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了这个标题心里可能想:哦,这可能是一个77年没考上,78年发奋努力咸鱼翻身的故事。事情真不是这样的,还是让我细细道来。
1977年是我下乡当知青的第三年。我下乡在四川绵竹县,就是出剑南春酒的地方。这本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富饶之地,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农村贫困到了极点,我们生产队每个全劳力一天只能挣3毛钱,连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生产的粮食大约一半都要上交公粮,农民分的粮食不够吃,每年春天都要求上面给返销粮以维持不饿死人。这个返销粮要农民出钱购买,许多人根本就没有钱来买返销粮,不得不向生产队借债。如此借债造成第二年的劳作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还前一年的债务。由于极度贫困,许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挺而走险,于是盗窃烽起,有号召起来造反的,有集体投井自杀的,刘伯温天书的预言四处流传,社会民心动荡。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农民告诉我,今年是共产党的命到了,你看这个"共"字,廿八组成,共产党命里有二十八年的江山。政府为了控制局面,向每个公社派驻工作组,包括公安,我也被抽调到公社协助工作组工作。
大约在10月中旬,知青们纷纷传说今年要恢复高考了。我没有带任何有关高中学习的资料下乡,根本无从作复习准备,直到10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高考的决定,我向公社主管知青的书记请假回成都复习。书记文革前在一所中专工作,是支持教育的,一口就同意了。回到成都,立即到中学去找高中老师,希望得到指点。我的中学是文革中建立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人的背景很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贬到这个地处城郊的学校。我是这所中学历史上的第一届高中生。我的的物理老师是上海人,姓尹,我们叫他尹阿拉,北大理论物理专业毕业,他曾告诉我他高考填的三个志愿都是一样的:北大物理系,北大物理系,北大物理系。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中技校教书,后来在文革中被派到我的中学。读高中时他同我关係不错。我去找了他,他看看我说"你没有问题",就结束了我们的谈话。等我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在大学了,他再次成了我的老师,79年他作为第一批中美CASPEA留学生去了美国布朗大学。我的数学江老师毕业于清华,分配去了西工大,后因照顾家庭关系调到成都,分到我的中学。他同学生关系密切,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他后来去了新组建的成都大学。化学老师是上课最认真的人之一,板书十分工整,讲课条理清晰,把一门化学讲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政治老师是西南师范大学毕业,说话富有激情和煽动性,他要学生注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必考"他说。后来的高考确认了他的猜测。我没有数理化自学丛书这样的宝典,但有高中的教科书和比教科书更详细的课堂笔记,我的高中老师几乎都是按文革前的高中内容教我们的,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是担了大风险的。
在成都呆了一阵后,因为有报名,填表等事项,又回到农村。12月11日在县城中学开考,头天晚上住在县里工作组老王的家里。老王在公安局工作,文革前参加过高考,没有考上,读了公安学校,学习政治侦察,专业是变形字体,就是专门研究笔迹的。他告诉我不要紧张,他就是太紧张才考砸了的。我并不感到紧张,一夜睡的很好。语文政治没有什么大问题,数学竟然栽在了一道几何证明题,我曾经还好为人师的给别人讲怎样证明几何题。物理化学顺利考过,那道难倒许多人的物理题很快就用能量守恒的方式解决了。我的中学物理老师尹阿拉早就教了我们:能用状态量解决的问题不要用过程量去解,那样可能很困难,因为过程或路径是复杂的。
