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风雨总关情

把回忆写下来,趁着还没有忘。
正文

梁园虽好——忆王桂荃(下)

(2020-11-19 09:22:21) 下一个

续前文,请点此看《梁园虽好——忆王桂荃(上)》

乱世间患难与共

这梁家大院与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在手帕胡同,中间只隔一个门(也是个名门,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的院子),也就是三五十米。我和两个妹妹都就近上了实验二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开始骑车去上学。

我在小学和初中都上过历史课,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戊戌变法和梁启超。课外书我买过一本普及性的历史小册子,里面有一篇《公车上书》,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梁启超其人其事。但是在1966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文论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道路之争。事缘那一年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以《人民日报》的权威地位,如此大篇幅地旧事重提,显然是影射当今。本已被遗忘多时的康、梁,顿时成了时髦的反面人物。我那时上初二,首次在神圣的党报上看到梁启超的名字,精神为之一震——因为他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而梁家人在看到这报纸时,一定能预感到前景不妙,不寒而栗吧?

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保皇派一词就是从康、梁那里借题发挥。同年11月,在全国大乱中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一年前成立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已不能露面,周恩来发表的主旨讲话中作为反面人物点了梁启超的名。1967年1月,刚被提拔为第四把手的陶铸被打倒,罪名是“最大的保皇派”。而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则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的家属遗族都被笼罩在此阴影之下,这就是梁家大院发生巨变的历史背景。

平静的四合院生活在1966年8月被突然打破了。那个月被称为“红八月”,8.18天安门大会后,红卫兵冲向社会造反。下旬的一天(大约是24日),第34中学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来破四旧,抄了王桂荃老太太的家。按照我后来看到的资料,这应该不是盲目的撞上了,而是受到了街道派出所的指引。本来我眼中很神圣的北房被红卫兵们乱冲乱闯,甚至凿墙挖地,想寻找枪支或“变天账”。那一天我家没有被怀疑,因为按照阶级理论,房客与房东是两个阶级,关系就如同佃户与地主一样,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于是我也跟着进去,在以前不能进去的主人房间转了一圈。就如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老太太自己住在东北角跨院的卧室内,连着个当时民宅里少见的浴室,有四脚的浴缸和抽水马桶。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不用像我们一样,出去用那个半露天蹲坑厕所的。

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命令交代先夫的“罪行”。她说了句:我先生闹革命的时候……立刻被打断:住嘴!他哪闹过什么革命!

那年是她的80整寿。从戊戌,到辛亥,从清末,到北洋,从日本,到民国,她什么没经过见过?但是这种场面,她真没见过,第一次。

那天,我是看客。

   

王桂荃原来所住的北房,2014年5月,作者摄。

谁知没过两天(大约是26日),我家也被抄了,抄者是我妈妈所在中学——北京第44中的红卫兵。我妈妈是中学的教导主任,属“当权派”,因此已被关在牛棚里很多天,不准回家。抄家者来时我们都不在家,我一进胡同就看见家门口围着很多人,西屋的俞伯母告诉我:你家也被抄了,避一避吧。我在胡同里等到了两个妹妹,三人一起到胡同西口街上等父亲回家。也不知过了多久,父亲骑车回来,我们拦住他诉说。父亲也不敢进去,不进去是破财丢物,进去是挨打送命的问题,我父亲的出身是地主。父亲当即决定,带我们三个到单位去。我们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教务处的办公室里,和衣度过了那惊恐的一夜。

如今老年的我有了统计数据,知道那年北京市在一个月里,有1772人被打死。所以我们的躲避策略是对的,第二天还是没有敢回家,不知道44中学红卫兵是何时撤的,也不知道是否有邻居或宵小来二次清场,顺手牵羊。第三天我见已无人围观,才敢偷偷摸摸地进院看个结果。那破败凄惨的场面以及后来的清理,我就不描述了,反正日子还得接着过。

