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夫的晚唱

本博客宗旨为介绍与交流有关文革历史的研究
正文

南宁三中教师张德忠 不该发生的悲剧— —一个幸存者的回忆 (广西文革亲历记)

(2018-12-20 21:56:22) 下一个

 

 

一  前言

一九六六年仲夏,以中央名义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告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开始。这场历时十年(比抗战八年还长)的运动,使中华大地蒙受的破坏和灾难,不亚于一场战争。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难以算计的无辜者罹难,受伤害的人不计其数。是二十世纪中又一震惊世界的人类大灾难。这场灾难既不是来自天灾,也不是来自外来侵略,完全是由当权者荒诞决策引发内部自相残害造成的。确切地说,是最高当权者违反党心民意,滥用民众的愚昧和个人崇拜所获得的绝对权威,大搞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这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悲剧所在。

“文革”时,我正步入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到广西南宁三中任教,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卷入了这场运动,并自始至终经历了“文革”全过程,蒙受了巨大灾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述说他从元营南逃时,经历的死亡威胁达十八次之多,而我经历的死亡威胁比他多得多。可他是为了拯救南宋江山,而我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么一个虚妄的口号。为了这个口号,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可爱的热血青年枉送了性命,比之他们,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今,“文革”噩梦已成为历史。历史是后人最有益的教员,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视历史,而正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当代人,能忽视历史么?可现实的状况确令人担优,许多人对刚离去的“文革”史淡忘甚至遗忘了,尤其是青少年,对“文革”史知之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偶尔跟他们谈起“文革”发生的事,他们瞪起疑惑的眼睛,以为是天方夜潭。去年,我跟一位上门搞推销的大学生聊天,问他知不知道“文革”,他愣了半天吱唔回答:“文革?是不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呀?”我哭笑不得,深感悲哀。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人才,不懂历史,如何担当重任?我深感有给青少年补补历史课的必要。

我拜读过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 》等著作,很敬佩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还奋力笔耕,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诉诸文字,启迪教育后人。

我十分乐意响应季老的呼吁,在有生之年把我在“文革”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以作那段历史的佐证。

岁月无情,经历“文革”的人,很多已经谢世,当时的青少年,如今也步入花甲之年,无须太多时日,所有经历“文革”的整代人必将消亡殆尽,我愈感时不我待,有奋力疾书的必要,否则就对不起以无数中国人的血与泪书写的那段历史。

我坚信,“文革”那段历史留给人们思考、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宝贵了,如果真能读懂它,对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保证我们国家走上文明富强的康庄的大道,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不是史学家,不可能全方位记载和评价那段历史,只能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和极其有限的范围,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叶知秋,读者可以从中窥到那个时代的概貌。况且我所在的广西南宁,是“文革”的重灾区,武斗最为惨烈,杀人最为疯狂,把古称“南蛮“的一个“蛮”字,表露得淋漓尽致,可称“文革”的典型之作。

笔者绝对忠于史实,摈弃任意夸大歪曲捏造事实的“文革”作风,所暴露的丑恶行径,只会缩小,不会夸大。之所以缩小,是因为笔者实在不愿把那些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有玷人类视听,丢尽中国人脸面的兽行见诸笔端。

一九九O年七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了《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简称《年表》)》一书。该书翔实记录了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间,广西,南宁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很有历史价值,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文革”中,我身边的许多人罹难了,当中有我的领导,同事、老师、同学、学生和亲友,我是个幸存者,所以就以《不该发生的悲剧——一个幸存者的回忆》作为本书的书名,以寄托对死难者的哀思。

 

二  狂飙天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是儿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尤如狂飙天落,顿时搅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无处安宁。学校停止上课,每年一度的高考也终止了,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狂热地杀向社会,或去横扫“牛鬼蛇神”,或去深挖“阶级敌人”。人们一下子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两大群体。“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高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时兴口号,任意去搞打砸抢抄杀,使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苏缓过来的国家,又坠入了灾难的深渊。

这场混乱无序的残暴运动,还美其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他的话被奉为比封建帝王的圣旨还有权威的“最高指示”,违反“最高指示”是莫大的罪过,立马招来杀身之祸。

“文革”之初,我在南宁市郊的石埠公社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运动。我校是历史悠久的广西著名学府,坐落于青山脚下,南湖之滨,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踏进校门,我就明显感受到美丽的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昔日琅琅书声和欢歌笑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 ,很多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也有学生成了“小邓拓”,弄得人人自危。

出身不好的师生,惶惶不可终日,而“红五类”的活跃分子组成“文革”领导小组,趾高气扬,把持广播站发号施令。

一天上午,“文革”领导小组通过广播站发出通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们又挖出三个阶级敌人,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立即到2-4栋教室之间的革坪集合,参加批斗大会”。

到了会场,看见三个“敌人”被押到水泥乒乓球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个子高瘦,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上写着“逃亡地主胡里仁”,还别出心裁给他安上一条稻草编成的,又粗又长的狐狸尾巴。

第二个是语文老师覃克已、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

第三个是农场工人罗里钊,为“富农分子”。

说是批斗,其实是漫骂和殴打,在怂恿野蛮的年代,谁出手最狠,最显示他立场坚定,革命性强,可怜三位“敌人”,无端饱受皮肉之苦,尤其是胡老师,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看到这种丧失人性,不讲人道的行径,我非常反感,心里发出疑问:“这也叫革命?”

共事数载,我对这些“敌人”有基本了解。

胡里仁老师解放前就以教书为生,是三中在职级别最高的老教师,平常不苟言笑,一心教他的物理,顶多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何来“逃亡地主”?

覃克已,壮族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壮音,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可在肃反运动中已把历史问题交待清楚,作了结论。他谨小慎微,埋头工作,说话不敢大声,对我们年轻教师也是客客气气的。

罗里钊,三十出头的农场工人,土改时也不过十来岁,是富农 子女,怎够得上“分子”?

批斗会结束,当即宣布把他们押送回乡,交由贫下中农管制。这一押送,除了年富力强的罗里钊能熬到“四人帮”倒台,重返三中获得平反外,其余两位却先后魂断故里,含冤谢世。

最惨的是胡里仁老师,还株连了他的妻子——校图书管理员黄佩琴,以及一个刚五六岁的小儿子——,一家三口一并押送回老家桂平西山。到家当晚,胡老师不堪折磨上吊自杀了,成了三中“文革”中丧命的第一人。

押送胡老师回乡的两个人,一是原为体育老师,“四清”后擢升为人事干事的林伟×,另一是当红的高三女生李××。他们得知胡老师自杀身亡,赶快拍屁股溜回南宁。

在评述三中文革史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三位关键性人物,他们是“红五类”的突出代表,“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左右三中形势的铁腕,而且自始至终,掌握师生员工生杀大权,三中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都是他们导演出来的。他们是“文革”功臣,也是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意外受益者。

第一个人物“金牙”,就是前面提到押送胡老师的林伟×。之所称之为“金牙”,是因为他镶了一口金牙,见了人——那怕是“敌人”,也咧开嘴,露出光灿灿的金牙,他可是阴险毒辣的笑面虎,后文当有具体的描述。文革初期,他正是利用掌管档案之便,向狂热的学生抛档案,才使一批批教职工成了“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他还非常贪婪,趁机发国难财,好些被抄家丢失的物品,竟出现在他家里。

第二个人物“胸毛”李天保,高三男生,成熟过早,长得高大粗壮,小小的眼睛,粗粗的脖子,性格孤傲野蛮,爱耍弄口舌,挖苦别人,以显示自己超凡的才智,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其长相怕人,面部肌肉块块饱绽,一片浓黑的胸毛令人生畏,整个形象没一点斯文的学生味,倒让人联想到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专司砍人脑袋的刽子手。我从不信相师那套,凭长相判人好坏,断人善恶,预卜未来。可“胸毛”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没有辜负他那副长相,成了残害老师,杀害同学的刽子手,后文当会展示给读者。

第三个人物“泼辣”李××,高三女生,就是前面提到和“金牙”一起押送胡老师的那位女将。她争强好胜,常跟人大声争吵得脸红耳赤,给人突出感觉是两个字“泼辣”。

以上三位于“文革”开始就十分活跃,“金牙”幕后策划,“胸毛”、“泼辣”前台表演,一批批“阶级敌人”是由他们揪出来的。

除胡里仁等三人之外,刘择之、李启林、李伟昌、罗梓元、梁禧,……几乎所有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难以幸免,卢冬被打成“美蒋特务”,陈振昌被诬为“特嫌”,梁洪亮被定为“跳梁小丑”,连有多年党龄的梁志岳也成了“国民党兵痞”,老党员徐镇璇,也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这些“阶级敌人”,很多是我钦佩的长者或好友,他们都是顶好的人。

梁洪亮,印尼归侨,亲历印尼排华的惨痛,深知祖国强大才能使海外华人挺起腰杆。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上大学,一心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可没想到,刚走上讲坛两年就遇上“文革”,他为人善良正直,对那种违反人道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公开表露他的愤慨,于是遭“胸毛”等人的围攻,诬之为“跳梁小丑”,从此得了个“小跳”外号。

陈振昌,跟随伯父在香港读书 ,高中毕业时,其旅居美国的父亲要他去美国上大学,可他执意要回国。其父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听从安排,则断绝父子关系,停止供给,逼得他在父亲和祖国之间作出选择,可他毅然选择了祖国,在伯父的支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了三中一名出色的数学教师。宁要祖国不要父亲,请问世上哪有这么可爱的“阶级敌人”?

卢冬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同年分配到三中语文组,他思想活跃,性格开朗,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却有一段光彩的革命经历.他母亲在香港被人骗走了一大笔钱财,遭丈夫扫地出门,由一个官太太沦为洗衣妇。出于对母亲的同情和关爱,卢冬常背着父亲去探望母亲,无意中结识了香港地下党,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参与解放广州战斗后正式转为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他满怀激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停战后,他转业到广州某机关当了副科长,一九五六年响应号召参加高考,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庭出身和容易被人误解的经历,他在肃反,反右中受过冲击,一九六四年,三中作为“四清”运动试点,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是“美蒋特务”,“四清”虽说也是极左的产物,但工作组还是认真负责的,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内查外调,加上卢冬积极配合,终于还他历史清白。卢冬十分感激组织为他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表现出色,被评为市先进教师,成为校党支部重点发展对象。岂料“文革”一来,不但“美蒋特务”的帽子又重新扣到他头上,而且前面还多加了“红皮白心”的定语,成了“红皮白心的美蒋特务”。

我清楚记得那天,几个“红五类”学生把卢冬拖到办公楼前的乒乓球台上,拳打脚踢,把他衣服也撕破了,恰好市委书记肖寒到三中暗访,目睹这野蛮的一幕,可他不但没批评制止。反而称赞小将的“革命行动”,不久,一版版的大字报刷了出来,专是围攻卢冬的,他成了全校最受瞩目的“敌人”,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逼令他写检查。

“文革”伊始就被打成“牛鬼”的刘择之,是语文组的元老,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知识分子,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是位爱国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由上海赴北平探视母亲,师大学生得知,请鲁迅回校演讲,并强烈要求鲁迅重返师大执教,于是选出四名代表拜会鲁迅,刘老和田家英都是代表中人,受到鲁迅亲切接见,亲聆鲁迅的一番教诲。“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奔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年轻的刘择之被推举为团长,他满怀救国热忱,率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蒋介石害怕学生避而不见,愤怒的学生冲进总统府砸个稀巴烂,蒋介石不敢公开弹压,却暗地里抓捕学生领袖,刘老也上了黑名单。他得到共产党的通知,避开国民党的搜捕,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就在邓小平手下当了团级干部,为拯救民族危亡驰骋沙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军界,{注}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当了一所联中的校长。国民党打内战败北时,刘老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跟蒋介石去台湾,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刘老选择了后者到南高任教,一九五四年南高改名为南宁三中,他便成了三中语文组的元老,“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连累了他的妻子——厨房工人黄阿玉,几次走过南湖想投湖自尽。

这么多好人被打成阶级敌人,横遭迫害,这样的“革命”我实在难以接受,所以非但恨不起他们,反而给予同情和鼓励,要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

荒唐岁月,每天都有荒唐事情发生,一天上午,几个“红五类”揪住个瘦小的男生拖到礼堂,拳脚交加,指控他为“现行反革命”。后得知原委,令人不寒而慄。这位学生姓肖,虽非红五类,但安份守纪,他做梦也想不到会祸从天降。那天早上他上厕所,用了小半张旧报纸作手纸,被有心的“红五类”同学发现,说他用毛主席头像擦屁股,污辱了伟大领袖,于是招来厄运。天哪,古今中外,难找出如此荒唐之事。谁都知道,当时的大小报纸,都布满毛泽东头像,而生活水平低下,习惯用废旧报纸作手纸的人们,几乎天天在干这种“反革命”勾当,只要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就会飞来横祸。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引起全国更大的混乱,它向人们昭示,中央存在两个对立的司令部,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毛泽东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威,误导全国人民去打倒刘少奇,保卫他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看来十分清楚,毛泽东是最霸道的人,自己发起一场运动,自己订出规则,除了他和他的副统帅林彪不能碰之外,对任何人都可以揭批斗,这犹如一场极不公平的竞技,先捆住对方的手脚,而他则可以抡起十八般武艺,爱打谁就打谁,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对方绝无申辩的权利。毛泽东这种极端霸道的作风,注定了刘少奇的悲惨命运,也注定了中华民族遭受十年浩劫的大悲剧。

鉴于乱抓人打人之风日盛,中央颁布了《十六条》,传达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欣然接受并佩戴上宋斌斌献上的红袖章,还给她改名为“宋要武”,这不啻承认自己是这个组织的后台,于是促使红卫兵如瘟疫漫延,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推动文革,制造无数罪恶的急先锋。

我校的“胸毛”、“泼辣”等红五类活跃分子紧跟潮流,联合其他学校的同类,成立了南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盾牌”红卫兵,效仿北京,杀向社会,深入大街小卷,把“黑五类”及其亲属赶出城市。

学生干得起劲,老师不能落后,在“金牙”等人策划下,三中第一次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对熊景樁的专场批斗会, 主持人刚念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手中却拿着小鞭子,叫把熊景樁 押 上来。两名强壮的中青年老师把熊老押上,边数列他的”罪状”,边拳打脚踢,主持人也做样用鞭子打了几下,接着两三个好表现自己的中青年老师冲上去大打出手,一个用铁钳钳耳朵,一个用铁线勒脖子,像拖死狗那样拖来拖去,末了还拿锅底的黑烟抹脸,把熊老弄成了黑鬼,批斗会纯然成了折磨人,侮辱人的展示会,许多教工,尤其是女教工不忍心看下去,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但中了邪,发起疯来不比学生逊色。

熊老年逾花甲,个子瘦小,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走路显龙钟之态,己是风烛残年,退休在家聊度余生,他与世无争,于人无害,对这么一位在教坛上耕耘了大半生的长者,何能下此毒手?大概中”封资修”之毒太深,江山易政,本性难移,目睹这残暴的一幕,我怒火中烧,几次想站起来大喝一声,“住手!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既无“红五类”的荣耀,也无“黑五类”的羞辱,历史清白,任过团委书记,所以没受冲击。可是我看不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对受害者予以同情,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性格,注定了我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

沉默了很久的卢冬,突然在大字报棚的显著位置刷出了一版大字报,题名为《进军号》。公开反击先前大字报对他的诬蔑和攻击,辞锋犀利,有理有据,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是三中“文革”以来最讲道理,最具说服力的大字报,它打击了歪风,弘扬了正气,广大师生深受鼓舞。卢冬成了受害师生心目中的英雄,纷纷起来效仿他用笔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金牙”、“胸毛”、“泼辣”等那几个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不敢为所欲为,学校又有了欢声笑语。可灾难却移到了领导头上,因为《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的矛头对着他们,我校主任以上的领导,被赶到西乡塘强制劳动,刘文强主任就是在这次劳动中弄断一只手指,留下终身残疾。

