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五十八年忆科大

【科大瞬间】特刊

 

五十八年忆科大

黄婉治（5812）

 

我于1958 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9 年离开科大，在科大学习、工作了 31 年。如今 58 年过去，科大依然在我心中。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青年、中年时光。虽然我目前在休斯顿的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工作，我仍然以科大人自称，为科大人自豪。

一．建校初期

1958 年中央领导决定要搞“两弹一星”，舆论也大力造势。当时我也想加入这个行列, 因此 1958 年高考第一志愿便选择了科大近代物理系，录取通知书也如愿以偿。九月中旬开学，我八月底就到校报到，没想到却通知我转到生物物理系，理由是因为我是女生（实际上是家庭有海外关系），这是个不可改变的决定，由此我进入了生物物理系。

八月中旬已有一些北京的同学先入学参加建校劳动。我记得女生有沈莉莉、陈云俊、杨文礼等；男生有贾志斌、黄纬经、李维宁等。他们对我这个转系生很热情。我从福建泉州长途跋涉到北京后就感冒了，他们带我看病，热情地关心我，并主动介绍一些学校的情况，和他们对生物物理学科的理解，给我作启蒙教育。说要用物理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生物对象，意在解决生物科学的难题，像疾病控制、治疗等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我心里想，能在这个领域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做贡献是多么有意义啊！

一般新成立的大学都是先基建后招生的，可是当年的科大则是先招生后基建。校园是原来的中央党校二部的校区，只有几幢宿舍楼和一个小礼堂，没有教学楼、实验室，更没有大操场，只有杂草丛生的荒地。我们在建校劳动中干得热火朝天，个个都不遗余力。现在还常常回想起那段建校劳动的情景，我们 58 级为科大建校出了力！值得一提的是女生杨文礼，一挑就是两大筐土，大家都称赞她赛过小伙子。和这样一群生龙活虎、热情友好的青年人在一起，我也就很愉快地成为生物物理系 5812 班的一员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生命科学有很多突破性进展，并且对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也出现了生物热。现在想起来，应该感谢近代物理系的那些把我‘踢’到生物物理系的先生们，他们这一脚改变了我的命运，使得我进入一个前途无量的领域。我不仅在国内的生命科学领域做教学和科研工作，到国外仍然在生物医药的研究领域做科研工作，直到现在已古稀之年还舍不得放下。

二．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

这是严济慈校长的题词，也是科大的写照。

1958 年老一辈科学家创办科大的目的是大力培养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当时国际上已经出现很多交叉的学科,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像 1953 年用 X光衍射分析出了DNA 双股螺旋结构，揭开生命遗传的秘密。科大的任务是要培养一些高精尖的人材，不仅在传统的学科能攻尖，更要在交叉学科上创新。当时有 13 个系，基本上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生物物理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如何才能培养这种人才，当时学校提出二点：首先是要大力加强基础课的教学，要求学生有坚实的数理化基础，有位前辈把基础课比喻为一把斧头的斧背，斧背越厚实斧头就越有劲。我们生物物理系所学的物理和化学都是甲型的。前三年半都是上基础课，物理学包括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化学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后来又学了专业基础课，例如普通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等等。还有一些技能性的课程和实验，像电工电子学、机械制图。在三年到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具备了理科的基础和一些工科的基本技能。建校初期阶段，物理、化学实验课也及时地进行实验教学。入学后，教学大楼、物理、化学实验楼首先建成。很快就有正规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可做实验。这些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可以想像当时的老师们和有关人员是多么努力和有效地工作啊！

第二是全院（中科院）办校，所系（中科院的各研究所和科大专业对应的系）结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科大校长，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所长兼科大的系主任。同年建立的生物物理所所长贝时璋先生就兼任生物物理系的主任，他是 1948 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员沈淑敏是副系主任，她实际上是常务副主任,组织教学,安排研究所的人员来上课等。她很深入细致，同学们都很尊敬她。若要评生物物理建系的第一功臣，非她莫属。

