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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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姆在医院急救室醒来，“你又来啦，我记得你，去年你自行车祸来这里急救了好一阵呐，这次还好，只是嘴唇缝合小手术，牙齿有些破碎，需要牙医检查牙床损害再做处理。”一个戴着眼镜，胖胖的女护士对着卡迪姆说，感觉口罩下她的脸应该是慈祥的。
“急诊医生对你做了必要的处理，你可以出院了，有人能来接你吗？”护士接着问。
三小时后哈琳娜和先生开着吉普车赶到医院，装上卡迪姆的自行车，再扶着满脸浮肿，左只眼垂闭着，人中布满缝针的卡迪姆上了车，“哇，你看上去真像中了狗屎运呐。”曾经是同事的哈琳娜开着玩笑。
“啊哦……”想以笑回报的卡迪姆嘴没裂开就发出哭笑不得的怪声，然后大口吸着冷气，“好痛啊，肩膀和后背像针刺，脸痛得不想要了……”他轻声嘟囔着。
“有人照顾你吗？我们明天要看医生呐。”身怀癌症的哈琳娜和先生，都是手术后恢复多年的老人，在卡迪姆后退休的。
“杜尔会过来帮助我几天。”卡迪姆回答，提起死党朋友杜尔，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马上又被痛楚盖过。
认识杜尔已经快二十年了，两人曾经好得像一个人，由于文化认知和三观分歧等各种矛盾，断断续续地分离到和好经常不断，或许彼此太熟悉也有许多方面的互相信任，每当需要帮助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哇，你天庭饱满，阔脸肥唇，大福紧随呐。”坐在沙发上昏睡的卡迪姆被杜尔欢快的声音叫醒，勉强露出苦笑回应。
“你的左眼怎么睁不开呐？看得见我的手指吗？”杜尔注意到卡迪姆紧闭的左眼。
“能睁开啊，我在睁着呢……等等，让我闭上另一只眼，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呐，不行，我要赶快去医院急诊室，麻烦你送我行吗？”惊慌起来的卡迪姆说。
那天医院留下卡迪姆做视网膜急诊修补手术，第二天找来眼科专家会诊，提出进一步治疗的方案：一个月后由视网膜专家进行全面视网膜修补，然后再进行角膜更换，最后会放上人工晶体片，“很抱歉地说明一下，不管我们如何做手术，只是抱着一分希望十分努力，希望你能恢复一点视力，比如看到光线和近距离模糊的影像，最终这只眼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盲视”专家说。
卡迪姆心想哪里会有那么悲惨呐，一直努力配合治疗，一次次忍受着手术后的剧痛和生活不便，心里充满对再次恢复视力的希望，却对不见光明的左眼深感焦虑痛苦。他努力回忆这次自行车祸的过程，内心不断涌出各种愤懑。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卡迪姆选择了充满高高低低山丘的地段骑，一年前自行车祸留下的肋骨骨折部分依然隐隐作痛，被扎伤的肺部呼吸能量在行进中也充满挑战，这些都无法阻挡卡迪姆英雄豪杰的奋斗感，在最后一段下坡公路，他加速飞奔，突然的就冲入一个施工地段，“狗屎啊”他大喊着就脸朝下跌入一个大坑，醒来时已经在医院急诊室床上。
“那是个施工地段，为什么没有放上一圈施工警示标志？一定是施工单位忽视了施工安全措施，他们对我的车祸负伤要全面负责，我要找律师高他们倾家荡产。”卡迪姆告诉杜尔。
“施工单位是谁啊？你的证据是什么呐？”杜尔问。
“施工单位应该是城市管理部的，在这个城市的施工都需要城市许可证。我找了在洛杉矶最大的人体受伤律师团，他们会派调查员过来勘察出事场地。当时我被抬上急救车时，我记得急救车上的工作人员说她没有看到工程警示牌，差点开过去了；警察报告也应该对出事环境做出真实的描述。”卡迪姆激动地说。
“记得你上次车祸时，你说警察报告将出事地点写错，我提醒你找急救车公司提供报告作为佐证，按道理警察描述的出事地点应该和急救车接你的地点相吻合，不知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拿急救车报告？”杜尔说。
“警察是白人，面对我这个黑人压根就充满歧视，当然报告乱写啊。”卡迪姆愤怒地说。
什么和什么啊，这个黑白之战的理由似乎和事实不符啊？杜尔决定和旧同事拉内尔讨论一下这件事。
拉内尔是黑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在高科技公司法务部任高职，和她叙述了卡迪姆的事和想法，“白人警察肯定见黑人就歧视啊，多少例子在电视上都看到过啊。”拉内尔说。
“好像不能随便扣帽吧，一切应该以事实为证据呀，……, 算了，不谈啦。”杜尔失望地说。
