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德施主教

宝之贵,在与它的历史内涵和人文意义.此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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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兹故居·即吴德施主教住宅——1913年建

作者胡榴明授权刊载 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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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anlong.com/ 　 2005-09-08 13:40:59

一、吴德施主教·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昙华林圣诞堂 　　资料：Bishop·Roots （吴德施）， 1896年11月，受美国圣公会差会的派遣来中国；1938年4月获准退休回国。 　　吴德施主教来中国的那一年，1896年，二十六岁，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离开中国的那一年，1938年，六十八岁，一个白须白发的垂垂老者——四十二年的时间，一直生活在武汉。 　　“吴德施”是一个中国名字。当年，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有商人，为了亲近中国百姓、尽快融入当地水土，便以中文命名，例如来华中地区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汉口黄石路口的荣光堂（原名“格非堂”）的创建者杨格非先生即是。 　　Bishop·Roots，吴德施主教的英文名，姓鲁兹，他在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包括住宅和圣诞堂）被定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门口刻牌为：“鲁兹故居”。2001年，为了寻访武汉老公馆，在汉口老租界地面的数条横街和直街，我跑了好几个月，从这个院落门口过往了无数趟，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走进去，因为那一年，我还不清楚，“鲁兹”，就是武汉近现代历史所记载的著名来华外籍人士吴德施。所以，这次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我的文章题目便定为：《鲁兹故居·即吴德施主教住宅》 　　基督教圣公会：世界新教三大主流门派之一——“安立甘宗” 在中国的称谓，另外两大新教派别为“路德宗”（也称“信义宗”）和“归正宗”（即“加尔文教派”）。 　　“安立甘”为“英格兰”的谐音。安立甘教派发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于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稳固地位，目前为英国国教，但是除英格兰以外，联合王国其它各地、以及世界其它各国的安立甘宗教会团体，组织上都不从属于英国国教会。1835年，美国圣公教传入中国。 　　Bishop·Roots，美国人，先就读于哈佛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去了欧洲，在英国剑桥神学院潜心研读宗教课程，获博士学位。一个具备了欧美两个名牌大学学历的年轻才子，一个将文学与宗教、浪漫与严谨、感性于理性融合在一起的安立甘教派教士，也是一个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和平主义者。 　　1886年11月，Bishop Roots受美国圣公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先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翰堂任堂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任汉口圣保罗堂堂牧。1904年11月，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吴德施主教”的称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翻阅历史档案资料，我发现“吴德施”这个名字，常常和武汉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联系在一起。一个完全被卷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美国人，而且是以一个外籍传教士身份——这之间，在他居留武汉的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间，他所经历的一切人和事，今天看来，都是传奇。 　　1868年（同治七年）6月，上海美国圣公会韦廉臣（Williams）主教三人乘船来武汉，设教堂或称礼拜堂于武昌昙华林、汉口民生路张美之巷以及汉口鄱阳街——这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传教活动的开始。 　　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是武汉最大的一个基督教门派组织，其活动影响力，自1868年始到1951年止。此期间，兴建教堂或礼拜堂有记载的四处；兴办高等院校两所，中学四所，医院一所。其圣职人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例如最先由上海来武汉的韦廉臣主教，例如华中大学校长孟良佐主教（博士），例如吴德施主教。 　　为了寻访中华圣公会当年的遗迹，2004年4月，我和摄影专程去了一趟由美国圣公会创建的教会学院——文华书院旧址，在今湖北中医学院校园内，属于武昌花园山昙华林街区，那里也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教堂——圣诞堂的所在地。 　　首批来汉传教的美国圣公会韦廉臣主教，是晚清来华传教士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奉行自由派的传教政策与方法，“坚信通过社会渐进的教化和传布福音可以在人间建立公正慈善的社会而实现‘上帝之国’”，主张“以学辅教”，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他在来武汉的当年（1868年）便买了武昌荒山（花园山）上的一块地皮筹建教堂（圣诞堂于1870年落成）。1871年，（清同治十年）10月2日，由他倡导在武昌横街头创办了武昌文华书院。1890年，文华书院迁到武昌花园山先已建成的圣诞堂附近。开辟荒地，栽花种树，覆盖草皮，建立校舍。几年时间内，一处环境优美、屋舍典雅的西式学院就在这当地人称“鬼架坡”的荆丛林莽中耸立起来。沿学校院墙的山谷筑出一条小路，后来便有外国传教团及华人接二连三地来到这里，购置地皮、兴建居屋和花园……一个夹在花园山与凤凰山两山之间的文化兼居住的高等西人及华人社区于半个世纪中逐渐形成——这就是后来人所熟知的“昙华林文化区”——论起源头，自然当属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韦廉臣主教。 　　1909年（清宣统元年），文华书院改名为文华大学。1924年，文华大学与武昌博文书院（英国循道会在1885年，即清光绪十一年，创办）、以及汉口的博学书院（英国伦敦会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创办），以大学部合并，组成华中大学。 　　进湖北中医学院的大门往右转，朝花园山上走，最先看见的是建在山坡的一块空地上的迄今已有133年建筑历史的圣诞堂（也称武昌昙华林圣诞堂），当年为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华中大学的校内礼拜教堂，也是武汉市教会学校坚持教会礼仪时间最长的一座教堂（从建成之日起，直到1951年止，举行了八十年宗教礼拜仪式）。　　 　　昙华林圣诞堂，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华内地留下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和欧洲教堂建筑的十字形基座、钟楼、穹顶等传统的模式截然不同。长厅单层，门廊正面突出，山花门楣，三面外廊立柱环绕，如同古希腊围廊式神庙，大气、洗练、庄严——据说，这样的建筑格局全国也属罕见，大抵是在美洲新大陆流行的一种教堂建筑模式（曾经在好莱坞影片中见过这类教堂的建筑样式），反映了新教派倡导的简洁、庄重、大气的精神品貌。 　　后来，我们在汉口“鄱阳街32号”院内拍摄到的圣保罗座堂，和昙华林圣诞堂的建筑结构十分相似，也是长厅单层，正面入口处为山花门楣，但是结构简单的多，没有外廊和立柱。 　　继昙华林圣诞堂之后兴建起来的文华书院教学大楼等校舍，相沿了类似古典主义复兴的建筑风格（图：07-03）。 　　资料：辛亥革命期间，武昌圣诞堂成为了湖北反清革命的宣传阵地之一，美国友人吴德施夫妇，革命先烈刘静庵先生，以及胡兰亭、余日章、张纯一、韦卓民、周苍柏等一大批中外有识之士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军歌，就是由文华校园里的张纯一作词，余日章谱曲，他俩共同在圣诞堂中试唱成功的。

