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庆
回忆在科大的岁月
朱滨(5807)
我校自1958年成立至今已过了45年。我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也已和科大荣辱与共度过了45年。作为学生,我曾经经历了科大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及献身于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宏图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从成立、发展、到壮大的辉煌历史。在科学院的领导下,科大短短几年就跻身首都三大名校。那时的我,为学校的发展而振奋,为我们能够投身于祖国未来的科学技术事业而憧憬。可谁又知道,在我们留校任教以后,竟然有近十年的光景不是在做,并且也不能做我们份内的事。更可惜的是,在那令人不无遗憾的年代,科大遭到了下迁的命运,使这所当年被人民日报誉为“我国科技史和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学校,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劫难与破坏。我亲眼目睹了学校所受到的一切,干部、教师、工作人员大量流失,仪器设备损坏殆尽,……;那时的科学院也不要科大了(国务院科教组把科大划归三机部所属,但这段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时的教师队伍,除了当年给老科学家上课作辅导的一批教员之外,有的就是科大的留校的一批毕业生了,正教授寥寥无几,讲师也很少。当时我所在的教研室的教师队伍中还有两个副教授和两个讲师,这已经算是高水平的队伍了。那时的科大,要房子没房子,要设备无设备。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使学校真正重现了生机,经过干部、教师和工作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科大又在合肥重新崛起,在很多人看来,这也算是奇迹了。为什么科大历经劫难而不倒?为什么一批骨干教师不愿意离开科大,一直为这所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坚持不懈地奋斗着?无疑是因为这些人对学校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在下迁后极其困难的日子里,那真是百废待兴啊!1972年要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做准备,恢复实验室,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这些已经是30多岁的人,首先不是教师而是搬运工、装卸工和修理工,像材料力学实验室的那些成吨重的大型设备以及许多的电子仪器全是用我们自己的双手运输、安装和修复的。为了新建强度实验室,那时的基建办公室说找不到人,我们就领着刚入学不久的75级工农兵学员去挖地基,这才有了后来的实验室,并且利用此实验室完成了下迁以后承担的708设计院的研究任务。可以自豪地说,那时的我们“金、木、水、火、土”什么都干过。由于当时的教师队伍十分缺乏,需要什么课我们就上什么课,例如有些高等数学的课,如复变函数、数理方程就是我们自己上的。显然,教工农兵学员要比教1978年以来入学的学生费劲得多,那时我们不得不和学生整天“泡”在一起,辅导那才叫到位。但实际上更大的困难还是在学术上,由于多年的“斗、批、改”不能做学问,与国外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仅就固体力学来说,像有限元、断裂力学、复合材料力学、光测力学等分支学科发展得非常迅猛,文章已经是看不过来了,当时的计算条件又特别差,实验条件就更差了,不要说和国外比了,就是和三机部的厂、所相比也差得很远。如何急起直追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怎么办?那时我们靠的是集体的力量,靠教师间的合作,靠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和年轻教师的努力,靠讨论班。再有就是靠引进人才,补充师资队伍。回想当年,经我手引进的人员就有二十来个。令人欣慰的是,当年抓的一些学术方向,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后来都开花结果了。这也为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迅速恢复大学的正规教育作了准备。我有一个统计,要想在一个学术方向上能够有些名堂,一定要有七至八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7年和1980年,我先后参加了两次科学院召开的工作会议,特别是第一次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那次会议郭老被请来接见与会代表,联想当年学校在北京时,几乎年年郭老都要接见师生的情景,不由令人感慨万分。恢复高考制度不久,在1979年我有幸被学校决定派去美国作访问学者两年,经过短期的英语培训后,兴冲冲到了美国,使我有机会见识了美国的教学与科研。那时我常想一个问题,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其实并不比那儿的人差,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外我们都在不停地工作,可是为什么我们比人家差?