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实验师范
1965年七月的一天，我正上街走在路上，碰到秋秋迎面走来，一脸的严肃。他说：“还到哪里去？走走走，回去！”回到家，我搬了几个椅子，在院子里坐定。他才开口告诉我：“你没被录取，我也没录取！”和秋秋一起来的还有刘子汉，他是实验中学的，被某外地高校录取了。
秋秋把看暗榜的情况说了一下。全班47人，落榜的有11人，有谁谁谁。都是平时成绩不错的！我自己知道，我的高三成绩是全班第一（成绩单上语文77，代数93，几何94，俄语91，物理96，化学95，总平均91分）。关祥霁是第二，也在列，其他9位也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很纳闷，怎么会是这样？我一贯谦虚礼让，本可以不道破、再忍让，但这历史得有人写，刻写在天地人间存真！我这次高考，是超水平发挥，考得非常好，考过以后，一直没发现有任何问题。现在所有的是非曲直、秩序规则、一切的公信，都变了，都藏匿起来，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解释，人都到哪里去了？良心何在？量也无人露脸，我当为天地立心！
一连几天我都闷在家里，头脑里一片空白，又负重不堪。直到几天后收到哥哥来信，他说：“我没等到你的来信，天天到南开大学新生接待站等你，你什么时候到。”我接到信，倒到床上。爸爸坐到床边，说：“儿啊，你就哭一场吧！”我爆发出一场痛哭，如同溃堤。
报高考志愿时，考虑到家庭出身问题，没报北京的高校。又因哥哥在天津，就报了南开大学物理系。当时想，我已经退一步了，很保守了，上南开理科专业是十拿九稳的。我没想到、哥哥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家里人为我难过，感同身受。爸爸老泪纵横，咎责是他害了我，切肤之痛比我更甚。
对学校和社会来说，一切正常，好像没发生任何事，即使发生了，也是该发生的。只有我和秋秋有共同的话题。这段时间我们常到长江边，思考和等待今后的命运。
学校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在动员大会上，会到各个兄弟班的落榜者，跟我班的情况一样，也都是成绩优秀者。
这中间有不少十四中的铁杆。他们59年入读十四中初中，到初三就已经显山露水了。62年在填报升高中的志愿时，学校极力挽留这帮人报十四中，这帮人居然除个别人外，都报了本校高中。这对一直期望振兴的十四中来说，是值得珍惜的一片至诚，当时流传着一句讲义气的话：“谁报实验和华师一就是叛徒！” 进入高中后，他们仍然是各科学习的佼佼者，历次数学竞赛的优胜者，与实验和华师一成三足鼎立之势。
他们现在都坐在这里。当年他们曾那么孩子气又义气！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以及当年曾经的豪气干云，今天已被践踏在地。而伸出的践踏之脚竟正是他们的母校，以及他们一腔热血准备报效的祖国。
当年企盼这些学子振兴的凤凰山，沦为落凤坡。教我们这几个班的物理老师向伯言到会去看了一下昔日的弟子，说：“这哪是落榜的人呢？这是群英会呀！”向老师已故去，今天说这话没关系，可是当时为这群孩子说一句公道话，是要正直又要有胆量的呀！
喇叭里天天在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曲。我们又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填报志愿。秋秋说：“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到新疆去吧！”我这一次没有响应，主要是自己消沉，调动不起一点心情。我没有走的意思，家里也就没有什么意见。秋秋去新疆的想法很确定，这与他海阔天空的性格有关。我到武昌南站为他送行，一个专列把身穿绿军装的他们载走，前程也包装得好好的。
