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的老大师画廊(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馆藏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期,是萨克森选侯与波兰国王奥古斯特家族三百多年收藏的结晶。它位于茨温格宫(Zwinger)的北侧,以金色砂岩构成的长廊与优雅的庭院相映成辉,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殿堂。
画廊的收藏最初可追溯至 16 世纪的萨克森选侯乔治(Georg der Bärtige),但真正奠定其规模与品质的,是 18 世纪的萨克森选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August III)。他热衷艺术交易,尤其偏爱意大利与荷兰画派,曾派专人走遍整个欧洲,只为替德累斯顿购入最精湛的杰作。他的收藏眼光成就了今日画廊的品味与高度。
1 拉斐尔《西斯汀圣母》(The Sistine Madonna, Raphael, 1512/13)
整个画廊中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画中圣母抱着圣婴,脚下两位天使托腮凝望,是艺术史上最广为传颂的图像之一。
《西斯汀圣母》是拉斐尔晚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最后几幅圣母像之一。与他早期那些端庄、宁静、散发着天堂祥光的圣母不同,这幅画中的玛利亚神情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国圣女,而是一位能与人类共情、理解苦难与牺牲的母亲。
在这幅作品中,拉斐尔大胆突破了文艺复兴盛行的线性透视法,而是使用了三个平行视点,让画中的空间关系变得含糊而诗意。于是,圣母不再静止在遥远背景里,而仿佛正踏着云朵,随着画面轻轻向我们走来。站在画前,你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我们不是凝视画作,而是在迎接她的降临。
画面下方的两个小天使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配角”。他们托着下巴,一脸漫不经心地仰望,将观者的视线轻轻带向圣母与圣婴之处。右侧的圣芭芭拉(3世纪殉道者)低垂着眼眸,仿佛在默默感受玛利亚将要承受的巨大痛苦;而左侧的教皇西斯笃二世(同为3世纪殉道者)手指画外,圣母与圣婴也顺着他的指向凝望。
原来当年在这幅祭坛画的正对面,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画布背景的绿色帷幕被拉开,无数天使的面孔从半空中浮现,见证着这一神圣瞬间;圣母抱起圣婴,踏云向十字架走去——忧伤,却无比坚定。她知道前面的命运,却选择以超凡的爱与牺牲去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
在拉斐尔的笔下,玛利亚由天国下降到尘世,从完美而遥不可及的圣人,成为一位会苦痛、会犹豫、并愿意倾听与陪伴人类的母亲。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无数观者会在这幅画前驻足良久:因为在那抹温柔而坚定的目光中,我们感受到了人性与神性交汇的力量,感受到一种能够承载世界悲伤的爱。
2 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 Johannes Vermeer c1657-1659)
在老大师画廊里有一幅画乍看平静,却越看越令人沉浸,那就是荷兰黄金时代画家 约翰内斯·维米尔的名作《窗前读信的少女》。这幅创作于 1657–1659 年间的作品,是维米尔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中那种静谧、光线与内心世界的交织,已经预示了他晚年名作《倒牛奶的女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一系列静室画的风格。
画面极其简单:一位少女站在敞开的窗前,双手捧着一封信,光线从左侧斜照进来,温柔地落在她的脸庞、手指和信纸上。少女的面容被光辉勾勒得柔和而沉静,她微微倾身,神情若有所思,给人一种“世界静止,只剩她与信”的氛围。
维米尔的魔力就在这里——他不是在描绘一个动作,而是在描绘一种内心的振动。
这封信写了什么?是谁寄来的?少女此刻的情绪是喜悦?忧伤?期待?忐忑?画中没有任何明确的答案,但每一条绸缎的折痕、玻璃窗的阴影、垂着的窗帘,以及窗外隐约的绿意,都似乎在轻声暗示着:这是一位正在收到“改变人生的消息”的少女。
画作在2021年完成大型修复时震惊了艺术界——原来在维米尔原始构图的背景墙上,本来画有一幅丘比特画像,象征爱情。这幅壁画在后世被完全涂盖,使少女读信的情境变得“中性”或更神秘。但修复后,丘比特再次浮现,揭示了维米尔真正想表达的主题:爱情。
少女眉眼间微妙的光影、半开的窗户、柔和如呼吸的光线——全都成为维米尔对爱情的暗示:它是悄然而至的私密体验,是在日常空间中突然绽放的情感波动。
维米尔的一生创作不多,仅约三十余幅作品存世,因此每一幅都是珍宝。而《窗前读信的少女》在他的作品序列中尤其重要,它标志着他完全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静室、侧光、女性、沉静、光影与心灵的交汇。
3 维米尔《皮条客》(The Procuress, Johannes Vermeer, 1656)
这是画廊中另一幅维米尔的画。习惯了他那些静谧、柔光与冥想式的作品,再看到这幅画,有点令人猝不及防,这是同一位画家画的吗?
