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杨庆余教授

初见杨庆余教授，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至交大二附院神经外科工作。那时， 杨老师已经是名誉西北乃至全国的神经外科专家，他在国内首次开展了诸多复杂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慕名而来的患者遍布西北。那时的杨老师，刚从美国访问归来， 一身笔挺的西装，威严中透着和蔼可亲， 谈吐中显露着学者的风范，让初来乍到的我不由产生出些许敬畏之心。

杨老师对神经外科专业的热爱和孜孜追求另我印象深刻。记得我任住院总期间，有一次作为一助配合杨老师完成了一例脊髓髓内肿瘤切除术。晚上值班时杨老师来到了病房查看病人，看我在写当天的手术记录， 就问我对手术细节的理解，并饶有兴致地画出了一个术中图， 向我解释术中所见和详细的解剖层次，画图简介而准确，令我非常佩服！还有一次，和杨老师配合经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术中在进入蝶窦腔后寻找鞍底出现困难。 那时尚无术中导航技术， 杨老师便把一根长金属针置入蝶窦腔，用C型臂进行术中X线定位。在和杨老师一起阅X 线片并讨论金属针现在的位置和磨开鞍底的方向时，杨老师对我的意见给予肯定。作为一名年轻的神经外科医师，能得到杨老师的首肯，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每周三的主任大查房对我们这些下级医生都像一次考试，不但要求我们对病人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 还会经常会问到并讨论一些相关的临床实际问题， 如果平时不看书和思考， 是很难回答准确的。被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也是时有发生。现在想起来， 尽管当时难免尴尬， 可这样的经历对于年轻医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临床能力得提高，需要把理论学习，实践经验和不断地思考结合起来。  记得有一次我购买了一本新出版的英文版“颅底外科手术入路”，在科里阅读时被杨老师发现，杨老师翻阅了目录后， 问我能不能借他阅读几天， 我当时略感诧异，觉得像杨老师这样的专家，还需要向我这个年轻后辈借书吗？几天过后，书还给了我。而在随后的一次鞍结节脑膜瘤的手术中，我发现杨老师把书中所描述的当时较新的手术入路， 经过他自己的改进，应用到了实际中。杨老师经常告诫我们: “Never too old to learn” 。 终生学习，学以致用，杨老师是我们的榜样。

杨老师对病人的术后管理细致入微，晚间经常会来病房查看当天手术病人的情况。有一次我值班， 杨老师来到病房， 查看完病人的情况之后，突然问我，“XX床的体重是多少“，因为是成年患者，我没有记住体重，当时有点懵。杨老师接着问，“甘露醇你用了多少”，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病人尽管是成年人，但是一位老年女性，非常瘦小，如果使用成年量的甘露醇， 可能会导致药物副作用。我连忙翻阅病历， 根据体重纠正了甘露醇用量。杨老师没有再说什么， 可我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懊恼不已，意识到临床工作没有小事情，围手术期处理和手术一样重要。

 

杨老师对英语学习非常重视，记得那时我们的交班记录使用英语， 每次念完交班，杨老师会对交班记录中英语使用不规范的地方给与更正。有一段时间，为了鼓励大家练习英语口语，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在交班后背诵一篇新概念英语里的文章。每当我们在背诵中‘卡壳’时，杨老师总是能够用文章里的原文提示我们，甚至替我们准确的背诵完整个文章，有时还会用英语绘声绘色地加入他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对杨老师惊人的记忆力，和对英语的热爱和和做事的坚持和毅力，我们年轻人自愧不如！

杨老师热爱生活，喜欢唱歌，那时科里经常组织大家去卡拉OK，“ 三套车”，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杨老师浑厚、铿锵有力又抑扬顿挫的声音，还经常在我耳边回响。

我最后一次和杨老师见面也在10多年前了，2013年我从美国学习回来，杨老师询问了我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和我聊起了他在美国探亲时申请驾照的趣闻，相谈甚欢。后来我来加拿大从事神经科学研究， 我的工作是运用显微外科技术 发展手术动物模型，为神经科学研究服务。现代神经科学技术如活体成像、光遗传学以及在体电生理记录等日新月异，而这些技术的发展，无不依赖于高质量的手术动物模型。我感觉，早年杨老师的言传身教，和从杨老师身上所学到的对专业的执着，以及从事显微手术的思路和方法， 对我今天的研究工作，都有莫大的影响和帮助。

至此教师节来临之际，仅以这篇短文，表达对杨庆余教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孙建军

2025 年九月十三号

加拿大 卡尔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