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1968年广西阳朔杀惨案回顾

阳朔县位于广西的东北部，地处桂林市区南面，相距65公里。

据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起，这里属百越之地，到秦时属桂林郡辖地，西汉时为始安县地，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县名阳朔，一直沿用至今，可谓历史悠久。

境内地形地貌多为喀斯特岩溶低山之地，漓江自北而南蜿蜒贯穿全县，山青水秀，群峰倒影，自古以来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 之赞颂，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圣地。

县内居民以汉民族为主，另有壮、瑶、回、苗、仫佬、满、土家、毛南、黎、朝鲜、高山、白族等13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向来和睦相处，友好相待。阳朔历来就是一个文明礼议之地，人才辈出，如唐代的曹邺、明代的苏术、淸代的黎行恕、诸葛平——等等，都是知名的文人、学者。这里的民众历来具有朴实、勤劳、刻苦、节俭的传统美德。阳朔县福利镇绛村是笔者的出生地，孩提及童年时代是在这里成长的。1953年9月至1956年7月笔者在阳朔中学读书，自那时起，笔者对故乡忠厚朴实和勤劳的民众，对这里的青山绿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知名的小县，在上世纪60年代只有大约十多万的人口，在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文革”运动中，1968年却发生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惨案，是该县有史以来人为制造的、极为罕见的一场特大灾难。

以下是笔者查阅了该县的有关文革史料（县志、“文革处遗”时的相关资料），及多次回乡听到若干知情者们口述的史料后，整理而成的一篇文字，目的在于引起当今人们对“文革”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可供“文革”史研究者们作参考。

一、“文革”运动初期阳朔县两派的形成和演变

1966年夏天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开始后，这里和全国各地一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四家店” 和《燕山夜话》——等等，写大字报，开批判会、声讨会，都是大致相似的。紧接而来，是在桂林及外地到阳朔串联红卫兵的影响下，1966年8月阳朔县也在中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县委领导惧怕红卫兵，1966年9月4日，县委领导在干部会上传达上级指示，并大谈外地组织赤卫队的经验，防止红卫兵闹事，就于9月9日成立了阳朔县的赤卫队，并向全县十多万人民发出倡议书，要求各战线、各公社、大队同时成立赤卫队，以此来“保卫”全县的安全。赤卫队成立后，曾在县委大院内、在灯光球场等地驱赶和围攻外地来阳朔串联的红卫兵，并且召开群众大会声讨桂林“老多”。可见阳朔县的地方领导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站在桂林“老多”派对立面的。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自1967年5月开始，广西的首府南宁出现了“打韦”和“支韦”的“4·22”、“联指”两派后，波及到阳朔，县内也很快出现了“2·12”（即“4·22”观点一派）和“联指”两派。“2·12”派以学生为主，有部分职工和机关干部，主要负责人为李庆军、李祖遗、刘汉伟等人；而“联指”派主要以职工和机关干部为主，也有少数中学生，主要负责人为吕明忠、莫桥芳、刘永昌等人。自此，两派的一切行动和斗争都受广西“4·22” 派、桂林“老多”派与广西“联指”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所影响和左右。“联指”派在县城内的人数虽然与“2·12”派的人数相当，但在公社、大队广大农村却是“联指”派占绝对优势，并且“联指”派得到县人武部及各级当权者的全力支持，因而他们的力量强大，“2·12”派自然处于受压制的处境。

1967年的夏季，受南宁及广西许多地方武斗紧张局势的影响，1967年8月15日凌晨，“联指”派组织100多人到县人武部夺枪，共夺得六O炮一门，机枪十多挺，步枪百余支，手榴弹数枚，手枪5支，子弹数箱，以备武斗之用。对此，8月17日，“2·12”派人员到县人武部静坐抗议，要求武装部把“联指”派抢去的武器追回。夺枪事件与静坐抗议之后，两派的矛盾开始激化。但那时两派始终没有发生过武斗。只是到了1967年9月15日阳朔“联指”派出动武装人员掩护桂林“联指”派撤退时与桂林“老多”派在雁山和白沙发生过枪战，此外，两派在县内一直没有动刀动枪的举动。