　　二、吴德施主教与中国革命

　　据记载：武汉中华圣公会（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的总称）几乎介入（或参入了）了在武汉发生所有历史事件，

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31年的长江水灾、抗日战争……

　　革命党人刘静庵 ，为了逃避清廷的抓捕，躲进了武昌美国圣公会，在圣公会会长胡兰亭 的主持下受洗成为教徒，随后他借圣公会“阅报室”的名义成立革命组织“日知会”，吸收新军及学生参加，宣传革命思想，同时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联合策划武昌起义，但是被内奸告密。

　　1907年1月13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搜查日知会，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刘静庵、张难先、吴贡三、李亚东等九人先后被捕，此即震动一时的“日知会案”，史书也称“丙午之狱”。

　　因为此事直接牵涉到美国圣公会，吴德施主教亲自出面拜见张之洞总督，以教会的名义，以及曾经有过的公私交往，要求释放所有被捕“革命党人”。当时，与吴德施主教一同出面与清府交涉的还有长沙圣公会会长孟良佐博士和穆德博士 。

　　一向以新派人物自居的张之洞，此时再也顾不得与洋人交往的情面——革命党人一次又一次以武昌为举事基地——让这位自以为功高权重、深受朝廷信赖的湖广总督十分震怒。

　　张之洞一口回绝了美国圣公会提出的“释放教民刘静庵等人”要求，但考虑到了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汉地区强大势力影响，最后，他答应给教会一个面子：一、不再进行第二次搜捕（曾经“衙门并拟出第二批黑名单”，准备再次出动搜捕日知会下属革命党人）；二、免于刘静庵等九人的死刑。