画面中,四位几乎等身大小的人物紧挨在一道栏杆后。富态的绅士正伸手递出钱袋,付给那位身穿明亮的黄白相间衣裙、美丽却神情微妙的年轻女子——她是一位娼妓,画中的交易在光影下被呈现。而一旁身穿黑衣、神情老练的女子正带着警觉又意味深长的微笑注视着两人,她便是画题中的“皮条客”。她的存在让整幅画的暧昧与危险感更加突出。
左侧的乐师——身着暗红服饰、手持乐器的年轻男子——稍稍面向观者,用凝视和姿态邀请我们靠近,仿佛要我们亲眼见证这场“见不得光”的交易。他极可能正是维米尔的自画像,这使画面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画中之人看着画外的我们,而画外的我们被引入画中的世界。
与维米尔晚期宁静、内省的作品不同,《皮条客》更接近荷兰当时流行的风俗画传统,是一个充满酒馆气息与世俗欲望的现实场景。维米尔在这幅作品中刻意强化色彩、形体与结构的平衡,用明亮的黄色、深沉的黑色与暗红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皮条客》是维米尔已知最早的署名作品之一,它记录了他在成为“静室光之诗人”之前的探索:他曾描绘喧闹、描绘欲望、描绘交易;他曾置身人性的边缘地带,甚至将自己画入其中。也正因为如此,这幅画在维米尔的作品序列中具有独特地位。它是一个风格的终点,同时也是另一个风格的起点——从酒馆的嘈杂走向内室的静谧,从拥挤的对话走向沉默的独白。
这幅画让我们看到了维米尔的“另一张脸”,也让我们更能读懂他后来作品中那份“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平静。
4 伦勃朗《伽倪墨得斯被鹰掳走》(The Abduction of Ganymede, Rembrandt, 1635)
这是一幅伦勃朗的早期作品。这个题材来自古希腊神话:宙斯化身为鹰,将美少年伽倪墨得斯掳至奥林匹斯山,赐他永生,让他成为众神的斟酒官。自古以来,无数艺术家都以此为主题作画,画面多半呈现一位英俊少年被高高举起,充满理想化的美与光辉。
但伦勃朗偏不走这条路。他在 1635 年创作的这个版本,完全背离古典传统。他不是画一位俊美少年,而是画了一个约两岁大的婴儿——胖嘟嘟、拼命挣扎、惊恐尖叫、甚至在恐惧中小便失禁。鹰抓住孩子的衣服,把他拖到空中,画面既戏剧性又令人不安。孩子的脸因哭喊而扭曲,小脚胡乱踢动,那份真实与脆弱让人看得心都揪紧。
伦勃朗大胆地颠覆了所有前人的表现方式。他拒绝把伽倪墨得斯浪漫化,而是以极度写实、甚至带着残忍直白的方式呈现“被掳走”这一瞬间的恐惧与力量差距。
伦勃朗更关心人的真实反应,而不是神话的优美外壳。古希腊诗歌中那个“俊美的伽倪墨得斯”在他笔下变成一个又哭又闹、毫无“英雄气质”的真实孩子——也因此更具人性、更贴近现实、也更大胆,他敢于把人性放在神话之上。正因为如此,伦勃朗从年轻时代起就注定是一位无法被传统框住的艺术家。
5 亨托斯特《牙医》(The Dentist, Gerard van Honthorst, 1622)
荷兰画家亨托斯特(Gerard van Honthorst) 于 1622 年创作的《拔牙的牙医》描绘的是一个粗陋的乡村牙医正在给病患拔牙。被按住在椅子上的男子痛苦地挣扎、张着大口惨叫,而围观者则带着既害怕又好奇的表情凑近观看。
画面里有一个瞬间极具戏剧性:一个青年弯腰查看“手术”,却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钱包正被悄悄偷走——痛苦、好奇、贪婪与疏忽在这一刻被浓缩进同一个场景中。整个画面充满身体感、充满噪音,仿佛只需再靠近一点,我们就能听见牙齿被硬生生拔出的声音。
让人惊叹的是画面那种强烈的光与影的对比——亮光从左侧照进来,打在人物脸上、衣服褶皱上,也打在那张惨叫的嘴里;背景则被深邃阴影吞没,让人物如同从黑暗舞台跃出。这种戏剧照明正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标志风格。
而亨托斯特之所以如此擅长这种光影语言,是因为他在青年时代曾前往罗马,在那里的五年间直接接触并学习卡拉瓦乔的作品。正因如此,他被称为“乌特勒支卡拉瓦乔画派”*(Utrecht Caravaggists)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艺术家把卡拉瓦乔的戏剧照明、强烈现实主义、直接呈现人性冲突的方式,带回到荷兰本土,并将其与风俗题材结合,形成一种既真实又夸张、既粗粝又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绘画。
