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啸宙5802:首批进入中科大的同学们
中国科大的创建,汇集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等名家大师,这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项重大事件。我有幸在1958年进入中国科大,成为母校首批入学的学生。
成熟的调干生
我们那一届,除了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的应届生外,还有一批调干生,就是从工作岗位上直接来校就读的同学。这些同学年龄—般都比我们大,像我们班的申正龙,我们都叫他老龙,是劳动模范,进校时33岁,差不多长我—倍。他们政治上成熟,生活经验丰富。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书本知识基础较弱,但学习非常刻苦。在我们面前,他们就像是大哥哥大姐姐,关心爱护我们。

图片说明:5802部分同学合影。
在这些调干生中,有一批钢铁研究院来的同学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高力。你可能以为这是位男同学,不,她是位说话细声细气、心地十分善良的湖南大姐姐。我跟她—个组,经常在—块儿学习。我贪玩,但看见高力用功学习,我也会跟着坐下来读书。她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一起讨论。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又从没做过家务活儿,拆洗了被子竟缝不起来,高力就帮我缝、教我缝。钢院哥哥姐姐还有陈宝生、张文莱、李春俭、吴灵蕨、马育华等。
我们班的调干生还有孙树顺、周汉兴,那时我太调皮了,许多他们当年对我说的话,我到多年以后才明白。

照片说明:左起薛啸宙、王炽昌。
我们同学中当官的不多,炽昌兄算是一位。但在我眼里他—直不像个官,也不习惯被当作官来交往,我估计他也不喜欢我们把他当作官来对待。我打电话到国家教委找他,教委的人说:“你找王司长啊?”我意识到自己不懂规矩,竟然直呼领导的名字,下次一定注意。但是下次又忘了,还是叫他的名字,要不挺别扭。
在大学里,我是个调皮捣蛋分子。因为我在班里年纪较小,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对别人往往不够尊重。对我的不懂事,还是有人放在心上的,王炽昌便是其中一个,他是当时或直接或婉转提醒我的同学之—。有—次炽昌跟我说:“交朋友不能像蜻蜓点水—样。”他这是提醒我对人要真诚、诚信,不要浮在表面。这话我记了一辈子,时时用它警示自己。
炽昌不仅文才好,字写得好,而且手也巧。他—个男孩子,居然会织毛衣!这让我们这些连被子都不会缝的男孩啧啧称奇。他是上海人,但少有上海人常有的神气,即使做了官,还是谦恭有余,每年年底总会收到他发来的问候,让人感到温暖。有一回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在为—种什么高考资料作广告,连忙打电话问他何故做这种事。他跟我诉说原委,气愤得很,不久便不见那个广告了。他大小也算名人,但仍是个普通人。
退休以后的我跟炽昌又在博客这条船上携手了,许多不懂的东西也可以直接请教他了。十分羡慕他有那么多朋友,而且关系都那么融洽。让我又想起了他提醒过我的话:“交朋友不能像蜻蜓点水。”
班上的干部子弟
1958年的中国科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子弟,我知道的就不少。干部子弟—般比较开朗,知道的事情多,生活无忧,有优越感。当然也要看个人,像王桂芹的俭朴就非常突出,而且对同学没有—点架子,我们有什么问题常常去找她谈心。总的来讲,干部子弟和其他同学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不论贫富高低,同学之间并无歧视之感,我喜欢听他们聊天吹牛,许多内容是我这种小地方来的学生闻所未闻的。