毛泽东连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掀起了全国大串连高潮,各校红卫兵打出各种旗号走出校门,效仿当年红军,进行艰苦的长征。

校园清静了许多,“走资派”、“牛鬼蛇神”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意想不到的厄运等待着他们,等待着卷入“文革”深渊的亿万群众。

三  进京朝圣

短短两三个月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搞接见,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隆重盛大。受接见的代表, 被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倍受尊重和优待,乘车、吃住全由国库开销,这岂止是“免费的午餐”,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奇遇,引得无数朝圣者涌入北京,首都人满为患。

时令进入秋天,学校接到通知,有几个革命群众代表名额分给我校教职工,进京接受伟大领袖的第八次接见,于是召开紧急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这批代表。当然,指明为“革命群众”代表,“走资派”、“牛鬼蛇神”及“黑五类”等无权参加,“金牙”等一些整人打人的活跃分子,虽有权参加,但群众厌恶而落选了。我不属上面两种情形,不但有权参加,而且还顺利当选,被推为领队。

开好证明,打好行装,我率领三中代表队出发了.到了火车站,见人山人海,大多是戴军帽,穿军装,扎皮腰带,佩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争先恐后,从车门、从车窗,拼命挤上车。我们一行通力协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了车厢,占得五六个座位。后面来的,别说座位,能有个立锥之地就不错了。走道、行李架乃至厕所——一切空隙的地方全挤得水泄不通,列车严重超员。最麻烦的是拉屎拉尿,要事先作好安排,利用每站停车的片刻,分批下车突击解决。没等到车停小便憋得慌的,或尿在裤里,或射出窗外,“羞耻”二字全然不顾了。这恐怕也是史无前例最艰苦卓绝的远途旅行了。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到达北京,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幸亏马上享受到毛主席“客人”的待遇,一下火车,就有解放军迎接,送到接待站安排食宿。

我们所在的接待站地处西长安街的偏街上,是北京千百个接待站中的一个,“客人”走了一批来一批,经常处于饱和状态。接待那么多客人,够难为北京人了,不能期望过高,我们只能睡大铺,席地而卧,垫的是稻草麦杆,盖的是长了虱子的军用棉被,一日三餐免费享用。

在站里,我遇见两位四川小姑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已经出来一个多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次是第四次进京。他们离家时各自只带一元钱,靠转手倒卖赚一大把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望着两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十分感慨。是呀,文化大革命真是”锻炼了群众”,不仅是大中学生,还包括小学生。

我们这群大小“客人”,全按军队编制组成连排,由解放军指导,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列队操练,准备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与此同时,我们学会了一套盛行的仪式——胸前佩戴领袖像章,手里拿着领袖语录,说话时语录紧贴胸口,朝见时右手挥动语录,口中响亮三呼:“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整套仪式,比古代臣民朝见皇上还要繁杂。这套仪式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且日益创新,如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绣“忠”字图,跳表忠舞,闹得六亿神州沸沸扬扬,如痴如醉。

北京的秋天,寒气逼人,出门很不好受,但我们是学校选派的代表,任务是来取“文革”真经的,空手回去不好交代,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北大参观。

之所以首选北大,因为她是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被捧为“文革英雄”的半老徐娘聂元梓正坐镇那里搞得热火朝天,如果说北京是“文革”的发源地,那么北大正是发源地的中心,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她简直成了中国的麦加,要取真经,当然首选北大。

幸好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我们一行用罢早餐,带上干粮出发了。两位工人代表说身体不适,留下休息。

读大学在北京四年,地理熟悉,我成了当然向导。到了公共汽车站,见满街是人,乱哄哄的挤公共汽车。车开了一趟又一趟,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到了北大已近中午。

大概是有意给朝圣者作示范表演,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个舞台,批斗会每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到达时,批斗会还没结束,看见一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押在台上,低头弯腰,作“喷气式,”因人多嘈杂,距离太远,既看不清挨斗者的表情,也听不清斗人者的话音,不得已,只好四处转转,看看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怕误了晚餐,我们匆匆离开北大。

此后几天,我们去了清华,北航、地院等几所高校,情况大同小异,只是没有北大热闹。

几天外出参观,我们没取到什么的真经,却得了不少传单、小报。大家盼着早日接见,一睹伟大领袖的风采。

这一天终于来临,天还没亮,解放军就催促大家起床,匆匆洗嗽完毕,用罢早餐,就到街上排好队形。寒风刺骨,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大家搓手搓耳,原地蹦跳取暖,等到曙光显露,满天朝霞,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唱着时兴的语录歌向目的地进发。九时许,百万大军云集长安街东段。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登上天安门,检阅开始,百人一横排的队伍浩浩荡荡,由东往西走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人群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大家狂热呼喊,不少人热泪盈眶。虽曾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我还是深受眼前狂热到极点的氛围感染,情不自禁地涌出热泪。可我在注目天安门城楼时有种新感觉,许多熟悉的面孔消失了,换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批新的面孔,于国家是福是祸?我无法猜想。

“文革”开展以来,短短的三四个月间,毛泽东就连续举行八次接见,耗费了国家无数人力财力,其目的是为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煽动亿万群众追随他推进“文革”造势。历史已经明确,“文革”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一出丑剧、惨剧,那么八次接见就是这出剧的序幕。

接见过后,我们代表的使命已经完成,解放军动员大家尽快离京。离家多日,我们也很想家,于是踏上归程。

此次进京,接受了一次“文革”洗礼,回校之后,我周围很快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最先遭受迫害的卢冬私自赴京上访也回来了,大家商定成立自己的组织,我和卢冬被推举为头。我们不搞唯成份论,不论家庭出身、有何海外关系均可自愿参加,因此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三中教工最大的群众组织。有了组织的依托,大家便无受人围攻迫害之虞,从北京带回的传单资料,分工抄写张贴。人人热情高涨,常干到深夜,但心情舒畅,有说有笑,一扫昔日笼罩心头的阴霾。

进京朝圣,成立组织,积极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以致招来无穷祸患,几乎丢了性命,事后反思,才意识到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迈出的最幼稚,最愚蠢的一步。

四、武斗逃难

如果说六六年底前,“文革”尚属煽风点火的前期阶段,那么迈入六七年后,则是恶果显露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发展时期。有三件事直接掀起“文革”飓风:一是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发表,二是得到毛泽东肯定和盛赞的上海一月夺权经验向全国推广;三是中央公开提出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和他的司令部,但都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由此,派战不断,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演变为“武化大革命”,使用的武器也迅速升级,从原始的石块长矛,到现代的洋枪洋炮,几乎把人类战争史复制了一遍。

广西,南宁,分成了“支韦打伍”和“支伍打韦”两大派,前者简称“联指”,由最先起来造反的盾牌红卫兵和赤卫队组成,后者叫“四·二二”,是受迫害压制而后起的造反者组成。

两派各支持的都是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韦”指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伍”是伍晋南,区党委书记。

六七年元月二十九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二月一日又贴出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这是他主动在“文革”中的表态和亮相。

此后,围绕区党委和广西日报夺权以及砸烂“工总”等问题,两派冲突加剧,引发了武斗。

四月下旬,中央召两派代表赴京,同住京西宾馆,我和卢冬作为“四·二二”所属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派去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京,和“四·二二”代表团同住于京西宾馆。此时,不断传来南宁武斗和“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攻打“四·二二”的消息,引起两派在京代表的冲突。

有一天,在和联指代表的辩论中,我遇见陈时,他是“四·二二”属下南宁市公安局“枪临逼”组织的成员,特意赴京汇报南宁武斗及“四·二二”受“联指”攻打的情况,他告诉我南宁局势很坏,放心不下,他要赶回去。想不到此去成了永别,他回去不久被“联指”枪杀了。

陈时是我初登讲坛的第一批学生,原在南宁三中高六十六班,天资聪慧,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尤其擅说相声,三中每开晚会,总少不了他的节目,而且是自编自演,逗得全场笑破肚皮,获得全校最喜爱的笑星的美名,我这个语文老师自愧弗如,可以断言,如果他有机会师从候宝林、马季,定能成为姜昆、笑林那样闻名全国的一流笑星,可惜他走了另一条路,高中毕业放弃高考,学董加耕走下乡务农之路,和林德铭、关眉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市郊石埠公社插队落户。务农期间,他认真磨炼,和农民一起到城里挑大粪,成为名扬一时的新闻人物,后来被市公安局抽调去当了一名公安,“文革”公安局也分了两派,他参加了“四·二二”一派,成了这场运动的无辜牺牲品。

在京等待中央解决广西问题遥遥无期,六月中我回到南宁,住在三中红革会驻反帝医院据点,碰上武斗日炽,为了避难,我和钟碧秋、刘文强、梁志岳、冼国裕,黄兰芳,阳明熙等一批同事逃去湛江。湛江两派正酝酿武斗,也不安全,便转往桂林。桂林是老多的大本营,“四·二二”占绝对优势,当时武斗硝烟遍布神州大地,这里却是没有硝烟难得一见的绿洲,也成了全广西“四·二二”的大后方和避难所,南宁及各地的难民大都跑来这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和关照。桂林市民还慷慨捐钱、捐粮,解救衣食无着的难民。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周总理作了有利于“四·二二”的表态,还派六九八四部队进驻新华街、解放路、展览馆等“四·二二”防区进行保护,广西局势恢复平静,外逃的难民陆续返回。我回南宁不久,听说朝阳广场司令台陈列了三具尸骸,作为控诉“联指”杀害“四·二二”的罪证。我跑去看,果然,旁边还标明死者姓名及遇害经过。最长一具是陈时,其余两具是林德铭和周广受。陈、林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于我的脑际,陈活泼可爱,尤其说相声时样子很滑稽。林眉清目秀,待人彬彬有礼,脸上常挂着微笑,想不到这两位努力上进的好青年竞死于非命。周广受我从不认识,是刚从部队转业到林教大队的。这三位都不是死于武斗,而是偶尔落到金鸡村民兵之手,被“联指”江南片指挥部拉去枪毙的。

第五次接见明令禁止农民进城武斗,强调两派大联合,本来是广西局势的良好转机,可是当局者没好好把握。广西好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后果,《年表》有如是记载:(P-53)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达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

黄天辉连夜带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得一个,我老婆也得一个。”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这只是万千杀人案中的一起。这股杀人风未能制止,不久竟发展为全区性的大屠杀。

广西两派武斗中,因“联指”有大量武器,更有大批民兵支持,所以处处占上风,而“四·二二”却武器极少,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被迫千方百计去搞武器。八月二十日晚,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枪,归途遭“联指”拦截。三中红革会派人参与抢枪行动,当中有我不少学生,因此我甚为关切,跑到江边客轮上等候消息,联指从对岸用机枪扫射,我亲睹一名船上群众中弹身亡,吓得我心惊胆战。黄昏时分,载人抢枪的船冲破拦截归来了,死伤了好几人。我高七十九班学生莫文冰手臂中弹受伤,幸无生命危险,算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了。

局势动荡,搅得人心不宁,广大群众,都盼望结束动荡不安的生活,当中央发出回原单位闹革命,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号召,两派群众都积极响应。三中两派都回到学校,又在一个饭堂里吃饭了。我和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刘文强、阳明熙、吴增炽`黄仕良,冼国浴,`,郭先安、吴艺玲等多位有头脑的同事商定,我们主动找对方倡议,首先实现两派教工的大联合。这倡议得到陈荣安等“联指”头头的响应。我们还商定,年关将近,共同组建巡逻队保护三中教工的安全,不允许外单位来干扰破坏。这良好的愿望,得到驻校“支左”的解放军支持,这样,三中出现了少见的和平气氛,一直受压的“四·二二”群众终于结束了逃难生活。

可是我们太天真了,只要“文革”不结束,凭我们小小的单位,小小的力量,怎能遏止日趋恶化的大势?到了六八年,南宁,整个广西进入了更凶残险恶的年代。

 

五、血染校园

一九六八年,“文革”进到最疯狂的岁月,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意想不到,他亲自点燃的“文革”烈火肆意焚烧,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全国到处是武斗的硝烟,到处是罪恶的杀戮,把他的臣民推进灾难的深渊,把他缔造的党国推到崩溃的边沿。

广西更是如此,随着区革筹和各地革委会成立,出现全区性的大屠杀,容县黎村和宁明上石,还有凤山,是典型之例。

六八年春的一天,熊爱玉来三中找我哭诉,说他爱人黄兆昇老师从北京刚回到南宁就遭“联指”绑架,去向不明。我和我的同伴异常震惊,立刻展开营救活动。我们找到“四·二二”原总指挥龙智铭。当时区革筹已成立,他作为老“四·二二”的代表当了革筹副主任。可这个副主任只被当作新生红色政权的点缀品,没有一点实权。伍晋南也是革筹领导成员,但被“联指”拉去和贺、霍、傅、谢、袁一起进行游斗,自身难保,我们唯一的依靠是龙智铭,他是个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人,非常尽力,一方面发动舆论揭批“联指”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绑架的特务行径,一方面亲自去找革筹主任韦国清。韦国清置之不理,又去找魏佑铸。魏比较正直公道,在他干预下“联指”才放人。可黄兆昇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遍体鳞伤,走路须人掺扶。据他讲述,绑架他的是“联指”属下的南宁“小八”,关押在区党委大院内原傅雨田的居室。傅被打成“叛徒”拉去游斗后,全家被扫地出门,于是这房子成了“联指”秘密关押审讯受绑架者的白公馆、渣滓洞。黄兆昇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余天暗无天日的生活,受尽了严刑拷打。可悲可叹的是,这种法西斯行径,竟发生在区党委眼皮底下的大院里。六八年间,这样的私设监狱遍布南宁、遍布广西,黄兆昇能活着出来是十分幸运的了,而许多人进了“联指”监狱却走了一条不归路。

黄兆昇得救不久,梁洪亮又遭绑架。这次是三中“联指”所为。梁洪亮原来和李本正一起在展览馆搞后勤,听说三中两派关系紧张,他想回学校看看,路经桃源路区供销社,被在此设有据点的三中“联指”绑架。为了报复,三中“红革会”学生也抓了朱国良。朱原是三中采购员,虽调离三中,可家还在三中。红革会学生认为他是国民党兵痞出身,是“联指”的军事教练,于是把他抓作人质。关进了医学院104馆。在舆论的压力下,三中联指关了梁洪亮几天便放了,从此他住在区医院他妹妹家,不参与派性活动。

随着各地县革委会的筹建,“联指”对“四·二二”和四类分子的屠杀愈演愈烈,各地纷纷成立了反屠杀委员会,大批难民逃来南宁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避难。

此时,当局决定撤走六九八四部队,“四·二二”和广大市民苦苦挽留,出现军民挥泪依依惜别的感人场面。大家都意识到,失去部队的保护就会大难临头。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新华街水塔脚下,看到了一张处决‘“反共救国团”一批头头的布告,名单上有位熟悉的名字——农培相,他是我校高七十四班学生,刚毕业走上社会。我十分纳闷,他怎么会成了“反共救国团?”可布告是以当局的公检法的名义出,不由得你不信。直到八三年广西进行处遗时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广西当局泡制出来的一大冤案,《年表》有如下记载:(P-89-90)

五月十七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南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

何等阴险毒辣的阴谋,何等卑鄙无耻的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泡制出关系万千人性命的大冤案,而且是出自大权在握的广西当权者之手!不知道历史将如何审判他们?

