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的风骨与“渣”

最近发表的《送别章立凡：一个亲属眼中复杂身影》，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我感谢所有读者，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不同的情绪与看法，恰恰反映了我们对逝者、悼念与公共道德的多重理解。

读者的负面反馈主要集中在三点：

1. 不该揭短逝者：不少读者强调“人死为大”，认为悼文不应细数亡者的阴暗面或用“私生子”“小舅”等词贬称，觉得既无同情心又不尊重逝者。
2. 文章立场偏颇：许多留言认为我强调“正室”与“非婚生”身份差异，只谈章立凡的缺点而轻描淡写其贡献，带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3. 动机狭隘、暴露家事：还有读者认为我借悼文发泄私怨，把家庭琐事与恩怨抛到公众面前，像“狗血剧”一样渲染座位、财物等细节，缺乏应有的克制和同理心。

面对这些声音，我理解大家对悼文的期待：一方面希望保留对逝者的敬意，另一方面又希望历史记录真实呈现。与其简单对立，不如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写作与阅读的意义。

首先，亲人的离去会带来悲伤与缅怀，但“人死为大”并不意味着要避而不谈一切瑕疵。历史和亲情中，光明与阴影常常交织。只有既看到贡献，也坦然面对不足，才能帮助后来的人全面理解一段人生和一个时代。外界对章立凡才学颇多溢美之词，包括称他为近现代史研究的佼佼者、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精于古典诗词和篆刻的人。但这些领域并非我所涉猎，因此我选择不重复这些赞誉，而是补充一些被忽视的事实，让读者看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其次，不同家庭、不同年代形成的观念差异，会让我们对同一件事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如何尊重非婚生子女、如何理解旧婚姻制度下的身份区分，都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反思。今天的法律和社会观念强调人人平等，这也是这段故事带给我们的提醒：旧观念遗留的偏见，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伤害他人。

有些读者臆测我在区分“正室后代”和“非婚生子”，并因此感到不公，这其实是误会。章乃器先后有四位妻子，还有一子一女为婚外所生，这些事实在维基百科等资料中有详细记录，只是国内读者难以查阅。在我们家族内部，这些关系早已公认；章立凡的哥哥姐姐都承认这个弟弟，章乃器的孙辈也一直亲切地称他“小舅”。

章立凡本人却刻意淡化母亲是婚外情之女的事实，对将母亲称作“第四任夫人”讳莫如深；在自传体文章中又极力美化父子关系、掩饰自己的身世。其实坦然面对真相，反而更容易赢得理解。

关于他的往事，读者中也有不同的记忆。有留言说，”文革前他就读于清华附中，名字叫孙立凡”；也有读者留言：“……遇罗锦曾写过一篇关于立凡的文章提到不是婚生之事，立凡马上和她翻脸，罗锦气急败坏的对我发泄，我只能好言相权。陈小春文章的结尾说得那么的好，要是罗锦看到一定会平静。若不是读到此文，我不知道立凡走了……”读者的言语让我动容，也说明每个人的视角和接触不同，形成了对故人的不同印象。

因此，尊重事实、理解背景、包容不同声音，才能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历史与家族叙事中达成更公允的评价。

最后，分享家族往事并非为了博眼球，而是希望通过梳理经历化解误解、反省自我。写作者的叙述未必尽善尽美，但愿意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本身就是走向理解和和解的起点。读者也可以保持开放和理性的态度，既不盲从，也不谩骂，用同理心去看待不同立场。尊重逝者、尊重事实、尊重每个人的不同经历，这是共同的价值。如果讨论中多一点宽容，既提醒自己慎言，又给予他人理解，这样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和纪念。

