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乡
生活中的人、事、居、情、缘、物 总是让我有感动、有触发，抽出闲暇记下心得，也算是对自己的过往岁月有个简单交代......
村前小河静静流 (第 3 章)
------ 深切怀念母亲去世二十周年
(浅序：这个文章本来写于去年（2019年），当时并不想/不能记
第 3 章 高堂染疾 晴天霹雳
母亲去世到现在已整整二十年，时间居然也能从我指缝里悄悄滑过这么快。我在梦中经常见到她老人家，可梦中的场景虽有时很贴近曾发生过的往事，但前后左右的逻辑上不免有些错落。倒是在平常的或繁忙 或 闲暇的生活中以及遇上我们传统的节日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母亲在世时的情形，及过去发生的一切与母亲有关的事，特别是母亲开始患病的前前后后，历历在目，唏嘘不已……
那是在 1994年的阳历9月份中、下旬，我刚刚从中科院北京的一个研究所硕士毕业留所工作一年，刚参加工作又分配到研究方向跟做学生时的方向很不一样的课题组，平时压力还是不小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哥通过电话告诉我，母亲病了，在当地镇医院小心检查、化验后基本上确定了“情况很不好”！听到这个消息后，真的如晴天霹雳，惊愕不已。我们一直觉得 母亲平时身体非常健康，气色也比一般人好些，虽然每天忙的不得片刻的闲，我们从来未曾想过母亲会跟重病有关联。因为我们全家在精神上、心理上，绝对以母亲为最重要的支柱和依靠。这样的消息无疑大大摧毁了我的精神状态，让我措手不及、有如五雷轰顶。当时的我脑袋里反复的问着同样的问题——“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让这种病落在我母亲身上？？”
那段时间我就象丢了魂一样，感觉象天塌下来了！白天虽然照常上班，但注意力和心情都特别差。接下来的好多天里，晚饭后 我都去办公室/实验室，用一个烧杯盛满了沙子，将三根小树枝条 插进烧杯内的沙子里权当三柱香..... 然后一个人关上门，拉灭灯，我就顺服地跪在地上，虔诚地为母亲的病情祈祷，累了就会再趴在地上......
在白天的工作之余，我抽出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去查询和了解北京有关医院的专长和业务水平，及早去了北京一间著名专科医院，挂了专家门诊。记得当时接诊的是一位叫 张集昌 的教授专家，我详细向 张教授介绍了母亲的 症状、初步诊断结果、目前的医治状况、母亲平时的健康状态，也小心咨询了当时北京这家医院可能的 医治手段、可能的治疗结果 等等.... 医生也详细回答了我的询问，并说以母亲平时的身体健康状况，加上该医院的优良医疗水准，手术应该是较理想的手段，并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当年（1994年）的十月中旬，我启程回到了山东泗水县的老家花园村。我并没有在家多耽搁时间，和我哥商量了有关去北京为母亲求医的事项，并没有实打实地让母亲知道这来龙去脉。甚至于连在泉林医院诊断、检查的结果我们都没告诉老人家真相。按照那个年代农村民众的观念和认知情况，适当隐瞒一些疾病真相，是一个迫不得已、没办法的办法，实际上证明也不失为一个省心、减少病人心理负担的权宜之计…… 我们告诉母亲要去北京旅游玩一玩，顺便检查一下身体。母亲没有表现出来任何有疑问的情绪或态度，也许真的是不知道详情，也许是老人家知道个中底细但顺水推舟装着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和 哥、姐姐们始终没有揣度出来......