建校初期提出和实施“全院办挍，所系结合”是十分重要而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听说从中央决定要办科大，到学生入学上课，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当时上基础课的一大批老师都是各所的专家和权威。例如华罗庚上数学课、严济慈上物理课等，这些高水平的老师来上基础课不但解决了当时的师资困难，而且讲授出了高水平的基础课。专业课是从第三年半到第四年开始进的。我们生物物理系的专业课有：放射生物学、蛋白质晶体学、光生物学、电生物学、宇宙生物学、仿生学、同位素生物学、生物仪器技术等。当时都是由生物物理所的研究人员来授课。学生可以了解到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动态。接着就是做毕业论文。我们第一届学生毕业论文全部到中关村的生物物理所有关研究室去做。在所里研究人员指导下，利用所里的设备进行实验。我和恽勤同学在夏发生老师的指导下，作了叶绿素光导的测定。我记得这个结果还被发表在当时的《科学通报》上。实践证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给新办的科大提供了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和良好的实验设备，培养出了高质量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大有一批教师队伍并建起各专业实验室，建立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体系，这对科大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加上在此基础上还有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帮助，科大会比别的高校更具优势。所以科大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培养出一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在中国的各个科学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科院生物部的学部委员（2015 年）119 人中，科大生物系的毕业生就有 6 人：王大成、陈润生、王志珍、施蕴渝、陈霖、饶子和。他们有的是文革前的毕业生，也有老三届毕业生，以及文革后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生，他们占改革开放生物物理系不到 300 名毕业生的 1/50！另外，还有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骆利群，则是 82 级的生物系毕业生。从这些人的不同学科领域和时间跨度，都说明科大重基础课教育和 “全院办学、所系结合”的成功。在这些人中我要特别提一下长期在科大工作的施蕴渝。她是科大 6012 班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医研究院。1970 年科大下迁合肥，她调回科大一起到了合肥。致力于科大生物系的重建。在 70 年代她开 始用多维核磁共振波谱和计算生物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 与功能的关系。当时科大在合肥很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这两 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是先进的。她的学术成就使她成为中科 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在合肥重建科大生物系的过 程中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下迁合肥后，对生物系的方向，大家议论纷纷，特别是每年要制定教学大纲时都要争论一番。数理化基础课哪些要，哪些不要，特别对专业课蛋白质晶体 学的质疑最多。她都很明确坚持科大的办学方针：重视基础 课的教学，发展新型的交叉学科。后来她当了系副主任，组 织系内的科研人员去申请国家 863 项目，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徐洵老师，后成为工程院院士），终于拿到一项 863的课题，大大改善了生物系的科研条件,提高了科研的水平。后来她又组织大家去申请国家实验室，也得到批准。这使得生物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外的校友中接触到的 5812 的王家槐和华庆新，都是四十五岁以后才出国，没有在国外拿学位，但他们都做了很出色的工作。王家槐出国前曾是我国第一个胰岛素晶体结构组的成员，还曾是首届生物技术 863 专家委员会委员。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期间测定了免疫分子 CD4 的结构。因为 CD4 是艾滋病毒入侵细胞的受体。这个重要结果发表在“Nature”上，他是第一作者。1996 年他开始在哈佛医学院附属的 Dana- Farber 癌症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和院内的同事合作解析了很多免疫学和细胞生物学重要的受体结构。前几年他还在北大兼职开展了神经受体的研究，取得重要结果。他已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包括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自然”， “科学”和“细胞”发表的十篇。从他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已有数位在欧洲、美国、印度和国内当教授。华庆新原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工作，退休前是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生化系的副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用核磁共振波谱研究胰岛素的溶液构象，在世界著名的学术刊物“自然”、“自然：结构生物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重要杂志发表了 50 多篇论文。他不仅是个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他博览群书，喜欢文学、音乐和摄影。写了上百篇文章：有红学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欣赏，电影、音乐评论和科学评论等等。几年前就出版了“庆新看世界”文集。近几年来在美国的《世界日报》（中文的最好的报纸）又发表了多篇文章。最近他的个人博客和中科院下面科学报主办的“科学网”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评论。他还常在朋友圈和同学圈里推荐一些很有意义的时事评论、历史研究、艺术、音乐欣赏和生活保健的文章，使大家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杰出的科大学生，他是 828 班的卢明同学，是 科大最高的奖学金郭若沫奖学金获得者。大学毕业后，他到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攻读PhD 学位。大约是在第二年， 他病倒了，查出来是白血病。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 击。他没有休学，他在三年的放疗和化疗中，不仅准时完成 了博士论文，还荣获杰出博士称号。他的研究成果为新的糖 尿病治疗药物提供了基础。他也应邀去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约 翰霍布金斯大学讲学，到丹麦和日本国际会议做大会报告。在哈佛医学院读书期间，他从事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荣获 Scheppens 国际协会研究成果一等 奖，并且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医学博士 magma  cum laude。 他现在是一名视网膜专科手术医生，造福一方的民众。从他 坚持和恶疾苦斗，到今天的成就，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 是科大人的不屈不饶精神。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三．科大下迁合肥和生物系的重建