这卑鄙毒辣的一招立马收到了一箭多雕之效,一,可以把“四·二二”当“反团”加以剿灭;二,最大限度地煽动“联指”群众参与剿灭“反革命”;三,更有效地欺骗农民进城参与武斗;四,可以蒙骗要挟中央放纵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

《广西联指报》公然发出《总攻击令》,把“四·二二”与“反共救国团”等同起来,对拒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这就注定了“四·二二”覆灭的命运。

三中两派本来还是和平共处的,可此时“胸毛”为首的一批“联指”鹰派突然骄横拔扈起来,制造了一个个流血事件,他们占领了全校制高点水塔,接着用铁丝网把礼堂(与饭堂合一)围起,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红革会”学生无处用餐,当然不答应,要求对方拆除,否则派人去拆。“胸毛”利用水塔的高音喇叭气势凶凶地发出警告,只要“红革会”敢走近铁丝网,“一切后果自负。”

冲突一触即发时刻,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阳明熙等共产党员找我商量,叫我去说服“红革会”头头放弃拆铁丝网的打算,以避免学生流血牺牲。他们估计到“胸毛”那种野蛮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立即找到红革会头头王成初,转达如上意见。可他年少气盛,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估计对方,不肯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说对方实在欺人太甚,不能容忍。还说:“我们徒手排着队,唱着歌去,谅他们不敢向徒手的队伍开枪。”劝说无效,我只好叮嘱他千万当心。

临近中午时分,红革会集合了百多人的学生队伍,从学生宿舍区向饭堂进发,果然是徒手,只拿语录本,唱着歌前进,还没走到铁丝网处就枪声大作,好些人中弹,大家忙抢救伤员,驻校“支左”的解放军也参与抢救。红革会武装被迫还击。

这次冲突,红革会死亡二人,伤数人,对方毫无损伤。

死难者中,一是初三男生叶启时,子弹射中额心,送到三0三医院抢救无效。其父是医学院教授,被打成“反动权威”蛰居家中,我把启时的死讯告诉他时,他神态木然,欲哭无泪。另一是高一女生刘凤芝,是位勤奋好学,不苟言笑的女孩,子弹打中胸膛,穿过肺部。我亲临医院组织抢救,并请来她的父母。医生花了几个小时也没抢救过来,当得知女儿断气,两位老人放声痛哭。父亲是医学院讲师,参加“联指”。“文革”就是这样捉弄人,把亲密的父女分属誓不两立的派别,而女儿竟惨死于父亲这派的枪口下,是谁造的孽!

我在医院劝慰凤芝父母之时,学生来告诉我,说“胸毛”带人砸抄了我的家。我回家一看,整个家砸得稀巴烂,蚊帐被褥撕成一条条的,卢冬寄放的收音机也砸了,值钱的东西被抄走,没拿的家俬毁掉,比土匪洗劫还惨。

流血事件发生后,红革会学生群情激愤,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在一个晚上用自制的土炮攻打“胸毛”等驻守的据点。巫抱平自告奋勇,背起炸药包冲到水塔脚,试图炸掉射出罪恶子弹的水塔。因爆炸力太小,水塔巍然不动,可也吓坏了“胸毛”等人,他们勒令住在红楼的“四·二二”家属马上搬走。红楼是三中唯一的三层宿舍楼,紧挨水塔,“胸毛”要强占为据点,与水塔连成一片。被“联指”定为三中最大“走资派”的老校长李厚德一家住在红楼,“胸毛”等全副武装闯进他家,打骂威逼,强令校长搬出。害得他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的长女阿红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惊吓得六神无主,跑去医学院告知她表姐。表姐叫她赶快把病人送来抢救,可受到百般阻挠。还是心地善良的老职工黄才秀和谭叔要来辆木板车,把老校长拉到医学院,可惜晚了,医生已无回天之力。

李校长名厚德,回族,他的人品跟他名字很相符,个子瘦小,脸上常挂着慈祥的笑容,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忠于职守。他不幸中年丧妻,带四五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生活负担甚为沉重,可不影响工作,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给学生授课,教数学。他的教学水平堪称一流,深得学生喜爱。他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三中是全区重点,录取分数比普通中学高很多。他大女儿阿红没达到三中要求,硬是要她到离家很远的六中走读。李校长以其高尚的人品,优良的师德教风,赢得全校教职员工的尊敬和爱戴。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好的领导,怎会成了打倒的对象,最终受迫害致死?

在那是非颠倒,好坏不分的年代,我跟老校长还扯上一段政治是非,那是在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之后,大批党政干部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李校长也写了一纸声明交我转达。出于对他安危的考虑,我劝他把声明收回,不要公开表露,以免惹祸上身。他接受了我的劝告,不料在后来的大批斗时,我被加上一条“与走资派勾结”的罪名。

在我心目中,李校长是最好的领导,是最可亲可敬的长者。对他的不幸,我打心底感到痛惜。八0年学校为他补开追悼会时,我给他写了副輓联:厚德载物,十年动乱遭劫难;德高望重,八方英杰悼忠魂。

三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刚过没多久,又发生第二次流血事件。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胸毛”等勾引外单位的联指偷袭红革会的大本营——实验楼,打死了初三男生王珏、高三男生梁文荫。红革会武装急忙应对,在“联指”武装的退路上设伏。果然,“胸毛”等人进了伏击圈,巫抱平的冲锋枪正对准他们,只要扣动板机,“胸毛”等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是巫抱平始终不忍心,事后他说:“都是同学,怎下得了手。”可巫抱平万万想不到,两个多月后,他自己却被“胸毛”枪杀了。

两次流血事件,都是红革会一方遭受伤亡,而对方无损一根毫毛,红革会学生极端悲愤,复仇的欲望十分强烈,传承文明的美丽校园,成了流血的战场。两派都不敢留在学校,“联指”撤到了园艺场,红革会撤到了医学院,只留部分武装人员镇守三中。

六、学院被困

医学院是“闯兵”占优势的“四·二二”一个孤立据点,除三中外,附近许多单位的同派群众都到这里避难。

我们一批教师,原住在学生宿舍,是离水产研究所不远的平房,“联指”常开枪开炮,有次,一枚火箭弹穿透墙壁在宿舍爆炸,幸无人员伤亡,可我们再也不敢住下,撤到院中心的104馆。此馆专陈放教学用的尸骸,朝夕与之相处,起初很害怕,渐渐就习以为常了。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结为一体,还调动大批民兵,甚至出动部队,以镇压“反团”和落实《七·三》布告的名义,大开杀戒,韦国清亲自下了“对阶级敌人要刮起十二级台风”的动员令,于是南宁、全广西掀起了大屠杀的高潮,在这高潮中,各地县革委会纷纷成立了,区革委会也在密锣紧鼓筹建中,无怪乎群众说,这些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是用万千人的尸骨建造的。《年表》有如下记载:(P-98-99)

六月十九日,广西“联指”常委会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

二十三日,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了一门炮参加轰击……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方”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七月一日,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  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从上面记载,南宁局势之恶劣可见一斑。

连续几个晚上,我们在104馆看到市里火光冲天,簇簇火光由西而东移动,原来是被焚烧的船只沿江飘流,这惨烈景象让人心寒。

有天晚上,三中方向也燃起大火,怕是“联指”的诡计,红革会不敢回去救火。深夜下了一场大雨,火灭了。第二天有人回去看,是红革会学生住的一栋宿舍楼起火燃烧,起火原因无从查明。

一天上午,有位中年妇女抱着两个小孩到医学院哭诉,说她丈夫被园艺场“联指”杀害了。她丈夫姓刘,是团级干部转业到园艺场当了名领导,“文革”中两派都不参加,可“联指”逼他表态支持“联指”,他不从,就把他杀害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便跑到医学院来避难了。听了哭诉,学院里的师生很愤慨,十分同情她的不幸,纷纷捐钱捐粮相助。

园艺场“联指”武装,其凶残和“沥血兵”、“后备军”一样闻名于南宁,肆意屠杀本单位手无寸铁的“四·二二”群众。有位三中毕业到园艺场小学当老师的,名叫屈平(和大诗人屈原同姓同名),和丈夫一起被抓,丈夫跪下哀求:“要杀就杀我,请留下我妻子,她已怀有身孕。”妻子急了,也跪下哀求:“不,杀我,请留下我丈夫,他是根独苗”。刽子手不但不为这感天动地的真情所动,还哈哈狞笑:“你们都争着去死,好哇,成全你们,让你们在阴间也成双成对。”于是把这对年青夫妇杀害了。

什么叫“腥风血雨”,处在当时的环境,你完完全全体会到了。我内心充满焦虑,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命运,不思茶饭,彻夜难眠,终于病倒了。王成初等几位头头来慰问我,带来了糖果饼干之类的罕有之物。被围困的艰难日子,哪来这些东西?在我追问之下,他们才说是从三中旁边的商店里要的,因害怕武斗,店里的人跑光了,食品搁在那里,不用也是浪费。我顿时发火,拒绝收受,严厉批评他们:“亏你们自称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私拿国家的财物?为什么不学学革命前辈,宁愿饿死也秋毫无犯?去年驻守百货大楼的战友不是树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饿着肚子,对大楼那么多的糖果糕点连碰都不碰一下。”几个头头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并同意我的请求,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订出几项保证作为决议。这天是七月八号,是为“七·八”决议。

“联指”加紧剿灭“四·二二”的步伐,在攻打百货大楼中,大楼起火,闯兵头头,“四·二二”总指挥黄达生中弹身亡,医学院为之开追悼会,发誓要为他报仇。

有天,王成初找到我,说闯兵头头跟他说要把朱国良干掉,为黄达生报仇,只需红革会点头,由闯兵动手。显然,他拿不定主意而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朱国良虽说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但他毕竟参加了解放军,还入了党,哪有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之理?这个头不能点。”王成初听从了我的话,留住了朱国良一条性命。

七月正是盛夏,是夏收的繁忙季节,可“文革”收获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人民生灵涂炭,国家走向崩溃,此时却传来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心里在骂,平生第一次对领袖不恭,对“文革”的正确性、必要性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心离开据点,离开广西,离开是非之地,我私下到了空七军大院,向“支左”办表明我的意愿。“支左”办的领导很高兴,表示大力支持,还答应代买一张飞广州的机票,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一天下午,几辆轿车来到空军大院,原来是广西军区领导奉周总理指示,通知广西两派增派代表赴京而到医学院的。空军大院与医学院比邻。空军“支左”办借此引荐我会见他们。他们也表示支持我离开据点,说机票不好买,叫我去大联筹,可保证我的安全。这些领导中我记起的有苏大伦、焦玉福、焦亲自给我写了介绍信。身不由己,我只好听从安排,和他们一起乘车离开空军大院。可万万想不到,我离开据点,却落入魔窟,开始我一生中最惨痛,最惊险的经历。

七、落入魔窟

夕阳西下,轿车穿过南湖桥,沿旧机场入七星路,拐过康乐路直到军区对面的区“支左”办,沿途看见一派破败景象,街上无一行人,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南宁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到了军区“支左”办,大员不见了,留下一名下级军官关照我,他给我要来份简单的晚餐,我哪还有胃口?晚上没被铺蚊帐,让我在公办公桌上喂了一晚蚊子,度过一个难熬的长夜。

第二天早上,军官送来了早餐,叫我吃罢在此等候,他去找车送我去“大联筹”。我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来,“支左”办的工作人员陆续来上班,人到齐了,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列队作“早请示”,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完了,许多人向我投来仇视的目光,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有人对我怒骂:“你们四·二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真坏透了。”我强压怒火没与之论辩,心里却鄙视他们:“哼,你们和‘联指’的造谣诬蔑如出一辙,也配‘支左’?

稍有点常识的人一想就明白,南宁航运全焚,二三十条街道燃成废圩,全在“四·二二”防区之内,世上谁会如此愚蠢,焚烧自己的防区把自己逼到绝境?八三年“处遗”时查明,这全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所为,请看《年表》记载:(P-109-110)

七月十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事实证明,所谓军区“支左”办,完全和“联指”坐在一条板凳上,所以无端对我责骂。

等到了九点多钟,关照我的军官才要来一辆有后门的旧吉普。

车驶出“支左”办大门不到百米的市跑马场路口处,被早在等候的三中“联指”武装拦住,“胸毛”冲上打开后门,连打带拽把我拖下,那位军官不作制止,只不疼不痒嚷嚷:“你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此时我才明白自己被所信赖的人出卖了。

“胸毛”把我捆绑起来,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连推带打把我押到他们设在区供销社大楼的据点,一群大小“联指”兵大打出手,给我来个下马威,而后进行审讯,参加审讯的有“金牙”、老石、老秦、老陈、老沈、小李, 小曾等本校同事。

得知把我抓住,“联指”欣喜若狂,利用报纸传单鼓吹他们又取得一个大胜利。分散各处的三中“联指”学生,络绎不绝跑来向我发泄派性的仇恨,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有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个子高瘦,面色青黑的巫尚X,另一个是面皮白净常挂阴笑的刘廷X,都是我曾代过课的高七十八班学生。这两个家伙真狠,进门二话不说抡起铁棒劈头盖脑地打,我本能地用手捂住头部  铁捧落到手背,立即肿成烤面包,接着他们抓住我头发,死命拿我脑袋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鸣,天旋地转,仿佛就要坍塌。在激烈震荡中,我上齿磕掉了下唇一块肉,鲜血涌流,染红衣裳,从此留下了一块永不磨灭的伤疤,也留下难以消除的痛恨,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有畜性不如的学生。

“联指”学生中也有不少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始终没动我一个指头,还有些善良之辈,厌恶暴行,对我十分同情。高八十七班的覃小兰,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姑娘,她轻轻呼唤我“张老师”,话音里表露同情和安慰。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人类不管出自什么阶级  参加什么派别,只可分善人与恶人两种,善人只想与人为善,不管参加那一派,都不愿伤人,恶人正好相反,总想作恶害人,尤其在得意的时候表露更充分,“子是中山狼,得意更猖狂”。此话一点不假。“文革”是需要恶人和制造恶人的年代,所以涌现大批恶人,靠他们去制造罪恶,荡涤文明。

恶人把我折磨够之后,“胸毛”把我拉到原卫生厅对面的防空洞里,天气闷热,差点把我闷死。事后得知,他要我去给攻打新华街中弹身亡的战友蒙杰亮垫尸陪葬。垫尸陪葬是“联指”的一大创造。在攻打“四二二”据点中,每天都有人阵亡,为了煽动更多的“联指”兵去卖命,他们想出了这惨绝人寰的一招,把抓来的“四·二二”拉去给阵亡者垫尸陪葬,还修墓立碑,封以“烈士”称号。我落入魔窟不久,正好碰上蒙杰亮阵亡,于是“胸毛”决意拉我去等候运送殉葬品的专车。在此千钧一发时刻,三中“联指”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起来反对“胸毛”的独断专行。他们提出张德忠不能杀的充分理由:一,他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二,他任过三中团委书记,历史清白,三,文革中没发现他有重大罪行,而且是自己离开据点,军区支左办送出来的。这些理由压倒了“胸毛”,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说实在的,我对蒙杰亮之死很痛惜,他是高七十九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很了解他的人品,他勤奋好学,工作热情肯干,是得力的班干团干,就是有点愣头愣脑好冲动,文革擅自离开学校到社会参加武斗,成了三中“联指”唯一的牺牲者。幸亏良知战胜了邪恶,否则,我这个老师早就成了学生的陪葬品了。

躲过这一劫之后,我被送进“联指”延安片指挥部设的集中营,当晚挨了一顿毒打。这里原是一个医疗单位,一栋办公楼和两三座宿舍,东面隔街正对区党委大院后门,西面隔墙是区幼儿保育院。这里常出现两种极不和谐的声音,一是保育院孩子天真烂漫的歌声笑声,一是集中营里囚徒被毒打的哭声惨叫声。

为了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加紧对“四·二二”的剿灭,《年表》有如下记载:(P-112-115)

七月三十一日自治区革筹小 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国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国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八月三日,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五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二千三百四十人,被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被俘的还有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八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圩。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二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八月十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椐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提。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 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二十三日,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腥风血雨的一个黄昏,我在集中营被押上一辆吉普,押解者是三中“联指学生。我问:“押我去哪里。”答:“让你去立功赎罪”。

我偷偷掀开蒙眼的布,感到是往东郊方向走,穿过射击场、南湖堤到了市党校。党校与三中一墙之隔,我纳闷,拉我到这里干什么?夜里听到一片哭骂声,知道押到这里的并非我一人,而是一群。

“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恶魔,一定不得好死。”从这高亢无畏的哭骂声中,我听出是水产所的工人白大嫂。她丈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到水产所当工人的白玉秀。一个军人出身的大男人,取了个女人名可让人取笑,但他的性情倒真像女人,待人和善,说话细声细气,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文革参加“工总”,被选为头头之一,可他厌恶武斗,从未有过激行动。落入魔窟以来,消息全无,我很想知道社会状况,于是寻声挪身到白大嫂旁边:“白大嫂,你怎么也在这里?”她悄声告诉我:“张老师,不得了啦,现在到处抓人杀人,我们所的桂师傅被杀了,我老白幸亏跑得快,不然早没命了。他们抓不到老白,就把我抓来。”我了解,桂师傅和老白一样是老老实实的工人,从未参加过武斗,是“四·二二”普通群众,竟逃脱不了厄运。

在市党校蹲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多钟,一批“联指”武装,还有一批农村来的民兵,破墙冲进三中,沿着教学楼、宿舍楼逼近大操场,目标是水塔和红楼。这原是“联指”的据点,撤走后红革会取而代之。这次军事行动的企图是攻打红革会,进而围攻医学院。

在进攻中,本单位职工李XX,用长绳绑住我手臂,他在后面牵着,用短枪逼我冲在前面,那情形就跟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日本鬼子驱赶群众去进攻抗日根据地一样,此时我才明白让我“立功赎罪”的含义,原来是拿我当挡枪挡炮的人盾。他们天天叫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学到一点正经的东西,倒把日本鬼那套法西斯毒招学得很到家。

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可能被毁,逼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冲过大操场,直登红楼顶层,一个高瘦的民兵枪手在窗口架起机关枪对准医学院,幸亏红革会武装早已撤走,没有发生交火,否则我十条命也完了。

中午时分,民兵下楼休息用餐,此时,我交由民兵看管,看管我的是位并不凶恶的中年农民。

“你是这里的老师吧?”他突然问我。

“是的,大学毕业我就到这所学校教书。”我答。

“家里什么成份?”

