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 by 若兰 第二章 计划生育宣传队

公社全称人民公社，是中国党政合一的最基层政府组织。我们这个公社，由15个党员组成党委。县政府派来一位党委书记, 与公社党委成员通过协商选举，产生四个副书记组成党委会. 五个人，就是全公社3、4万人的父母官，吃喝拉睡，全由他们说了算。

那时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供给制。生产队所需的工业品，诸如化肥、机械、燃料、布匹等都由县政府分配给公社，再由公社分配给生产队。同时县政府也向公社下达每年的税收、征购任务, 生产队的农副产品(粮食、棉花、肉类) 必须按公社规定的数目和国家规定的价格上缴税收和卖足征购。公社的第一书记是向书记，一年前县里刚把他调到这里。

向书记一来就召开党委会，会上讨论决定了五个书记的分工。他们是国家干部，按照工龄每月领取38元到56元工资和32斤粮，一斤肉，半斤油，这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的待遇。五个人虽然官居末位，权力却大得很。

我们公社管辖着12个生产队。生产队是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每队一千多人，都在生产队范围内工作生活。农民们队里的土地上种植养殖，产品上完税，卖足国家的征购任务后，剩下的就由全队人分。分配的东西基本是粮食，也有少量油、糖作物。但肉类蔬菜水果则主要由农民在房前屋后的极小的自留地自己养育解决。就是这样，工业品由公社分下来，农业品由公社收上去，至于价格和数量，不是农民能过问的。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征购任务越来越重，生产队人口又增加了近一倍，分得越来越少了。

分配的公式由基本需要和按劳取酬两部分组成，分别占80%和20%。基本需要部分是绝对平均,男女老少，一人一份。按劳取酬部分则照工作量计算，一个壮劳力工作一天能挣10分，一个能干的妇女一天8分，一年下来总分进入公式，算出每人由于劳动而应得的钱粮。我下乡的那个队，那年10个工分值2两粮和10分钱。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队长，一个会计。本来也没规定必须要党员当队长，但公社党委除书记外的12个党员必须从各队来，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会议。而每年的公粮、征购任务都是在党委会上决定的，没有哪个队吃得起队长不能开会的亏。所以每个队长都清一色的是本队党支书, 他们跟农民一样在生产队劳作和参加分配，由于要多费脑子多开会，生产队补贴他们每天2分。

来到公社，才知道公社召我来，要我进计划生育工作队，作一名宣传员。工作组成立半年了。早先有十二个人，这次又补进四个， 都是下乡或回乡知青。

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是公社熊付书记，一个近五十岁的精壮汉子。在这个乡当了十多年干部了，是最有实权有经验的书记之一。我们十一个工作队员，再加上两个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先开会听熊书记作指示。他介绍了全公社的情况和我们的任务：“我们公社二千多对育龄夫妇，80%以上都已育有两胎以上。你们的任务，就是宣传，动员他们实施计划生育。 说具体一点， 上级领导要我们在两年内达到这些指标：二胎以上， 有儿有女的，达到90% 以上绝育率； 一胎或两胎都是女娃儿的 达到70% 以上节育率。 四胎或非婚怀孕的， 一个也不准生！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和以粮为纲一样重要。你们要排除万难，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出成绩来！”我当时十九岁，连男同学的手都没碰过。对男女交合，生儿育女的全部知识， 只限于从赤脚医生手册上读来的几页，那还是背著父母，打着手电悄悄地躲在背窝里看的。对计划生育怎样宣传， 心里完全没数。也根本体会不到，熊书记那斩钉截铁的语调和手势，将会导致多少艰辛， 痛苦，眼泪和血腥。 只是觉得， 全公社一百多名知识青年 ， 挑了我们几个来工作组。 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 心里充满了史命感和自豪感， 下定决心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在会终和吃午饭的间隙里， 我们四个新来的，抓紧时间去会计室办了必要的手续。 上级归定， 计划生育工作组成员 户口全部不脱离农村。 生产队分粮不足每年380 斤的， 由国家补足。 另外公社每月补贴9 元人民币伙食费。 我们集体住在公社大院， 每天下乡去挨家挨户动员人们做节育， 绝育或人工流产手术。 在社员家吃派饭， 每人向提供派饭的人家交四两粮， 一角钱。

年青的宣传员们很快熟悉起来。

叶小琴是个矮胖胖， 黑皮肤的老工作队员, 计划生育大半年前一开始，她就干上了。 她下乡五，六年了， 是昌都县城的初中毕业生。 她那农村姑娘一样向下坠的胯部和粗大的指关节， 就知道她下乡已来干了不少粗重活。 我后来知道， 她生父是个右派， 在她二岁时与母亲离了婚。 养父倒是个血统纯正的工人。 小琴为了彻底脱胎换骨, 下乡后亡命地吃大苦， 耐大劳， 曾被评为公社的先进知青代表。

