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80后”一样，我对电子游戏的痴迷也是从小学时开始的。最早接触游戏是在一年级时，去邻居家玩的机会，撞见了童年好友家托人新买的一台雅达利游戏机，有着标志性的摇杆手柄，那一款潜艇游戏，让我一度玩得忘了回家。此后还是在那个伙伴家，摸到了最早的任天堂“红白机”（FC）和经久不衰的魂斗罗（Konami 1987）等游戏，还记得最早一次发现“30条命”秘籍并试验成功，几经周折打穿游戏，当夜激动得几乎失眠。
如同电视机和冰箱这种划时代的产品一样，家用游戏机一旦出现，立刻就似野火燎原，以目测可见的速度迅速在人们身边普及，况且还是在那个条件有限，普通家庭难以保证每日吃到荤腥的年月里。等到我的小学上到一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男生家中购置了红白机的兼容机型。当然，其中至少一半的购买是以所谓“学习机”的名目进行的，那些天才的南方商人富有创造性地打造了一个新产品，在开发智力，学习电脑的口号掩护下，精准而无情地摧毁了千万中国父母的迟疑。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当属小霸王的486D（1994），那登上央视广告中，兼具国际化巨星和亲民形象的成龙手捧学习机的那一刻永远定格在中国电子游戏史上。直到今天，一个纯粹的工程师也无法理解学习机的设计——在那台看上去科研味道十足的产品中，90%的体积都被用来支持一个永远不会被用户使用的功能：键盘。当然，有大人环视身旁时，做做样子也还用得着，在那个全民计算机知识等于零的时代里，学习机内置的Q-BASIC语言没有多少人玩得转，倒是少数入戏特别深的孩子愣是凭此学会了五笔输入法，其毅力让人叹服。
我自己的第一台游戏机是一台红白机的兼容机，还是亲戚的礼物，第一盘游戏卡则是父亲带着我买回来的，在一个地处闹市的个体店，花了280块人民币，大致相当于他当时三个月的工资，直到今日老爷子对这个数字仍记忆犹新。游戏卡在男生群体里面是硬通货，从吃的玩的到抄写作业无所不能换到，当然最常见的情况是大家交换各自的游戏卡，经常是换来换去，手里拿着不知道哪里来的卡带，而自己的却不知所踪了——我自己那盘卡的结局也是如此。
与游戏卡相配的，还有一本五六十页的《秘籍宝典》，应该是从日本杂志翻译汇总的作品，包含了几百个游戏的所谓秘籍，水平所限，语言十分含糊，且排版简陋，错误百出，是否有效全看运气。这本书自然而然成了抢手货，和游戏卡一道在同学朋友之间广为借阅，破损了就拿胶带修补，直到破损太大，就把残页夹在书中。越是这些夹在书中的页，参考价值往往更高，时间一长，翻看时须万分小心，生怕失落了残页，如同那武功秘籍的法门一般，一个错误就失传了。
街机也是十分流行的，不过我却没怎么亲手玩过，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游戏（恰恰相反游戏都很出色），主要原因是在当时街机的名声实在不佳。我家周围最近的一个街机厅位于我的小学附近区民区的一条巷子，我至今还记得，那烟雾缭绕的游戏厅里，人头攒动，光影闪烁，声音嘈杂，烟头满地。门头左边是一家租录像带的，右边则是一个小书店，在那90年代初的岁月里，录像带和杂志图书是城市青年们仅有的探索自身和世界的机会，橱窗上贴满了耸人听闻或充满诱惑性而又点到为止的电影和图书海报，与街机厅相得益彰。各色人等来穿梭在这条巷子中，大部分是游手好闲的男青年，本地话叫“小哥”，在游戏的刺激下，无论胜负或是合作闯关都成了挥洒个人英雄主义的舞台，争执口角甚至肢体冲突时有发生。我那时还小，录像带和图书对我的吸引力远远不及那一台台街机了。我多数时间都是在看别人打游戏，什么街霸（Capcom 1991）、三国志（Capcom 1992）、圆桌骑士（Capcom 1991），以至于到后来整个通关流程都可以背得滚瓜烂熟。最喜欢看到有高手玩的时候，那掌控一切，行云流水的操控让我流连忘返，好几次因为回家太晚而被父母责备。后来等到上中学时，小巷子里的街机厅在城市改建的浪潮中惨遭取缔，新的街机厅设在了拔地而起的商场。早年间的“利群”商厦的六楼就有这么一个大游戏厅。相比于小巷子里乌烟瘴气的街机厅，“利群”里面宽敞明亮，各类游戏机老少皆宜，也有不少最新从日本进口的新型街机，可以运行像VR战士（Sega 1993），魂之利刃（Namco 1995）那样的新游戏，当然价格也要高不少，至今还记得在那里第一次见识到魂之利刃时震撼的心情。每逢周六下午我都会跑过去玩，来回要穿过一片花鸟鱼市，南山的夕阳下不知留下了多少我的身影。