一个月后，警察报告寄到，详细解释了事发现场环境和三个在场工作人员的证词：1.施工警戒牌摆了施工现场一圈；2.卡迪姆车速超快地避开大马路，从两辆工程车之间穿越，估计是想抄近道；3.在他跌入坑道前大喊“狗屎啊”，说明他看到坑道而无法超越，而不是没看到坑道而跌入。报告结论：卡迪姆自己造成这场自行车祸。
“狗屎，乌龟王八蛋，歧视无边的警察和这些白人证人……”卡迪姆声音走调地对杜尔在电话上狂叫。
“我明白你的愤怒，只是想想这些素未谋面的经常和工作人员，他们有什么目的合起来整治你呐？他们会获得什么利益吗？就是因为你是黑人？”杜尔温和地问。
“不知道，不明白，反正他们都是骗子。”卡迪姆说。
两周后卡迪姆接到洛杉矶律师事务所的邮件：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和选择，经过对你的案件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决定放弃对你的代理，祝福你好运！
“我又找到两家离我这边更近的律师楼，他们都争着接受我的案子。”卡迪姆告诉杜尔。
“你有没有将警察报告送给他们啊？”杜尔提醒。
“过几天就送，听说警察手里有一个对事故现场的摄像软盘，我一并要来送去。”杜尔说。
三周后两家律师楼分别写来和第一家同样的拒绝邮件，其中一家在结尾写得友好，为他介绍一个专门为自行车祸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在一家律师楼做律师助理的南美人，和卡迪姆电话上一百个赞成美国白人警察对黑人普遍歧视的说法，卡迪姆感觉遇到知己。
为了协助律师提供证据，卡迪姆找到一个测谎专家，送上自己拟定的题目和四百元，要求对自己测谎，一周后专家送来测谎报告证明卡迪姆所述是真实的。
卡迪姆将报告寄给律师并提出让警察和证人都进行测谎，费用由他出。
“你的测谎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有法官才有权利要求测谎，你的这类案件不会搞诉讼，而是对肇事单位找法律中介调解赔偿，目前看来出事现场可能是水公司，或者电力公司，应该不是城市管理的事情。我们律师楼会向地方法院对可能的肇事单位递上公文，估计这个官司至少要一年或者两年，而且根据证据的真实性，可能需要你支付律师费，我本人很明白你，并相信美国白人对黑人歧视成性。”
卡迪姆虽然对律师的解释感觉有些失望，在和杜尔交流时依然信心十足：“我的律师坚定地支持我，我要向社会揭露白人警察事实的欺骗而造成我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人体受伤赔偿，我不梦想拿到乔治-佛洛依德那种巨额赔偿，至少要对我的失明眼睛作出一定补偿啊……”
“你是不是应该将急救车的报告也调来一份啊？”杜尔提示着。
不久卡迪姆收到急救车报告，“真是怪事啊，报告上没有强调现场没有施工警示牌，那个救护人员明明说由于没有看见警示牌，救护车几乎跑过出事地点，我要去救护车公司找到当时参与救护我的工作人员为我作证。”
几天后杜尔接到卡迪姆的电话：“救护公司说他们的报告是来自四个在场救护人员的说词，为了保护员工的安全，不提供他们的名字，如果法庭有任何要求，公司律师会出面。这些人怎么合起来说谎啊，不就是因为我是黑人吗？”
作为卡迪姆的死党朋友，杜尔好想支持和帮助他，但是这件事似乎听着有许多疑问，不理解受过高等教育的卡迪姆怎么钻进死胡同出不来呐。杜尔找到做心理医生的朋友马克聊聊。
“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常常认为自己被他人欺骗，经常寻找潜在的侮辱、轻视、威胁和不忠，并在言论和行动中寻找隐藏的含义， 他们会仔细审查其他人以寻找支持他们怀疑的证据。不知道你的朋友卡迪姆是否有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毛病？ 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是那个‘BLM’-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抗议美国警察对黑人的种族暴力事件，有些人将这个变成标签到处贴。或许你朋友卡迪姆对自行车祸造成的身体残障耿耿于怀，想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解释和解决办法，我们都知道美国法律是靠证据的……，对于他的各种狂想和说法，你愿意听就听，没有必要和他争论……”马克笑着说。
听从马克的建议，每当卡迪姆谈到他的官司相关的事情，杜尔只是微笑点头。
“我正在写信参议员，众议员和州长，让他们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警察和证人进行测谎和出示测谎报告,这是正义对邪恶的抗争，我还要和公路警察头子会面，说服在场人员进行测谎，我会抗争到底的……”
卡迪姆说得唾沫四射，斗志昂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