“中农”。

听了我的回答,他态度马上变得温和:“你放心,我们只杀阶级敌人,不杀中农。是哪里人?”

“桂平。”

“我是容县,同属玉林地区,我们算是半个老乡。”

“请问贵姓?”轮到我主动问他。

“姓黄,大肚黄的黄。”

“我爱人也姓黄。”

我们越谈越亲近。他亲自给我端来一份饭菜,我说吃不下。他好心劝慰我要吃饱饭,保重好身体,还给我一支香烟’。为了了解些内情,我有意识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不在家种田,为什么冒着危险到南宁来参加武斗?”

他直率回答:“没法子,是上级的命令,说南宁发生反革命暴乱,要我们参加平乱,于是就拉队伍来了,还说好了,我们来当是出工,队里照记工分。”

“你们来往路费谁出?花销怎么办?”

“嗨,当然是政府包了。我们享受半军事待遇,除了军装,什么都发了,你看,军鞋、军水壶,连毛巾牙刷全有,每人每天还发一包香烟,一天三餐有鱼有肉,比在农村不知强多少倍。”老黄边说边流露出喜悦和满足感。

望着老黄的神情,我心里在叹息:“我的农民弟兄,你们上当受骗了,为了一点点利益和享受,被人利用当枪使,且不说你们助纣为虐给国家添乱,就自身而言,你们离乡背井来参加野蛮的撕杀,极可能葬身异乡,让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值得吗?”

果不其然,城里人命贵,农民命贱,吃人俸禄,受人摆布,在攻打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中,农民冲锋在前,死亡不少,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利用手中之权,封之为“烈士”,修坟立碑,发抚恤金,死者家属得了点补偿和安慰,可“四人帮”倒台后,中央一概否定,取消“烈士”称号,停发抚恤金,农民弟兄才大呼上当受骗,组团上访告状,但人死不能复生,铸成的历史无法改变,无权无势的农民,去哪里讨回公道?只能哀叹“可怜邕江河边骨,尤是桑梓梦里人。”

几十年来,我一直惦念在特殊环境中认识的老黄,老黄啊老黄,你在哪里,是否也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言归我的险历。跟老黄聊完后我暗地寻思,攻打三中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如再攻打医学院,绝不会如此幸运。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三中与医学院隔一条马路,只要冲得过去,我便能重返据点,以后,不管什么甜言蜜语,慷慨承诺都不能再诱骗我离开,哪怕战死到最后,也不要重落魔窟。我下了决心冒死一搏,心里盘算逃跑计划。

家属区后面有间公用厕所,离后门几步之遥,出了后门便可上马路。我向老黄提出要上厕所,老黄应允,叫了个小民兵“陪”我去。小民兵个子矮墩,看上去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没有枪,腰间只别了枚手榴弹,真是“天助我也”,心里暗喜,来到厕所,装做要大便,把门关上。小民兵警惕性很高,不许关门,紧牵扯住绳子,象狗那样死盯住我,我无法解绳就用力一拽  ,带着绳子往外冲,小民兵死命拉住绳子,拔出手榴弹迅速打开盖,手榴弹吱吱冒着青烟飞过来,我本能就地一滚,轰隆一声,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却奇迹般不受一点损伤,全得救于齐肩的荒草。听到巨响,几个民兵跑过来。“开枪打死他,打死他,他妈的想逃跑。”小民兵竭斯底里狂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完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来临。时间过了一秒又一秒,却没有一声枪响。待睁开眼睛,枪口不见了,却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和声和气地说:“张老师,你不要跑,你能跑得过子弹吗?”他原来是我高七十九班的学生覃生琉,我所器重的班干,向来对我很尊敬。“文革”我们虽然参加对立的两派,可从来没红过脸。我落难的日子,他给了我许多关照,和前面提到高七十八班巫尚X,刘廷X那两个畜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逃 跑失败,我被三中“联指”押回原来的据点,少不了受了一顿惩罚。

腥风血雨的八月中,老天下了几场暴雨,南宁多条街道成了泽国,地势较高的桃源路成了可以行船抓鱼的河流。据老人说,雨并不算下得太猛,何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水?有人传说,是上游水库同时放水,故意制造“水淹七军”,把解放路一带躲藏于防空洞的“老鼠”(“联指对”“四·二二”的蔑称)统统淹死。

三中“联指”设据点的区供销社大楼淹了底层我被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厕所里,由高八十七班学生邓XX,罗XX等轮流看守。

有天,我闻到鱼香味,原来是两位老大娘在门前架灶煎鱼。不知他们是哪家的保姆或老人。他们趁看守不在,拿了一条煎好的鱼送到我面前:“吃吧,我们知道你是好人。这年头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你可要挺住,保重好身体。”望着两位素昧平生的慈祥老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禁热泪盈眶,心里立誓,如果我还有将来,一定要找到他们当亲娘奉养,给他们养老送终。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寻觅他们,也许他们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永远留在我心中。

水退之后,我又被押回集中营,随着“四·二二”的覆灭,被抓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群来自各单位的难友,沿墙根而坐,当中有我认识的民院中文系同行梁超然。坐在我旁边的是条北方大汉,自报是气象局局长,为人豪爽。在他影响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充满团结友爱精神,一根香烟,也是一人一口轮着来抽。

难友进出常有变动,有的被本单位押走的,有被拉去严惩的,剩下的被分开到小屋单独关押。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壁房里传出深情感人的歌声。我听出,那是我的学生韦克邦的声音。他是来自武鸣农村的纯朴青年,不知怎么也被抓来。后来得知,他被诬为“反团”成员,横遭审讯毒打,一肚子冤情无处倾诉,于是借助歌声,企盼毛主席把他救出苦海。他自己也明白,毛主席远在北京,哪会听到他的歌声 ,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哀鸣。看守吆喝不许唱,他置之不理,一首一首唱下去。

集中营又来了一批囚徒,当中有卢冬、张俊秋。他们原来是在医学院的。学院和西大一样,接受了“和平解决”方案,放下武器不抵抗。李朝杰、张俊秋等一批二中学生不愿束手待擒,携带武器出逃,还没逃出邕宁地界,就被民兵抓获,押回南宁。李朝杰是“四·二二”头面人物,“联指”恨之入骨,早在火车站等候。李朝杰一走出车站,一个“联指”头目拔出手枪朝他开火,没打中。李若无其事,昂首挺胸走远了。枪手转过来打随后的张俊秋、张被打中小腿,“联指”不予治疗,到了集中营,张撕破衬衫,自行包扎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许许多多外逃的“四·二二”,很少有逃脱的,因为韦国清已布下天罗地网,无怪乎群众说,逃韦国清比逃日本鬼还难。日本鬼是外来侵略,人生地不熟,他从东面来,我往西面跑,他占领城市,我可躲到乡下,进深山老林。韦国清是本地内乱的当权者,全广西是他的势力范围,叫你插翅难飞。

卢冬是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的积极赞同者,他刚走出据点,就成了“胸毛”的猎物,后来蒙受了整整十年的苦难,还能留住性命。可他的老同学杨远鸿,就没这么幸运了。

杨远鸿是卢冬北大时的同学,中共党员,原分配在南宁二中语文组,因教学出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是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文革”参加“四·二二”,从未有过激行为,只因本单位“联指”太凶,才躲进西大避难。西大和平解决,进驻的解放军动员外单位人员返回原单位,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扬远鸿刚踏进教育学院门口,就被本单位一批“联指”暴徒揪住毒打,在礼堂附近活活把他打死。他爱人胡冠莹,也是北大同学,一起调来学院,当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盼着丈夫平安回来,没想到还没见上一面,丈夫就成了冤鬼。胡老师极为悲愤,拖着孩子去告状,有关当局说是“群众专政”,“无法追查”,让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杨远鸿遇难同时,我的学生巫抱平也遇害了。后来我得知他遇害的经过,甚为壮烈。医学院讨论接受“和平方案”时,红革会听从卢冬的意见投赞同票,有些头头担心交了武器,日后“联指”肆意宰杀无力还手,主张把部分枪支藏起来,一天夜晚,巫抱平带着一个叫“小不点”的伙伴去执行藏枪任务,在医学 院后门遇上园艺场“联指”武装。“谁?”枪手拉动枪栓。“别开枪,我是学生。”巫抱平边回答边推开小不点:“你快走,他们并没有发现你。”说完独自迎上去。望着这位舍身保护自己的老大哥的勇敢背影,“小不点”差点失声痛哭。

园艺场“联指”武装抓获了巫抱平,即移交给“胸毛”,胸毛残暴地把他枪杀了。

八三年“处遗”时,一位目击者领我到巫遇害的地方——校内火烧楼前的冬青树旁,讲述当时的情形——

“胸毛”狞 笑 对五花大绑的巫说:“巫抱平,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巫抱平高昂着头:“李天保,别得意忘形,你手上沾的鲜血还少吗?我真后悔那天晚上没扣动板机,否则早轮不到你耀武扬威了。”

“胸毛”李天保恼怒举起枪:“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对你执行枪决。”

“打倒韦国清!毛主席万岁!”巫抱平高呼,应着枪声倒在血泊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他死得那么壮烈,可惜选错了年代和场合,不然,他会成为千古流芳的英雄,受人敬仰。

荒唐的年代,人们的命运极为不公,同是中学生,巫抱平成了冤鬼,杀害他的“胸毛”李天保却入了党,当了官,娶了老婆,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同是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很多人被杀 , 很多人因杀人成了“功臣”,入党当官,平步青云。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联手剿灭“四·二二”大功告成,在血海尸山之上,广西革委会诞生了,一派莺歌燕舞。

“毛主席呀,你是光辉的太阳,我们像群星紧紧围绕在您的身旁……”随着这醉人的旋律,满街跳起了表忠舞。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话时下应改为“韦国清和他的嫡系(包括广西军区和“联指”大小功臣)开心之日,正是被打入另册的广大干部群众难受之时。”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和贺、霍、傅、谢、袁一起拉去 全区游斗,成千上万的“四·二二”被杀的被杀,被关的被关,不计其数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灭门之灾,有些地方把他们从老到幼斩尽杀绝,一个种不留,创造了“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受害的远不止这些,民主党派自不必说,如民革中央常委,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老先生被害惨死,连各地的地下党,游击队,抗日学生军出来的老革命,甚至还有老红军也横遭厄运。所以,广西当权者制造的寃假错案如海如山,只要不赞同”联指”观点的,都是打杀之列,如前文描述的园艺场那位姓刘的转业干部.

革委会成立前后,是广西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一页,制造冤假错案之多,杀人之惨烈,折磨人之狠毒,堪为全国之首,简直把广西变成了人间地狱。

八、残酷批斗

区革委会成立后,各单位开展请理阶级队伍和大批斗。批斗对象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四·二二”大小骨干。

一个艳阳高照,秋风习习的上午,我和卢冬被挂牌从集中营押回学校,挂我的牌子上写“四·二二”坏头头,而卢冬的是“美蒋特务”,押解我们的是本校女生。他们边走边用鞭子抽打,象赶牲口那样,沿途群众露出惊恐的目光。

到了校门口,看见两幅大标语迎接,一幅是“打倒伍贺霍谢袁”,一幅是“打倒李钟刘卢张,”前者是广西通用的,后者则是本单位的“特产”。李是指本校最大的“走资派”李厚德校长,早俩三个月已经倒了,可死人也不放过,还要再打。钟是原党支部代理书记钟碧秋,刘指教导主任刘文强。卢指卢冬,张指本人,都是普通教师。

为了关押百多名师生员工,学校专把第五座教室的楼层改为监狱。私设监狱,私搞刑讯,是全广西的普遍现象,而掌握监狱的,一色是“联指”的大小骨干。不用说,这种派性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还严酷,他们任意折磨我们。有天,他们突击搜查,搜去我一首抒写情怀的小诗,当晚深夜,狱长李XX和揭XX命令全体囚犯到楼下集合,跪在水泥路上,时已深秋,寒气逼人,况且来不及穿外衣,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狱长”如此折磨我们(当中不少是教过他们的老师),是出于什么心态?疯了?对,是发疯了,整个广西的当权者都发疯了。他们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去折磨受害者。因为由支一派打一派建立起来的革委会,实质就是如刘振武一针见血指出的“派委会”。刘振武是广西博白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位有非凡胆识的真正共产党员,他早看清“文革”是党的某领导人,违反党的八大精神搞起的祸国殃民的运动,在广西大屠杀肆虐之时,他仗义执言,写出连篇声讨派性中央的檄文,被博白县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死刑。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文革”中广西死去那么多人,唯独他被授予烈士称号。

刘振武遇害已过了三十多年,今天读他的文章,仍为他的真知卓见和大无畏气概所折服,感动,他和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一样,是用生命捍卫真理,拯救国家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当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关于刘振武的事迹和文章,《年表》有专门的记载,很值一读。刘振武指出,“文革”打的是革命旗号,行的是复辟封建专制。这话点到了要害。应该说,在广西那种乱抓乱打乱杀的情景,是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从三中一个小单位,也可看出、我们这群囚徒,常被拉去审讯和毒打,打得死去活来,逼你承认不存在的“罪行”。火烧百货大楼时李宝励老师在场,尽管他被押回学校时膝关节病发作不能行走,可还要他拄着拐杖接受审讯和批斗。

审问者问:“百货大楼是不是你放火烧的?