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在学外语上,我们就走了很大的弯路,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学俄语,却只用了一年学英语,且又是专业英语,在学术交流上就感觉吃了很大的亏;计算机也类似,在美国学会了使用终端在IBM370计算机上算题的时候,那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觉得人家的设备要比我们的好多了,我们在国内做了很多事倍功半的事;尤其感到突出的是,那里的人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可我们这里杂事似乎特别的多,很容易分散精力……等等。两年来,自我感觉,在见识上和学业上都有些进步,应该说是不虚此行了。后来看到国内的飞速发展,条件改善得很快,我时常想,多亏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不然休想赶上发达国家。
接近回国的时候,由学校传来的消息说,教研室的同事们又选我当上了主任……。回校以后,不久又被学校任命为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这期间,一边上课,一边寻找科研课题开展研究,同时一边搞管理。干了不到一年,学校又有几位领导分别找我谈话,要我到学校的部、处来工作,系主任童秉纲和我的力学所导师李敏华院士都劝我仍要留在系里。当时由于一种朴素的想法,国家送你出去进修不应该讲价钱,事实上我也脱离不了忙于“张罗”的命,需要我干啥就干啥吧,可又不愿意完全脱离业务,就这样我到了教务处,结果一管科大的教学就是十五年,直到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
回想这十五年,在教学管理岗位上我究竟做了些什么?除了日常的事务管理外,大体上可以说是做了四方面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了科大重视基础教学的传统,坚持贯彻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实交融”的原则;其次是坚持不断深化进行学校的教学改革,其三是系统进行了教学实验基地的建设;其四是推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开展,并实现了教务计算机辅助管理,改善并提高了管理效率,从而持续保证了本科人才培养的高质量。
本科教学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最重要的基础阶段,首先需要能适应未来社会和未来科技发展的教学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要打好学生的基础,因此对全校各系、包括后来形成的管理、科技外语诸学科,我们都强调学生必须要学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数、理、化、生物)。除此之外,我们还强调学生要学好外语、计算机以及培养实验动手能力。教学计划明确规定科大的学生必须要打好这四方面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则鼓励和支持科大学生早期进入实验室,参加老师的科研活动,甚至有的学生的科研活动一直延续到做毕业论文,通过这种综合训练,提高学生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在实施教学计划时,教务处与各系密切配合,教务处重点抓好基础课的教学组织实施,各系抓好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及毕业论文工作的组织实施。所以每年我们都不遗余力地动员组织最好的老师上基础课,这是科大老师的光荣传统。回想当年,严老、华老都为我们上基础课,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好的老师不上课呢?!钱临照老校长在位时形成的物理教学的“4P”公式,一直被我们坚持着;数学系更是人人上阵……。应该说,经过广大教师的努力,效果还是显著的,比如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共举行了十年,后面连续五年录取科大的人数都是全国第一;自有全国四、六级英语统考以来,我校也是连年第一,尽管这些指标不一定能全面反映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毕竟是可见一斑。
教学改革中心的思想是实现因材施教,让更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成才。在1978年学校提出招收少年班的基础上,1985年我们又实行了选拔“00班”的改革,即在当年入学的学生中经过选拔组成不分系的教改试点班,要求有比通常的系更好的基础教学。(这个设想本来是科学院的一些老科学家提出来的,但是过去没有实践过。)自86级起,教改试点班改交由少年班管理,与少年班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局面。
从考研和出国的情况看,这种试点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在稍后的几年,我们又分别进行三年级分流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试点,并且着手建立主辅修制度。这些改革解决了由于学生在中学时选择专业盲目,以致引起的学习兴趣转移的问题,同时也填补了国家对跨学科门类人才培养的一些空白。应该说,这些在科大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进行的改革工作,很多学校,包括一些国内的名校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实行,作为招生宣传,甚至宣传得比科大还要厉害。
