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小捷的博客
主要阐释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有关思考，以及我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有关思考
前两天收到某网友（weisbase@gmail.com）发来的电子邮件，谈了他对《我的政治改革设想》一文的质疑。我非常感谢该网友的来信，并征得他的同意，公开答复如下：
网友：拜读你的《我的政治改革设想》（见本网站我的博客），提出以下拙见：
如何避免决策失误和一刀切
你举了省长的例子。省长的任免，1/3来自上，1/3来自下（市长），1/3来自其他省长。这里我不提除了人事权外，还有财权等复杂的问题。我也不提，中央行使所有权力，包括外交、国防等横向权力分配上的问题。就只谈你说的省长的任免。我觉得有以下问题：
1. 一个省最多就一二十个市，省长很容易和市长串通买官——要解决这个问题，则省长民选是最简单的办法——但这又回到了全民普选、你拒绝的方式。
答：在现行体制下，市长基本由省长任命，省长确实很容易和市长串通买官。但在我的“两权共享”方案中，市长并非由省长任命。省长对各个市长仅有1/3的任免权。我确实不赞成省长民选，因为那样省长会拼命讨好选民。在行政型国家中，这样做至少会导致强烈的本位主义。
网友：2. 省和省之间会有合作关系，但不可避免的，竞争往往多于合作。即使在联邦制的国家，州行使某些联邦无权行使的宪法权力，州和州尚且竞争。在中央制国家，省和省之间还要找央妈讨食，你死我活更自不待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即实行联邦制，地方行使排斥中央的宪法权力越大，则竞争相对较小。
答：在联邦制中，各州的州长完全由本州选民决定，丝毫不依赖其他州，因此各州州长之间确实缺少合作的动力。但在欧美等市场型国家，这并不影响各州之间的经济合作，因为他们是靠市场系统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政府主导着经济，若实行联邦制，则各地的经济很可能割裂开来。在我的“三方共享”方案中，各省省长彼此之间有1/3选票因素存在，因此他们之间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合作动力，至少不会造成割裂。竞争当然也有，比如，有两个省长（甲和乙）都想竞选下一届的国家主席，但这种竞争是公开的，有明确的规则（不像现在这样彼此争着讨好中央），由上下左右三方投票，无论谁胜谁负，就像在体育比赛中，彼此都服气。
网友：3. 省和中央的投票关系，参照以上两点，省长们和中央容易沆瀣一气，中央更容易把资源调拨给自己人的省长，而亲中央的省长则会排斥异己省长，最终国家将要分裂，即使我本人是赞成分裂。
答：在“两权共享”方案中，中央无法直接任命省长，因此不会出现仅仅亲中央的省长；各个省长之间也不会彼此排斥，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选票关系存在，所以不会出现你所担心的现象。
网友：4. 异地自荐、竞聘的方式。但同省的官员，通过4年、8年可能熟悉了地方，然后又可能换一波人来，等这波人快熟悉了，可能又要走了——导致效率低
下——采取联邦制能很好解决问题，即省长行使的宪法权力和市长是分开的，不是上下级关系。
答：1、在我的方案中，某个“异地自荐”、最终“竞聘上岗”的省长，若他（她）干的好（效率高，上下左右各方都满意），他可以一直干下去（连续竞聘上岗），并无任期限制。只有在他干的不好（效率低，上下左右多数不满意）的情况下，在换届时，其他新的异地的竞聘者才有可能击败他。2、若采取完全的联邦制，行政型的国家容易导致分裂或地方本位主义。所以最好采取我设想的“半周半秦”制。另外说明一下，市场型国家可以实行联邦制，因为他们的整个国家（社会）是靠统一的市场系统联系起来的，作为辅助的行政系统（政府），分立不分立对整个国家影响不大。
网友：监察的问题
你把政府分成两套人马，行政人员A和监察人员B。假如A和B都全民普选，但B能以什么为准绳说A做错了事情？我想只能是制定的法律吧。但法律如果是A制定的，A会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显然不会。如果B制定法律，则B的法律必定搞得A无法行政，政府瘫痪。所以立法是一个不得不回避的问题。如果A和B有矛盾，有法律问题，谁来解决？——很明显，司法也是个独立的领域。
答：在我的方案中，没有要求把政府分成两套人马。只不过某个官员（比如某省长）是否违纪，应由当初任免他的有关三方共同投票来最终判定，而不是现在只由他的上级来最终判定。换句话说，我的方案还是一套系统，只不过在这个系统中，上下左右三方通过共享投票权而相互制约而已。在中国现行体制中，则确实表面上有两套人马，一套行政，一套监察。但实际上，下级的监察系统和行政系统都要听命于他们的共同上级。因此本质上还是一套系统（就像我们的党、政，表面上是两套系统，实际上是一套系统）。至于立法问题和司法独立问题，一句两句说不清，简单说就是，在行政型国家中，根本就不存在西方语境中的法律，而只存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命令。我们能做的就是，设计一套方案，让所有这些有权发布各种命令的官员们通过“两权分解，三方共享”的方案而彼此之间构成一种制约（权力制衡）。
网友：国人说的西方很笼统，我就讲英美吧，这里主要是继承普通法系、说英语又有共同基督教信仰那“五眼”：
国家 立法权 纵向分配 宪法 横向分配
美国 上下院 联邦制 明文宪法 三权分立
