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 为了生物系的发展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庆

为了生物系的发展

寿天德（5912）

出国不仅是为了提高业务

1980春节刚过，我就飞往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开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派赴美访问学者的历程。

在旅途上，作为生物系第二个公派出国的学者，我为自己定出了三个目标：一、努力学习，做好科研工作；二、利用好难得的语言环境，力争英语过关；三、了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教学和组织情况，以供我们科大借鉴。在两年零两个月的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中心的进修过程中，我的行动始终围绕着这三个目标。

我不像有些访问学者那样，为节省开支而租房群居在一起，反而刻意单独租美国家庭租房居住，硬逼自己必须用英语生活；因为我所在的Enroth-Cugell教授实验室里没有华人，只能够用英语交流，也大大地有利于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此外，我还积极参加芝加哥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活动，甚至担任过该团体组织的专为美国人举办的汉语学习班的义务教师，既增加了了解美国社会的知识又练习了英语表达能力。

有了语言能力的提高，就大大增强了我的科研工作和了解美国大学和社会各方面的能力。

图1 在美国西北大学进修视觉研究时摄于实验室，1981

1982年5月，我结束了在美国西北大学两年的进修工作回国。次年，担任系副主任。1984年，科学院授命管惟炎担任新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任第一副校长。他们认为生命科学极其重要，科大生物系很弱（当时，没有教授，只有4个副教授），亟需加强；而原任领导年迈不得力，需要调整加强。他们决定任命我当时还只是一个讲师的人担任科大生物系的常务副主任（主任缺）。

我虽然对当行政领导没有多少兴趣，但看到生物学亟需改变的现状，想到“与其差劲的人做领导，还不如我来负责”，便很快表示愿意承担此重任。按校领导的要求，我随即就提名系里第一位出国进修回来的女讲师施蕴渝担任副主任，组成了一个最精干的系级行政领导班子。由于理念相同，很多过去系里开会讨论半天，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事情，我们往往在上班路上或电话中一商量，就很快决定下来加以落实了，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会议。

将愿景变成现实的努力

我刚开始担任生物系负责人时，虽然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但心中却有一个愿景，即通过长期的努力，将这个系建成国内一流的、充满活力的、有竞争力的生物系。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系必须是系风正派的，有利于年轻教师成长的，对一切有发展前途的人才开放大门的，绝不容许论资排辈；同时，这个系必须对外高度开放，积极进行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的。为此，工作中，我必须出自公心，以身作则，将系的发展放在个人发展之上，乃至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顾。我坚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这个较弱的生物系一定会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国际有影响的生物系。

刚上任时，系里的日常事务和学校召开的会议极为繁忙，弄得我整个白天都耗费在行政工作上了。当时，一个系的工作，大到教学、科研、提职、经费分配、分房子，小到人员矛盾、家庭纠纷、学生管理……统统要系主任来管。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我在系党政领导班子会上明确要求：每个干部都必须负起责来，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只有出现自己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才拿到会上讨论；实在不好解决的难事、要得罪人的事就由我和书记来亲自解决。我对系里的教学、科研干事（秘书）说，你们大胆地干，只要符合学校和系里规定的事情，你们完全有权决定，不必请示我，遇到难办的事情由我来解决。

图2 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诺贝尔奖得主R.Marcus教授介绍科大的视觉研究工作
约1995年于合肥

追谣到底反对“窝里斗”

生物系里，女同胞较多，其中，也有个别饶舌、爱挑拨之人，矛盾也就比较多。在全系大会上，我就多次宣布：本系对每个人的要求是做好本份工作，也就是，努力去做对教学和科研有利的事情，有本事的，到本专业的学术同行中显示去，绝不许“窝里斗”，搞内耗；同事之间，不许造谣、传谣，更不许无事生非。

实际工作中，一旦查出一些无中生有的谣传时，我就亲自追查到底，弄个水落石出为止。有些年长的教师之间长期沉积有矛盾，原科大的和外校调入科大的老师间也有矛盾。对此，我们也不回避，而是实事求是地调查清楚后，采取公平合理的方法加以解决，为了系的发展，不怕得罪某些人。

