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轶事 之 高利贷
文/剿匪出关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了较深的派性斗争。我市1967年7.19 夺权运动的公告,还是出自父亲之手。夺权运动很快发展成了武斗,父亲就觉得不对劲了。在外公和母亲地鼓励下,父亲决定退出派性斗争。那月正好我刚出生,父亲就以“要照顾新生儿”为理由,没有去武斗,算是彻底地从派性斗争中脱离出来,成了无派人士。
父亲对这段经历,说得很少。我知道,这是父亲的一段痛,是父亲十年不得志的根源。我隐约记得父亲说过,不管当年哪派当权,都不会提拔他。原来的战友,视他为逃兵叛徒。原来的敌人,因为他写过的公告,对他也没有好感。父亲得到了心安,不需要再违心地去整人夺权,但也得到了十年的冷板凳。从67年到77年间,父亲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写新闻稿。
当父亲的名字,作为新闻稿的作者,越来越频繁地在省报,省电台,甚至人民日报,半月谈杂志出现的时候,父亲开始得到当时的市委书记朱先生的赏识。很多人开始喊父亲“曾科长”, 而父亲每次都要解释:“我不是科长,我就是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的干事!”
80年代初,省日报想调父亲去工作。朱书记坚决不放人,其理由是要留父亲筹办市日报。作为补偿,朱书记破格任命父亲为副总编,副社长,从无官职直接到了副处级。
我记得市日报发行的第一天,父亲和他的同事,亲自上街卖报纸。那天,父亲回到家里,还激动地和我们讲起市民争先恐后地买第一期市日报的热闹场面。
市日报成功地办起来后,父亲开始有了所谓的权力。找父亲办事的人也多起来了。父亲始终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不接受任何金钱和贵重礼物的贿赂。原则上能办的事,不用送礼,也给你办。原则上不能办的事,送再多的礼,也不会要你的礼,也不会办你的事!”
我记得84年暑假的一个傍晚,有位30岁左右的男士,找到我家,说要找父亲谈谈。当时父母不在家,他坐了一会儿后,说要送我一个公文包,作为我考上大学的贺礼。我坚决不要,说我父亲每次出去开会,都要带回一个新公文包,现在家里的公文包都堆成小山了,哪里还要他破费送一个公文包?
那人道:“我是化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我想上夜大,拿个文凭。但工厂三班倒制度,使得我无法上夜大。我求厂里,准许我只上白班,这样我就能读夜大了。但厂里坚决不同意。我后来找到你父亲,说明情况后,你父亲給我们厂长打了电话,厂长就同意了。我是来感谢你父亲的。你父亲和我素不相识,却愿意帮我,我非常感谢。就一个公文包,不值什么钱,请务必收下。”
我一想,确实,就一个公文包,也许是他在哪里开会得的免费赠品,那就收下吧。他离开后,我打开公文包一看,里面有一块手表和一张发票。我连忙追了出去,在大楼门口追上了他后,我把公文包和手表还給了他。我说:”如果我父亲知道我收了这块手表,肯定不高兴。请你拿回去。”
父亲回来后,我和父亲说了这事。父亲坚定地说:“你做得对!人不要贪小利而失大义。”
又记得90年代中,报社修宿舍大楼的时候,父亲已经是总编辑和社长了。很多包工头找到父亲,送来各式红包,并许下各种好处。有的甚至承诺用工程款的5%在他处給父亲修一栋房子,保证没有人知道。
父亲拒绝了所有的贿赂,公开招标,并从外面请来了五位议标专家把关。招标合同里,对各种建筑材料的质量,比如,必须用哪个厂家的哪种水泥,哪个厂家的哪种钢筋,等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最后中标的建筑队,按照合同认真施工,使得宿舍楼如期完成,还被评为了省优工程。
宿舍楼验收后,建筑队的负责人,来到父亲家,拿出一个两万元的红包,要送给父亲。他说:“曾老总,我这不算是行贿,因为我已经不求您办事了。从中标到完工到拿到全额工程款,您没有收过我一分钱的礼,也没有喝过我一次酒,也没有吃过我一餐饭 。这是我承建的最舒心的工程!不用扯皮,不用送礼,不用求人,只要按合同认真做。我很开心!这两万元钱,是我得的省优工程的奖金。我用它来真心地谢谢您!请务必收下。”
父亲想了想,道:“您这是给我放高利贷啊。您想想,如果我收了您这两万元钱,那么,我每天都心不安。半夜三更,警车一响,我就要担惊受怕。这样,起码少活五年。就算我一直是现在这三万块钱一年的工资,五年就是十五万啊。我现在收您这两万,将来损失十五万,您这不是高利贷害我吗?”
那负责人听了后,喃喃地道:“您都这样说了,那我也不好意思送了。”后来父亲退休,接受市纪委鉴定的时候,这件事被调查后,被市纪委写进了公告。市纪委对父亲的“高利贷”理论评价很高,认为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见解。
这“高利贷”理论,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父亲说。今天和父亲视频时,我就记忆中的一些事情,向父亲求证,好写这篇文章。我以前的印象中,只记得父亲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过,在宿舍工程招标过程中,他拒收了很多贿赂,但从来没有透露过今天这样的细节。
还是那句话,我非常开心我能写这个《凡人轶事》系列。这使我有机会更深地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的智慧和人格,是我人生路上的指引,我要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