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院王佛松副院长来科大视察,看了化学楼以后,毅然决定每年科学院增拨给科大100万元教学经费,这在当时连教学维持费年年都不够的情况下简直是雪中送炭了;后来学校又向国家教委争取到了数学、物理、力学三个人才培养基地,又得到了一笔基地建设经费;再后来由于211工程的入选,其中计划了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这样,先后大约有2000多万元投入到教学基础实验室的建设中,这在当时对教学能有这样的投入已是非常可贵的了。在经费的使用上,我们做到了周密计划,科学论证,精心组织,精打细算,合理使用,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改革,特别是促进了许多学科实验课程体系和内容的改革,系统建设并初步形成了学校的新的实验教学体系。例如为数学系的数学实验课改善了条件,建设了基地;力学系新建的的基础力学实验;基础物理中心新建的大学物理的分级实验等,形成了新的教学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国内有的项目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5年秋季,我们组织了教师和少年班的学生以及研究生进行大型教务管理软件的研制,期望实现教务的计算机辅助管理,其中包括教学计划、排课系统、学生成绩管理、教材管理等四个子系统。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在1986年暑假前,系统软件就已基本完成,从此科大的教务管理进入了计算机辅助管理的新阶段。从那时开始直至今天,随着计算机和系统软件以及应用软件的更新换代,及学校Internet网络的建成,后来又进行过两次大的改版,主要是对前三个子系统,在内容和功能上也作了扩充,现在可以说,已基本上实现无纸作业了。但由于开发软件的人员变动频繁,整个系统应该说还有待进一步的统一规范,但从管理的功能上是齐备的。我想这是做了一件和科大名声相符的事,使科大的教学管理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但是,在科大很少有人会体会这里面的甘苦,因为不这么做不是也照样能过日子吗!
大学要善于发掘教师里蕴藏着的巨大的教改积极性。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基础物理中心研制的“大学物理仿真软件”的成功,后来他们的工作受到教育部和全国许多单位的好评。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基础物理中心检查工作,碰巧看到了他们的工作(为完成教育部的一个研究项目,经费只有4000元),当时我就觉得,学校应该给予支持。后来在学校的支持下,经过项目负责人及参加工作者的坚持不懈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了。由于我们的大力提倡,我校计算机辅助教学得到较好的开展,这为后来我校开展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上述情况是和学校的领导的支持,以及上下级之间默契的相互配合分不开。当然还不只这些内容可供回忆,但说句实在话,写多了恐会污人耳目,于是也就不想多写了。
退休以后,使我有时间能多看些书,做一点过去想做未能做的事情,感到是种享受,当然也还想力所能及地为科大继续作些事。前年,钱学森先生90寿辰,在童秉纲和伍小平院士的鼓动下,要我代表我校工程科学学院和力学系,写一篇关于钱学森教育思想的纪念文章。这使我有机会读到钱学森先生的有关“论技术科学”,以及他的关于培养技术科学人才的教育思想的文章,并使我回忆起当年钱学森先生为学校所做的一切。钱学森先生在身负国家重任的情况下,亲自制订近代力学系的教学计划,亲自聘请名师来授课,特别是还亲自来授课,指导学生的课外科研活动,亲自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意见,亲自参加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等等。所有这一切,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科大所形成的办学特色和这些杰出的科学家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科大的办学思想,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我国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45年后的今天,学校面临的形势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是任重道远。近两年,我在继续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些课,参考了一些名声很响的“面向21世纪”的教材,但对比起来,发觉比我们当年读的苏联教材还要浅,内容还要少,我不禁想,“21世纪就是这样子?”、“少炒作,多做些扎扎实实事”,是非常必要的。回过头来,再读起当年华老的《高等数学引论》、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等著作,尽管那已是三四十年前的著作了,那真是大手笔,是真正培养高级人才所需要的。所以我想,在我们纪念学校成立45周年之际,不由得我们还是要想想过去!不要忘记老一辈科学家给我们留下的严谨治学的光荣传统。
最后,愿我校长盛不衰,再创辉煌!
(本文网上来源:http://zsb.ustc.edu.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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