到了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广西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1968年3月13日至17日，阳朔县的两派代表也到桂林军分区办学习班，双方达成9点协议，实现两派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1968年3月27日阳朔县革委会成立，县人武部部长辛恒山任主任，人武部政委王瑞武任第一副主任，原副县长黎咸称任副主任，辛恒山、王瑞武、黎咸称、张洪新（原副县长）、邰连刚（农办主任）、邵铁勇（人武部副部长）、张林生（公安局副局长）、邱行举（统战部长）等人组成常委，委员（有两派群众代表参加）59人。虽然常委中多是支持“联指”派的领导干部，只要能出以公心按政策办事，保持阳朔的稳定局面，“2·12” 派的人也不会计较这些了。

可以说阳朔的局势在1968年4月之前是平静的，两派过去虽有矛盾和斗争，也只是停留在大字报和口头之争罢了，从未有动刀、动枪的举动。现在革委会成立了，人们的心里（特别是受压制的“2·12” 派的人们）更是希望和平安定的。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随着1968年初以来广西各地“4·22”派不断遭受打压和围歼，随着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相继出现武斗的紧张局面， 这股风不可能不波及到阳朔。阳朔的形势就此风云突変，从此“2·12”派和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 的命运就陷入到了深渊之中。

二、桂林大武斗的简要回顾

消灭“4·22” 派和桂林“老多”派，建立革委会，是广西“联指”派及幕后指挥者们早就定下的方针。随着1967年冬以来广西许多地方的“4·22” 派和所谓“地、富、反、坏、右” 分子 遭到“联指”派的武力围剿和屠杀，许多人被迫下乡、上山躲藏，一些人则逃到“4·22” 派力量强大的南宁、桞州、桂林等地避难，并向广西军区和“区革筹”申诉，要求制止“联指”派的暴行，但这些政权机关却并未能出面制止。到了1968年的4月底，广西的许多地区和县的“4·22” 派几乎都被“联指”派歼灭了，剩下南宁、柳州的“4·22” 派和桂林“老多”派，在“联指”派看来岂有让它存在下去之理。为此，“联指”派不但在南宁、柳州相继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就是在“老多”派占绝对优势的桂林他们也敢于明目张胆的制造事端挑起武斗，以便一举歼灭“老多”派。1968年4月桂林地、市革委会都成立之后，5月4日，桂林“联指”派在市区就抢先占领据点，抢夺部队的武器，以此来刺激“老多”派，以达到挑动武斗的目的。面对“联指”派的挑衅，“老多”派果然也跟着占据点、构筑工事、抢夺武器，以应付“联指”派的围攻。就此双方剑拔弩张，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桂林“联指”派占据点、抢枪；接着“老多”派也占据点、抢枪之时，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市人武部及桂林军分区，他们面对此种局面不但不出来制止，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反而把各自的办公场所搬到南站“联指”派的占领区，这不充分说明“联指”派的一切胡作非为都是他们从中支持而搞起来的吗？

在桂林两派武斗即将一触即发之时，1968年6月初的一天，桂林军分区支左办公室主任郝群给阳朔县人武部打来电话，用暗话说：“分区仓库的花生米（即武器弹药）给老鼠（对“4·22”的诬称）吃光了（即抢完了），你们有没有老鼠药，请赶快送来（即派武装民兵到桂林围攻“老多”派）。”

县人武部接到通知后，当即与县革委会的领导们开会研究，决定派武装民兵到桂林围歼“老多”派。为此人武部及县革委作出紧急部署，由县人武部参谋蒋凯向各公社武装部下达出兵桂林的紧急命令，同时要求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各公社和县直机关接到县人武部的紧急命令后，除兴坪公社因重点放在防守以外，其余各公社和县直机关都派出一个武装民兵连，于6月3日深夜乘车出发，4日凌晨到达桂林，住在桂林南站对面的东方红饭店。民兵们住下后，当即成立阳朔县民兵团指挥部，团长邰连岗，政委远景宇，参谋长张占奎（县工交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李仁（财贸办副主任），后勤部长孙秀国（财办主任），下属7个连队，约700名武装人员。