我在老家就待了三、五天，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深秋的大清早，天已经比较凉了，我和 我哥就陪着母亲赶到当时的泉林汽车站，坐车去济南 然后乘火车北上北京。记得当时还带了被子、母亲的棉衣，因为我们知道此行有可能需要不短的时间。印象中这是母亲第一次坐这么长的汽车，没想到她老人家还晕车，吐得比较厉害。我在她旁边准备了一个塑料袋，并将母亲搂在怀里，这样她才感觉好受一些。来到济南在老同学、好朋友家落了脚，同学两口子 热情接待了我们，热汤热菜 记得还喝了“趵突泉啤酒", 并给我们提前预订了火车票 —— 记得当时从济南到北京 大部分人都是乘坐 晚上 10点钟左右的 夜火车 298次 （也许记忆会有出入），母亲 和我哥 各一张 硬卧，我就硬座。这期间为以免母亲再度晕火车，我们去药店买了点止晕药片。对于老同学一直以来的慷慨帮助，我一直铭刻在心，不敢忘怀！
第二天一早，出了当时北京老火车站后，天公作美，秋高气爽，艳阳普照。火车站外广场上洒水车刚刚洒过水, 因此空气特别清新。母亲似乎心情不错，我们 “打的” 直奔海淀区中关村。在这次老家之行前，为了腾出母亲、我哥的 住处，我跟同住宿舍的也是我研究生时的同班同学，一个江西南昌的小伙子 商量了一下，让他暂搬到另一个房间。当时那座所住的楼，是我们研究所单身职工楼（当时叫 90 号楼），由于本所毕业的硕士、博士们 及分配进的各类人才士都住在此，甚至有几户家庭孩子都上高中了，但由于房源紧张，仍然住在这里。每年这栋楼里走掉出国留学的人很多，所以空出的床位、房间不少。我的同学很爽快、很通情达理的搬出去了。真的很感激他，他现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我哥带母亲去逛了 天安门广场及前门附近地区，并留了合影，母亲很高兴，且对天安门广场赞不绝口。第三天我们就去了在阜城门外西郊位于 定慧寺附近的 这家专科医院，挂了与先前同样的专家门诊，张集昌教授。在带母亲进入门诊房间前，我特意又嘱咐了教授，最好不要让母亲知道病情。
记得当时张教授为了缓和问诊气氛，又刻意不能让母亲知晓，就开玩笑似的问 ——
“老太太，来北京干嘛了？”
“俺儿子说带俺来北京玩玩，俺地娘哎，怎么来医院了？！” 母亲用地道的山东方言，浓浓的的泗水口音 回答教授；
“奥，都去什么景点玩了？”教授继续 若无其事地 问道；
“什么？俺地娘哎，你说说，俺怎么听不懂你问地啥呀……” 母亲真的是听不懂 稍微有点儿 文绉绉的 话；
“医生问你都去哪里逛着玩了？” 我敢紧凑近母亲面前 解释道；
“奥，俺儿子领着俺去天安门广场了！哎哟，俺地娘哎，可了不地了，那个城楼子俺以前只在画上见到过，怎么这么阔啊！？” 母亲兴奋地继续用 山东方言加泗水口音 回答道；
“好，不错！等再待一段时间，让你两个儿子带你多去几个景点好好转一转” 张教授边问诊 边闲聊着，此时已基本上知悉母亲的病况；
“可不是吗，那敢情好来” 母亲并没有意识到 医生问诊 的任何异样，因她自己的身体本来就挺硬朗，除了吃饭 下咽稍感不适，并无其它方面的 健康问题。
医生开出了几种必要的血检、仪器检测等 常规医疗检验步骤，就让我哥领母亲出了门诊房间。张医生给我谈了大致的医治方案，因为据他的了解，母亲在老家的初步诊断结果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准确的，只待这儿的检测结果来核实及确证。说 2-3天出结果，让我们三天后再来挂号讨论治疗方案，很大的可能要做手术.....
当然最后确定一星期后做手术。
虽然我和我哥尽最大努力、向最好处准备，也不可避免地要从最坏可能处做打算。即使如此，我们跟母亲谈论她的情况时，依然轻描淡写，不想也不愿给她留下大的心理负担.....