李老师据实答:“不是,是桂剧院那边开枪开炮,仓库中弹起火烧起来的,我们所有人员还拿起脸盆打水救火。”

审问者恼怒,强词夺理:“胡说,你们泼的不是水,是汽油。”

有次我和刘文强一起被提审,提审者厉声说:“刘文强,你这个反动文人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刘答:“我的问题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一个穿大皮鞋叫石延X的学生突然飞起一脚,踢中刘的胸膛,刘摇摇晃晃退了几米远,极力挣扎才没倒下,却留下终身伤痛。

校革委会成立这天,为庆祝又一个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把我们这批囚徒赶下鱼塘打鱼给他们加茶。三中有几十亩鱼塘,长期无人管理,有多少鱼可打?我们冒着寒风泡在水里,拉了几网,才得两三百斤鱼,离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他们不死心,逼我们不停打下去。害得我们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特别是章云汉老师,他来自浙江,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从没受过这份罪。

当晚,革委会官员和联指大小“功臣”,觥筹交错,尽情享受美味佳倄,而我们这群辛劳的打鱼人,闻不到一丁点鱼腥味,只恩准每人加二两饭。

三中“胸毛”等“联指”打手,早和园艺场的“联指”杀手结成联盟,他们不忘“有福同享”,特意请来参加晚宴。酒足饭饱之后,一起来到监狱审讯室施展淫威,把我、卢冬、梁志岳,还有王成初,遭闯、李志清等几个学生头叫去罚跪。园艺场的杀手怒视我们一会。突然从背后踹起大脚,我们朴倒在地。梁志岳军人出身,有人说他是军事指挥,(其实不是,红革会武装全由学生头头掌握,老师从不参与)于是打手杀手把他作为惩治主要对象,抡起棍子劈头盖脑猛打,打得他满地翻滚,大喊救命,身着的军装打得稀巴烂,伤得不成人样。我们成了任人宰杀的羔羊,除了空有一腔愤怒,毫无办法,只能互相关照。第二天,我算准梁志岳上厕所与我碰面的时机,塞给他一包私藏的止痛片。

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几乎天天挨拉去礼堂批斗,这时的批斗,是残酷折磨的代名词,一跪就两三个小时,个多礼拜下来,膝盖都溃烂了,一着地就钻心疼痛。不知是钟碧秋、刘文强还是卢冬,想出个自我保护的办法,扯出被子里的棉絮做成护垫,裹住膝盖以减轻疼痛,我们学会了“窥测方向”,注意听早晨的广播,凡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语录歌,心里便发怵,知道当天必有批斗会,赶紧做好准备,这已成了条件反射。我们难友之间,充满无私的友爱精神,互相关怀,互通有无。被“胸毛”抄家之后,我一无所有,卢冬给我一张毛毯,让我能熬过一个个寒夜;碧秋、文强供我护垫,使我挺过了一次次批斗,至今想起,那种友爱还温暖着我的心。

“再狡滑的狐狸,也躲不过好猎手的眼睛。”这句话是打手们最爱说的,有次批斗,我们的保护措施被李XX,揭XX发现了,好猎手命令我们把护垫拿下,不得再用,如再发现,严惩不贷;我们暗暗叫苦。

起初,梁洪亮没受到关押,他知道我在监狱里缺穿少用,冒险把我存放在区医院他妹妹家里的箱子拿给我。这箱子是我的全部家当,除了我的冬衣,还有我妻子家传的一枚金介指。

在受批斗者中,我被认为态度最“恶劣”,不但拒不承认所有指控,还敢进行反驳,为了杀我的“气焰”,除了白天外,还在晚上加设专场批斗会。有天晚上,“金牙”押我到教工饭堂给工人批斗。工人很善良,要他们打一个平时对他们很友好的老师实在下不了手,但为了表示要划清界线,他们不得不做做样子,把手举得高高的,落在身上并不重。我完全理解他们。“金牙”则截然相反,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打人,甚至面对“敌人”也挂着微笑,露出灿灿金牙,然而却悄悄走到我背后,用脚踩我跪地的脚后根,疼得我冷汗直飙。此时我方领略到什么叫“阴险毒辣”,什么叫“笑里藏刀”。“金牙”完全是存心险恶的坏人。

有次开全校的批斗大会,又增加一名“重犯”,他是体育老师李本正,原在展览馆和梁洪亮一起搞后勤,展览馆危急时,他跑了出来,由于“金牙”老婆点水,他被公安局抓进监狱,因查不出大问题,被送回学校批斗。他为人正直,遭“胸毛”忌恨,利用高音喇叭进行人身攻击,给他改名为李本歪,他便得了个“阿歪”的外号。

白天挨批斗,晚上受寒袭,在我处境最艰难的日子,老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是牵挂我的生死特地从柳州赶来探监的,带来一床旧棉被,偷偷塞我一包田七粉,并把我妻子平安分娩,生了个男孩的消息告知我。我既欣慰,更愧疚,愧疚之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我却不能尽孝,还让他们操碎了心;愧疚之二,妻子分娩,儿子降生,我无法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老父亲走的时候,我把藏在内裤的三十元钱放进一条呢子裤的口袋里,连同箱子一并交给他带回柳州,后来才知道,这笔养命钱,竟被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看守检查箱子时偷走了。

父亲和我告别走下楼梯,脚步沉重,身子摇晃,我知道他心里极为难过。因为他亲睹自己的儿子在批斗会上,如何遭人毒打的情景,父亲一生从未与人动过手,对孩子一向疼爱有加,是位典型的慈父。如今儿子任人摧残,他怎能承受得了?我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凝望父亲离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泪水盈眶,此时我更深刻领悟到,朱自清为什么能写出《背影》这篇传世之作。

朱自清有位慈祥的父亲,我也有位慈祥的父亲。朱自清深爱他的父亲,我也深爱我的父亲。当晚,父亲送来的棉被盖在身上,暖进心窝,久久难眠,父亲生平的一幕幕浮现脑海。

父亲叫张安义,宝号鸿安,排行十四,人们习惯叫他张十四。他是乡里闻名的孝子和善人。因家境贫穷,上了几天私塾就去给人放牛。除农忙时节,平时牛都赶上山,早出晚归。东家每天给他几两米做午饭,他总舍不得煮来吃,带回家给爷爷奶奶,自己去别人收获过的山地里找些落下的芋头红薯煨来充饥,集腋成裘,爷爷奶奶把他多年放牛打工的工钱积攒下来,以备娶亲之用,可穷人家的青壮年有谁肯嫁?故父亲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成婚,后经亲戚介绍才认识我母亲。母亲许爱英,也是出于贫苦人家。我外祖父人穷孩子多,生到我母亲时已是第五个了,旧社会重男轻女,决意不养,灌了杯烈酒来结束她的小生命,可母亲命硬不死,她叔父无后,见她可怜认为继女,才保住她一命。母亲还不满十岁,就给上瑶村陈家做童养媳,遇上个恶婆婆,要她干重活不给饭吃,她不得不偷猪食鸡食充饥,被婆婆发现就打个半死。她多次带着满身伤痕跑回娘家。可除了和外祖母抱头痛哭,有什么法子与命运抗争!母亲的悲惨境况被她长在督的村黄家的表姐得知,十分同情,叫她去作伴,从此她便在表姐家学做针线活,苦难炼就了母亲的勤劳能干。她仰慕父亲的忠厚善良,嫁了个比她大将近十岁的男子,结婚之后和父亲干起裁缝行当。靠这行当,营造出一个温饱的家,把我们兄弟抚养长大。父母虽没文化,但懂得读书的重要,变卖家产也要供我们上学,供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是村里开天劈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欣慰和期望。可是在摧残文化的年代,我和万千中国文化人一样,正蒙受巨大灾难,让父母心焦如焚。

毫不夸张地说,我前辈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人在“文革”中受的苦难多。

父亲走了之后,校革委会连同工宣队,军宣队布署了更残暴的批斗,把我们转移到实验楼单独关押。集中关押,我们还能互相关照,单独关押,连说句话的人都没有,完全与世隔绝。

我被关在楼上小实验室,一张实验桌为床孤零零,早晚一人形影相吊,只有拉去批斗才见到人群。

卢冬是“美蒋特务”,对他最为苛严,关在楼梯脚狭小的厕所里,放不下一张书桌。

三中的大批斗越搞越起劲,除了全 部在押的“囚犯”,所有“牛鬼蛇神”也押来陪斗,台上台下一大群,因而成了全市的典范,许多单位前来取经。

有天晚上,我们照例挨拉去批斗,礼堂灯火通明,挤满了人,“打倒刘邓陶!”“打倒伍贺霍谢袁!”“打倒李钟刘卢张!”口号声喊得震响,我感到气氛有点异样。批斗中,有人揭发说,在抄我家时,从米缸里发现了发报机,我极为震怒,当即反驳:“造谣也不会造,我家根本没有米缸。”揭发者恼羞成怒狂喊,“打倒张德忠,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我被两个健壮的学生押走,过道上,一些学生出手打我,刚出礼堂门口,“胸毛”组织的一群暴徒揪住我大打出手。押解的学生拖着我奔跑,半道上我被一株念子树绊倒,暴徒恶狼似的扑上来摁住我,拳头、“火腿”、棍棒如雨落到我头上身上,那架势就是要活活把我打死,押解者连拖带抬把我弄走。

我不知道是如何回到牢房的,只觉得浑身疼痛,无法上床,看守帮忙我才能上床躺下,可全身不能动弹,只是脑子还清醒,想起父亲给我的田七粉,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来,叫看守倒了杯水,将它全部吞下,过一会就迷迷糊糊了……

天昏地暗,我在荒野游荡,突然窜出一条毒蛇,张开大口,吐着长舌向我袭来,我拼命奔跑,前面横着的河流挡住去路,情急中我纵身跳下,游向对岸,毒蛇紧追不舍。我奋力上岸,无数毒蛇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紧紧把我缠住,我气已绝,灵魂飘出躯体,在黑暗的旷野游荡,穿过隧道,过了奈何桥,迎面来了两个鬼差将我押走,一路上不见田园房舍,只有乱坟荒草,几只萤火虫在其间飞舞。一会来到一座黑色的城堡,城门上有“冥府”二字,我知道已到了阴曹地府。进了城门,看见一座大殿,上面标有“阎王殿”三个大字.进了殿,感到阴森恐怖,没有金碧辉煌,只有忽明忽暗的烛光,牛头马面,大小无常站在两厢,阎王爷端坐殿上,他黑色的脸庞,扫帚似的眉毛,浓黑的胡子,显得极其威严。

“禀报大王,又有一名冤鬼到了我们地府”,鬼差开口。

“这年头怎么回事,有那么多的冤鬼?”阎王沉吟片刻:“请到跟前让联瞧瞧,这次来者是谁。”

我走到跟前,阎王端详了一会,突然惊呼:“世侄,怎么是你?”

我不敢相信,阎王怎么会称我为“世侄”?哦!想起来了,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谷山庙拜神,认了李王爷作契爷,还给我起了个“神生”的小名。李王爷与阎王爷同辈同级,故称我为世侄。

“神生世侄,你年纪轻轻,为人正直善良,没做过一件坏事,谁让你到这里来的?”阎王愤愤不平。

“呜,实在冤呀!”我放声大哭,一是为遭受不公平的命运,二是为在阳间得不到的理解却在阴间得到,甚为感动。

阎王翻看了一下生死簿:“世侄莫哭,你阳寿未尽,世伯我会让你重返阳间,享尽天年。你在这里暂歇,也好让咱爷俩聊聊世间之事。”阎王和颜悦色宽慰我,吩咐礼宾官领我到冥府宾馆下榻好生侍候。

我心里充满感慨:是呀,想不到阴间比阳间清明,能辨是非,能断善恶……

“东方红,太阳升……”熟悉的旋律闯入我耳膜,我方意识到刚才做的是南柯一梦。我想睁开眼睛证实一下我还活在人间,可怎么也睁不开。想挪动一下身子,依然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尚能动。我努力摸出小镜子,拨开眼皮照看,吃惊发现我已面目全非,头肿得像球,眼肿像核桃,故睁不开眼。

因伤势太重,革委会不便让我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展示暴徒的杰作,连着好些天没拉我批斗,让我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好好审视自己,思索问题。

大批斗以来,给我扣上的罪名数不清,先有“坏头头”,后是“刘少奇的团委书记”,一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等等等等。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我出生于桂平金田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家,在纯朴民风熏陶和善良家风影响下成长,放过牛,干过农活。父亲常教育我们兄弟,做人要勤劳善良,还要学会“忍”,“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所以我们张家祖先定号为“百忍堂”,父亲就是遵循这个祖训的典范,一辈子没和人争吵过,即使受人欺压,也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父亲善良品性传给了后代,但“逆来顺受”我不敢苟同,因为我铭记那耻辱的一幕。一九四九年夏,国民党政府崩溃前极端腐败,疯狂搜刮民财,父亲在大宣圩摆了个布衣摊,乡警来收税,收过又收,父亲抗拒,乡警如狼似虎上来揪打,父亲平生冲天一怒,拾起块砖头反抗,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被抓进乡公所蹲狱,母亲急了,还是花钱求人作保才无事。当时我正读高小,这事对我刺激很大,恨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立下改变国家命运的宏愿。解放初,举家搬回乡下,解放军剿匪经过我村,寻人带路,可村里人都躲了起来,我挺身而出给解放军带路,受到夸奖,从这支和蔼可亲,秋毫无犯的军队身上,我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五一年春到县城读初中,我努力上进,五二年加入共青团,此后,上高中、大学,我都是团支部书记。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是我的一贯风格,读浔桂时,我脱掉自己的中搂给同学穿,有年暑假,曾在江口救过一名溺水小学生。六二年初,曾救助一名饿倒街头的孤儿,此事还上了《南宁晚报》。我憎恶仗势欺人,所以文革中同情受害者,爱打抱不平,可我也并非牙眦必报的狭隘之徒,即使在得意的时候,我也没对侮辱伤害过我的“胸毛”之流动过一只指头。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国家形成一种靠整人害人向上爬的歪风,运动一来,总有一批人紧跟风向,迎合需要,歪曲夸大事实,惹是生非,打小报告,名义上是靠拢组织,实质上是邀功请赏,谋取晋升之路。我对此极为反感。一九五七年,我在哈尔滨外语学院任班团支书。有天,外班同学跑到我班贴小字报,说马列主义过时了,我一气之下撕了,同班一位姓余的江西老表冲上来指责我。反右开始了,许多同学向我提议,要把他划为右派,因为他平时怪话就多。可我认为,一个人发点牢骚,说点怪话,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旦划成右派,就毁了他一生前程,始终没有同意。结果,别班“硕果”累累,我班一个右派也没有。但我始终无憾。我一向抱着一个愿望,化解矛盾,团结更多的人,同心同德去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应该承认,这次大批斗,大清查,真是挖地三尺,空前彻底,用当权者的话说,是“网大眼小,连一条小泥鳅也别想漏掉”。为了证明我这‘反革命’由来已久,专案组查遍了我的历史,连我转学到北京上大学时,因怀疑三面红旗受过批判,撤了团支部书记,和困难时期“污蔑攻击”社会主义都查到了,可这两件事完全被有意歪曲了。

先说第一件,那是一九五八、五九年,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所谓高举“三面红旗”,结果全国刮起猛烈的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经济陷入困境,全国人民处于饥饿之中,我的家乡广西,放了颗亩产十三万斤的“大卫星”,却饿死了不少人。面对这严峻的现实,只要不是瞎子聋子,谁能看不见听不着?可当权者只许唱赞歌,不许说实话。我们天性率真的大学生没顾忌那么多,假期回来各自说了从家乡带来的见闻,所有事实证明:“三面红旗”带来的并非如报纸吹嘘的辉煌成绩,恰恰相反,是国民经济的日益恶化,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艰难。作为团支部书记,我不但没把同学这种有背“三面红旗”的言论向上级汇报,还积极掺和其中,于是系党总支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罢了我团支书之职,我遭了彭大将军一样的命运,只不过他是大官,我是小“官”,但共同点是一样的,都是因敢讲真话获罪。讲真话获罪,讲假话大话有功,表明这个社会已得了绝症。

