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风雨总关情
把回忆写下来，趁着还没有忘。
高端发小纪事
——刘源、杨帆及其他（中）
作者：劳力
六
正如改名一样，小学升初中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个时期也是刘少奇主席及其全家命运的转折点。在我们等待进入中学的那个暑假期间，1964年6至8月，刘源的父母奔波巡视，在14个省市宣讲“桃园经验”。9月1日，就是我和刘源同时跨进北京四中校门那天，刘少奇批发中共中央文件，把“桃园经验”推向全国。这些事，发生在江青参政之前。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刘源源在那个暑假里去下连当兵，去的是中南海警卫部队，一直延续了三个暑假（1964至66年）。
1965年8月刘源源当兵时向父亲汇报。王光美摄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上中学不像小学那么离家近了，我开始骑车上学，一路上经过西单、西四和西什库教堂。记得刘源源也是骑车上学了。
那时四中每个年级有六个班，四个班学英语，两个班学俄语。最初我被分到学俄语的六班，但那时中苏两国已经尖锐对立，九评连连发表，再过一个多月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还学俄语显然没有前途。我妈妈当时在西城区某中学当教导主任，为此去找同级熟人——四中的教导主任屈大同，把我换到了英语班初一（二）。妈妈说屈主任当着她面打开了新生名单，上面登录着每个人的入学考分，只有刘源源名字后是空白。
初一（二）班已经有了刘源源、薄熙成、杨帆和邵公寅，这样我就继续与他们四人同班。从1956年幼儿园始，至1968年底各奔东西，我们五人连续12年都是同班同学，也算一段奇缘了。我的小学同学还有王伟思、王者曦在三班，印红标、张帆、石城在四班。
开学伊始，学校领导把我们几个小学同学找去，很严肃地说要为刘源源保密，不能说他父亲是谁，我们都作了庄严承诺。记得这密保了不到一年，后来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学校是全市招生，同学里既有住中南海的，有出于部长级或高级知识分子所住独门独院的，有普通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像我这样的，也有南北城偏僻胡同里的贫民子弟，上下纵贯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对我来说，因为在小学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同学结构，所以一点也没觉得奇怪，对高干子弟也没有仰视之感。我们二班里还有个家庭特殊的同学，是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也叫晋美。后来的校史里说，文革前的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学校。
我的语文仍然好，很受老师的赏识。一次写作文，某同学写了句“红旗越飘越鲜艳”。语文老师廖锡瑞指出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旗的颜色只可能越来越淡，学生不服争辩起来。后来“文革”一起，这成为廖老师的一大罪状。听说廖老师原来在上海做过地下党，与某些头面人物有上下级关系，不知为什么落魄至此。
在两年里，数学课我们只学了初等代数，几何没有学过。第一年开了生物课，第二年学了一年物理，化学是一天也没有学过。我在数理化方面的缺陷，可惜终生不能弥补了。
我因为喜欢吟诗作对和写字画画，所以得了个外号叫老秀才，这外号在那个年代纯属贬义，有抱残守缺、封建落后的意思。几十年后，薄熙成见面还这么称我，让我想起很可能就是他起的。
跟我同样喜欢诗文书画的，是平民子弟郑宝生。我多次去过他家，是在崇文区三里河，那里是北京外城，比之东西城要等而下之。据说家里是“吃瓦片的”，即出租房子的房主，革命使家道破落了。郑宝生的家庭和刘源源比起来，就是北京社会阶层的两极。偏偏他们俩会于同班，而刘源源也是从小习画的。有一次两人打起赌来，赌的题目是画家黄胄姓什么，郑说其本姓梁，刘说就姓黄，赌的标的是黄胄的一幅画，由我做中证人。郑宝生书画知识丰富，但毕竟是间接得来；而刘源源却直接认识本人，黄胄是他的家庭美术教师，每周末进中南海教课。所以刘源作为黄胄的学生，比赵忠祥早得多。刘源说：如果我输了，从家里他送我的挑一幅就行；如果你输了，拿什么赔？所以这个赌局，显然是不平等的。这输赢在当时没有定论，如果在今天，上网一查便见分晓。黄胄本名梁淦堂，生于河北蠡县梁家庄，写《红旗谱》的作家梁斌就是他的堂兄，所以堂弟为堂兄的小说画了全套的插图。在没有网络查询的当时，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刘源源向黄胄本人求证。他大概回去问过，却不再提了，也就没有兑现。
七
北京四中老校门，东向，建于1931年，拆于1985年。
回想起来，我们那短短两年的中学生活，已经并非正常，似乎是山雨欲来了。入学不久就开始搞“四清”，对初中生就是正面教育，在我们教室的后墙上，贴着大张印制的“二十三条”的全文。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哪里知道这就是毛主席对刘主席的反击？就连在同一个校园里，发生在高中生中的风波，我们也不知情。1964年底，隐隐听闻市委派来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要在学校领导中搞“四清”。次年暑假后一开学，学校的书记兼校长换了人。新来的女校长杨滨，在延安上过陕北公学和抗大，据说叶群是她参加革命的见证人。她在四中当了不到一年的校长，却挨了两三年的斗，真是调不逢时。