阳朔“联指”派武装到达桂林后，从6月5日开始，双方的武斗正式打响。虽然桂林地区12个县约8000民兵武装包围桂林“老多”派，但在整个6月份的两派武斗中，“老多”派在南线和北线都开始反击，并不断取得胜利，而“联指”派则屡遭失利，损兵折将，丢失据点。为此，“联指”派总指挥部分析原因，认为“老多”派的武器好，而自己的武器不好，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决心搞到更好的武器，来夺取“保卫红色政权”之战的胜利。6月30日，桂林“联指”武斗总指挥部负责人曹铁军等人在汽车站对面的五一饭店召开各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各民兵团立即派人到兴安国防仓库去抢夺武器。阳朔“联指”民兵团团长邰连岗参加会议回来后，即命令郑国祥（白沙公社干部）、杨先发（县工商局干部）带领阳朔民兵100多人，星夜乘车回阳朔经恭城县绕道赶到兴安县国防仓库夺枪。

各县“联指”派民兵夺枪后，各种枪支和弹药多了，有了如此多的新式武器，足可以对付桂林“老多”派了。7月8日，“联指”派总指挥部在芦笛岩附近的苗圃召开南北联合作战会议，总结南线、北线作战失利的教训，策划在西线与“老多”派打一场大战。具体作战部署是南线、北线佯攻以吸引“老多”派的注意力，西线作为重点防守和反攻的战场。战斗于7月13日打响，19日结束。在此次作战中，“联指”派由于有了先进的武器，兵力上也占绝对优势，果然阻止了“老多”派在西线的进攻，并夺回了西山、白崖山等据点，给“老多”造成了较重大的伤亡。此役阳朔“联指”派的功不可没，他们虽然战死了8人，但夺回了白崖山和西山据点，为桂林的红色政权“保卫战”作出了“贡献”。

三、“联指”派在阳朔是如何滥杀无辜的

阳朔“联指”派武装到桂林武斗，先后有12人战死，多人受伤，为此这些离开家园到桂林杀人放火的武斗人员心里就失去了平衡，他们急于要找到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为他们死去的战友复仇。在桂林武斗前线他们耐何不了“老多”派，只好回到自己的老窝来找手无寸铁的“2·12”派人员出气，名曰“杀人垫底”，为他们“牺牲”的战友报仇。

在阳朔县内，“2·12”派与“联指”派虽然对立，但“2·12”派未掌握武器，他们从来也没有能力来搞武斗。此番“联指”派在县革委和人武部的指令下赴桂围攻“老多”派，“2·12”派也无可奈何。他们中除一部分人到乡下躲避外，多数人是老实地呆在家里不出门，以为“不惹”是非就可保平安了。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罢了。“联指”派为了有一个安全稳固的后，为了“杀人垫底”，他们岂能放过“2·12” 派呢？

桂林的武斗打响后，阳朔“联指”派就相继把“2·12”派的大小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支持“2·12”派的机关干部非法的抓起来，集中关押在县文化宫（改成临时监狱）。当阳朔“联指”派赴桂参加武斗人员出现伤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拿“2·12”派的人员来开刀，乱杀人之风由此而起。

1968年6月14日下午，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林定权和十多个民兵乘汽车从桂林回到阳朔葡萄，当晚就将“2·12”派的阳致政、张雄、蒋任、廖祖偿、张步勋等5人用布蒙住眼睛推上汽车，拉到桂阳公路西侧的柚子弯附近枪杀。首开了阳朔县乱杀无辜的先例。

6月30日，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容木胜、苏成惠专程从桂林带回一个武装民兵班，经黎元发签字批准，从白沙区工农兵指挥部（“联指”）设立的“牢房”把孙锡华、宾正荣、李光祥、韦有恒、容作飞等5人抓出来先后枪杀。

7月8日晚，“联指”指挥部在县手工业联社楼上召开前、后方合谋杀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后方的负责人吕明忠、李先德、陈益昌、莫桥芳、王天德、蒋正本、牟科永、麦建元、邱建生等人。吕明忠主持会议，他说：“最近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现在桂林两派的代表被中央召到北京开会，情况必然要出现变化，所以前方同志回来要求处理一批（即杀一批“2·12” 派的人）。……”在讨论中有5人发言。李先德说：“后方（留守）的同志将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我们赴桂林的同志要向在家的同志学习。我们回来是要与大家交换心情，统一思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蒋正本说：“要干（即杀人）就要抓紧时间干”。王天德问：“材料怎么样”？吕明忠说：“材料够了的”。邱建生说：“现在就干”！会议经研究，提出要杀掉的人是：苏良钰、程忠纯、吴尚贤、李超、廖杰、张伯勋、覃荣华、戴开志等一批人。在讨论如何杀这些人的时候，有的提出先抓几个到桂林干掉；有的提出由各单位组织群众，利用批斗会的形式，由群众乱棍打死较好。最后形成统一的意见，同意用第二种方案。