过了几天,抄梁家的红卫兵又返回来清理战果,与我再次见面,质问道:你家什么成分?为什么也被抄了?我回答是中农,原因我也不知道,糊弄了过去。这原因我后来很晚才得知,与二姨的大义灭亲有关,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再后来母亲被放回家来了,头发被剃掉半边,叫“阴阳头”,很长时间要戴个帽子。对梁家被抄后几个月的日子,我、妈妈和妹妹有着略微不同的记忆,反映了不同时间不同的侧面,可以互为补充。

妹妹说,西屋一家很快就搬走了,为了划清界限,留下了老太太一人,被赶到南房的西间里栖身。那年妹妹11岁,小学不开课只能在家。有段时间全院只有她们一老一小,妹妹常常进小屋去与老人说话。她不理解,儿子搬家,为什么不要妈妈了?她说老太太后来被赶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我则记得,两次抄家后的某一天,应该是秋天里,我在后院厕所处碰到了风烛残年的梁老太太,她似乎是被赶到厨房里住的,因为她的厨房离这个厕所很近,我没在别处看见她。她对我说:小弟,现在还有卖叉烧肉的吗?请帮我买一点,我嘴里苦得很。我就出去到西单,买了些给她。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后来不知她又活了多久。

妈妈则记得,被抄后老太太每天早晨要扛着扫帚,在街道的监督下去扫街,就像是电影《芙蓉镇》里所表现的,不同的是她已是80高龄的瘦小老人。这个她倒不怕,她已经坚持早起劳动了一辈子。她也请我父母为她买过叉烧肉,这事应该发生了不止一次。

梁老太太见到我家也被抄了,知道是同病相怜,物伤其类,所以敢于开口求助。而对面西屋搬进来一家革命风暴的受益者,两个孩子天天高唱“老两口学毛选”,我们都不敢理他家。至今回想起来,那首歌其词其曲,都很鄙俗。

抄家之后的一天,我因好奇钻进了梁家的储藏小屋,就是外院东头的耳房,反正那时候都没有锁了。在杂物堆中,我发现了十几件卷轴字画,都是劫后余珍。打开看了看,觉得没有我知道的名家,就都又放下了,只拆下了几个牛角制的卷轴头留着玩。我小学时就爱好书画,常去美术馆看画展,中学时常跑荣宝斋,自己觉得挺懂,其实正是年少无知。须知那都是梁启超的收藏啊!老年的我只能无奈地苦笑,那些卷轴哪怕留下一幅,如今也够换一座房了。

问一句为什么?

1967年夏天,我家又搬家了,原因还是由于公家需要,房管所或什么单位已经剥夺了此院产权,另有安排,给我家提供了房子必须走。我家在手帕胡同梁家大院住了正好9年,几乎是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此与梁家再没有来往,但因为他家是名门,所以还能偶尔听到些音讯。

1969年1月,在毛泽东圈阅的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里,提到了梁思成,他被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算作“给出路”的样板。三年后,1972年1月梁思成逝世,新华社发表消息,高官出席追悼会,悼词中给予正面评价。这是林彪出逃后发生的变化,周恩来有所关照。

1981年4月,三姐梁思庄突患脑血栓病倒。她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这时我正在北大学习,可惜与她没有接触。她于1986年5月逝世。1988年,我作为记者采访新建成的北京图书馆新馆时,曾读到她的事迹和文章,始有所了解。

五子梁思达于1972年退休,住在团结湖的公寓楼里。我妈妈说曾经在街上遇到他,聊过几句。他于2001年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大女儿梁忆冰,当年学农的,后来是植物检疫专家,媒体上曾经有采访报道。

八子梁思礼在文革初期虽也受到冲击,但在技术上还离不开他,受到保护。他多次参与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且是技术负责人。80年代任七机部和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在他的两个哥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45年之后,创纪录地成就了“梁门三院士”。

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纪念梁启超诞辰120周年时,梁家后代聚首,商议如何纪念他们的“娘”和“婆”王桂荃。王桂荃在1968年死去,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无处纪念。这时以思达、思礼二子为首,与诸孙辈议决,要在北京西山的梁启超墓地为王桂荃种一棵母亲树,以示怀念,费用由各家集资。因为墓地已成文物保护单位,此议要经层层批准。终于在1995年4月,在墓木已拱的梁启超墓旁,种下了一株白皮松,并立碑说明。