英国 上下院 中央制 无明文宪法 两权分立
新西兰 单一院 中央制 无明文宪法 两权分立
澳洲 上下院 联邦制 明文宪法 两权分立
加拿大 上下院 联邦制 明文宪法 两权分立
可以看出，横向权力分配两权足矣（立法权，司法权）。有没有明文宪法没关系，有constitutionism也可以。纵向分配，一半大的国家喜欢联邦，小的则中央（但也是分权）。我同意你的观点，制度不是冰箱，拔掉插头、带到中国、插个插座就能用。这五眼均源于英格兰，为何英格兰能产生这样先进的制度而我们不行？有历史的原因（罗马统治-> 封建属地统治- 诺曼底公爵登陆 – 大宪章 – - 。。。）、有宗教原因（圣公会独立于罗马教廷）甚至有地理原因（岛国情节，像日本），不但我们不行，就在英格兰的对面，法国也不行！法国的人口及面积要比英格兰大多了，土地也比英格兰肥沃，还继承了拉丁语及天主教。。。我不认为，未来中国能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如果没有个四五百年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必要，只要我们人均收入够多就好（改革开放40年，我国GDP从15名前进至2名，人均收入却从前100名退到100名之后！）
答：1、西方的宪政公认起源于英格兰，原因只有一个，当年英格兰的市场系统已足够发达、足够强大。你所说的那些具体原因，则是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促成了市场系统的发达和强大。2、在行政型国家，制度上的突破说难也极难，说容易也极容易。若最高决策者想通了，则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很容易（如商鞅变法）。当然，若想让最高决策者想通，我们知识界一定要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若在市场型国家，则确实如果没有个四五百年的时间，一个全新的制度是很难建立起来、或根本就无法建立起来的。
网友：有一点我觉得英格兰 – 大英帝国 – 美国 做的很好，就是他们即他们的先人能扎扎实实地从历史中学习——即拥有800多年普通法一脉传承的优势。比如我们现在打商业官司-》破产法 – 》破产的追讨，判例可以引朔到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的FRAUDULENT ACT。为什么？即使技术进步了，名堂不一样了，人性还是一样的！在治理这方面，现在的我们并没有比400多年前的祖先聪明。但反观我国，自汉起（忽略秦那十五年）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中间有过少许学习思考，但两千年了，还是没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些东西，做出改变，却总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比如现在你我还在谈中央和地方的问题。连当代盛世浮华，竟出不了柳永、清照那样“腐朽”的词人，更别说有认真学史、推陈出新的匹夫了。全社会不重视教育、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光靠拷贝日韩台的出口导向制经济，提供廉价劳工，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国在山河破，是没有出路的。这也难怪，视如今，天下兴，权贵有份；天下亡，匹夫有责。上曰家国，下曰党国。有谁愿意做？COVID 19后，穷人愈穷，开始屯米面；富人则开始摇号买沪房，以致这俩月销售量暴增一倍有余（内部数据，估计到年底还要再翻一倍）。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已经不再是几个人在沙盘上演练讨论能够实现的。就如当年光绪要立宪，慈禧不允；但当大清要立宪时，天下已经不再是大清的了。当权者以一己、一党之私，而置十四亿苍生而不顾，历史将重演矣。
答：我不那么悲观。只要我们先努力用三方共享的方式把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理顺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教育、科技、文化等等会马上风生水起。过去的中国进步慢，变化小，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长期总处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理环境中（社会环境中），没有竞争，也无从借鉴（我的三方共享方案，实际上借鉴了西方不少东西），因此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割据分裂或朝代循环）。后来环境变了，众多列强一下出现，而我们又太弱，只有照搬、模仿的资格，没有创新的底气（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现在不同了，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创新、也必须创新、而且可以创新的历史阶段（我的“两权分解，三方共享”就是一个创新的尝试）。这时候如果我们还照搬、模仿别人，那责任可就完全在我们自己了。
再次感谢来函，欢迎继续来函讨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