这样长期坚持下来，系里风气就大有改变。

不拘一格举人才

高等院校中，论资排辈之风是影响年轻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个人的职称与他的薪酬、住房、福利等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职称评定中，我们系在保证教师的基本素质的前提下，坚持一碗水端平，一律以科研和教学的业绩为标准来决定晋升与否。生物系第一次评定晋升正教授时，大家提名一位原系主任作为候选人后，作为讲师的我，却提出将一位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比我年轻五岁的讲师，也作为教授候选人，越级晋升上报学校，由校外同行评审专家说了算。结果，这位年轻教师被破格批准为科大生物系的第一位教授（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认知科学学会理事长），而那位老主任却落第了！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年轻教师们努力工作、发展生物系的士气。生物系里，也有个别教授水平不高，可架子不小；不仅不培养自己手下的年轻教师，反而对他们横加压制、打击。为此，我们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坚决维护年轻教师的合法权益，对这样的教授进行了必要的、有理有节的批评教育。

我们的“生产自救”

在芝加哥进修时，我曾给当时系领导写信提出，如果要把生物系办好，必须送出15―20个教师到发达国家的大学学习进修才有可能，因为，他们回来后将形成一个新的群体，从根本上改变生物系的现状。

现在，我当权了，就要尽力去实现它。好在当年科大的政策规定很明智：只要外方能够提供足够的资助，教师安排好教学工作后，鼓励出国进修1―2年提高业务水平。实际上，这相当于用外国的钱来实行了我们科大中的“学术年假”。那时候，国内教师的待遇极低，可以说是生活在接近贫困线水平。我要求系里老师们尽力将手头的教学工作安排好，腾出部分老师轮流到国外去合作交流、进修，这样既提高了教师们的业务水平，又使他们经济上得到改善，我曾对谷超豪校长说：“李鹏不给我们加工资，我们就‘生产自救’”。这个做法深得老师们的欢迎，结果多年来我系约有三分之二的老师获得了一次和多次出国进修提高的机会，大大地增强了我系学术和教学水平，也改善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同时，我们在不拘一格吸收外来人才方面，也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们的到来使得我们生物系充满了活力，在系内得到和科大毕业留校的教师完全一视同仁的待遇，心情十分舒畅。

要发展就不能怕得罪人

对系的发展有利的事情，往往会影响到少数人的利益，

要得罪某些人。我觉得，当系主任，就要为系的发展做出最大努力，勇于担当责任。因此，为了系的发展，我不怕碰钉子，不怕得罪人。

我深知，生物系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让教师们感到在本系工作有前途有奔头。但是，在这个系里，也有个别特殊人物以及历史形成的难办的事情，群众意见很大，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切实保障生物系的健康发展，逐步创建一个安定团结和生动活跃的局面，我觉得，要发展就不能怕得罪人，因此，我就积极主动地去做这类麻烦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效。

图3 与中国科技大学1995届生物系毕业生合影（合肥，1995）

人才是国家的

要办好生物系，关键是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我在科大任系负责人的12年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一方面，我大力推进将现有师资送到欧美发达国家进修和合作研究，提高学术和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发动大家，我也亲自动手，采取多种途径，在国内外积极招聘优秀人才到科大来任教——尽管，科大地处合肥市，地域上没有竞争力，但它是当时科学院唯一的直属大学，有宽松和公平的学术环境，特别是生物系坚持开放的国际交流政策（如积极推行类似欧美的学术年假制度），以及流动的人事制度，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对于愿意来我系工作的优秀人才，我们竭尽全力为他们解决住房、配偶工作安排和子女就读方面的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在八十年代，都是各单位难以解决的事情，但在生物系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我就曾为我们招聘的人才，直接向校长申领到特批分配的住房。

我还亲自动手拟稿，两次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载招聘启事。一位我从他研究生时代就跟踪近十年的海外学子，主动来信说，他在海外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好的招聘启事，并表示愿意到科大生物系工作。结果，来系后不久，就成为我系生物物理教研室的主任。