可是真到了一些复杂仪器检测 及后来为手术做准备而需要 “备皮”（或叫 “置皮”，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时，母亲的那种紧张无助的神情，就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了…… 她嘴里还轻轻念叨着 “俺地娘哎，怎么还这么 复杂啊！.......” 我看到母亲的惊恐和无助，真 的 是 心如刀绞、心在流血啊！！即使在今天，我想到这些情形，还是悲伤的不能自已……
我轻轻地搂抱着母亲，安慰她，委婉地开导母亲，“娘，没事儿，彻底检查、检查，咱们就放心了……别紧张。有我 和我哥在您跟前，一切就放心好了……”
手术进行了4-5 小时，还算很顺利。给母亲主刀做手术的也是 教授级医生，张力健 大夫，另一位是 助理教授级医生，杨跃 大夫，第三位是当时的实习医生，记得是 该专科医院所在医学院将要毕业的医学博士。在手术前，按当时已开始流行的做法，我给两位教授各送了1000 元人民币的红包，那个实习医生 是300元 （俺当时穷啊，那时我刚参加工作，给母亲看病的所有花费，都是我哥无怨无悔地 拿出来的）。没想到的是，手术后 两位教授分别把红包退给我们了，并说 “我在术前没拒绝你的红包，主要是不想让你 和你的病人有想法和负担，我们是不收授红包的.....”
接着是漫长的术后恢复期和随之而来的化疗。化疗开始比较密集，就住在医院里， 待1-2 星期一次化疗的时候，母亲就搬回我的宿舍了……到情形稳定下来之后，母亲开始想回山东老家了。记得那一年（1994年）的年底，已经很冷了，我陪着母亲回到了花园村（那时我哥因家里大人、小孩的事儿太多，就提前一个多月从北京回家了）。
就是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大约有3-4个月，我有了大块的时间陪母亲住在我简陋的宿舍里，度过了我难忘、温馨、幸福的时光，也算是让我内心略感宽慰，为能在母亲膝下 尽了微薄的孝道而倍感温暖、快乐！
陪母亲回到花园后，就张罗着找乡村医生给定期注射化疗药物，嘱咐家人平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之后的几年还算相安无事，无大风大浪。俺也在1996年初作为访问学者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做研究，近2年后的 1998年初，又借道去了美国。不论走到哪里，母亲的健康、母亲的喜乐一直都是我心里很看重的事，因母亲在，我的世界就完整.
时间不紧不慢地来到了 1999年的6月份，我已在德克萨斯州的一间大学读博士课程，老家中母亲的健康状况和身体恢复我都及时跟我哥联系，一路的走来，我对老人家的现状和情形可以说是心里比较有数，似乎恢复地还可以..... 直到那个6月份的一天的晚上，跟国内我哥打电话，知道了母亲当时情况变得糟糕，情形已经不容乐观。我想到了最坏的景况，脑子里不断出现母亲痛苦难过的样子……我决计要回去，因为刚来美国一年多，老婆也才过来陪读十个月，学业、生活自然挺忙碌的，但我实在没心思干等着，想到母亲临终时的无奈无助，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值得关注的了！
我终于来到我的博士导师 Bob Neilson 教授的办公室，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回中国一趟……不知道为什么，说着说着我居然流泪了，且哭出了声！我猜想这一定让 教授大吃一惊了，因为美国人在别人面前很少有失声痛哭的.....只听教授敢紧安慰我 “Don’t worry, you definitely need to go back to visit your mom, and stay there with her as long as necessary “ (别担心，你绝对需要回中国看望你妈妈，如有必要，你可待足够长的时间）......
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6月19日，我回到国内 直奔山东老家花园村，没敢久住，就带着母亲又来到了当年的那个专科医院......五年转眼一瞬，却道人是物非，当时我心里还是无限感慨啊！
这次医生采取了最后、也是当时最切合实际情况的治疗方案，当然不会是再做手术了……
就这样我又带着母亲回到了泗水老家，尽最大可能地让母亲过得舒服些，尽量享受与儿女团聚的美好时光…… 在国内待了一个月，我只能忍着心、痛苦地与母亲道别，心里清楚我这次一走，很有可能是天人永别，阴阳两隔了..... 就是那一次，我离开家门归去的心情，一生都没有过第二次.....
到了1999年的农历九月初九，也就是重阳节，我得到了母亲永去的 消息.........
（未完待续.......谢谢阅读，敬请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