如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行为，其实并不为《圣经》所赞同。同时，虽然有人可能因着上帝的普遍恩典而认识到自己的罪疚，但若没有经历上帝的特殊恩典，也只会从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这就好像自卑和自傲一样，两种态度常常只是一体的两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那时的心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世不恭。

爱心的感召

感谢上帝，祂没有任凭我在玩世不恭的方向继续滑落，而是把我带到了美国，让我可以认识主耶稣的福音，这在国内当时还不容易接触到。

到美国不久，很快就有校园里的福音团契联系上我。不过最开始向我传福音的，是李常受召会的信徒。那时我对《圣经》、教会均毫无概念，所以也无从谈起分辨他们与一般正统教会的区别。因为他们对慕道友特别热心，所以他们邀请我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地、带着审慎观望的态度参加了一些。结果他们的聚会方式未能让我产生兴趣。太情绪化的形式、对《圣经》的幼稚颂读、几近功利性的见证分享，都让我觉得毫无意义。但另一方面，因着我在国内开始涉猎宗教问题，所以与他们多少保留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想“看看基督教是怎么回事”。

后来，为了练习英文口语，我通过学校的国际学生友谊伙伴计划接触到了罗阿姨，她来自正统信仰的教会。她发现我对基督教信仰持开放的态度，相当惊讶。对我来说，罗阿姨所讲关乎信仰的事情似乎显得较具意义。她虽然同样肯定《圣经》的重要性，鼓励我有空读一读，但并没有要我拿着一句经文像和尚念经似的念来念去。这样我就离开召会，来到了罗阿姨所在的尔湾迦南基督教会。那时我到美国其实才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阿姨就离开去了宣教工场。她把我介绍给了教会的传道人陈叔叔和陈阿姨，他们负责刚刚成立的学友团契，也就是教会的学生事工。这是一对很可爱、单纯爱主的传道人。他们的服事没有什么高言大智，只是凭着单纯、诚实无伪的爱心，这种看不出任何功利性的爱心立刻让我产生了很大兴趣。

多次参加活动以后，我逐渐从道理上知道，这种爱心应该是基督徒真实生命的流露，但对这种生命本身仍然将信将疑。对一个从愤世嫉俗走到玩世不恭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当时教会的带领人徐华医生，因为曾是纽约大学的医学教授，所以在思想层面上对基督教信仰下过很深的功夫，使得福音在理智层面一直对我保持着吸引力。就福音本身来说，徐华医生的讲解很清楚，也很符合《圣经》。所以当他说人人都是罪人时，我心里举双手同意。不过当他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者，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时，我却感到不能很快地相信接受，所以我在救恩的门外徘徊了一段时间。

半推半就的祷告

我决志的过程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当年，大约是感恩节的时候，教会离开城市到一处退休营地举办了一个福音营，徐华医生是主要讲员。他的讲道很清楚，也很有说服力。只是我比较属于那种“不到黄河不掉泪”的死硬派，所以在讲员呼召的时候没有举手。陪我们一起上山的陈叔叔陈阿姨很着急。他们觉得我既然已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了，为何老不举手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苦口婆心劝了半天，还是没有用。

当时福音营还请了另外一位讲员来讲科学与信仰的专题。她演讲时，举了一些天文物理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上帝的创造。话说回来，我原本就是学物理的，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要相信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很容易。因为研究到最后，宇宙设计的可能性要比演化的可能性合理得多，这也是我与其他一些学物理的同学有类似的感受。这类人如果不信，或者是因为被更深刻的哲学前提所束缚，或者是出于对创造的上帝与耶稣基督如何联起来的疑问。因为我是学物理的，所以这位讲员讲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细节可以讲得更清楚一些。当时陈叔叔陈阿姨拉着我和这位讲员私下谈了很久，他们听到我的谈论后非常兴奋，认为我实在应该决志了，于是一定要请那位讲员带领我做决志祷告。我虽然心里不是很甘愿，但碍于面子，就半推半就地做了一个祷告。当时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我还不太相信耶稣真的可以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但是看看这些基督徒的人都还不错，好歹可以试一试。于是，我就这样决志了。