科大 1958 年建校，1966 年开始文革，当时的科大才只有八岁！对这样一所新型的大学来说，正要进入大量的基础建设，要建立独立的教学体系、实验设施及科研必要的条件。众所周知文革时各级领导挨批挨斗，一切正常的教学科研完全停止，师生分成了对立的派別，互相攻击甚至武斗打死人。和全国一样，科大也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大家期盼文革早日结束以便恢复正常时，大约 1969 年至 1970 年初，林彪发出战备第一号命令，为防备苏修，下令战备疏散。我至今都不明白真实情况。清华和北大只疏散人。不知为什么造反派组成的科大革委会的某些人会如此头脑发热，无知荒唐。他们提出要到最落后的“没有电，没有水的”地方去办“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式”的科大。他们先到河南的卧龙岗诸葛亮的老家、安徽的安庆、湖北等，最后落脚到已解散的安徽合肥师范学院。搬迁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何况是一个有几千学生、有十二个系的现代化的大学。这个下迁给科大带来的是人材、设备和财产的惨重损失。这时大批家在北京的老师纷纷离开科大，到北京的別的单位工作。至于设备，能搬走的都不是很贵重的，贵重的、重要的很难搬动，即使搬动运走,再重新安裝，其性能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就难实行！科大在遭受到文革的灾难后，比清华、北大等高校多遭受了一次惨重而且致命的打击！然而，科大人始终有一种坚韧不拔、不屈不饶的精神。虽有不满意不理解下迁，但坚持一点：科大要为国家培养大批的科技人才。就像校歌里唱的：“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去攀登科学的高峰。大家还是全力投入搬迁和重建的工作。当时的主力军是一些没有调离的老师、行政管理人员和科大前三届留校的毕业生。一部分人留守北京，主要任务是包装和运送仪器设备。大部分人先到合肥，住下來后就下淮南煤矿、铜陵铜矿、白湖农场等地劳动，接受“再教育”。我们二系（物理系包括物教）在淮南矿井下、矿井上劳动，还要搞“斗批攺”。大约 3 个月到半年后，才回合肥。北京陆续运到的设备，大家就一包一包地搬到临时的地方放着。当时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一台大设备往往需要许多人唱着号子一起扛，或者放在地上的圆木排上前拉后推，加上用铁杠撬方向。个个同心协力、汗流浃背。这是多么艰苦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体力劳动啊！大家坚持下来了，终于完成了设备的搬迁任务。遭撤销下马的原合肥师院只有文科系科，主要建筑为一幢教学楼，几乎没有实验设备。住宿条件也很差，大多数人一家只住十几平米的房子。这小小的房子既是卧室、饭堂还是客厅。房间里没有厕所，一层楼几十家只有一两间公共厕所。组织搬迁的除了校革委会外，还有当时领导和占领高挍的解放军宣传队和和工人宣传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半文盲。但是那时候他们要凌驾上层建筑，外行要领导内行。他们对科大到合肥后如何重建，一无所知，整天要教师搞“斗、批、改”。大约在 1971―1972 年间，科大原各级领导开始从“牛棚”里被释放出来。当时复课的呼声很高。原党委书记刘达以及一批干部开始领导了科大的重建。先后盖起了教学大楼、物理楼、化学楼等，也开始盖学生宿舍和家属楼。

文革前，刘达把全校 12 个系合并成 6 个系。当时生物 物理系改为生物物理专业教研室，在行政上归物理系管。 1978 年后，生物物理专业教研室改建为生物学系，业务由上 海细胞生物所的专家庄孝惠先生主持。他只能给个发展方向，常年不在科大。因此大部份工作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去办。根据当时生物学科的发展情况，我们把过去的生物物理系分 成三个专业：生物物理、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我们留校的毕业生，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也成了专业和各教研室的领导和骨干，有孔宪惠、包承远、刘兢、寿天德、余明坤、陈惠然、蒋巧云、阮迪云等。加上原来的一些老师：像顾凡及、蔡志旭、王贤舜、孙家美、钟龙云、雷少琼和肖秀俊等。以及当时随迁来的施蕴渝、康莲娣、王玉珍。大家都利用仅有的小空间，开始准备教学实验和科研条件。于是 1973 年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学生（工农兵学员）。他们都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还没有高中毕业的初中高中生。随着学校基建工程的扩大和楼房的落成，我们的实验室的空间逐渐扩大，各方面的条件逐渐改善。我们着手解决师资力量的问题。调进了一批教学科研的骨干，像孙玉温、李振纲、后来又有徐洵、龚立三等老师。文革中毕业的老三届回炉的有陈霖、张达人、薛晋堂、徐耀忠，还有一批教学和辅助人员。当时的政工干部张炳钧、段德清和全系老师一起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后勤的工作，为开始招生创造了条件。我们仍然坚持科大的办学方针：重视基础课教育及所系结合。工农兵学员入学时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能够接受大学的课程只好为他们补上高中的数理化。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师承担的。大学的数理化由学校的基础课教硏室负责。我们系里负责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像生物化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大分子溶液构象的研究方法（核磁共振波谱学和光谱学）。有些专业课像分子生物学、蛋白质结晶学等仍然请上海生化所和生物物理所的专家来授课，如祁国荣、梁栋材和鲁子贤教授等，都到合肥来给高年级学生上专业课。在我们自己科研条件还有困难时，学生的毕业论文就到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微生物所等单位去完成。

下迁给科大带来了严重困难。可是，本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科大人团结一致，迎着困难上，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创造了培养学生的基本条件，培养了 73 级、75 级两届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的成绩和能力得到了好评，毕业后他们成为各个领域的新生力量。其中最突出的饶子和同学后来成为生物物理所的所长、南开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院士。75 级留校的滕脉坤、崔涛，不久都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1978 年全国恢复了高考，科大是起步最早的大学之一，全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就有数位科大学生。“文革”和下迁造成的创伤被科大人医治好了。当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时，科大迎来了大踏歩地前进的新历程。

2016-3-28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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