郭兴凤从一开始就织著毛衣， 无论开会还是聊天， 她的手都没停过, 长得小巧玲珑， 白净的瓜子脸， 恰到好处地分布著几颗雀斑。 我直觉地对她映象不好， 觉得她说话尖酸刻薄， 不象个忠厚老实， 踏实工作的人。

 淑华是个文静的姑娘, 重庆钢铁厂的下乡知青。她用鲜红的毛线扎着两条小辨, 衬着同样鲜红的嘴唇，跟人说话不敢有眼光接触，脸皮薄得随时都恨不能钻地缝里去。她是重庆钢铁厂产业工人的女儿。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钢铁工人更是工人阶级中的精粹。所以祖国的花朵淑华在爱护中长大，有着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该有的单纯和善良。不象我，小琴和二毛，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过于早熟了。

男生二毛， 长得舒展健壮， 举手投足显示出小时曾有过很好的教养。 我早就听说过他的故事。 他父亲是重庆钢铁厂的厂长， 文化大革命中全家人都被关进牛棚。 十五岁下乡后，和一群绝望无聊的知青伙在一起偷鸡宰狗， 打架斗殴。 直到两年前，公社调来一位大学生医生。 说话轻言细语的女医生不知有什么招， 使二毛对她言听计从。据说有一次， 二毛领著七八个知青， 在一个生产队的保管室大打出手， 要抢队里新宰的羊肉。 叶医生闻讯赶到，一把将二毛搂进怀里, 痛心地对说： “二毛，你爸爸妈妈要知道你不学好,会多伤心哪!”二毛被叶医生说得痛哭流涕，当下砍下一小截么指，发誓不再打人。这不，二毛已经一年多没打人了，被公社当作后进转变的典型，调到计划生育工作组来了。

还有赤脚医生老吴，某大队妇女主任淑敏，郎中的儿子老莫，等等、等等。

我，小琴，淑华 和二毛成为朋友。 下午， 我们相约到公社卫生院熟悉情况。这是一个土胚筑成的四合院，妇产科诊室座落在天井的右边。我们四人进去时，付医生正在检查一名妇女。趁她忙，我打量著这间诊室。 土墙上裱糊的报纸已经发黄， 为著消毒，报纸上又刷了一层石灰水。刷石灰水的人显然不乐意干活， 刷子的走向毫无章法， 四面墙象画家的抹布一样， 横七竖八的东一块白， 西一块黄   。  本来三合土的地面， 因多年没有清洗， 结著凹凸不平的脚跟泥。付医生臃肿而倦怠, 活象一只晒太阳的猫。. 她穿着的确凉的衬衣， 理着报纸上才能看到的运动头， 比我们这些扎着短辨， 穿着补丁衣服的城里人时髦几百倍， 但从她走路时松垮的腰腹, 还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农村姑娘的本色。这时付医生检查完了， 脸上挂著毫不掩饰的厌恶懒洋洋地说： “ 完了， 起来！” 然后咕嘟道：“上医院也不洗一下屁股 ，臭得熏人。” 那年青妇女一脸惶惑， 躺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和小琴有些不忍，  一个过去扶了她一把， 使她坐起来， 一个替她抱来衣服。 医生不知怎的突然生了气， 摔摔打打地洗手，开了处方，火气连天地说：“以后你们带人来安环(节育环)或流产，一定让她们洗了脚穿上鞋再来，看刚才那个，光脚板就上手术台，搞得到处都是泥巴！”

出了付医生的诊室， 小琴见我和淑华 满脸的惊愕和气愤， 说：” 付医生就是这个态度。卫校刚毕业, 分到妇产科后，觉得‘读了两年书，来修下水道’，一肚子的气。”

说话间， 我们来到隔壁叶医生的诊室。叶医生手里拿著窥阴器， 点个头算是跟我们打个招呼， 然后对病人说: “ 你看这个， 我要把它放进去， 就象你们夫妇同房一样， 会痛的， 只是有点凉。” 她的态度多少有点职业的冷凌， 远远说不上温暖。 但比起付医生， 仍然是天壤之别。 忙完了， 叶医生和气地问：“ 你就是若兰吧？ 我听县四中的任老师说起过你” 县第四中学座落在我们公社。 任老师在文革前 就是二级语文教师。 我有时去请教他学问。不过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 这不是值得宣扬的事。我敢忙叉开话题：“叶医生，对计划生育，我可是一点不懂。请你多帮助我。”

叶医生取出一本书递给我: “是啊，你们都应该多读些书”.

我一头扎进叶医生的书里，一直看到凌晨四点，才把该看的章节囫囵吞枣地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