　　当刘静庵尚被关押狱中时，吴德施主教在美国发文，痛斥清政府的腐朽与残忍，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者的深切同情和热情支持。

　　1910年（宣统二年），吴德施主教在英文《教务杂志》1月号以《为中国辩护》为题发表文章，批评西方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赞颂中国民众的优秀品质。此后，数十年在中国的教职生涯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基督精神的怜悯博爱之心，给予弱势者（或是弱势群体）力所能及的护佑。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1月底，袁世凯率清军攻打汉口。当驻汉各国使节尚在清政府与革命党起义力量之间权衡利弊、左右观望之际，武汉市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毅然表明立场。吴德施主教责成教会所辖的武昌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等人组成红十字会 ，在今汉口鄱阳街32号院内的圣保罗座堂建立临时伤兵医院，救治战斗中负伤的起义军民，对战区灾民进行收容赈济服务。同时自任汉口救灾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战乱安抚工作。

　　1912年，湘鄂皖赣教区调整，吴德施任鄂湘教区主教兼传道布会正教职，直至1937年10月。1913年，被选为中国基督教续办委员会会长，这一年，汉口鄱阳街32号主教住宅落成。1922年起兼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干事。1926年至1931年兼任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经他多年努力，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活动开拓了国际性的影响，中华圣公会开始以“独立一枝”的资格，出席世界圣公宗会议。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德施主教指示辖区社会服务部动员和组织人力和财力进行城区卫生及难民救济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全城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由上海秘密来到武汉，曾经留居汉口鄱阳街主教住宅多日。数月之后，国民党武汉政府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全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吴德施主教利用教职身份，冒险设法帮助周恩来乘船离开武汉去南昌，半月之后——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南昌爆发，此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吴德施与周恩来这一段私人间的亲密交往，一直持续到1938年，吴德施主教退休离开汉口回美国。
　三、鲁兹故居——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

　　资料：鲁兹故居：汉口鄱阳街32号，湖北省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面积646平方米，1913年至1938年之间，美国主教鲁兹(中国名吴德施)携全家居住于此。

鲁兹故居(即吴德施住宅楼)全貌作者胡榴明向人询问楼房改变的现状屋右侧的拱券大窗疑为当年游廊大窗

　　2004年4月，我们去了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院子空敞无人，水泥地，很干净，迎面耸立着那一座很著名的眼下已经装修一新的圣保罗座堂，方正平直的造型，大结构与昙华林花园山上的圣诞堂相似但简单得多，建筑面积也小许多。大山花屋顶，凸出的小山花门楣，乳黄色的外墙墙涂（不清楚当年是否刷有墙涂），正面入口的两边，各开一扇式样十分简洁的长形窄窗，外侧各立一贴墙横凹条的平直立柱，双开木质大门紧闭。

　　绕着圣保罗座堂的左侧有一条林荫小道，小道尽头横向立着吴德施主教故居，因为紧贴在座堂的背后，前面已经没有太宽敞的空地，拍摄的距离也拉不开阔。

　　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西北向，造型很简单，横平竖直的长方体，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建筑的风格相似，符合新教徒节俭清淡的传统。大坡状瓦顶，方石墙基，深灰色清水砖外墙，上下各间隔两道深红色的砖线，沉郁的色块中跳出来一道夺目的亮色。屋外两侧数步石阶进入门口，白色的拱券门，凸出的门框，造型很优美。方形窗框，窗框顶上用红砖砌成假拱券，凸出窗台。由这间门进去有一间不大的门厅，数步便上楼，楼梯并不宽阔。

　　整幢楼的建筑面积为646平方米，室内非常宽敞，数十个房间，楼下为客厅和饭厅，书房，还有客房，二楼有宽大的起居室，主教和夫人的卧室，孩子们的卧室和儿童活动室。

　　楼房右侧也有一个出入口，宽阔的长廊上有漂亮的红砖砌成的拱券大窗和一扇拱券大门，目前长廊和门已经封闭。

　　当天，在这幢楼内的值班人员介绍说：除了楼房外貌是仿照当年的样子重新复原过，楼房内部旧有的装修陈设毫无保留。于是我们也就没有要求走进去。

　　鲁兹故居建成于1913年，距今九十一年依然保存完好。“鄱阳街32号”地属英租界，一个环境和治安都很优良的高级西人和华人住宅区，最初，在这一块地面上先建成了前面的那一座圣保罗座堂，后来才建起了这幢主教住宅搂。我推测那时候的院落肯定比现在的面积要大，楼房的两侧有花园有树木，没有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被“丑陋”的现代建筑物就近“挤占”。

