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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君与我指上听》(十二)

(2020-08-07 15:18:59) 下一个

人生转折/ 井冈山中学

  师资培训班1965年开学,原计划培训一年就分配到中学任教,因“文革”拖到67年底才分配。

  我分到井冈山中学很偶然。分配小组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知名的、位置好的学校都让他们点完了,留下这个集贤村中学没人要。估计是校名中那个“村”字,使人误以为它是个乡村中学。

  当我揭了这个榜、暮投集贤村的时候,惊喜的发现:其实它(已在文革“破四旧”时更名井冈山中学)在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地处武汉市首屈一指的好地段汉口武圣路,中山公园、中苏友好宫,武汉商场、协和和同济两大医院、武汉体育馆、新华书店都在以该校为中心的一圈范围内。

   第二天,我从这个中心走访近邻,一边看表计算时间,一边感受着地理的优越。走进一家不同于武昌老街的照相馆。摄影师是位淑女,她调好了灯光,头钻到照相机那块黑布里。又出来把我领上的风纪扣扣上。我闻到了很好闻的淡香。这张照片留下了我的笑容,不像武昌街上那个老师傅照的,把人整得没有一丝笑意。汉口武昌一江之隔,把古板 隔在了江那边。

就像这个经历一样,我处处感到新鲜,同时观照出自己的贫乏。检查起来,我的本钱就是读懂了几本书。当时上海教育出版社出了一套高中各科复习参考资料,其中包括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每册都是薄薄的,大约150-180面的篇幅,整理出一个个知识体系。课本在逐章逐节的学习时学过了,参考书在复习时用,把知识掌握成体系,正所谓书越读越薄,揭示的是知识点之间的来龙去脉和关联。它们使我在知识的上游即原理和方法上来掌握。我相信一本书主义,这里不是说著书立说的立言,而是说读通一本书,成为自己的本事或立身之本。我在中学的教,正建立在这样的学的基础上。有多大程度的“学”养,就会有多大程度的“教”养。我在这个程度上与一般老师相上下。

除了以上的“有”,恐怕在各方面我都是“无”。譬如,在现实生活层面,我不会动手,不善于操作。家里有什么家务事叫我,爸爸就会出面反对:“你们叫他干什么呢?”姐姐会对爸爸说:“这样会惯使他,害了他!”爸爸就会说:“到时候他就会了!”我知道,这是爸爸的一片苦心,追根溯源还是因为那历史的伤疤,他给我一个特权,在家里形成一个原则:爱惜我的时间!尽管不同的意见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不大做事。有一段时间电影院上演喜剧“乔老爷上轿”,家里人叫我“乔老爷”,就是这些意见的变奏,笑我是个书呆子。

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不懂人情世故,没有城府,这是我中学六年住校、与社会隔绝造成的。看到周围的人待人处事,不假思索就有一套,且与现实高度合拍。而自己又太不知道该怎么做,碰到任何事都要想一想,比人家慢几拍。尽管在很多年以后,我发现他人的成熟是一种顺应潮流、过早定型,他们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少有自我抉择和改变,而我是在学习,在寻找和实践自己理解的道路。但是,我当时那种无知的情况,确实尴尬,使我感到在社会生活方面有很多东西要学。这也就决定了我一直取学的态度。这一个时期则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由书生生活到现实生活。

参加工作时,正值20岁,那是一段好时光。仅仅从上下班这些生活的末梢来说都是生机勃勃、值得回味的。有一段时间骑单车上下班。清晨从武昌家里骑自行车出来,从蛇山脚下上引桥,过长江大桥,江风扑面,景观辽阔;下桥顺龟山脚,一轮轻骑,簌簌有声,不踩已是飞快,甚是危险。回忆当时,现在都是心惊肉跳。坡底是汉阳地界,抱着龟山脚转向,再前行,又蹬上江汉桥,过汉水,水色清澄,下桥就是汉口了。一早40分钟,蹬两座桥,跨两道江,经龟蛇二山,过三镇路面。天天如此,一日两次。现在想起来,又是一怔!

到了汉口,在武圣路老林川过一个早,正好骑车进校门、铃声响,到教室,看到一教室稚气的脸庞。

还有一段时间是乘公交车上下班。有几个家住武昌的同事一起,同路、同车、同伴,有时还共风雨,扯得上那么多共同,这本身就很有趣亦难得(这其中有一位X,极聪明,可惜因抽烟太多致癌作古,距今竟19年,哀哉!)

最初的一段时间还曾住校。学校给了一个单身教师宿舍,我和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的L共一个房间。在这个背景下曾发生一些个人情感方面的事情。

我和L分配到校后不久,有一个实验师范同班女生H来找我帮忙,引荐给当时掌权的“革委会”领导,谋一个教职。当时我上课去了,等下课回来,她已经去见过领导,并且顺利的解决了申请,遂成为同事。也成为同路、同车、共风雨的一员。她更多时候是住校,与女生A共一间,在我和李树群的房间正对面,这样A、H、L和我联系就比较紧密,一度成了一个小圈子。

在外人看来,H和我品貌般配。我和她同龄,A大出几岁,加上性格直率,一个劲地撮合我们。她跟我说过这个意思,和H住一个宿舍不会不说。但是我否认了这件事,也说明了原因。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在小圈子里应该是都知道的。我和H就这件事没有直接接触过,只言片语都没有,保持着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关系。

话分两头。 “革委会”帮派中有一位老师钟情于H,怕我是一个障碍,曾有过一次试探。相关的人在某位家里聚会,先钓钓鱼,过后上桌,酒过三巡就问我和H是不是相好,我如实否认。没有像A说的,说是的,做个门板,把那个追求者挡在门外,因为H不喜欢他。

这件事无论处理得是与非,值得反省的是我的偏执!我和H在实验师范同班。在校期间,有一个红五类同学,当面骂一个黑五类同学狗崽子,后者打了前者,导至猛烈的大字报的声讨,H参与期中,写的内容太作贱黑五类,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我理解她,但没有原谅她。我知道,很多出身不好的人,为了改造自己、争取进步, 自戕自残。我是极自尊的人,对这样践踏人格的行为深恶痛绝。

在我小的时候,看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对他无比同情,对那个罪恶的社会一锤定音!当我满怀一个青年的憧憬走向未来时,历史的悲剧重演!而且更惨重!以前是没钱,现在是剥夺了资格,连权利都没有!我发生了一个联想,像亚瑟一样,断然不再相信以前的信仰。

我以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去要求H,不是偏执是什么!但是,我又怎么能一味的自责呢?这个社会在作恶的时候,我一直在道义上抗争!哪怕是力量极不对等情况下的坚持,还要为累及到她之类的偏颇行为表达歉意。

参加工作的那年春节,学校发了一大袋板炭,我踩自行车帮H送到家。那天,用自行车驮载,骑过两座桥,还下着雪。送到时,H帮我拍掉周身的雪,好像撞击了铁石心肠,有一种钝钝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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