* 乌特勒支(Utrecht)是荷兰中部的一座古老城市,也是荷兰黄金时代的重要艺术中心。这里的艺术家深受意大利卡拉瓦乔影响,形成了“乌特勒支卡拉瓦乔画派”——以强烈光影与戏剧化现实主义为特色,亨托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6 鲁本斯《圣耶柔米》(Saint Jerome, Peter Paul Rubens, c1612–1615)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圣耶柔米》是一幅让人不禁停下脚步沉思的作品。画面上,一位年迈却肌肉结实的老人披着鲜红色斗篷,半跪在荒野中,神情专注而虔诚。他的手伸向一本摊开的书卷,而身旁,一头肌肉饱满却温顺沉睡的狮子安静地蜷伏在他脚边。整个画面兼具力量、美感与神秘的宗教气息,是鲁本斯巴洛克风格最典型的展现。
圣耶柔米(St. Jerome)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教父,也是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的译者。根据中世纪广为流传的圣徒故事集《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耶柔米曾在沙漠中隐居多年,过着苦修生活。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头脚掌被刺扎伤的狮子,便替它将刺拔出,照料痊愈,自此狮子成为他的忠实伙伴。
在鲁本斯之前,提香(Titian)也曾描绘过类似题材的圣耶柔米形象,鲁本斯在 1600 年前往威尼斯时亲眼见过那幅作品,并深受其影响。因此,这幅画中老人健壮的身体与奔放的姿态,明显带有提香式的人体表现。而狮子的刻画,则来自鲁本斯对活体动物的素描,结合他对古典艺术中狮子形象的吸收,使其既真实又带着象征性。
鲁本斯的天才在于他能将宗教故事中的苦修、挣扎与超凡力量,用最具生命力的方式呈现。本作中浓烈的红布、肌肉的动态、闪耀着湿润光泽的石块与草丛、沉重却温柔的狮子,都让画面在沉静中带着强烈的能量。
在圣耶柔米的身后,安置着一个形状清晰、几乎被打磨得发亮的骷髅头。这不仅是荒野中的一件物品,更是艺术史上最具象征性的符号之一——死亡的意象。中世纪与巴洛克时期的宗教图像中,骷髅常常提醒观者生命短暂、肉体易朽,唯有灵魂与信仰能通向永恒。
7 约尔丹斯《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 Jacob Jordaens, 1640)
在鲁本斯与凡·戴克之后,佛兰德斯巴洛克最具力量感的画家当属雅各布·约尔丹斯(Jacob Jordaens)。在德累斯顿老大师画廊中,他的《浪子回头》以巨大尺寸悬挂在墙面上,气势磅礴,仿佛一出戏剧正从画框中向我们铺展开来。
画作取材自《路加福音》中的经典比喻:“浪子回头”。故事讲述一个年轻人挥霍尽家产后,在饥饿与羞愧中回到父亲面前,而父亲却以无条件的爱接纳他、拥抱他。
然而,约尔丹斯并未描绘“浪子回家”的温柔时刻,而是抓住了故事中最凄凉的一段——浪子流落异乡、穷困潦倒,与猪争食的瞬间。
画面中央的青年几乎赤裸,瘦削脆弱,身形因饥饿而佝偻。他伸手向一位喂牲口的老翁乞求食物,却得到模棱两可的回应。周围的动物——牛、猪、狗——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他们强壮、有力、甚至带着某种象征性的肥硕,与青年的困顿形成残酷对比,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提醒他:他已跌入谷底。
约尔丹斯的笔触粗犷而饱满,色彩浓烈,光线从右侧的天空倾斜下来,照亮浪子的躯体,使他在混乱与污秽之中闪现一种“觉醒的光”。这是他意识到“必须回家”的瞬间。
不同于许多画家将重点放在父亲的宽恕上,约尔丹斯选择呈现“转折前的绝望”。因为正是在这一刻,浪子选择了回家,而故事的救赎从此处开始萌芽。
人真正的重生,从承认自己的破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