按惯例,中央每年都派一名首长给应届大专毕业生作报告,六一年派陈毅元帅,他讲话的主题是“红与专的关系”,他精辟阐明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批评乱抓“白专”的现象,尤其对敢讲真话的人受压制打击的现象进行谴责。陈毅的讲话如一股春风,大学生受到很大的鼓舞。回到学校,曾参与批判我的同学,纷纷向我赔礼道歉。

第二件事,所谓污蔑攻击社会主义,那是在大学毕业前夕,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到河北省衡水县参加整社,帮助农村恢复生产.当时规定要和农民“三同”,这段日子,我亲睹农村的惨状,亲历生活的艰辛,时令是初春,离夏收还远,农民早已断粮,靠政府调运红薯片活命,每人每天六两,打成粉,掺上糠,榆树叶,由队里食堂蒸成窝窝头,早上统一分发,每人六个,就是一天的口粮,对青壮年而言,一顿吃完未必满足,维持一天可就难了,只能靠多喝盐水来充饥。我第一次感受到饥饿是什么滋味,个多星期就患了浮肿病,手指一按肌肤,陷落的窝坑久久难以平复,好在上级体恤,每星期天到公社集中一次,配一斤面粉改善生活。我所在的农村离公社十来里路,平时一个小跑就能到达。可浮肿之后成半条命,走一两里就得坐下歇歇,花几个小时才能走到。实在是饥饿难耐,所以大家有同样心情,这次集中完了就盼着下一次。我们有这种盼头,可广大农民就没有这种盼头,他们比我们更艰难,我的房东是位中年妇女,她的一岁多的孩子瘦得不成人样,逗他,既不会笑,也不会哭,因为他连哭笑的力气都没有。据他母亲说,他出生以来没见过白面,没吃过一顿饱饭。看着孩子可怜,我主动提出,今后每天从我的口粮中,节约一个窝窝头给孩子,房东大嫂千恩万谢。这段经历给我触动太大,印象太深,终生难忘.我走上讲台,初为人师的时候,看到有些学生糟蹋粮食,不用心读书,我便讲了这段经历,用意十分清楚,一是要学生珍惜粮食,二是让学生明白我们国家还很穷,激励他们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发愤读书。不料“四清”运动有人给我写了大字报,说我给社会主义抹黑,“文革”更成了我污蔑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证。

经过一番审视和思考,我清醒认识自己,尽管我有许多缺点,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绝不是坏人,更不是反革命,所有指控都是污蔑不实之词。有了自信,我心里坦然。

当我伤痛渐愈,能够行走之时,发现我们这座私设的监狱,又新增了一名囚徒,他就是为人正直的归侨老师梁洪亮,他被关在和卢冬相对应的另一端楼梯底的厕所里,后来得知,他是为讲了句公道话遭此劫难的。革委会认为对我们的批斗差不多了,让群众讨论如何判刑,有人说卢冬该判十五年,张德忠该判十年。梁洪亮力排众议唱了反调:“我认为卢冬、张德忠不属敌我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招来横祸。这位在海外生活了二十余年的爱国归侨,经历过多次印尼排华,也没遭过那么多罪,他怎么也想不通,偶尔见他在拼死抽烟和迷惘的眼神,我知道他内心多么痛苦,心里在呼唤“洪亮呀洪亮,你为什么不识点时务?别人躲避还来不及,你为什么还敢为我们说话?”从这件事我更深刻认识洪亮,对他充满崇敬之情。

“文革”就是这么一个丑恶的年代,坏人得势,好人遭殃。

中央大概也感到情况不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严禁逼供信,要给出路,我们的处境逐步好转。校领导先是放我们出来劳动。记得第一次出来劳动,觉得天是那么蓝,山是那么青,大自然是那么美。

有次我独自在鱼塘边锄草,老蔡婆避开监视人耳目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块肥皂:“张老师,你是好人。这年头作的什么孽,恶人得势,好人遭罪,老天爷会有报应的,你想开点。我一个穷老太婆帮不了什么忙,给块肥皂你用。”说完赶紧走开。

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我感慨良多,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壮家妇女,镶一对金牙,家境贫寒,年青时靠做妓女为生,后来从了良,嫁给我校老工人老蔡头,无儿无女,老两口相伴苦度时光,她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人们只叫她老蔡婆。在社会,在三中,她生活在最底层,由于当过妓女,又十分迷信,经常烧香拜佛,没人看得起她。我和她也从无交往,只是我父亲来帮我带小孩时,与老蔡头甚为相投,所以,我对老蔡婆有几分尊重,见面主动打招呼。想不到在我落难之时,她竟敢冒着风险,给我同情,鼓励和帮助。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在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善恶分明,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是那些走红的政治家无法比拟的。从此,我脑海里烙下她的形象,头顶一方蓝花头巾,口露一对金牙,生气时肆无忌惮骂人,高兴时发出咯咯爽朗的笑声。

有天晚上,我在囚室里闻到老蔡婆肆无忌惮的哭骂声:“我犯了哪条王法?为什么抓我?有本事打老蒋去,为什么跟我一个老太婆过不去?你们这些恶魔一定不得好死,老天爷会收拾你们!”

我心里一愣,为什么抓老蔡婆,是不是跟我接触被人告发连累了她?

“你这个死老婆子,为什么整天烧香拜神诅咒我们?”红纠队头的声音。

“我烧香拜神祈求保佑好人平安,碍你们什么事?”

我终于听明白,老蔡婆被抓不是我所连累,心里稍安,不过仍为她的命运担心。

老蔡婆肆无忌惮的痛骂,弄得新生的红色政权很丢面子,无可奈何,只好把她放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我妻子背着刚满月的小儿子来探监,叫我给起个名字.大半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了许多,脸上布了黑斑,我知道都是因我给她造成的沉重负担所致,如果我不是那么热心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而做名袖手旁观的逍遥派,不但可免去一切灾难,还可守住老婆孩子享享天伦之乐。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能在无数次死亡威胁中存活下来与妻儿见面,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小儿子在襁褓中熟睡,当然不知道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悲剧。悲剧还没结束,我的命运还难预料,想了一下,我三个孩子,女儿老大叫沁芳,老二沁平,小儿子就叫沁忠吧,承我一个“忠”字。用意有二,一,希望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做个忠诚老实之人;二,万一我躲不过这场劫难,大忠没了,有小忠在,让他铭记父辈的遭遇,从中记取教训。

不久,根据“给出路”和“逐步解放干部”的政策,革委会给我们办起了学习班,指定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结合心得体会写检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又不得不照办。果真,通过这一程序,一批批的囚徒恢复了自由,我也于八九年元旦前夕获得了解放。接着,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下放干部劳动,表面上是人人自愿报名,实际上革委会已作了内定,这次革委会异常慷慨无私,把下放光荣全给了所谓“站错队”的干部,教师以及工人。下放去向有三种选择,一可以回自己家乡;二可以投亲靠友;三由学校统一组织安排。我眷恋故土,选择了回乡。出了光荣榜,赠了毛著和纪念品,革委会限令我们必须在“九大”召开之前离开南宁。我对学校毫无留恋,于三月中旬与妻儿告别,踏上了返乡之路。

九、下放回乡

得知我下放的消息,父亲要我绕道柳州,他要带平儿陪我一起回乡,我懂得父亲的良苦用心。

我们祖孙三人乘船顺柳江东下,到了象州上岸,父亲领我们去拜祭我祖父。我理解父亲的心思,“文革”死那么多人,我能死里逃生,逢凶化吉,有赖于先人的庇佑。虽然我是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不参与迷信活动,但还是顺从父亲的意旨。祖父葬于象州城南郊的小荒山上,大江蜿蜒流过,风景颇为秀丽。可到了墓地,见到的情景和记忆大不一样,荒山被开垦成菜地,坟墓被荒草覆盖难以辨认。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努力用手拔草,砌好乱石,点上香烛参拜。不满五岁的平儿很好奇,发出一连串问话,祖孙俩一问一答。

“阿公,拜谁呀?”

“你曾祖父。”

“他在哪里呀?”

“躺在里面。”

“他为什么躺在里面,不跟我们回家?”

“因为他老了。”

“你也老了,为什么不躺在里面?”

父亲被问得难以招架,很难堪,我赶紧制止平儿再问下去。

象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此上幼儿园,入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我的书名还是这里的老师起的,这里留下我童年许多美好的梦。要不是日本侵略,逼得举家返乡,我会成为地道的象州人。

船到了桂平,我们转乘汽车。快到大宣时,我心情有点激动,《大风歌》浮上心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我没有汉高祖那么走运,当然没有他那份得意的心情。然而历经磨难回到可爱的故乡,我还是感到一种跳出樊笼,回归自然的畅快。

黄昏时分,下着濛濛春雨,下车走向圩街之时,眼前出现让我惊呆的一幕——圩头的一座破窑,爬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象猴子一样用四肢行走觅食,显然,他是身体残疾,无依无靠的小乞丐。我心里不禁发出慨叹:故乡啊,阔别多年,想不到你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凄凉!

我的家在谷山大队洞尾村,四面青山环抱,清彻的小河水从村边流过。登山远眺,东面是日夜奔流的大湟江,南面是奇峰突起的白石洞天和闻名遐尔的桂平西山,西面是峰峦叠翠的紫荆山,北面是云雾缭绕,直插云霄的大瑶山,那奇丽,那壮美,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伟大。

在家乡的日子,兄嫂的关照,乡亲的关怀,让我感受到久违的亲情,扫清心头的阴霾,恢复昔日的豁达开朗,在交谈中,我知道许多事情,广西大屠杀的日子,家乡也受了波及,晚上邻村的高音喇叭,常播出当天阶级斗争的“战绩”,最多的一次,是上瑶大队,一天消灭了十六个“阶级敌人”。所谓“消灭”,就是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还有“四·二二”群众杀害了。这种公开宣扬杀人有功的风气,造成杀人竞赛,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所幸的是,谷山大队有位参军回来当党支书的,叫李俊中,他告诫人们人命关天,不能乱来,没有卷入这场杀人竟赛。,我哥德华,广西革大毕业,是最早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分子,他辞职回来当生产队长,一心带领村民走致富之路,曾取得可喜的成绩,工分值列公社前茅,他生性耿直倔强,疾恶如仇,原不参加那一派,后看到“四·二二”受欺压,毅然参加“四·二二”。本大队没人为难他,可邻近王举大队的“联指”抓走了他,要把他干掉,急得我嫂去求李支书,在他干预下才放人,不然,这次回乡我就见不着哥哥了。

我十分欣慰,在疯狂年代,我的家乡依然保存淳朴的民风,没有卷入疯狂,没派一兵一卒进城武斗。

农民本来很纯朴善良,他们对无法无天的混乱现象极为反感。村民说,他们到大宣赶圩,看到一批人被挂黑牌戴高帽游斗,街头还没走到街尾就被乱棍打死了,这是什么世道!

那年月到底冤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计算,却见大湟江日夜有一串串的尸体漂流而下。广东人怕带来瘟疫,派人到梧州附近大江转弯处悬赏,每打捞一具尸体就地埋掉给十块钱。许多当地人争相去捞这种外块。

在众多的被害者之中,有一人最令乡里人痛惜和缅怀,他就是上瑶大队的老郎中陈寿全。他家虽是地主,他却一向靠行医谋生,而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给病人治病从不讲钱,由病人依自己能力给,遇上拿不出钱的病人,连药费都赔了。在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农村,他造福一方,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其中有我的侄儿春生。听我嫂说,春生两三岁时患了场大病,已昏死过去,放出厅堂准备叫人淹埋,我哥当时在外工作,嫂子毫无办法,只是痛哭流涕。幸好我堂弟德清,连夜去找到老郎中,吃了他几服药好了,拣回侄儿的小命。如此功德无量的好郎中,竟无端被消灭了,同一起被消灭的,还有他的儿子,怎不叫人痛惜?用农民的话说,“文革”出现的惨烈景象,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没见过的。

令我不解的是,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农村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依然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我亲睹一位叫李阿三的老贫农于寒风中披着块破毯子,形同乞丐,十分可怜,便把些旧衣服送他,他感激万分.象李阿三如此艰难的农民不在少数。农民主要的生活来源靠出工得工分,每天的工分由社员当晚评定,最高十分,其他有九分八分,甚至六分五分不等。评分难免有失公平,造成了社员之间的矛盾。分值一般10分两三毛,好的四五毛,差的一毛几分,甚至还有两分的,辛苦一年下来连买口粮的钱都不够,试问,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是如此低劣的生产率?叫我们的农民如何活下去?

看到农民如此艰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跟他们一道为改变家乡面貌努力奋斗。我是名带着工资,不拿工分的社员,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到队里传播文化,教大家唱歌,我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主动和队干一起谋划致富的门路,去做一切有利于队里的事.在我积极倡导之下.许多山沟种上经济效益较好的竹子.看到村里缺医少药看病难,我拿出些钱购买些常用药品,搞了个药箱,一来方便自己,二来方便群众,谁有小伤小病,都得到及时无偿治疗。想不到小药箱也能发挥大作用,有个叫李玉辉的社员肚子痛,一个大男人痛得在床上打滚哭喊,叫爹喊娘,他家里人慌了急忙跑来找我,我背起药箱去看,判断是患肠胃炎,给了些消炎药和止痛片服下,果然药到病除。村里人把我当成无所不晓的能人,遇到什么事都愿找我帮忙解决,我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

我带回的一辆旧单车,是村里破天荒的第一车,引出一批青壮年争相学骑,不久村里买车人逐渐多了起来,当然都是买旧车.从此村里就多了一种交通工具。

我的归来,确实让村里出现新气象,充满欢歌笑语,大队得知,要我去组建文艺宣传队,白天干活,晚上到大队部指导排练,我成了最忙碌的人,却感到充实愉快,尤其和一批纯朴青年结为好朋友。

在共同劳动生活中,我和农民建立了深厚友情,可是受传统观念影响,我还是认为农民没文化,难摆脱愚昧落后,可是有件事震憾了我,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思索了很久很久。那是在一次田间劳动中,老贫农张奉寿当众唱出他新编的歌谣,我们是客家人,他用客家话唱道:“毛泽东,毛泽东,他系一只大贼公,只搞斗争冇生产,百万家财他败空。”在毛泽东被奉为神灵,具有至高无上威权的年代,冒犯诋毁毛泽东是杀头的罪,只要有人告发,他张奉寿有十个脑袋也保不住,我真替他捏了把汗。可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村里人根本不会搞告发人去邀功领赏那一套,相反,大家在驻足欣赏,露出会心的微笑。

我反复思索,一个老贫农,为什么不紧跟潮流给领袖歌功頌德,竟敢冒时代之大不韪唱起反调?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爱恨之情,必有其原因,了解的事实越多,我越明白了答案。老百姓最讲实际的,谁给他们带来好生活,他们自然会感恩戴德,唱起赞歌,反之,谁让他们生活难过,他们就会骂娘,甚至揭竿而起,几千年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

回想解放以来,政府不重视改善人民生活,却热衷搞运动,搞斗争,伤害了许多人,摧残了生产力,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尤其农民长期得不到温饱,困难时期苦不堪言,饿死人的现象发生了,此种苦难,解放前他们也极少经历过的。我村有个叫张阿五的农民,仅花七斤木薯做聘礼,便娶了个黄花闺女,当然,如此贱嫁自己的闺女,父母也是万分无奈,因为这总比饿死强.人的价值远比不上牲口,农民的生活质量降到了最低点,此种状况,他们怎会昧着良心唱赞歌?平心而论,张奉寿的山歌,反映了相当多农民的声音,如果真是个英明领袖,应懂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么一个基本道理,不为一派赞歌所迷惑,而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及时检讨得失,拨正治国方略,这样才不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于晚年犯那么大的罪过。

张奉寿的山歌编得虽有点不伦不类,但却包含有一定的真理性,更难能可贵的,在我的视野中,他是第一个敢藐视权威,扫除个人崇拜的人。

春耕忙完,生产队接到通知,要抽派若干劳力参加金田电站建设。这是家乡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长期受压抑的群众生产积极性如火山迸发,因为大家明白,搞建设比搞残酷斗争好,所以,虽是义务,不发工钱,大家还是热烈响应。我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以一个普通民工的身份报名参加。