虽然对我来说，决志好像并没有什么太特别，但在陈叔叔陈阿姨看来，这却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他们积极地鼓励我受洗。他们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特别是陈阿姨，几乎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电话交流有时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指望能够说服我明白受洗的重要性。但当时一方面我自恃学问比她高，与她辩来辩去，看她穷于应付的样子觉得蛮好玩的，另一方面我也想试试看，基督徒的忍耐和爱心究竟是不是真的。感谢上帝，祂一方面保守了祂仆人的忠心，另一方面或许看我在罪中堕落的时间够久了，在一次与陈阿姨的电话交流中，上帝突然让我看见，我这种半戏弄的心态是何等可耻，同时我的心中很清楚地响起一个声音：“你若真的要在这世上追求真诚的爱心，眼前的若不是，还有什么是呢？”我被自己的这种羞耻感所震撼，也被这个声音责问得哑口无言。沉默了半晌以后，我突然打断陈阿姨的话说：“我愿意受洗了！”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坚定的委身

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情感的一时冲动，并不一定是因理智的明白而导致意志的委身。的确，我在理智上对信仰更清楚、全面的整理，其实应该发生在一年半以后，在唐崇荣牧师所举办的归正学院的课程中。这不是说，当时迦南教会的信仰生活一点也不能满足我的理智需要。事实上我受洗后不久，就参与了一些网络辩道的事工，并因此在徐医生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开始阅读一些神学、护教类的书籍。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归正学院的课程对我当时的帮助，更像今天一些教会的“基要真理”或“新信造就”课程。这些课程通常会比较全面地教导基督教福音的真理框架，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因为对所信的对象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所以感觉上就更踏实了一些。

神学家巴刻曾说，有时人们思想走在经验之前，有时经验又发生在思想之前。所以我理智上达到自觉满意的地步，以至于可以条理分明地说出来，并不等于我之前的经验都是假的。就说我受洗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吧。虽然陈阿姨说服我答应受洗了，但我事后猜她自己都没把握我真的会去受洗。因为当我从浸礼池上来，她递给我一条毛巾擦脸时，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神真的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原因是受洗安排在那天下午，但上午我就和几位朋友开车出去玩了。要按我以前吊儿郎当的作风，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受洗赶得上就参加，赶不上就等下一次吧！但那天大概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有股很强烈的感动，觉得答应别人的事情就应该做到。所以吃完饭就死催活催地要朋友往回赶，连朋友都觉得有点奇怪，说不像我平时的为人。

更奇妙的是受洗后的感受。用与我一同受洗的一位弟兄的话说，他当时真的觉得天开了，一眼望出去的天空、云彩、树木、花草，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一样，在向他诉说天父的慈爱。我当时倒没有觉得那么神奇，但的确感觉那天下午的风景特别好。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受洗的地方又在山顶，一眼望出去的风景的确美不胜收。我猜即便是一位还没有完全丧失美感的无神论者，在那个时候也会赞叹。但那个地方之前我也去过，也早就觉得风景不错，所以那天下午的感觉好像还是有些特别。当然，中国人有时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有可能我的感受也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作用，但也有可能像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家普兰丁格说的，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所赋予我的认知官能，在那个时候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这一点的佐证是我回到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因为教会里都鼓励读《圣经》，所以我在之前慕道的时候就开始按照弟兄姐妹的建议，一天读几章《圣经》，然后尝试有点默想和祷告。但说实话，之前读经基本上没什么感觉，所以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那天下午受洗后回家，就想把《圣经》拿出来读读。按照进度应该是读《罗马书》，所以就翻到这一卷读了起来。但这一读就放不下来了，与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在讲。也许我天生好辩，所以之前福音书中的叙事不太能吸引我，而《罗马书》的说理正对胃口。无论如何，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几乎一口气就把《罗马书》读完了，而且还没有读完的时候就在床边跪了下来，一面读一面敬拜上帝，几乎泪流满面。不管世俗的心理学家会怎么说，我知道自己当时经历的是什么——我回家了！

尾声

所以，虽然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我信主是一个长期、逐渐的过程，但就以上具体的细节来说，我相信有圣灵所做不平凡的工作。如果读者能够从我信主的过程中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变化和进展背后，实在是上帝的手在引导，这就是我的心愿。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祂，因为唯有祂才能使人真正地归信。

（本文2003年首发于《恩福》杂志；2021年经作者修订补充）

作者简介

赵刚，出生于四川。1992年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1995年物理学硕士；2001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物理学博士。 1995年12月加州尔湾迦南教会受洗。2002 年蒙召全职服事。2005年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宗教学硕士。2008年回国服事。2018年中华福音神学院神学硕士。现居四川，主要教神学。最喜爱经文：“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