考试完后一切归于平静,又回到公社。这时绵阳一家医用电子仪器厂来公社召工,我是公社推荐的知青之一。这时高考成绩下来了,全公社包括我有两人上线,到县城完成了体检,接下来是静等录取通知书。可能是因为我高考还不错,绵阳工厂就把我招了。我告诉他们我在等大学录取通知书,也许我刚到工厂就被录取了,给你们添麻烦。他们说如果你录取了你就走,没关系。我就这样成了厂里的工人。还没有离开绵竹时,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开始发出来了,竟然没有我。托人去省招办打听,说省里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杜心源?)刚发了一个文,说高考一方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就业,在高考期间已经解决了就业的人,这次就不送档录取了。我当时就气得问侯了他祖先一千遍,像我这种在高考后一个月内被召工的人应该为数极少,对解决就业根本没有什么影响,难道真的值得为这极少数的人改变现行政策吗?当时很想不明白。几十年后,最近在大肆报道顶替上大学,我猜很可能我的这个名额被省委什么人顶替了,1977年没有什么计算机联网和电子记录,搞这套应该是不难的。尽管心里十分恼火,更多的还是普通百姓的无奈。个人在中国国家机器面前根本无法做有效反抗,只好下次再考了。我找到工厂招工負责人,告诉了我的情况,我要下次再考,如果我去他的工厂,工厂必须同意我再考,否则我就不去了,呆在农村继续准备下次考试。工厂的办公室主任是原绵阳地区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理解我的心情,承诺下次让我考,用工余时间复习,于是我就去了绵阳。
工厂座落在绵阳南山,是一个新建的医用电子仪器厂,我去的时候基建还没有完,主要厂房已完工,还有道路和辅助设施在建。工厂已有产品是计划生育用的吸宫器,用来堕胎。正计划生产心电图机,用日本的产品做逆向工程。我拿19元一月的学徒工资,穿上化纤工作服外加洁净部门的白大挂,摇身从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変成了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师傅是比我早两年进厂的军分区干部的女儿,通过她我才知道军分区不少子女都在这个工厂,图的是干净,轻松。我们三人小组的任务是生产心电图机的记录笔。这种笔的关键是要反应灵敏,转动惯量要小,线圈要精致,永磁铁芯要超强。工厂隔壁是中国最好的磁性材料研究所,我们的磁芯就是他们提供的釤镨钴稀土永磁材料,是我见过的最強永磁材料,两块磁铁踫到一块,我都要费劲才能将它们分开。
我的室友是一位转业军人和一位中专毕业的机械师。机械师是上海人,聪明能干,是工厂的技术骨干。转业军人总是买最便宜的东西来烧菜,一锅吃几天,将省下的钱寄给在乡下的老婆孩子,是个负责任的丈夫。那时猪脑花三毛钱一斤,高蛋白,他爱烧一锅白翻翻的猪脑花,使用我从此看见这东西就恶心,尽管现在流行猪脑花烫火锅,我还是拒绝吃它。年轻时的经历害得我永远失去了一道美食。工厂里大部分是年轻人,似乎女工更多,一个个荷尔蒙爆棚,青春气息扑面,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我只能专心致志,坚信书中自有颜如玉。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一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感觉一切轻车熟路,怎么考的已经记忆模糊了,只记得考场似乎在一个初中,桌面很低,我一米七八的个子倦在那里考完了试,很不舒服。那年有一个外语的选考,成绩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参考。既然是参考,我也报了名。我的中学英语老师不足,我一直都学俄语,老师是一位右派,说是成绩很好,自认为笃定留苏,结果名额被干部子弟顶替,于是发了牢骚,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这个城郊中学。我的俄文从"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开始,几年下来毫无长进,根本不想学。我的英语到我入大学时是认识26个字母的水平,还都是从数学课得来的。那场俄语考试应该很简单,但对我来说几乎是天书一本,幸好大部分题都是四选一,连估带猜,加上一点底子,考上30分应该是不难的。
很快就通知了成绩,又是体检,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没有特别的激动和兴奋,这迟到通知书终于来了。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九个月的工人结束了,身份将要转成"老九"。这几个月的工人给我带来的一点惊喜是我的身份将是带工龄学习,大学学习期间也将算工龄,毕业后就没有所谓的转正期了。在回成都的火车上我开始恶补英语,向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戴眼镜的读书人模样的人请教英文里"&"是什么东西,他望着求知欲旺盛的我告诉这是"and",我很高兴,我开始学习英文了。
77年高考,多数老师,尤其地主富农的老师没人敢报名! 全校就一个老师考上走了。
78年高考,有一个地主家庭的老师报名,和我们一起考上走了!
我班主任和化学老师坐不住了,自留地不种了,家里养的猪羊鸡都不管了, 全力备考, 结果79年不准老三届考了!!!
那时候, 有些人的命运就真是悬于一线,领导一句话,你上学的权力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