不记得是秋秋走之前还是之后，孙老师问我愿不愿意上 “师资培训班”，也透露出她已有这样的安排，要我别作它想，我当然接受了。这个学校的大背景是，65年高考贯彻阶级路线，武汉市有一大批成绩好的考生，因出身不好未予录取。巧遇武汉市中学教师青黄不接，于是教育局办了这个“师资培训班”，计划培训一年，分配到学校，充实教师队伍，解燃眉之急。这里有一个潜台词——他们心里相信，这帮人只需培训一年，就可以上岗！他们居然这么放心，让只有相当于中专学历的人去教中学！史上“成也萧何”在前，“败也萧何”在后，历史在我们身上重演，是倒置过来。成就了这帮人后来都分配到城里教书，客观上也支撑了武汉市中学教学数十年。
培训班有数学、语文各六个班共600人，在武昌实验师范住读；英语、政治两科大概200人，在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开办。
65年秋季入学。我在数学五班，同班同学有来自实验、华师一、武汉市一中、二中等重点学校的，除了个别同学出身好成绩差有掺沙子之嫌外，基本上都与我同样的境况。班主任詹老师没任何前兆，就在班上宣布了我当代数课代表，关祥霁担任代数实习课代表。奇怪之余，我想：这或许说明我高考的数学成绩非常好，即使在这个新班级里也会是突出的，要不然詹老师凭什么推举我担任课代表呢？另外，关祥霁与我都来自十四中。按一般的考虑，应该再挑一个其他学校的同学担任学习干部，是不是更周到呢？我作这一番讨论，并非要争一个虚荣，这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是为了追究历史的真实。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线索，我都会像犹太人追捕纳粹一样，逮到一个，伸张一次道义。
如果说在武大附中最后两年，我变了一个人，那么，刚到实验师范的时候，我的沉默寡言，已使人感到很异样。有同学说：“这个人看起来很面善，怎么就冷若冰霜、不结交人呢？”同班同学都很友善，相处中甚至感到有温馨的感觉。毕竟资质、教养较高，也有同是沦落人的原因，这段时间在一定的程度上平复了创伤。
师范的伙食是包的，非常丰富，吃得有点油腻，我去换了回民席，结果又感到蛋太多了。
班上有两个围棋高手，带动了男生都下棋。搞得都没有人玩了，我这个时候才参加进去。
教学用的是讲义，属初等数学范畴，比高中程度深一点。
我自己开始比较宽泛的看书。在街道口书店买到几本逻辑方面的书，其中胡曲园的《形式逻辑》对我的思维训练和以后的教书，大有帮助。张世英等人的《辩证逻辑》一直啃不动，直到我90年写硕士论文、95年写《教育是什么》的论著时，才搞懂并运用。《马卡连柯全集》、《教育诗》使我萌生理想教育的萌芽，对教育产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也是这个时候看的，开始对自由民主思想，有了意识。
65年底，有一段感觉很美好的日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外教学实习，我在硚口区劳动里中学。
66年5月份进入文化革命，值得纪念的是串连，砸乱了思想枷锁，开阔了眼界。我甚至想，没有WG，我可能不会破茧而出，让蛾子自由的飞出。这茧可能是观念，迂腐，多半是书本。
67年12月我分配到井冈山中学。
以上几条，都有书写的意思，那将是我人生的枝丫，或许在下一个层次去展开。
分配到井冈山中学，大概5年后的一天，秋秋来报信，说胡天琪去世了。我和秋秋赶到她的家，灵车已开往汉口火葬场，等我们再赶到火葬场，她的遗体已火化，终未能见她一面，送她一程，想起来就万分抱歉！天琪65年去了新疆，一年后得了癌症回汉治疗，曾带信叫我去看她，她住的地方离井冈山中学很近，我上下班都会路过她那栋楼，我没及时去看望，以为有时间，至今内疚自责遗憾。
因为她生病和去世我都没见到，所以在我头脑里只有她最天真和最美丽的样子。初中时，她坐在我前面，黑黑的皮肤，更黑的头发和眼睫毛，见到人永远是笑。高中我们不同班，我在一班，她在二班，但都是物理课代表，每次我们到向老师那儿去拿仪器都会碰面。
无需查看她的高考成绩，不用怀疑，她是上北大清华的水平。但她因为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而落第去了新疆。这种来自外界的强力，施加于我们是不公不义，施加于她则更是罪恶！他们扼杀了一个最善良、美好的生命！
她是凤凰涅磐中的那只火凤凰，浴火重生，从焚烧她的烈焰中冲天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