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杉博客
浮生如梦 为欢几何
一次在演讲俱乐部，我问台下的会员们：谁曾经误过飞机？三四只手举起来。 再问，谁误过两次飞机？ 只有一个人举手。三次呢？ 没人举手了。那么四次呢？会员们面面相觑，觉得滑稽。这世上哪有这种傻冒，班机都能误四回？这人该不是把误机当职业了吧？ 可这种傻冒还确有其人!
她, 就是我。
第一次误机发生在二十年前。朋友邀请我和一位女友北上去旧金山。那天下午，我严重低估了洛杉矶上下班高峰期间交通堵塞的情形。在开往Ontario机场的路上，尽管我一路压着路肩，与各种车辆惊险地擦车而过，也只仅仅提前了五分钟赶到机场。我冲下车去领登机牌，女友停罢车一进机场，就听见我对着她大吼：快跑！那时的Ontario机场，登机口就是个玻璃门，一推门面前是宽阔的停机坪。我们拖着个巨大的野营包冲出玻璃门活像两个被扫地出门的流浪汉。而我们追飞机的情景则像足了某些电影里的场景，主人公为了跟登上车或飞机的某位说上话在那部车子或那架飞机后面狂追。我们拼命向停在远处的飞机冲去，一边对着开旋梯的司机嘶喊：劳驾，等等，等等我们！那司机似乎压根儿没听见我们像踩了鸡脖子似的喊叫，仍按部就班地将旋梯从机舱门外移开，收起。其实他可能听见了，只是懒得理我们。最后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飞机自我们眼前缓缓地转身驶向跑道，然后加速，升空。
我失望地喘着粗气，心里恨恨地想那些缺德的机场服务员干嘛不干脆把我们堵在玻璃门内，省的我们费这么大劲儿跑过来却只赶上给飞机行注目礼了。没赶上飞机就够倒霉的了，而让我眼瞅着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没赶上实在是对我跑步速度与能力的极大侮辱。
第二次误机发生在2001年911之后。我们定了全家夏威夷八天七夜的游轮，需要从洛杉矶飞到夏威夷的胡岛登游轮。启程的那天上午，我们早早地出发到麦当劳吃早餐。我给每人买了一份甜松饼（Mc Griddle）加肉片（Sausage），蛋和起司套餐。
“我们是不是应该带着早餐上路，边开车边吃呀？”老公问。
“别担心，甜心，时间还早。好好享用你的早餐。”
这一回，我严重低估了911之后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安全检查程序的细致程度。我们提前了整整二个小时到达机场，按惯例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登记过安检。然而，911之后的机场如临大敌，凭空多出许多安检项目，令每条安检的队伍如蜗牛踱步。 距离飞机起飞只有十分钟的时候，我们终于排到随身行李扫描处。
“开箱检查！”
“什么？为什么？”
原来我们随身携带了几个一次性使用的水下照相机。为了证明这些照相机不是什么自制的爆炸装置，必须将它们从包装盒中一一拆开，并按动一次快门。我心急如焚地站在那儿，看着安检人员不厌其烦地逐一按动这些疑似爆炸物的快门，心想：真不知道该佩服他们的无畏呢，还是无奈他们的无知？ 如果这些水下相机是爆炸装置话，他们这通摆弄能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做成肉酱，顺带给机场开个天窗。
“妈妈，我们要赶不上船了。”儿子在一旁小声说。
“遭了，” 我扭头冲着老公“我没准备跨海游泳的救生衣。而且，小孩也没经过跨海游泳的训练。
“现在学也太晚了点儿。“先生无可奈何地叹口气。
飞机起飞后五分钟，我们才被放行。全家四口人开始向登机口跑去，每人手中拖着只半开半合的箱子。虽然心里都明白班机早飞没影儿了，我们还是一口气跑到登机口。现在想想那于事无补的狂奔，并不是为了登机，而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我们都尽力了。
第三次误机是发生在2010年。我们计划了一个月的长假到韩国和大陆访亲并旅游。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多，我洗完澡悠闲地拨打电话给北京一位女友聊天。她开口就问：
“你已经到机场了？”
“我有病呀？！ 机票是明天的。”
“你个糊涂蛋，是明天凌晨12点25分的。距起飞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了。”
我顿时满脑子发懵。 天哪，这一回我要错过国际航班了。我赶紧打电话给韩航改定第二天同时间的航班。经过一个小时的紧急沟通，我如愿以偿地定到了四个机位。松下一口气，我才向老公汇报最新的误机事件。
“我们不得不多付一点机舱升级费，因为已经没有我们出票那个等级的仓位了。”
“多少钱？“
“五百多。。。”
老公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
“五百多美金一个人，咱们一家四口。。。”他的脸僵住了。我几乎可以听到他脑子里即将如火山喷发的抱怨 “你怎么这么#@x&%！”
我最后一次误机是发生在2012年的3月。全家正要从印第安纳州的州府印第纳波利市飞回洛杉矶。 我们早早地起了床，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享用了一顿美味的早餐后，才启程去机场。天还没亮，路上黑灯瞎火的。由于事先没有搞清印第纳波利的机场状况，看路标认方向，结果去错了机场，耽误了很多时间。等赶到机场时，又遇到态度傲慢的机场服务员人员不肯让我们快速通关，所以误了班机。印第纳波利市是一个中型城市，航班有限。我们在机场苦等六个小时才盼到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航班。飞机起飞前三十分钟，我们到达安检处检查证件和随身携带的行李。安检人员客气地拦下我：