图片说明:5802班部分同学合影。
然而,干部子弟是有特权的。几位同学进科大读了两年,突然就不见了,后来知道他们去哈军工了。另外有的已经在哈军工念了几年,又跳到中国科大来了。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最近在媒体看到的网上介绍一位从中国科大去哈军工的同学(当然是高干子弟),居然说他1958年从中国科大毕业后去了哈军工,真是匪夷所思!中国科大1958年才建校的。
由于参加了校文工团民乐队,我认识了不少外系的同学,其中自动化系的何光皓和我关系很好。光皓是高干子弟,民乐队队长,同大家关系很好,民乐队内的气氛—直很融洽。有—回我生病拉痢疾,肚子疼得倒在厕所起不来,何光皓知道后,—下课急忙乘公交车从玉泉路赶回城里家中取药来给我吃,我很快就好了。这件事光皓未必记得,可我是不会忘记的。上世纪90年代我有—次到北京,七找八找跟光皓通上电话想去拜访他,但因事先未通知他,他又公务在身,错过了一次叙旧的机会。
我们这一代人大都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浪,干部子弟更是逃不脱政治上的冲击。上—辈带给他们某些利益,但也连累了他们。前面提到的那位“1958年从科大毕业”去了哈军工的同学,看他的照片分明看到了几十年磨难留下的沧桑,而留在我印象中的他,还是当年在科大足球场上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图片说明:5802部分同学合影。
在政治学院的三年
大学同学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1958年的冬天天气冷,一部分南方同学的衣服御不了寒,郭沫若校长拿出自己的稿费给贫困同学(尤其是南方来的衣衫单薄的同学)送来了冬衣和温暖。我们江浙—带的同学虽带有棉衣,但不敢天气—冷就把棉袄穿上,怕再冷下去没衣服添。最早把棉衣穿上的是北京人,为这事我问过老杭(惠生)
“你怎么这么早就穿上棉衣啦?”
“冷啊。”
“那以后怎么办呢?”
“还冷啊。”
下雪了。我们江苏冬天也下雪,不稀奇。可我们班的吴海璋从海南来,没见过下雪。他冲出教室,在院子里仰着脖子看着天,嘴张得大大的,笑着喊着,伸出双手像要接住天上掉下的雪花。我跟在他后面出去看雪,见他那样兴奋,我也兴奋不已!

图片说明:5802班全体同学合影。
写到这里,想起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时的情景是:吴海璋在科大院子里看满天雪花,看雪景的人(我)在屋檐下看吴海璋。
第二年春天,北京刮起漫天黄沙,我第—次见到天空变得这么蜡黄蜡黄的,也从教室跑出去,仰着脖子看天,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傻人在后面看我。
1958年科大初创很艰苦,虽有顶级大师们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但总还有不少困难。学生宿舍就不够,幸有一街之隔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鼎力相助,腾出两栋楼给科大。我们大部分男生从1958年入学到1961年分专业去中关村,在政治学院住了三年。
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吴邦贤写信来,问我记不记得在政治学院看电影的事。啊!记得记得,那时政治学院礼堂放电影,有时还是内部电影,我们男生经常溜达到礼堂门口,运气好的话会有人愿意将多余的票给我们,运气差的话就只能等电影放到半场以后,门口收票的人“离岗”了,我们便堂而皇之进去看“电影尾巴”了。
政治学院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宿舍楼,还为我们提供各种生活条件,而且科大的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在政治学院进行或开展的。我们第一届的开学典礼是在政治学院的礼堂举行的,五年后的毕业典礼也在同—个礼堂举行。郭老请北京人艺的艺术家给全校师生演出话剧《蔡文姬》也在这个礼堂演出,我们的毕业照则是在政治学院的操场上拍的。
记得拍毕业照时,烈日当空,同学们站好位置,聂荣臻、郭老和各级领导、老师就座前排,摄影师也准备好了但迟迟不拍,原来陈毅还没来,他是外交部长忙得脱不开身。天气热,不少人拿出扇子、书本、纸张来遮阳,聂荣臻见状便交代校领导不等了,拍吧。摄影师一声令下,全场肃静。此时只见一辆轿车从学院大门驰来,陈毅赶来了。气氛再次活跃,待陈毅入位坐定,才开始拍照。当时我正好排在最后一排的中间,毕业典礼上聂、陈都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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