　　吴德施主教一家人在这幢楼里生活了二十五年，孩子们一天天地健康快乐地长大，比较其他西方侨民家庭，他们家的孩子从小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加上良好正统的家庭教育，着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自立精神——例如：抗战期间，1938年初，吴德施主教联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等人，向在汉的西方友人征募了10.3万元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委派长女弗朗西丝·鲁兹，率领一个国际代表团，开着大卡车，载着这批抗战物资，从汉口出发，沿着往北方的公路，一直送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左权接受。在历史资料简单记述的字里行间，一个活泼、真挚、热情、勇敢的美国女孩的身形跃然纸上——我想，这得益于她生于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以及家长给予的严谨然而开放的美国式教育。

　　“鲁兹故居”的建筑面积很大，楼上楼下，房间很多，特别是客房比较多，因为除了主教一家人而外，常常会有客人来此留居，简直像是一家“私人旅馆”。例如上文提及，周恩来于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曾在这幢住宅楼里躲藏过一段时间。

　　“鄱阳街32号”虽然紧挨着人来车往的街边，但院落和教堂（即圣保罗堂座）如同数重屏障遮挡了住宅楼，远避了闹市的喧哗和市俗的搅扰，居住环境是非常舒适。我在汉口生活了半个世纪，从这条街从这个院落门口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从来就没有想到里边会另有一爿天地，若非此次写作中拍摄和采访的需要，不然是不会冒昧地走进这个院落里边去的。

　　幽静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吴德施主教独具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使这幢楼房不仅成为革命人士的临时避难所，同时也成为众多的国际国内知名人物的往来居留地。

　　例如：著名的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便是这儿的常客，她们从美国到中国，由上海到汉口，然后转程去西安、延安，来往经过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和主教及主教夫人，还有孩子们，像一家人那样亲密无间地相处。当年，白求恩大夫来到中国，在北上去延安及山西抗战前线之前，在这幢搂里住了有半月之久。

　　“芦沟桥事变”以后，国共两党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成立，1937年12月——1938年10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被派驻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号，今长春街57号）的一幢西式楼房内，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人成为“鄱阳街32号”院落的常客。

　　吴德施主教与周恩来曾经有过“生死之谊”，两人的交往，并不仅限于政治社会的交流，也包含了文化品味及性格爱好等方面彼此之间的相互赏识。

　　上述只是吴德施主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因为其教会身份的决定，他必须是一个与中国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的社会活动者，在各派政治力量中取得优雅的平衡，所以，他不可能不重视国民党南京政府。

　　中国近现代历史，武汉是一个政治军事的要塞城市——各党各派、政界军界，伟人、要人、名人，在此风云际会。史载：“汉口鄱阳街圣保罗堂大院内的住所常常高朋满座”，除上面提到的国际友人及中共领导人之外，吴德施主教还与“国民党各界人士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王宠惠、吴国桢等过从亦密……”

　　1931年，武汉大水，吴德施主教应宋子文、孔祥熙电邀，任全国水灾救济会湖北分会执行委员，在武昌成立武汉各教会联合赈灾办事处。次年，1932年，成立鄂湘教区水灾农民扶助总社，向受灾农民发放贷款。

　　1938年2月，国内宗教组织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宗教日，武汉基督徒在“鄱阳街32号”汉口圣公会圣保罗教堂举行为国难牺牲者祈祷仪式，吴德施主教到会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华民族同受艰苦”，“并代表全体外侨信徒为抗战死难军民祈祷 ”——这是吴德施主教在中国传教期间最后一次参与的大型社会活动。