“你有没有证件显示你的名字是：XXX？”
“没有，我老公用我的英文名字订的票。可是证件是中文名”我答道。“但是，既然我是以这个名字从加州飞来的，你就应该以这个名字把我递解回加州去。”
“不行！你必须到售票处改名字。”
我赶到订票处，说明来由，服务员快速地在电脑上输入了我的正确名字，然而却不被票务系统接受。因为我买的是双程票，更改名字只能在来程的时候改，不能在回程时改。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天哪，我就要成为电影幸福终点站中汤姆?汉克斯扮演的那位被迫滞留在机场的可怜蛋儿了。我将吃喝拉撒睡在机场，甚至可能死在机场烂在机场。
既然改名字是不可能了，那就只能向安检人员乞怜了。
“那你有没有任何其他证件显示XXX这个名字呢？”
“有，我好像有！”我忙不迭地从手提包中搜出我在索尼动画的工作证，上面印着我被打印变了形的脸。“看，是我，特像。没法儿比这更像我了。”我一边说，一边拼命咧着嘴试图复制出同样变形的笑脸。
“好吧。”安检终于同意放行。“但是我们要做更多的安检。”
“当然，当然，当然，只要你们放行，我积极配合，全脱都行。”
“包内有没有违禁品？”
“绝对没有。”
安检把我的包放进扫描机，发现半瓶矿泉水。
“对不起，我忘了拿出来。”
安检把我的手提包再放回扫描机，又发现我儿子留下的一瓶未开的黑松沙士汽水。
“实在对不起，我不记得还有这个。。。”
安检第三次把我的包放回扫描机。。。
“哎，我能不能不要这个包了？班机五分钟内就要起飞了，而且我今天已经误过一趟班机了。。。”
“不行，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你的包。。。”
“为这破包，再看着我的班机飞走？”
“请把你的鞋子脱下来。。。”
他话未落音，我已经把鞋扔进了扫描机。
“好吧，你可以走了。”
就像听到大赦令，我一把抓过提包，拎着鞋向登机口狂奔。一边跑，一边庆幸，多亏911后在飞机上抓到的恐怖分子使用的是“炸弹鞋”，所以乘客只需脱鞋检查。如果那时发现的是“炸弹内裤”，那我这飞机可就又误定了。
一番折腾之后，我自然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乘客。如芒在背地顶着全体乘客愤怒的目光，我赤着脚走过狭窄而似乎比往常漫长数倍的通道，到最后一排落坐。
尽管误机多次，我似乎痼疾难改。皆因每一次误机都给我既定的旅程增加了些计划之外的乐趣， 而津津乐道误机的遭遇不过是乐趣之一。
十五年前那次误机，我们登上两小时之后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当我们走出飞机，发现天空正飘着难得一见的十二月雪。来接机的朋友兴奋地说：“你看，你们给旧金山带来了一个白色的圣诞节。”我们几个兴奋地在雪地里拥抱着高唱：“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让雪下吧，下吧，下吧。），活像三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而错过了去夏威夷的飞机后，我决定放弃乘下一班飞机到胡岛去赶船，而是飞到下一个小岛去等待第二天早晨到达的游轮。当晚我们入住万豪酒店（Marriott Hotel），在酒店吃了一顿丰盛而美味晚餐，还看了一场优美的夏威夷舞蹈表演。晚上我们尽情地享受酒店松软的大床，令我们在未来的六个晚上躺在游轮拥挤狭窄的硬床上生出对它无比的思念。第二天早晨，我们走出酒店的大门，豁然看见一道彩虹横跨天空，仿佛上苍对我们露出了顽皮的笑容。
2010年那次误机让我们推迟了一天到达韩国首都汉城，这刚刚好错过韩国那年夏季最热的一日。我们的到来还给汉城的夏日带来了一场久盼的阵雨。之后在汉城的那几日，气候格外的凉爽。我们虽然对韩文一窍不通，却在每一个街角，公共汽车站，和旅游景点遇到友善攀谈的市民。在世界最大的室内游乐场“乐天世界”里，我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长椅上等待小孩乘坐云霄飞车归来，一位韩国妇女操着半生不熟的英文主动与我搭话，并循循善诱我贩依基督教。我气定神闲地听着她热情洋溢地描述基督教领她走过的种种人生际遇以及她深刻的感悟，心想好在我此刻不是在北朝鲜，否则我一定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洗脑行动。
至于2012年经历的最后一次误机的遭遇，虽然令我相当气结，但也不全是负面感受。那次误机，我既没有看到冬雪，也没有窥见彩虹，更没有感受突如其来的骤雨，只看见TGIF印在机场商店销售的鞋子上。嗨，那可不是人们常说的“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Thank God Is Friday）第一个字母的缩写，而是提醒本州居民穿鞋要“让脚指头先进”（Toes Go In First）。对于这个怎么穿鞋都需要提醒的州，我对他们安检人员先天的变通能力低下只有报以深深的理解。
人们问我，误了这么多次飞机，都快成误机专业户了，总得有点儿心得吧？ 心得还谈不上，教训倒是有一条：赶飞机的早晨，千万别吃早餐。否则你一定会误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