7月15日，赴桂林武斗指挥部将在武斗中被打死的县百货公司人员黄金成的尸体运回阳朔，16日在公园开追悼会，“联指”派头目即利用此机会煽动“杀人垫底”，当即把关押在文化宫的程忠纯（县百货公司干部）、苏良钰（县委委员、县粮食局局长）、李超（县合作社干部）押到公园追悼会会场，强迫他们跪在死者黄金成的尸体前，当即杀人来祭奠死者。苏良钰是被凶手们先用刀把耳朵割下，再用刀捅死，其他二人是用乱棍毒打后枪杀。这真乃人世间罕见的杀人惨剧。

8月3日晚，“联指”派工农兵指挥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拘留莫崇跃（县邮电局干部、“2·12”派成员）批斗大会，同时由纠察队把关押在文化宫的“2·12”派成员20多人押到礼堂台上作陪斗。批斗大会由牟科永（教育局干部、指挥部成员）主持。批斗大会开始后，蒋彬（县委组织部干事、赴桂林武斗县直属民兵连指导员）和一部分民兵进入礼堂并冲到台上，蒋彬抢过话筒，高喊：“保卫红色政权的战友们、同志们！我们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在后方这么安然，我们的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来还”！在蒋彬的煽动下，先后有40多人手持木棍冲上台，轮番毒打被批斗的“2·12”派成员，莫崇跃、莫文初、吴尚贤、吴章龙、农汉和等人当即被乱棍活活打死，其余20多人全部被打成重伤。

不但在前方武斗的“联指”人员不时回来“杀人垫底”，留守后方的“联指”人员也在县革委和人武部的组织下掀起了杀人的狂潮。

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了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习称《6·17公告》）。6月25日，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宣读了《6·17公告》，并传达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指示，强调在全县开展“三查”运动，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6月27日至30日，按照县革委的指示，各公社又先后召开革委扩大会，学习《6·17公告》，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7月3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7·3布告》。为贯彻《6·17公告》和《7·3布告》，县直机关和各公社、大队同时向“阶级敌人”刮起了“12级台风”，一大批“2·12”派成员、支持“2·12”派的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斗争，一些人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如县直机关的张伯勋、覃荣华于1968年7月30日在游斗中被打死；戴开志于8月21日在游斗中被打死；县水电局副局长苏志生、农业局干部朱方瑾被逼自杀身亡，支持“2·121” 派的副县长阎秀清被打重伤致残；县良种场职工莫振云、李志华、莫继荣、周祯、林九准、林用忠、林杰、林素、林五高、秦中意；白沙区群众陶天喜、刘德展、刘五一；公路道班职工廖金祥，兴坪公社的秦社林、秦金发、秦运荣、秦水荣、秦年生等人都被非法杀害。更有福利区普益粮所干部廖大文被残酷斗、打后，被本单位职工陈永吉、管德疆二人用绳子把手反绑，面朝下，头在前，从福利礼堂沿着老街那高低不平的石头路上一直拖到漓江边的鲤鱼洲上，约800米的路程，廖大文被活活拖死。

在向“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的狂潮中，当时的每个公社、大队几乎都在乱杀人，据八十年代中期“文革处遗”时的统计，全县先后有639人惨遭杀害（少数是被逼自杀的），727人被打致伤残，2513人被残酷批斗。被害者有的死于枪杀，有的死于棍杀、刀杀、石头砸死，也有五花大绑推下河淹死的，更有一些所谓“四类分子”被捆绑后，从阳朔公园山上的卧云亭丢下砸死，死者血肉模糊，脑浆四射，令人惨不忍睹。