在我们家族中，最重大的“家事”同时也是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就是章乃器文物案。它的核心是“公正”和“真实”。章立凡在未通知其他家属、也未取得兄姊一致授权的情况下，伪造四位兄姐的签名，从国家文物局领走 1466 件古董，其中 328 件私自留存，1138 件以“私人藏品”名义装箱存入国家机构。六年诉讼期间，主控方声明要将追回的文物全部捐献国家，法院多次要求他说明私藏文物下落却无果。最终判决要求他交出全部藏品，他却在未通知其他后人的情况下举行捐赠仪式，赢得名利，而那 328 件文物去向至今不明。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八卦”。伪造他人签名在英国、加拿大等地属于重罪，可判处多年监禁；在美国一些州，重罪也可能判处数年徒刑并处以高额罚款。法律与道德层面，这类行为都是对公私财产信任的严重破坏，理应受到谴责和制裁。也正因如此，我们有责任说出真相：只有面对历史的光明与阴影、捍卫规则和公正，才能维护家族的尊严和社会的良知。

此外，还有一件常被家族和学界提及的事：章立凡曾以整理资料为名，多次向哥哥姐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借走章乃器的手稿、档案等历史资料。家人和机构反复催要多年，却始终未能归还，至今资料去向不明。这同样关乎品德和责任，把这些问题摆到台面上讨论，是提醒公众——名誉光环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实问题需要关注；只有厘清事实，历史资料才能得到妥善保存和共享，这本身也是一种公共利益。

有些读者因不满我的文章内容，转而指责外公章乃器“渣”，这实在不可理喻。我愿借此谈谈他的“风骨” 与所谓 “渣” 。在中文语境中， “风骨” 指人的骨气、气节和高尚品格，而 “渣” 则指人品卑劣或道德败坏。两者体现了品行高低的价值评判。以下内容尝试平和地展现章乃器作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者的风骨，同时客观看待其复杂家庭关系及后人的不同表现。

章乃器的重大贡献与风骨

• 国家经济建设的先驱：早年在银行和工商界历练，1920年代创办中国征信所，制定“审慎求真、忠实公正”的准则，推动民族金融独立；抗战时期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提出“铲除贪污、厉行节约”方针，在财政困境中实现收支平衡，开辟税源、发行公债，为战时财政注入活力。
• 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被誉为“宣言专家”；1936年“七君子事件”中被捕，表现出不畏强权的气节；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坚持民主和平，1949年参与起草《共同纲领》。
• 新中国财经制度的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粮食部部长等职，提出发行公债稳定物价，协助制定并命名“统购统销”政策，起草配套法规，建立粮票制，关注科学加工和公平供粮，亲赴基层调研解决粮荒。
• 保持独立人格的风骨：整风和反右运动中直言批评宗派主义，主张非党员应有实权，最终因坚持原则被划为“大右派”。面对逆境，他始终保持“有职有权就要负责”的态度，被称为“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

 

关于家庭生活与“渣”的议论

章乃器的家庭关系复杂，多次婚姻及伴侣关系在动荡年代虽不罕见，也的确给家庭带来多支后代。他有四任妻子（王镜娥、胡子婴、杨美真、王者香）及未婚伴侣蒋燕、孙采????，并育有数名子女。在这种结构下，他对包括非婚生子女在内的孩子普遍承担责任，不仅提供生活费，还安排教育机会。他的前五个子女凭自身努力完成高等教育，成为金融专家，医生、馆长，校长等，未依赖父亲谋取特权，即便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家人受牵连时也坦然面对。由此可见，“谁有风骨，谁是渣”，不在于血缘或学历，而在于是否坚守诚信与责任。如果有人利用父辈名声谋利、虚构身世、侵占公私财产，那么无论其才华如何，都与“风骨”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章乃器的一生展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卓越贡献。他的情感生活确有复杂之处，但这并不抹杀他在国家和民族重大关头表现出的担当与坚守。面对复杂的历史人物，理解时代背景，既看见光明，也不遮掩阴影，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希望通过这样的梳理，既澄清事实，也促使我们在评价中保持宽容与理性，让“风骨”和“渣”的判断回归于品德和责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