我虽是外人,好歹在她的屋顶下住过九年。对于王桂荃之死,我心中仍有疑问:她死于何时何地?为什么没有遗骸或骨灰?为什么未能埋葬?梁家后人写的书里语焉不详,在网上搜索,大多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却不知小屋在哪。有一篇文章写道:“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人民文摘》2013年第5期,施立松《梁启超二夫人:爱得卑微却高贵》)这文学性描写大概也是出“于想象中”,不知有何依据。遣送回乡是哪里?她幼年即被卖离家,随梁启超漂泊日本,寄居京津约70年,哪还有什么故乡呢?

还有另一种说法。小女儿梁思宁在1986年写文章,纪念王桂荃的百岁冥诞,其中说:母亲在被抄家后患晚期直肠癌,因为年老和无人照应,兄嫂没同意施行手术。“她孤独地躺在病榻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却不见一个子女来看望她。”“老人临终时只留下一句话:‘我知道孩子们不能来。’她含着无限的悲伤离开了人间,至今连骨灰都无法找到。”如此看来又不像是遣送回乡了。

我妈妈回忆说:西屋搬走后没有再回来看过。1967年我家搬走后,有一次她为了办什么事回去,西屋的新住户(就是唱“老两口学毛选”孩子的父母)对她说,老太太死了,街道找儿子女儿办丧事,没有一个人来。

别怪我再一次表示疑问:王桂荃去世时,梁启超的子女还有六位,除去正妻所出的一子一女,她亲生的还有二子二女,孙辈有十多人,多数已成年。为什么竟无一人送终收殓,致使尸骨无存,葬身无地?况且1968年的境遇已经有所缓和,不像1966年8月那样危急。我理解他们中有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自身难保,有的是身负机密重任不能分身,但总不可能人人都失去了自由,总不至于竟无一人送母亲(或祖母)。我知道那个年代,是非颠倒,亲情淡漠,明哲保身,人人自危,教条鼓动的是划清界限,“亲不亲,阶级分”。但是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远没有到不许认母亲的地步,不是家家都如此绝情的。应该把这归结于“革命”年代笼罩全社会的集体恐怖,还是封建社会对丫鬟庶母的传统歧视呢?抑或是兼而有之?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违反人伦的事能够发生,必事出有因。我不否认时势所迫,却也不该完全推卸个体的责任。

王桂荃不负梁家——以其七十多年的奉献,以其对众子女的养育之恩。梁家有负王桂荃——以虚假的一夫一妻、不给名分始,以老无所依、死无葬身之地终。

重访故园

90年代,当梁启超的后代去拜访天津故居时,那里住进了20多户居民,两座旧楼破败、杂乱不堪。2002年,天津市政府按“整旧如故”的原则,整修了两座楼,并建成梁启超纪念馆。饮冰室新楼作原状恢复陈列,主要靠的是五子思达的绘图和文字指引,他对当年景况最为熟悉。

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在北京,回到西单手帕胡同一带旧地重游。西长安街南侧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东有华能大厦,西有国家开发银行大厦,只剩中间约100米的空档,正处于民族文化宫的对面,还是低矮的平房。像是木桶上错装的短板,像是画幅中透气的留白。长安街南侧的第一条平行胡同就是手帕胡同,东部拆平建华能大厦,实验二小校园因而消失,西半部却幸运地保留下来,只剩下短短的一截。

过去的甲33号现在是22号,一座高高的门楼,红漆大门经常锁着,据说归了二炮。记忆中斑驳陈旧的后墙,为迎接奥运而刷成了青灰色。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巨变后的北京,留下了我太多童年记忆的这座四合院,居然还完整地保存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知它还能存在多久。

