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方方的缘分得追溯到上大学时。那时最爱读的是她的《风景》和《桃花灿烂》。《风景》里说“悲剧比没有剧好;”《桃花灿烂》里男人可以为了所谓的事业或向上爬甘心娶一个智障妻子,不仅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而且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对文学的喜爱由她而唤醒,写的第一份文学评论就是她和池莉的新写实,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并以后兴趣转移了,她的作品在我心中仍然是非常有分量的。
也许是因为身处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对她的《方方日记》遭受的口诛笔伐大为震惊。我的大学同学 - 湖北大学的教授和湖北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 说:她的对阴暗面的描写会给国外各方想向中国索赔的势力以口实,说真话得看时间、地点和场合。我的回复是:说假话的后果是假奶粉、假疫苗、训诫李文亮,哪一条对老百姓好处?如果连知识分子、教师都对是否说真话犹豫,那真是社会大溃败的开始。而马上,另一个大学同学晒这位教授的朋友圈,原来他以“长叹息以掩涕兮”为标题推广《方方日记》,他内心是同意、同情方方的做法的,纠结的是是否给国外势力以口实。
对方方的口诛笔伐同训诫李文亮的性质是一致的,中共那个社会不允许说真话,说假话才能生存甚至飞黄腾达。有时觉得挺魔幻的,说真话还需要辩论吗?这是社会运转的基本准则,这不是道德,这是生存的必需。最直观的,不面对科学真实,也发明不出我们现在急需的药物和疫苗。什么时候它成了一个要去辩论的论题?什么时候它成了道德标准?什么时候一个基本的生存准则成了至高道德的标杆?
而在此同时,对国内文章的逻辑混乱实在头疼又担忧。有拿《方方日记》与二战时的《安妮日记》类比的,说如果像《安妮日记》那样引起纽伦堡大审判,《方方日记》是要负责任的。引起纽伦堡大审判的不是《安妮日记》,是战争中在集中营中死去的千万犹太人,这是盟军进入柏林时的亲眼所见。什么时候一个相信枪杆子的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直抒胸臆这般高抬高爱了?这可真是太抬举知识分子的笔了。
而国内因为历史知识的欠缺而对索赔的担忧,也是更让人迫切觉得中共对近代史、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的抹杀正在侵蚀国人的智商。我是到美国来才知道外国人对义和团的不解和不满的,慈禧是不顾国力、利用义和团悍然发动对各国的战争,而庚子赔款有后续,即各国如何退赔。对这些历史的抹杀,仍然是不面对真实、事实的表现。而现在那些战狼的叫嚣、一尊的野心,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清末八国联军来袭前的气氛。
对李文亮的训诫直接引发了这全球的世纪性灾难,更不要说我的家乡和家乡人所遭受的深重的痛苦,国人甚至武汉人还没有汲取教训,还在赚着卖大白菜的钱,操着中南海的心,为中共统治阶层摇旗呐喊助威:别给国外索赔势力以口实。说真话是生存权,不是至高无上的道德。
鲁迅批判“仁义道德”是“吃人,”我看鲁迅还不够犀利,仁义道德的背后是虚假和虚伪, 就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墙内国还沉浸在大国战役的狂妄自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