后来的校史说：1964年12月到1965年8月，“四清”运动使学校教学受到了一定影响。再查资料方知，原来是有敏感好斗的高中生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信，状告“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严重问题。那时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惶惶然自顾不暇，火速派出了工作队。八个月的“四清”并没有查出大问题，只是调换了一把手。这样的结果使那些始作俑者的“左派”高中生不满，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1965年国庆前，学校组织游行排练，是和平鸽方队，每人用手帕包着一只鸽子，到广场上特定的时间地点施放。不知道为什么不带我玩，我只能眼巴巴地旁观人家操练。那是大乱前的最后一次游行。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爱看报纸上的文史文章，比如戚本禹的忠王李秀成投降考和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不知深浅的初中生还以为可以随便找靶子来批，1966年初，我和郑宝生从图书馆的旧杂志里找出来曹禺、梅阡、于是之合著的话剧《胆剑篇》批起来，写成文章。郑甚至拉着我，找到曹禺在东四十条的家门口，想当面质问剧作家，终于因为我的畏缩，没有敢进去。
我们把批判《胆剑篇》的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就天天盼着登出来。天天都见不着，耐不住了，就打电话给报社催问，反正电话号码在报纸上印着呢。记得就在二校门洞里拨的公用电话，报社接电话的听说我们是中学生，就推说只能跟领导谈。谁知怎么那么巧，正好这时副校长刘铁岭从身后经过，我们就抓住他来接听，他听说是《人民日报》的电话也不敢怠慢，于是电话两端都被我们搞了个一头雾水。没想到将近20年以后，我也到《人民日报》工作了，还就在文艺部的评论组，我也处理了无数的群众来稿，才深知要是小小老百姓想批谁就批谁，报纸照登，那还不乱套了！
几位校友包括后来的文化名人北岛（赵振开）、陈凯歌都回忆到，文革前夕四中校园里气氛诡异，越是高干子弟越衣着破烂，在雨雪天气里磨练意志，以显示艰苦朴素，革命彻底。而实际上他们在结成高傲的联盟，以区别于平民。日渐自觉与成熟起来的中学生与小学孩子们不同，高干子弟与平民的差别和冲突，已经在暗地里涌动着了。
八
就像是闷了很久的天终于下雨，突然有一天“文革”就开始了。记得是5月30日晚8点广播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了大字报。几天后校领导靠边站了，团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学生领袖孔丹、秦晓等人主动地站出来领导运动，似乎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批判的题目是现成的：刚过去的“四清”难道不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保护吗？我们几个发小同学响应号召，把小学毕业时获得的奖章证书扔进了垃圾桶，那可是北京市级的优良奖章呀。
眼看着中学里热火朝天，怎能忍小学里死水一潭？几个实验二小毕业生一核计，认为有责任回小学去煽风点火，就在教室里干了一个通宵，合写成一张大字报，批判小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还点了霍老师的名。记得领头倡议的是薄熙成，参加者有杨帆、印红标和我等，是我用毛笔抄写的。天亮后几个人一起回小学去张贴，地点选择在我们六年级的平房教室对面，霍老师还在那个教室里任教，其实就是冲着她来的。霍老师看见了我们，就招呼小学生们帮助大哥哥打下手，我们却不好意思与她搭话。待大字报贴上墙几张，霍老师看见自己被点名，她只好黯然离去。
四中校友彭世强记忆速写：老校长室。废除高考倡议信发表后，在这里接待外校声援。
6月中旬，发生了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呼应倡议，为进行文革而暂停、推迟高考，进而极端化为废除高考制度的事。具体过程据说是这样的：高三（五）班的薄熙永告诉同班的孔丹，听说中央有精神要推迟高考，我们何不采取主动，写信要求？另据当时初三的校友黄其煦（笔名唯一）回忆，他当时在校门口传达室听到了高三（五）班某人给女一中打电话，内容是因为四中高干子弟众多，为避嫌请女一中同学先首倡，然后四中再附议（见唯一：《我在故宫看大门·旧事重提：“废除高考制度”》）。如果此说属实，那废除高考上下呼应的运作过程就更清楚了。于是孔丹、薄熙永代表全班写了信，两人来找我们班的刘源源，请他带交其父，这是一条“通天”的捷径。高考离我们初二的学生还很遥远，所以刘源源只是一个带信的配角。刘家有规矩不准孩子带信，所以刘源源不敢当面呈递，只是把信悄悄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这信无异于送到手上的一棵救命稻草。6月18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信登上了《人民日报》，同时还公布了中共中央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一时间四中成了一个八方瞩目的中心，很多别的学校到四中来响应支持，老校长室前的平台成为热闹的舞台，孔丹等在此接待八方来客，像节日一般热闹。我那时离高考还有四年，所以对废除高考没有切身体会，只觉得痛快，没感到痛苦。待稍长才能理解，正在积极备考的高三学生，是怎样的心情，那是理想的幻灭。