2014年,我再一次探访,故园仍在。这一次,看来不是临时性的“缓期执行”,而是要长期保存下去了。碰到一个胡同里的老住户说,他们希望拆迁,但偏偏不拆了。

我和86岁的妈妈一起来到门前,见大门上套的小门似乎虚掩着,就推开门,说我们原来在这里住,能不能进来看看。答话的人看似民工,挺痛快地就答应了。原来是院子里正在进行装修,主人不在,在场者都是包工队的人,所以但看无妨。我们的运气真好,不仅可以随便查看,每间屋都能踏进去,不必担心主人的冷眼。须知这里原是部队高官的私宅,平时绝对进不来的。这装修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片旧房不会拆迁,必是完全肯定了长期保留,才会投资加固装修的。

一进门就发现了变化,原来有石阶门槛的进门平台已经改成了缓坡,原来传统的门框和木门已经拆掉,改成了可完全敞开的车库式大门。进门后正对的甬路被展宽了,甬路尽头的月亮门不见了,变成了一个车库,这是为了首长的小轿车可以一直开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进出的唯一通道被堵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进大门的左手,即在四合院的西北角,拆开了原来西耳房小跨院的院墙,进出皆经此而行。这西耳房是原来小儿子梁思礼来访时的客房,现在改成厕所了。

这样一个进出口动线的改变,说好处是走了捷径,省了绕到南端再拐进来;但是要说不好,就是完全违反了四合院的设计法则,彻底改变原定的行进方向和空间顺序,拆墙抄近路,也就是把邪门歪道变成了固定的新常态。这改变大概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谁讲法则?谁讲古建筑保护?谁愿意为了保留封建时代的旧规制而在实际生活中舍近求远呢?

 我家住过的东房,2014年5月,作者摄。

从这“捷径”走进四合院中,已经一别47年,忽然感觉它变小了,也变糙变土变得档次低了。梁家老太住的北房,不再显得高大;东西厢房更不足观,原来联通四面的游廊已经断了路,四角的转弯处已被拆除,而房前的走廊部分又把墙推出来,以扩大室内面积。南房的中间原来是入口通道,现在干脆堵上,增加了一间房。梁柱间和房檐上所有的传统装饰细节都消失了,原来那种上格贴纸、下嵌玻璃的窗子都已不见,换成了简易的开关木窗。墙面上能看到很多近年补砌的新砖,已不是传统的磨砖对缝。可以推测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以后,这房子应该有一次低水平的加固翻修。南房屋顶上盖着苫布,大概已经漏雨。北房里地面铺着简易瓷砖,看起来像80年代的俗套。我分明记得梁家老太的北房里当年铺着木地板,不然怎么激发出抄家红卫兵搜寻暗藏武器或“变天账”的想象力?连院子里的树也不对了,不见了我记忆中花开似锦的两株海棠和一对丁香。

我和妈妈一边看,一边与现场的工人搭话,问知道梁启超吗?这房子曾经是他家里人的。多数人不知道,仅一两个人知道,反让我觉得挺没意思。

退出时再走到门洞里,细看墙上贴的施工墙报,倒很看出些意思来。它既交代了院子的由来,又具有我所不熟悉的语言特色,值得转录下来:

北京市西城区手帕胡同22号院自70年代交予第二炮兵,2005年司令部办公室交由宏庙管理处临时代管(家属临时来队居住)。房屋均属于砖木结构,由于始建早,年久失修,房屋有漏雨现象,管线老化,部分房梁墙体受到腐蚀。在直工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关怀下,我们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近期我处组织了反复调研论证,制定出大修整治方案。这次整治改造是宏庙管理处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为兵解难办事的具体彰显,从而激励了全体官兵感恩报国立足岗位再创佳绩。

墙报上还写着工程包括:1、管线改造,2、屋顶修缮,3、门窗整修,4、院墙整修,5、宿舍整修,6、卫生间整修,7、厨房改造,8、院地面改造。施工时间是2014年4月21日到6月21日。

我们得以进院是意外之喜,但看过之后又大失所望。记忆中精英遗老的雅居,已变成现实里军人家属的俗宅。大约老人回乡看旧房,总是会产生类似的失望感觉吧。连我都从孩子变成了老者,这房子焉能不变?既然承认这房子能够留存至今已属奇迹,还挑剔什么粗细雅俗呢?我能进院看到它,就应该知足了。