电站坝址选在紫荆山前的风门坳,这里曾是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祥地,有一副对联为证:“暂借荆山栖彩凤,料将紫水活蛟龙。”太平军曾在风门坳与清军鏖战,如今,金田儿女在这片古战场上进行建设家乡的战斗。受热火朝天的氛围感染,我这个逾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也焕发了青春活力,挑起百多斤沙石健步如飞。这段日子,给我留下愉快难忘的记忆。

有天路经山脚,有人指着个荒坟告诉我,许明山就埋在这里。许明山是我疏堂舅父,原在家乡当小学老师,五六年与我同时参加高考,他考取桂林师院,我考取哈尔滨外语学院,为遥远的路费犯愁,他慷概给予资助,我心存感激,一直不敢忘记。毕业后他回家乡在一所中学任教,“文革”参加“四·二二”。人人知道,乡镇农村,“四·二二”处绝对劣势,不敢乱说乱动,大屠杀中,只有被宰杀的份,看见到处杀人,他想外逃避难,刚走到风门坳就被“联指”抓获,就地杀害,身上钱财洗劫一空,丢下尸骸永伴荒山。我们是五六年初秋告别的,一直无缘相会,想不到此刻相会,一个在阳间,一个却到了阴间,我采了束野菊放在他坟前,表达我的哀思,心里对他说:“明山舅父,你死得真冤,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一个赶集的日子,我走过北街,忽然有人呼叫我的名字,我掉头看,原来是老同学梁积生,多年不见,我们亲热聊起各自的经历。他中山大学毕业,分到灵山中学任教。灵山在大屠杀中极为惨烈,好些地方把四类分子斩尽杀绝,要创造“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除四类分子,还有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四·二二”也一起杀害。那段日子,每天都有一批人被拉去枪毙,梁积生是“四·二二”成员,自知在劫难逃,留下遗嘱,把钱财埋藏好,写信给家里交待后事。果然,有一天,他和一批难友被押赴刑场,恰好上头来了紧急文件,禁止杀人。县武装部有位黄科长,对乱杀人现象很反感,可是职低权轻,无力制止。这回可有了上方宝剑,他急忙骑上自行车赶赴刑场,那批杀手正举枪对准梁积生等人,忽然有人大喊“住手!”

杀手一愣:“哦,是黄科长,什么事?”

黄科长:“上级下了文件,不得再杀人。”

“黄科长,既然拉来了,还拉回去?多费事,干脆杀了,算最后一批。”杀手还想动手。

黄科长拔出手枪:“谁敢抗命,我就毙了谁!”

一批已到了鬼门关的无辜者得以幸免。其中包括梁积生。讲起这段经历,他还心有余悸。想不到,他和我一样,是从死神手中逃脱的幸存者。

队里接到上级通知,要选一名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公社积代会,群众一致推选了我,我出席了金田公社召开的积代会,深感家乡派性偏见较小。

可在城里,在社会上却截然不同,处处充满派性,硬把人群划为“站对队”、“站错队”两类,实质上把人分成“优等公民”和“劣等公民”两大等级,“优等公民”在入党、提干,升迁上获得很大好处,而“劣等公民”处处受阻,连他们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诸方面被拒之门外,这就造成了社会的巨大不公。君不见,多少血债累累,恶行昭昭的“优等公民”,很轻易地入了党,当了官,平步青云,成了新贵。颜景堂就是典型一例。“文革”前他只不过是广西大学一名普通学生,后来当了“联指”头头,追随韦国清大搞武斗,大批杀人,成了“文革”大功臣,入了党,坐上火箭,当了大官,还被南宁市革委会主任肖寒(后升为区党委书记)招为乘龙快婿,他的署名文章上了中央的《红旗》杂志,他被内定为广西党政领导班子的当然接班人。

革委会实际就是派委会,革委会当权就是派性当权。党的每项政策,每个号令都为之歪曲利用。如“吐故纳新”,“吐”的是被诬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的老革命,“纳”的是“文革”新贵,此种现象比比皆是,真是“处处杨梅一样花”。南宁三中也不例外,把大批“劣等公民”下放之后,来一个大换班,把一批“优等公民”的工人,职员甚至学生提上来,这些人连大学门坎都没踏过,居然当起重点中学的老师,有的还当了校领导。高考名落孙山留在学校当职工的李XX,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后改为副校长)。我教过的一个学生韦XX,刚读了高一因故辍学,我应他哀求帮他在学校找份采购的工作,当了橱房采购员,“文革”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竟也当起了老师。如此胡来,岂不误国误民,误人子弟。

可见派性是个毒瘤,早晚会断送国家的前途。中央也意识到派性的危害,《人民日报》连篇发表了文章呼吁要用毛泽东思想掌权,用党性掌权,不要用派性掌权。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我给学校写了封信,指出了派性掌权的种种现象,不料这个善意的举动种下了新的祸根。后文再作陈述。

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农村大队小学都要改为戴帽初中,师资不够,大队调我去任教,于是我重新走上讲台,不过教的不是城市青年,而是农村娃娃,别有一番情趣。农村学校师资缺乏,需要什么就得教什么,我教起物理和音乐,很受学生欢迎。

有天,我从学校回家,几个农民弟兄来告诉我,上头派人来调查我在农村有什么破坏活动,农民一致说绝对没有,还为我评功摆好,来者一无所获失望而归,刚走出村口,农民就急着来告知我情况,安慰我说不会有事的。我问了来者的特征,一下就猜着是三中的体育老师,“文革”功臣之一曾XX,而且是因为我那封批评派性的信特来搜寻新“罪证”的。古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磊落,无任何把柄可抓,能奈我何?所以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可我和农民弟兄都错了,没认识到派性天下,当权者专横无理,他们大权在握,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昨天把你放了,今天又可以把你抓起来,至于罪名可随意捏造,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根本不给你人权,不给你申辩的权利。

八月,趁学校放假,我为生产队水力加工场寻找电机回了趟南宁,住在广西综合设计院我妻子黄美聪家,和妻子儿女团聚,大半年不见,小儿子已呀呀学语,津津有味地品尝我从家乡带来的龙眼,吃完伸手:“叔叔,还要。”妻子不无伤感说:“你看,儿子都不认识你了。”

第二天中午,我还来不及去办事,革委会派了陈XX,曾XX两位“功臣”,带着几个红卫兵,闯进家里强行把我押走,到了学校就软禁起来。接着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我又重新站到了礼堂舞台中央,不过和以前大不一样,一是被批斗的不是一大群,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二是批斗方式不象过去那么野蛮,既不打骂,也不罚跪,只是列数我新的“罪状”。我坦然洗耳恭听。

革委会领导信口雌黄,大放獗词:“革命的师生员工们,今天我们批斗这个人,除老三中外,很多人不认识,他叫张德忠,文化大革命中追随”刘邓陶,贺霍傅谢袁,犯下了严重罪行,为了给他一个脱胎换骨,改过自新的机会,把他下放回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他不懂珍惜,老实改造,而假装积极,骗取信任,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积蓄力量,企图东山再起,再和我们无产阶级较量。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革命的师生员工,我们可要擦亮眼眼,识被阶级敌人的新阴谋,粉碎敌人的反扑,永保我们的红色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高呼时髦的口号。我深感悲哀,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为什么这么低,这么容易被欺骗,被煽动起来参与罪恶行径,就是因为当政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这正是中国的悲哀。

我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全校每个连排(学校已改为军事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都争先恐后拉我去批斗。

斗来斗去,都重复那几句胡话,大家都腻味了,于是叫我到大操场锄草,个别野蛮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块,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我负责看管我的曾XX禀报,他冷冷地说:“那是群众专政,你不好好认罪改造,打死我不管。“

折腾我个多月后,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又放了。

根据毛泽东的论断,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政权都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于是对文化、科研、设计等单位大动手术,我爱人所在的设计院打算撤消,工程技术人员,调离的调离,下放的下放。我爱人下放桂平黄村“五·七”干校,我随车同往。同车的有区文化大院的一批艺人和水电院的一批技术干部。有人指着一名四十余岁的妇女告诉我:“她是庞阿姨,丈夫是被‘汤血兵’关进木笼搞人兽展览的水电厅领导林执真”。人兽展览,我没亲睹,早有耳闻,先是“沥血兵”发明,后有广西大学效仿,还动员全广西乃至全国各地群众来参观。把人关进木笼当野兽展出供人参观,是广西南宁的一大奇观。

到了“五·七”干校,“五·七”战士都住进了新家。这些新家,是牛栏改成的,真是名副其实的“牛棚”。

我仍然回到家乡,学校再不敢用我,我去了电站工地。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电站工程指挥部抽调我到宣传部门。这部门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叫江俊杰,是我读浔桂时的师弟,他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这样,我们有商有量把工作搞上去。我们从民工中挑选十多名知青组成文艺宣传队,把工地上好人好事编成节目演出,以激励民工的干劲,收到良好效果。有次山洪暴发,有位青年为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卷走了,我们及时把这动人场面搬上舞台,观众感动得哭了。由于我们的努力,电站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县里颇有影响,可是却忙坏了我们师兄弟俩,因为从采访、写稿、创作、编导都是我们两人。全电站数我学历最高,领导、群众都寄予厚望,多尽点力责无旁贷。除了给宣传队编导节目之外,还常给县报,县广播站写搞,而且每篇都一字不改照登照播,我成了颇有影响的人物,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我还积极引荐区文化大院一批表演艺术家来演出,他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电站,轰动了金田.,这段岁月,是我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也是我最忙碌最愉快难忘的日子。我要用事实向搞派性专政的人证明,我张德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世界上有这样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努力工作的阶级敌人吗?

因为干校有家,我忙中偷闲,节假日往县城跑,看看妻子儿女。有次在街上走,妻子眼尖,看见一位同学:“三姐”。她名字叫李瑞华,“三姐”是同学对她亲热的称呼,是浔中高二十一班同班同学,人长得苗条俊美,能歌善舞,待人热诚,同学都很喜欢她。多年不见,眼前的她大变了样了,面色青黄,眼睛充满悲哀,手牵着个小女孩,还背着个出世不久的男孩。我妻子急忙领她进嫂嫂家掩上门,还没开口,她已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小女孩也跟着哭。妻子掏出钱叫我女儿阿芳,领小妹妹去买两块发糕,三姐开始向我们诉说她悲惨的故事。高中毕业,她没能上大学,在县城做了代课老师,跟高年级同学黎启耀结了婚,黎是水电局干部,小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文革”中,黎参加“四·二二”,大屠杀时被抓去活活打死,还诬蔑是“畏罪自杀”,后来瑞华被赶到乡下,生活来源完全断绝,被逼到绝境,多次想自杀,可不忍心丢下孩子,而且肚里还有一个,只好苦苦挣扎活下来。听了哭诉,妻子也哭了。我紧咬嘴唇,泪水盈眶,心情极为悲愤,心中发出呼叫:“文革”啊,你究竟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

和同学、朋友交谈中,我得知不少故人也死于非命,与黎启耀同时被杀害的,有我同学的哥哥高善云,还有一位我中学时代就很敬仰的黄宝鉴。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从小随父南征北战,成了一名出色的军人,在县武装部当领导。他仪表堂堂,口才很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常被请去中学作报告,我曾聆听过他的报告,深为他的仪表、口才、风度所折服,不少女同学为之倾倒,后来他选择了我同学的妹妹,能歌善舞,美貌绝伦的浔高女生戴美英,婚后转业到浔高当领导兼政治教员。“文革”浔高是全城“四·二二”唯一据点,“联指”调集大批民兵围攻,攻陷,黄宝鉴和他的同伴成了俘虏,惨遭杀害。可怜他戎马半生,没死于战场,却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

我的老师彭臻祥,他教三角简直无与伦比,画一个等边六角形,把几十条公式全归纳其中,令人终生难忘。他为人正直,反右时成了右派,遣送回博白老家,大屠杀时被拉出房门打死,他的遗孀带着小孩四处逃难。

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陈了,早年参加地下党,打游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过汗马功劳。他思想活跃,很有见地,无端成了右派,赶回老家博白,大屠杀时见风头不对,及时外逃,浪迹天涯,才幸免于难。

悲惨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无法一一写出来。

一九七0年仲夏,接到弟弟德全来电,告知父亲病逝,我即赴柳州奔丧。面对父亲白发苍苍的遗体,我心如刀绞。父亲勤劳一生,虽年逾古稀,但身体硬朗,极少生病,他是脑溢血突发谢世的。我明白,这种病多半是为我长期操心所致。我为失去最亲的亲人痛心不已,郁郁寡欢。

返回电站,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可又一个新的运动,再把我打入灾难的深渊。

十、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据此,在全广西的城镇掀起了“清查”运动,大抓“五·一六”分子。

我曾听说过,北京出现过一个叫“五·一六”的群众组织,广西哪有“五·一六”?这点,广西的当权者心里也清楚,既然没有,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搞?分明是政治阴谋。因为革委会实行的,是比封建专制还蛮横无理的派性专政,必然引起有党性原则的广大党员和正直之士的不满和反对,因此派委会就要借搞运动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既然是查“五·一六”,为什么不一视同仁而专在受过批斗和冲击的干部、群众里查。

历史已经证明,这场历时三年多的运动,没查出半个“五·一六”,却摧残了一大批元辜者,甚至逼死了不少人,当中就有区革委会副主任龙智铭。《年表》是这样记载的:(P-175)

“五月间,自治区党委举办自治区革委会部分常委学习班……实际上是为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发现线索。学习班结束后,龙智铭被立专案审查。龙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龙智铭原是“四·二二”指挥部头头,在营救黄兆昇时我跟他有较多的接触,觉得他是个很讲道理,很有涵养,很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成立区革筹时,他被当局相中,作为“四·二二”一派代表当了区革委会副主任,可这位副省级干部不但无力保护别人,也无力保护自己,和先前遭屠杀的万千“四·二二”一样,也落得个悲惨的结局,真应了一句老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可怜他快当妈妈的妻子还蒙在鼓里。他妻子在某县工作,某天,区革委会的桥车来接她上南宁,她很高兴,毕竟是妇凭夫贵,还没到分娩的日子,就接她去休养待产。可轿车直奔火葬场见到丈夫遗体时,她昏死过去了。

清查运动虽查不出半个“五·一六”,但清除异己,巩固派性统治的目的却达到了。龙智铭遭了厄运,跟他一起进领导班子的另一派代表,如颜景堂、廖炜雄之流却如日中天,成了广西灸手可热的人物。广西当权者为什么不放过龙智铭,我想原因有三,一是他已失去利用价值;二是他知道的内幕太多,构成潜在威胁;三是杀鸡儆猴,看谁还敢乱说乱动,不服统治?至于龙智铭为什么自杀,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被折磨到生不如死的时候,自行了结是最好的归宿,这点,我有切身的体会。下面就讲述我在清查中的遭遇。

七一年夏末,我正忙于电站的宣传工作,一天中午,领导通知我立刻收拾行李到县革委会,还派了专车和保卫员蒙XX“护送“。到了县革委接待厅,我一眼看见了“金牙”,他满脸堆笑,露出灿灿金牙,主动上前跟我握手问好,那份超乎寻常的热情,犹如久别重逢的亲友,还介绍跟在他身边的青年:“他叫小黄,工宣队员,学校特意派我们俩来接你回去参加学习班,学习班结束,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县革委领导客客气气地夸奖我在农村,特别是在电站时的出色表现。“金牙”当即表示一定如实向校领导汇报。