等到我上中学之际，世嘉的16位游戏机Mega Drive（MD）在中国流行起来，那丰富的1 画面和音效领先了红白机游戏整整一个时代，而更为街机化的、节奏明快紧张刺激的美式游戏也让这款游戏机远比任天堂后来的16位游戏机SFC更为流行。不过最终制约它没有走上红白机般的普及乃是价格——一台游戏机的价格要7、800元，而卡带则都在200元以上，且没有合卡，所以更多的情况是游戏店以按小时收费的方式租给学生们玩。等到游戏机和游戏逐渐降价，又赶上索尼Playstation的改朝换代，可谓生不逢时。我本人后来也曾经向好友长期借过一台Mega Drive，但那时风头已过，卡带已是十分难得，仅仅玩过梦幻之星（Sega，1994）、幽游白书（Treasure，1994）、火枪英雄（Treasure，1993）、FIFA95（EA，1995）等几个游戏。另一方面，尽管世嘉游戏机带来了一场机能上的进步，但红白机却有着前者无法比拟的软件阵容，尤其是几个重量级的角色扮演（RPG）和策略类（SLG）游戏，更是占据了我最多的娱乐时间。还记得在上初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都会跑去一个同学家玩上几个小时的霸王的大陆（Namco，1992）和火焰之纹章（任天堂，1990），守着他们家的大号彩电，一人看一人玩，却能体会相同的乐趣，经常是到吃晚饭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蒙蒙夜色下出门就一路小跑，脑子里还在想着攻克某个关卡或是收服某个武将的事情。
待到我进入高中之际，索尼Playstation（PS）带来的革命终于开启。在我第一次见到PS上的生化危机2（Capcom，1998）时，震惊得几乎下巴掉了下来。那一天四五个好朋友挤在的客厅里，窗外阴霾不散，胆大的那个家伙操控着女主角克莱尔小心翼翼穿过铺满碎玻璃的昏暗走廊，冷不防一声巨响，几只丧尸的手臂破窗而入抓住那个可怜的女人，我们几个男生同时吓得惊叫，手柄也摔在了地上。妙到极致的还有实况足球3（Konami，1998）那样的佳作，不知不觉就打发我们一整天的时间，战斗到天昏地暗。如果说MD还没能撼动红白机在中国的用户基础的话，PS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那个任务，那些当初价格不菲的学习机也终于被丢进了垃圾堆。当然，PS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达到了让人瞠目的2,000元，不过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给了它无以伦比的生命力：盗版游戏。PS是主流游戏主机中最早采用光盘作为游戏介质的（同期世嘉的土星游戏机，Saturn亦采用光盘，而任天堂的N64则继续使用卡带），与大容量卡带相比，光盘尽管需要更多的时间读取数据，但可以提供5～10倍的存储空间，一下子就让影音效果出色的动画成为了不少游戏的标配。那些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广大的华南地区的碟片厂，在各地私人游戏商的协作下，将5元多一张的游戏光盘以惊人的速度分销到一二三线城市中街角路边的游戏商店，想想日本大厂每周新出的游戏最多经过一两周即可被中国小城市的中学生们，以两顿饭钱的代价拿在手里，还附带简陋但不失原汁原味的彩色简易包装，在那个物流和信息传播仍非常落后的年月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PS更好的机能给了那些原本因为画面简陋（16位游戏机时代也是如此）对游戏不感兴趣的人喜欢游戏的理由，游戏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其标志性事件是大红大紫的王菲为最终幻想VIII（Square，1999）演唱主题歌Eyes on Me，这首歌是王菲演唱的第一只英文单曲，当中国广袤城镇的大街小巷响起天后那标志性的嗓音，电子游戏对年轻人的影响悄然达到了90年代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