墓园之松

隔了两天,我又要去香山附近的北京植物园看梁启超墓,主要是为了房东王桂荃,妈妈还愿意陪我一起去。

梁启超墓园是1931年梁家在卧佛寺以东的山坡上买地建立的,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靠北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由梁思成设计,用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墓碑上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字体是方格阳刻,简洁直线,非古非今的“梁体”。碑阴有建成时间和子女署名,却并无介绍墓主生平事迹的碑文。墓园依山势北高南低,这也自然形成了辈份之别,较低一层排列着几个子女的小墓。但是在与主墓同高的东侧,却还有一块卧碑,碑后立着一株松树。那就是1995年众位子女纪念庶母(实为亲娘)王桂荃所植的“母亲树”。其碑文如下:

 

母亲树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氏流亡日本时期与梁氏结为夫妻。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子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子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后来的访问者多有不解,为什么梁启超和正室夫人都不着一字,而偏偏“第二夫人”有碑文记载,“尽得风流”?这问题我可以代答:因为梁启超本人曾留下遗言,要求墓碑上仅记姓名,“其余浮词不用”。这体现了充分的自信,“天下谁人不识君”?但是王桂荃献身梁家70余年,身为核心近40年,生养六个子女,却生前没有名分,死后尸骨无存。若没有这一碑一树,她就彻底地什么都没有了。

梁启超墓,右后方的松树和小碑是纪念王桂荃的“母亲树”。2014年5月作者摄。

我妈妈站在“母亲树”碑前,说:“老太太,我们来看你了。鞠个躬吧!”我随着妈妈一起,给王桂荃鞠了三个躬。我们给旁边感兴趣的几名游客,科普讲解了梁家的成员关系。

走出墓园的西门,是一片苍松翠柏,原来也属梁墓的附属林地。1978年当时在世的众子女把墓园捐献给北京植物园时,各种树木900余棵也一并移交。这时妈妈想起来,1959年梁老太太曾经说过,扩建天安门广场需要移栽松树,从她家的墓园挖走了很多棵。我一想,这两处松树的品种形貌,真是一模一样的。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我与手帕胡同梁家大院的因缘,不幸正应了这句老话。在我年近古稀之时,回忆八岁开始、十六岁被无情终结的那段缘分,怎不感慨系之!

                                 2014年10月初稿

                                 2020年11月改订

最新现场探访:

本文的删节版于11月17日在《北京青年报》和《头条》发表后,当天得到曾同住西单手帕胡同的读者反馈,说2019年回去看时,原甲33号院已拆除,建了楼房——此系误传。

第二天收到我的老同学“坐看云起”的报告,说她昨天看过文章,下午的散步索性走去西单手帕胡同探访。胡同从头到尾没几个院子了,没找到文中所说的坐南朝北的甲33号院门。(因为报纸上只登了旧门牌号,删掉了“现22号”。)她感觉只有一处略似文中描述,大门紧闭着,未得入内,只好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今早看见完整版,文中说到原甲33号新门牌是22号,解了一惑。翻出昨天拍的照片,放大一看,正是22号!

我回答:正是这个!感谢亲自踏访,以你的亲眼所见为准。

 西单手帕胡同现22号门,“坐看云起”摄于2020年11月17日。

感谢老同学,幸喜这个老房子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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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西部的风景 回复 悄悄话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内容带来的亲切感吧.我们只有叫母校没有叫父校的习惯 :-) 师兄好.80年代已经男女同校了.
毛囡 回复 悄悄话 李兄好!我找到了你们陶校长和霍老师的工资单了,这里不能贴图,我贴在几曾回首论坛你的博文下面了,可去看看。
四钟五院 回复 悄悄话 从哪看出我是学姐?那老太太管我叫小弟,我上的男四中。
西部的风景 回复 悄悄话 问学姐好. 我78年上实验二小. 百年校庆回去过, 已经不是老校园. 四中校友. 小时候家住二龙路. 读此文犹如老北京看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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