我系曾招聘到一位优秀学者，并先后送到科学院和美国进修两年后回科大工作，但他的母校复旦大学却在动员他去复旦。为此，我亲自写信给复旦大学的谈家桢先生，请他支持科大的工作。结果，复旦给予了大力支持，终止了对该人的招聘工作。可惜的是，这位很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在第二次出国后病故在海外。

对于在科大生物系工作多年的优秀学者，我的原则是：人才是国家的人才，如果有比生物系更有发展前途的单位需要某教授，而他（她）本人已决心要调离科大的话，就应该满足其要求。强扭的瓜不甜，用行政手段卡住不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仅伤害其工作积极性，而且会断送人才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最终对国家也是不利的。由我亲自批准调离的生物系优秀教授就有好几位，其中，就有两人不久就当选为中科院或工程院的院士，而他们的奠基性工作都是在科大完成的。还有一位刚从美国著名大学回来的年轻学者，因为科大的支持力度不够，很难开展工作。这时，科学院上海分院新建立的一个研究中心主任吴建屏来信，请求科大支援该中心的工作，并答应为他提供极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果从科大的利益出发，是不应该同意他调离的，却很可能因此让他不死不活地拖上几年，科学锐气丧尽；但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他到科学院就会如鱼得水，立刻发挥作用，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学者调离科大，到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现在，他已经成为该研究单位的学术带头人。

有位在科大工作多年、兼任系副主任的青年教授，出国后逾期不归，后在美国改行从事生物制药工作。为此，他写了一封沉重的道歉信给我。我回信给他说，你已经为科大做了十多年工作，在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中做出不少贡献；现在，你40岁出头时，有了新的人生选择机遇，我们可以理解你，并支持你的选择，请不必过于自责。

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才

要发展现代生物系，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才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科大生物系的课程设置很重，内容较深，要求较高。本科生学制五年，最后一年在系里或科学院的实验室里做毕业论文。每年均有一些毕业生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我们能够留下几个年轻博士做助教。我们总是给留校生在科研、教学工作压担子，安排资深教授指导，并提供机会送他们到发达国家的学术机构去进修，提高业务水平。所以，这些年轻教师感到前途光明，在科大生物系大有奔头。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大批学术骨干成长起来，成为生物系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周某是少年班毕业。1982年，他考上了我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海外院士冯德培先生的研究生，但不到三个月即被退回科大，理由是该生“不适合从事生理学研究”。如果，在此时，他再找不到接受他为研究生的导师的话，就将被退回农村老家。

为了这位学生的前途，刚从美国回来的我，以一个“理论物理专业”尹鸿钧教授的名义下，招收了周为我的第一个神经生物物理专业研究生——因为，当时我们系里，既没有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我本人仅是一个讲师，也没有资格招收研究生。

周有极为严重的口吃，加上精神上的打击，在初次见面时紧张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十分可怜。为此，我和妻子吴萍华觉得，首先应该消除他的精神忧郁状态。为此，就请他经常到我们家里吃饭，和我的孩子晓海、晓澜玩，改善他的心理状态。在实验室里，我待他如同自己的子女，悉心安排他的工作，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做动物的生理手术、控制实验动物状态，并充分发挥他数学功底好的优点，放手让他处理实验数据，还让他在我的一篇重要的国际论文上署名，他的自信心逐渐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在此基础上，我逐渐对他提出越来越高的严格要求，经过三年的努力，周某的硕士论文获得了科学院优秀论文奖，并留校成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在我的培养和推荐下，周某还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合作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当我在1996年调离科大到复旦大学去任教时，他已经成长为科大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负责主持我创建的科大视觉研究实验室。在生物系，像周某一样的年轻人才成长为教授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愧对家庭

担任生物系负责人的12年中，我妻子吴萍华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在上海优越的工作，放弃了她的事业追求，全力以赴地将整个家庭和教育孩子的重担挑了起来。一方面，她面临科大的新工作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合肥“一家四口三个户口”的生活困难，还要支持我在神经生物学的科研和教学的业务上能够有所作为，在系的建设上能够做出贡献。而我却对家庭和子女教育方面贡献甚微，心中十分内疚，令我愧对家庭，遗憾终生，这也是我退休后一直努力在行动中加以补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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