工作组进校后，想是为了息事宁人，便于管控，把我们学生送到昌平农村去参加麦收劳动。7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突然命令我们收拾行装，连夜步行，披星带月走回学校。第二天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那天在台上刘少奇讲话，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毛泽东突然从幕后走出来，不说话，只挥手。两个主席形同陌路，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然后北京市的中学里就彻底大乱了。8月4日，四中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游斗校领导和部分教师20多人，那天我在场是旁观者。第二天，师大女附中就发生了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恶性事件，不知男女两名校接连发生的两场武斗之间，是否有引发和响应的关系。客观地说，在这一场难以阻止的群体性大乱中，孔丹等人有意识的控制，确实发挥了作用，减小了危害。这就是男四中与女附中的不同，是孔丹等人与女生领袖的不同，恐怕也是一般男生与女生的不同。即将成年的男生固然身高力大，但总不忍对妇女和老人往死里打的，何况是对与父母同源的老革命呢？
在这个阶段，因为被认为出身不太好，我未能参加什么组织，8月18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盛会”也没有去，也许我根本就不够资格，没有通知我。第二天看报纸，人人都注意到林彪成为唯一副主席，刘少奇地位大降。那时刘源源正最后一次下连当兵，他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就在第二天8月19日，四、六、八中三校联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界的所有领导，以及三校校长。这就是后来陈小鲁道歉所提到的那次批斗会，在开会时被斗者受到殴打。那天我是后排观众，远远地看着台上，就像是看戏的感觉。
接下来几天，在学校的宿舍小院里举行辩论会，辩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上台要先报出身。像我这样的似乎先天就矮人一截，只好抽身退避。
8月25日，孔丹、秦晓与陈小鲁、董良翮等四、六、八中的同类红色子弟们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孔丹任司令，秦晓是宣传部长。他们自视高人一等，要管理整顿普通红卫兵那些群氓。后来看到的材料说，江青等人在直接鼓动清华、北大附中的海淀区红卫兵造反（反刘少奇），而西城区的“老兵”们则被周恩来利用，做了些维护秩序的工作。原来出身阶层和地域分布，都影响着政治态度的分野。
西纠当道的时候，我在小学旁边的四合院里，经历了两次抄家。我妈妈正在另一所中学里被关押批斗，1966年8月是红色恐怖笼罩北京，也是我家的至暗时刻。
九
1966年10月初，《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老兵”开始失势，前几个月里受压者反而抬头。仿佛是阶级关系的大颠倒，高干子弟的父辈很多成了走资派，本人也被指犯了错误，而长期被“入另册”的平民子弟，却以造反派的面目翻身出气了。
于是我们也能以红卫兵的身份，出去参加大串联了，免费坐火车，全国随便周游。待11月下旬回到北京，学校里已是群龙无首，各自称王。大约是在12月里，显赫一时的西纠已经解散，其成员“老兵”们又组成了“联动”，他们要维护受冲击的父辈们失去的利益，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冲击公安部，所以受到镇压，变成了挨整的。听说孔丹也被捕了。
我和杨帆、郑宝生等几个平时合得来的平民子弟，成立了个战斗队，占了校长室背后的一间小房，门口贴上我写的三个字叫“卫东彪”，是模仿毛、林字体。我们有一台油印机，有时自编自印传单去散发。我既能撰写又能刻印，是干这事的主力。
1967年1月某天傍晚听到个消息，说是王光美刚刚被清华诱捕抓走了，事发地是北京第二医院。我们立即赶到位于西长安街以南绒线胡同里的那个医院采访。因为刘源源和他的几个姐妹都是我的同学或校友，所以觉得自己也是内部知情人。医院里的目击者向我们讲述了事发的过程，是清华的学生们先控制了刘源源和他的姐妹，带到这医院给中南海里打电话，谎称姐姐刘平平（师大一附中学生）遇车祸伤重，冒充医生说手术要家属签字，骗王光美出来就擒。当时令所有人感到吃惊的是，刘少奇本人也受骗到场了，毕竟他爱女心切。后来王光美回忆道：“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然后王光美被抓走，刘少奇返回。我们当时只顾挖到了独家消息的刺激，却没去想这绑架孩子诱骗家长的事有多不地道。回校后立即写了“智擒王光美”的传单连夜印出，天亮时散发到街上。