　　1938年4月，被获准退休回国。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屋顶花园设宴为吴徳施主教一家饯行，席间合影留念。很可惜我没有找到这一张照片资料。周恩来当场手书：“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嘤嘤其鸣也，求其友声”两条幅相赠。

　　同时，吴德施主教在鄱阳街住宅楼举办告别音乐会，请武汉各界上层人士一聚。汉口市市长吴国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应邀出席。当晚，吴德施主教的长女弗朗西丝·鲁兹钢琴弹奏优美乐曲为来宾助兴。离开汉口回美国之前，吴德施主教在武汉国民党报纸以及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告别辞》。

　　吴德施主教在中国四十二年，经历过朝代更迭、政权交替，战争动乱、天灾人祸，他从来都没有退避——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战争中的法西斯主义者、日本侵略军，已经以行动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无视国际战争规律、无视国际公法的非人性行为——为了家人的安全，夫人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他决定离开中国，而且这一年他的确老了，六十八岁了，去日无多，叶落归根，他想在告别世界之前返回自己的祖国。

　　我想，他在离开汉口前心情一定很复杂，这么多年了，和这个城市建立起来的感情，和这个教区教民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曾经他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而他们则视他作父亲——这种感情如同血肉相亲，一旦割舍，他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即将临近的灾难，他知道他无能为力，宗教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又一次深深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作为神学者，他只能祈祷，为战争的死难者祈祷，祈祷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国，为战争的受难者祈祷，祈祷主的福佑降临到他们头上——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

　　1938年4月，吴徳施主教携家人离开汉口回到美国。

　　“鄱阳街32号”院落仍属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房产，圣保罗座堂的教会仪式依然照旧，这一幢灰砖拱券门的主教楼，不知后来由谁居住？只是再也听不到弗朗西丝·鲁兹悠扬悦耳的钢琴弹奏了……


来犹后记:
1.弗朗西丝·鲁兹悠扬悦耳的钢琴回荡了她的一生.在大半个世纪后,又回到了海峡两岸,回到了生她的地方. 1972 年, 因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她和她的丈夫RICHARD做为NIXON 访华后的第一个美国艺术家,来到大陆访问演出. 1987年,宋美岭也请她们到TAIWAN演出过．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ＮＩＸＯＮ　ＳＡＩ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ＯＦ　ＯＵＲ　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2. 在“鄱阳街32号”的会客室里,曾挂过一副清沈铨的五伦图. (五伦图：五伦图是由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成，象征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人伦关系。（以“五翎”谐“五伦”）)
3. 我有幸得到此画,时不再来,人世沧桑.此为证也.





郭泰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干员．　民国16年(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进军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驱逐军阀势力，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同年，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电呈南京政府，指出外国轮船在长江行驶，为不平等条约所致，尤其在北伐战争期间，长江上华轮停驶，外国轮船乘机深入内港，垄断长江航运，“妨碍我航权甚大，若不设法制止，则外海内江航运业完全为外人操纵，于国计民生影响甚巨”。因此，虞和德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命令各海关监督，严行禁止外轮在非通商口岸城市武穴、安庆、大通、通州等处运载货物，“以保航权，而恤商艰”。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外交部驻安徽交涉员郭泰祯“遵照办理”。

　　郭泰祯接到外交部电令后，分别通知安庆市公安局、大通公安局及怀宁、铜陵两县县政府，要求调查外轮在安庆、大通停泊和上下客货情况。根据安庆、大通、怀宁、铜陵的报告，郭泰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称“安庆、大通两处均有外轮到埠装货物”，两地虽为内地处所，非通商口岸，但符合《中英烟台条约》中第三款”轮船暂准停泊，上下客商货物均用民船起卸”。因此，他请示国民政府外交部，“究竟对于该两处之外轮停泊，用民船起卸货物应否仍认条约效力?抑须迳行取缔之处”，给予明确的具体指示。

　　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很快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华与西方列强合作，完全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故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告安徽交涉员郭泰祯，“关于外轮在安庆、大通等处停泊，上下客商货物同民船起卸一节，载于《烟台条约》，应准依照办理”等等。这样，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废除外轮在安庆、大通等长江内地非通商口岸停泊权的计划遂被放弃。

后来，郭泰祯任汉口租界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