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凄风苦雨中,顾准仔细研究了古希腊城邦制度,希望从民主制度的起源中寻找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答案。本书的作者,和当年的顾准一样,处于一个动荡的历史转折点,他也想从古希腊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
在书的开头,他引用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的欧里庇得斯的一段话:
希腊城邦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富人,拥有巨额的财富,但欲壑永远难填。这些人虽然掌握巨大的资源,但对城邦毫无用处。第二种人是穷人,每天食不果腹,很容易被巧舌如簧的政客所煽动,对富人充满仇恨,因此对社会来说非常危险。最后,在这两种人之间,是第三种人,即中产阶级。他们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城邦安全。
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希腊城邦能够发展出民主制度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关键。
而这个中产阶级,并不产生于城市,而是来自乡村。大城市从来都是巨富和穷人的地盘,而城外的乡下,则分散着很多自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他们经济独立,自给自足,武德充沛,自制武备。在战时征召之下,他们集合起来,成为希腊方阵中的士兵。
他们就是构成希腊城邦的公民主体。
亚里士多德分析道:武装起来的中产阶级成为城邦的公民主体,然后共识政府(consensual government)或者说民主才有可能。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自耕农。产,在古代基本就是指土地。中产,就是拥有中等规模的能自给自足的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食物产出,能达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使得他们拥有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不会被巨大的城市经济所左右。他们不像那些无地的城市贫民,渴盼共产共妻。他们同样对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权势保持警惕,不希望政府权力过大,更不希望用自己的税金去装点城市中的盛大游行和狂欢。他们武德充沛,自制武备(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拥枪权的由来),对巨富和暴民同时有遏制作用。
乡村才是民主的基石,公民由大量武德充沛的中产阶级构成是维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
因为他们,才有了雅典民主制度和罗马共和国。
当中产阶级消亡,当他们被职业军人,雇佣兵和蛮族士兵所替代的时候,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就消亡了。
而这本书的名字The Dying Citizen,意思就是面临消亡的美国公民,即美国中产阶级。作者想说什么,其实很清楚了。
“美国问题,穷人不工作,富人不花钱,中产不生娃。”
工商文明三百年。这三百年,却比几千年更伟大。工商文明需要自由,民主。
如果历史是面镜子的话, 它能照出什么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