在家境大变后，刘源变得沉默寡言，消沉避人。大约就是在这前后，刘源无法回家住到了学校里，北岛曾回忆与他住过同一宿舍。有一段时间，刘源占据了教室楼楼梯下斜角的杂物间，铺床被子暂且栖身，而那里无窗无灯，原本是放扫帚墩布的地方。他带有一台牡丹牌8402八管半导体收音机，是文革前国产最高档的，能听中、短波两个波段。批判他时也成了罪状——你要听什么台？1967年春天，有一次列队外出游行，大家齐呼打倒他父亲的口号。刘源源也在队伍中，我走在他的侧后方，看见他抬了抬手，不知是否张嘴了。
十
1967年3月开始军训，北京卫戍区派到每班一个战士，担任排长。4月3日和4日中央首长接连两次接见北京市的中学生代表，两次的讲话基调不同，显然第二次是纠前一天的偏。但是不同立场的中学生各取所需，就分成了“四三”和“四四”派。我们所在的“新四中公社”，属温和的“四三”派或自称四三点五派,是最大的群众组织，成员上千，占全体学生的四分之三，再加上观点温和不激进，所以受到军训团的支持。现在想来，这样的政治观点，与四中平民学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都是相适应的。“新四中公社”掌了权，我们班的杨帆当了校革委会委员，作为初二的低年级学生，这是很难得的。
这时，孔丹等人更加受到压制。秦晓在回忆文章里记录了一个细节，十分传神：“抓孔丹挺有戏剧性。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院里与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儿，他长得瘦瘦的，像只螳螂。他本来冲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一下愣住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载《暴风雨的记忆》三联书店2012年版）这明明就是杨帆嘛。
那一年，四中的各派办过几份报纸，无论是贵胄平民，立场左右，都能显示出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文采。那一年，“新四中公社”组织了合唱团，演唱从《长征组歌》改编的红卫兵战歌。我在里面唱男高音声部，在北京展览馆和太庙里的正式剧场演出。那一年，高二的戴士和在老校门内新砌起的影壁上，画了大幅油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背景是鸟瞰的华夏大地，满壁云烟。不久后有女三中来找，欲请戴士和去合作壁画，他不在，就有人推荐我去顶缸。女三中校址是明清两朝的历代帝王庙，就是梁思成要求保护过街牌楼那个地方。女学生们要在庙门前巨大的古迹影壁上作画，主其事者叫聂鸥，这巨画工程后来可能没有完成。多年以后，戴士和与聂鸥都成了知名画家。
就是在这样的平民子弟短暂掌权，而杨帆进入校级领导层的背景下，似乎是阴差阳错，我被任命为初二（二）班的“排长”（就是班长）。
这时要复课闹革命，却是学生上讲台。我的语文好，就安排我讲语文课，讲的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我搜集了很多资料，认真做了准备。那天刚开讲不久，突然教室门被推开，班主任老师王兆骥进来打断了我，说有急事必须立即走，把一教室同学晾在了那儿。我被带到了校革委会办公室，就是后来重建了的旧式厅堂老校长室。见一个高个儿中年人穿便衣，自我介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说是我班的两个高干子弟及其哥哥，嗨，我就直说了吧，是刘源源、薄熙成和大哥薄熙永犯了刑事的案，已经被拘留了。现在是来调查，要求学校配合，介绍情况。我和王老师口头谈过以后，让我们在记录上签字还不算，还要蘸印泥按指纹，这可是平生头一次，当时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据公安局的人说，这哥三个在北京呆得心烦，想去外地游玩避风，但是免费的大串联早就结束了，钱不够，就起意抢劫。某天深夜，他们在玉渊潭公园抢劫了一对情侣，两人对付男的，一人控制女的，劫得手表等物品，后被公安局侦破抓获。这情节如今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那是在文革乱世期间，北京青年之间的斗殴和打劫并非鲜见，只是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特殊，“公子王孙”沦落至此，令人慨叹。他们的案子肯定要汇报到中央，正是要给他们的父亲定罪的时候，所以要严办。过了几天，我们又按照要求整理出文字材料，班主任王老师带着我一起，骑车去中南海西门，进传达室内汇报此事。几个月后，薄熙成被押回学校，在大礼堂（即饭厅）开批斗会，不知为什么另二人未到场。批判稿是我起草的，但是我很不想上台当面去念，毕竟我们从小同学多年，比别人更近一层。正好王老师自告奋勇上台宣读，我这个学生等于给老师当了一回秘书，乐得猫在台下人群中做个听众。我们这位老师是1965年才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身强体壮，那时还年轻气盛，想积极表现一下，也可以理解吧。
校友彭世强记忆速写：北京四中大食堂。它也是大礼堂，在此开过批斗会，也是老兵合唱团武斗的现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