就是在笔者的家乡绛村，那时与黄射塘、竹仔简、杨梅先、岺脚村、石排脚、王家、龙早村等十多个自然屯统称顺梅大队，属福利公社管辖，一个地处阳朔、平乐两县交界地的山村地带，文革中这里并没有什么两派之争，更没有发生武斗，在县革委会号召落实“7·3布告”、“6·17公告”，“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的运动中，就有五位农民被枪杀。这些冤死者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之事，如龙早村的苏干祯，杨梅先村两名姓苏人家，王家村的黄建都，此四人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岺脚村的农民莫志忠则是贫下中农，只因在家中贴毛主席像时，把像的眼睛给铁钉硑坏了，成了一大罪状，另外是诬指他私藏枪支，也被枪杀了，这五位农民都成了枪下之鬼，是天大的冤死者。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杀人惨案，令人悲痛欲绝，无比愤恨。这些众多的无辜冤死者是多么地可怜，多么地令人同情和惋惜啊！惨遭屠杀者中的廖金祥是阳朔兴坪人，是我在阳朔中学的同班同学，死者苏良玉是阳朔福利人，是一名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是我阳朔中学同年级同学苏良民的哥哥，他们都死的十分悲惨。所有这些凶杀惨案，真乃使大地哭泣，青山垂泪，漓水悲咽。人们定会追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滥杀无辜，是谁给了这些凶手们乱杀人的权力？是谁在背后支持和纵容他们滥施暴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世道呢？！

四、值得回顾和反思的历史

认真回顾并深入反思这段历史, 拒绝遗忘，这是我辈今人应有的正确态度。

“文革” 是一场浩劫、一场有史以来人世间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这是除毛左分子外所有人一致公认的。而“文革” 之在广西、在阳朔，1968年出现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杀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更是历史罕见，是全中国”文革” 中大灾难最最惨重的地区。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全广西乃至阳朔县在“文革” 中会有如此惨重的大屠杀惨案，鲜活的生命会舜间消逝。而大屠杀过后对杀人凶手又长期不作调查处理，让杀人凶手长期逍遥法外，有的反被提拔重用，并且长期捂住盖子不准人揭露和议论大屠杀之事，谁要敢于揭发和议论，就会遭到打击乃至镇压。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一切事情都是清楚明白的，这场大灾难之所以发生，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是和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一系列歪理邪说有关的；其次是他的帮凶林彪一伙，以及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 一伙、 还有那个阴险狡猾的康生，就是这么一些掌管中国最高权力的人，他们都是罪责难逃的。 全国各地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灾难事件都是因他们的歪理邪说和胡作非为而起的，他们的为人和种种罪恶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褥柱上。

然而在广西，“文革”中所发生的种种灾难，除了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等一批最高当权者罪责难逃外，主要的罪魁祸首应是韦国清。正是这个被他的吹鼓手们称之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女”、“ 一代英才亿人景仰” 的韦国清，无数的事实充分说明，实际上他是广西的土皇帝、迫害狂，是广西大屠杀的始作俑者。文革期间广西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就是因他而起，他阴险狡猾，为保住他的权位而支一派、压一派，大玩两面派手法，向中央妄报军情，谎造“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 发布“6·17公告”， 鼓动各地大刮“十二级台风”， 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并公然调动部队和“联指” 派民兵围剿“四二二” 派及桂林“老多” 派，诬称他们是“反革命”、“ 反共救国团”， 广西各地凶杀案的屡屡出现，其源皆因韦国清之故。

在阳朔，杀人的直接指挥者就是迨连刚、辛恒山、黎咸称、吕明忠、李先德、蒋彬等一批人，而那些残暴打人、杀人的众多凶手则是一批靠吃狼奶长大的愚昧暴民。正是这些“义和团”式的凶残愚民，是所有凶杀案可恨可恶的直接罪犯。在八十年代“文革”处遗时，对这些人本应纯之以法才能平民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众多的杀人凶手除少数几个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外（没有一个被判死刑的），大多数只作党纪、政纪处分，而农村中的杀人凶手则无任何处分，实在令人愤恨、不满，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活着的人们，要深入揭发批判毛泽东的一系列罪行，特别是文革的罪行，提高认识，以杜绝文革灾难的重演。而在广西，除了揭毛批毛以外，当然还要深入揭批韦国清，因为他是广西大屠杀的直接制造者，他的罪行至今还没有很好地清算，流毒远未肃清。

为了避免文革之类的灾难在中国重演，深入揭毛批毛当然是首要的问题；在广西更要深入揭发批判韦国清，这是十分必要的。除此而外，人们更应该深入反思文革，因为文革之所以会出现，皆因是独裁专制社会制度的缘故；如果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就绝不可能出现文革之类灾难的。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要在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狠下功夫。为此必须做到袪除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市场化，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一句话就要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惟有这样，才能使文革之类的大灾难不至重演。但愿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认识这些，并能积极地投身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中，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才会与世界接轨，早日走上宪政民主的光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