尽管“金牙”以好话掩盖其真实来意,但据已往经验,我意识到风云又起,来者不善。我提出要去干校和妻子告别,拿点衣物,“金牙”不许。我说至少让我打个电话告知一声。“金牙”勉强点头,却一步不离盯在我身旁。我拔了好多次电话总不通,我不敢松懈,一次再次的拨,终于通了,把“金牙”的话转告妻子,妻子说马上带女儿乘船来见我,我苦等了一个下午不见人影,后来知道是“金牙”做了手脚,本来我妻子女儿已下了船,被干校领导追来强令上岸。

第二天,我被“金牙,小黄“护送”回到南宁,到火车站的时间是下午六时许,太阳正下山,“金牙”故意拖至夜幕降临才回学校,目的是不让我接触到任何人。

到了学校,我被投入以前关押我们的牢房,每个窗口用铁皮封得死死的,更象监狱。曾XX来收缴我随身带的刮胡刀等生活用品,连裤腰带也解给他,并明令我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许写信。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成了囚徒。

卢冬一直没得到解放,老早被关了进来,整座实验楼,只关了我们两名囚徒,显得空荡荡的。不过其他房间已全改成牢房,打算从我和卢冬身上打开缺口,制造出大批的囚徒。

南宁市党委派来的专案组公开亮相了,他们宣布是奉命来清查“五·一六”的,对我们实行隔离审查,重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不得与外界联系(包括书信)的纪律。专案组成员大多是三中原来的学生,我熟悉的有孙XX,黄XX等,当中有我亲自教过的。他们的水平我早领教过。以前,把我整得死去活来的是他们,如今来审查又是他们。最令我愤慨的,我本来已获得解放,下放期间的表现得到当地群众和政府的认可,为什么毫无根据地要抓就抓,要关就关,把我当成敌人?天理何在?人权何在?不管打什么旗号,我从心底藐视他们,愤然顶撞,他们知道我有反抗情绪,用大帽子压我,吼道:“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因为我们是市委派来的,市委是区党委领导的,区党委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所以,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轻蔑一笑,心里骂道:“蠢货,老师可没给你们教过这样的混帐逻辑。”后来细想,不能全怪学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发明,“文革”以来,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这种混帐逻辑普遍流行,流到哪里,哪里文明被毁,冤案如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生只是另一类受害者而已。

为了惩戒我的不驯,专案组常举办小型批斗会,让横蛮无知的红纠队来对付我。

一天,收到女儿阿芳的来信,她刚上干校小学读书,第一次学写信,虽然雅嫩,却充满对父亲的关爱,给我莫大安慰,让我体味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感觉。每当心里苦闷,思念亲人之时,我就拿出来读,不知读了多少遍。

专案组又搬老一套,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逼我交待“五·一六”罪行,不存在的事怎么交待?于是硬说我态度顽固、“恶劣”,加强对我的惩治,不许吃肉,不给买烟。学校私设的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狱还不讲人道,不给放风,不给探视: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弟德全是工宣队长,按说也和他们一样是“文革”功臣,来到学校要见我,遭到挡驾,我的同学挚友吴石生,是军队干部,从北京转业回玉林,特地经南宁来校看望我,还有我高中同桌黄杰良出差南宁来看望,一概遭到拒绝,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也还允许探监,为什么在一向标榜社会主义无比优越的国度里,倒取消了允许探监这一国际惯例?何况我并不是真正的犯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卢冬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吃饭,买烟全由红纠队控制。他们不给我们吃肉,我们只能吃素。他们什么时候给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不给吃肉倒无所谓,不给买烟可真难住我们。因为烟早已成了我们解闷消愁,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断烟的日子,我极为狼狈,不得不象乞丐那样,去拣回以前丢掉的烟屁股解馋。

学生贪玩,往往在打完球后才去打饭,只要到些残羹冷饭,有时连残羹冷饭也没了,我们只好饿肚子。长期的折磨,卢冬肺病复发,我患上了胃病,疼痛难忍,革委会是不给“敌人”治病的,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意志与病魔抗争,此外只能听天由命了。红纠队都是从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立场最坚定,心肠最硬,他们是没有惻隐之心的,从其头头就可知道,头头有两个,一是梁XX,一是黄XX,就是跟“金牙”到桂平押我回来的工宣队“小黄”。其实他不是工宣队,和梁XX一样,是三中初中学生,因打人,追害老师有功,免去了上山下乡之苦,留校重用,专管红纠队和在校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

为了攻克我这个顽固的堡垒,专案组想出最毒的一招,将我挪到一个原来做教室的大房间,他们也搬来一起住,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翻审问,不给我片刻休息。最阴毒的人称之老李头的那位,年近半百,老奸巨滑,审问时斜坐着,一双臭脚搁在我面前,一边用指头抠鼻子,一边提出一连串难题逼令我回答,整个作派就象流泯无赖叫人恶心。

“X年X月X日,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干了什么?”无赖发问。

任何天才也无法记清自己几年前每一天所在的地方,所接触的人和事,当然答不上来,老李头便大发雷霆,拍桌怒吼:“你不老实,告诉你,你怎么参加”五·一六“,上下关系是谁,干了什么坏事,我们已了如指掌,不交待也同样可以定罪,让你自己说出来,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要是不识好歹,等待你的将是可悲的下场。”

我心里清楚,这种恐吓战术,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并不怕,可怕的是二十四小时的轮番轰炸,不让你合眼。最初几天还挺得住,越往后越难熬,真是生不如死,自杀的念头日益强烈。我甚至写好了遗嘱,设想过几种自杀方案,可当我要实行之时,耳边响起女儿的话音,脑海浮现亲人的面容,感到我许多许多责任未了,就咬紧牙关活下去。

“九·一三”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专案组的态度明显改变,不但不再逼我,还允许我自己去食堂打饭,允许在红纠队监护下到附近商店买生活用品。我异常兴奋、心想,天该亮了。可我太天真了,忘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的历史典故。

有一天,我 到琅边商店买东西,看到一本《控诉法西斯》的书,顺手买了回来,晚上一口气把它看完,书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在精彩之处画上红杠。该书是记录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讲话,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于德国,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希特勒上台不久,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一桩国会纵火案,把国际共运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逮捕入狱,企图加罪于他,在莱比锡法庭进行审判。季米特洛夫却把法西斯的法庭,变成了控诉法西斯的讲坛,这段历史我很熟知,但今天重温别有一番感受。季米特洛夫气势如虹,藐视法西斯的英雄气概给我很大鼓舞,其犀利如剑的词锋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这才是该学的真正逻辑)给了我智慧。我和季米特洛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蒙冤受屈者,要面对强大的势力来捍卫真理,捍卫自己的尊严,伟大的榜样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不再屈服于强权淫威,敢理直气壮跟他们论理。当权者感到不妙,立即查抄我的住处,搜走了那本新书及所有书写的文字,并精心策划了一场批斗会。

批斗会在合班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工参加.这是清查以来最公开,规模最大的批斗会,由从一名普通职工直升上去的革委会副主任李XX主持。经受过无数次批斗,多严酷的场面都闯过了,所以我毫无畏惧,倒反高兴,因为我终于得一个公开辩解,让群众判断孰是孰非的机会,我孤身站在台上,沉着冷静应对事先安排好的“炮手”的轰击,一场有趣的较量开始了。

“张德忠,要你交待‘五·一六’罪行,你为什么负偶顽抗?”主持人先质问。

有人窃窃偷笑,我也差点笑出来,原来主持人张口就出了败笔,把“隅”字错说成“偶”。把‘’负隅顽抗”说成”负偶顽抗”.因为不是在课堂,我无心给她纠正,而要抓住要害反击:”请问,你们查了那么久,查出一个“五·一六”了吗?既然没有“五·一六”,哪来“五·一六”罪行?你们没任何证据,就定我为“五·一六”,逼我交代“五·一六”罪行,说轻了是本末倒置,说重了是政治迫害。”

主持人傻了,群众私下议论。

“你最近看了什么书?”炮手急转话题。

“在这地方,我能看什么,只能是毛主席著作,哦,还有前两天买的一本《控诉法西斯》。”

“你不好好学毛著交待问题,为什么还看别的闲书?”另一炮手责问。

“你错了,我学毛著下的功夫不比你少,不信就比一比,看谁背诵得多。至于把那本书看作‘闲书’,更是大错特错。请问你看过吗?告诉你,它是讲述国际共运领袖季米特洛夫,如何把法西斯法庭变成控诉法西斯罪行,宣扬革命真理的讲坛,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最新出版发行的,你居然说是不该看的‘闲书’?”

炮手哑然,额上冒汗。

群众交头接耳。

“你为什么在书里划了那么多红杠杠,是不是把我们看成法西斯,把你自己当成季末特米特洛夫?”主持人想挽回败局,反而弄巧成拙,自己点破“法西斯”一词,让群众联想起一系列暴行,这和“此地无银”一样愚蠢。

我心里在笑,嘴上却说:“这是什么逻辑?能这样类比吗?你们常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有《别了司徒雷登》,想必你也读过也划过红杠杠,那么请问,谁是毛主席,谁是司德雷登?”

群众哄笑起来,炮手瞠目结舌。

恼羞成怒的主持人只得高呼口号“打倒张德忠!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他押回去!”随主持人最后一声令下,我被押出会场。

回到住处,我意外发现了一种奇观,门上墙上,桌上,床上,甚至蚊帐顶上,贴满了威胁性的标语。我心里发笑:黔驴技穷了。

度步房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想不到今天短短的较量,就轻易地让他们败下阵来,我更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金色的阳光很快就能重照中华大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我情不自禁唱起来。

通过这次,我喜欢上批斗会,盼着多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特殊方式,我才能公开亮明观点,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可是我总盼不来了,因为此后再不敢搞批斗,既不放人,也不处理,把我撂在一边。我一人在大房子里,白天锻练身体,晚上学学唱歌,把我平生最喜欢的歌曲,一支支唱下去,有岳飞的《满江红》、《国际歌》、《红梅赞》、……歌唱把我带到一个优美纯净的世界,忘了烦恼,忘了忧愁和痛苦。

过了些日子,校领导安排我到第三栋教室楼梯间的小房间去住,限制我的活动范围只在校园,每天派几名学生在我住处外,象特务似的对我监视。

十一、开除留用

七三年初,校革委会在图书馆阅览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传达市委文件,宣布对我和卢冬的处理决定。此前,先列数我们犯的“严重错误”(不叫罪行了)让大家继续揭发,有位发言者揭发卢冬曾企图炸掉邕江大桥。卢冬当即脸色发白,不是害怕,而是震惊,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认为最老实的同事,为了邀功,如此伤天害理的谣言也造得出来,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坏了。

市委对我的处理是,开除留用,降一级工资。对卢冬的处理,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由副科级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后,由预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团代表上台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正确”决定。却不给我们申辩的权利。

我极为不服,本来是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把我重新关进来的,现在“五·一六”问题只字不提,证明这是一宗冤假错案,至少该向我赔礼道歉才对,凭什么给我那重的处分,我愤 慨 难平。

封建社会还可以到衙门击鼓鸣冤,如今是革委会派性的一统天下,我上哪儿鸣冤?无力跟强权抗争,只能听由摆布,从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了,先是放牛,后是养猪,打砖,进校办工厂。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他们当官我也当倌,他们当的是有权有势的官,我当的是任人摆抪的牛倌猪倌。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想不到二十余年后 绕了个大圈子又重操旧业.。

人不管身处顺境逆境,总是要过日子,如何在逆境中过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师李启林给我树立了榜样。

李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师一样被打成“牛鬼”,还指定他为“牛鬼”队长,每天带领刘择之、李伟昌、罗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师去扫厕所、清扫校园。学校有辆拉货的马车,专由他负责,他常架着马车进出运货,他身材高瘦,满脸胡子,一副愁容,样子很象唐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红纠队常拿他侮辱取乐,我亲睹过这样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斗岁月的一个黄昏,李老师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近红纠队驻地:“报告,今天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偷懒耍奸的?”红纠队问。

“天地良心,绝对不敢。”

红纠队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个故作严肃,飞起一脚,踢中李老师屁股。

“哎哟,别踢那么疼嘛,君子动口不动脚。”李老师边揉屁股,边嘟嘟囔囔。

许多红纠队员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其中一个强忍住,大声喝道:“滚!”

“是,滚.”

李老师刚转身离去,红纠队笑得人仰马翻,还有人揉肚子,拭眼泪。躲在后面的“金牙”,也咧开嘴,欣赏刚才的精彩一幕。

据说红纠队诈李老师交待罪行,他认认真真说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挑起的,红纠队误认他神经有毛病,其实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现。在充满荒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谬制谬,以愚制愚,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他懂得苦中寻乐,无人监视的劳动中,他有说有笑,爱哼几句粤曲,喜欢逗小孩玩,保持一颗童心。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给难友们带来很大乐趣,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多少年过去了,我心里还埋藏着他讲的一个故事——以前,一个老农在桥头卖菠菜,生意很好,一担菜只剩一把,此刻,同时来了三个人争着要买,老农为难,想了个办法判定卖给谁,他指着桥头“清和桥”三个字,要三个人依次用一个字起头作一首诗。第一个是和尚,他以清字起头先作“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争便是静。清清静静真可爱,豆腐煮菠菜。”第二个是秀才,以“和”字起头:“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禾,去口加斗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爱,牛肉煮菠菜”。第三个是穷姑娘,以“桥”字起头,“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娇滴滴真可爱,菠菜煮菠菜。”老农听完决定把菜卖给穷姑娘。

李老始终以豁达乐观的态度,怀着一颗童心面对人生,使他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获得长寿,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谢世之前,还做了个惊人之举,立下遗嘱要丧事喜办,宴请当年与之患难与共的难友和曾给过他同情帮助的人,却不请“金牙”那类恶人。他的子女,忠实履行了他的遗嘱。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风范却永留亲友心中。

当年李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在逆境中变得乐观起来,每当放牛至郊野或文钱渡边,我便放声歌唱,或朗诵优秀的诗篇,最常诵的是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园很大,到处有空地绿草,我也常在校内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见了马继虞老师,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时谨言慎行,“文革”没受多大冲击,他主动走到我面前:“张老师,别灰心,将军也有落难放马的时候。”我顿时明白,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来安慰鼓励我的,我充满对老前辈的感激之情。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想知道大换班后,新教师是怎么上课的,有意放牛于教室后的草地上,跑到窗下偷听,有次听年青的女教师上语文,她先照报纸批判“刘邓陶”、“伍贺霍谢袁”一通,而后才讲课文,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有位学生大概想考考老师的水平,提了个很简单的问题,鲁迅姓什么。那老师觉得可笑,答道:“嗟,还用问吗,鲁迅当然姓鲁呗。”学生哄堂大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摇摇头离开。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我国大搞战备,处处在深挖洞,校园里防空洞交错,战壕纵横,有天在校园里放牛,一头老水牛摔下深壕死了。有人想借机再整我,但新来的领导比较客观,认为不是故意破坏,不必小题大做,只是调我去养猪,于是我由牛倌成了猪倌。

养猪场有三十来头猪,工作量很大,我每天都要到饭堂挑潲水,下鱼塘捞水蒲莲,用机器打碎,煮成潲喂猪,比放牛辛苦多了,幸好学校每天派几名学生学农给我当下手,我才勉强对付。

贫苦出身的石大娘和我作领居时,常跟我诉说她的苦难经历,我给过她同情与帮助,想不到她念念不忘,知道我每天早上都到厨房挑潲水,她常带些米饼,糍粑,粽子之类的小食让我尝,并用她家乡桂林话好言安慰:“张老师,你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我没有文化,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楚。那个姓李的,常来我家和老石喝酒,说话粗野,态度横蛮,看他一身黑毛,就晓得他不是好人,我恨死了他”。石大娘说的那姓李的,就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胸毛”李天保,也是石大娘儿子的学生,“文革”使这对臭味相投的师生成了亲密酒友。按说“胸毛”既是大娘家的常客,关系应该不错,不知“胸毛”怎么招惹了大娘,让大娘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条我是知道的,“胸毛”抄砸我家时,石大娘目睹这一暴行。我想就是善恶营垒分明之故吧,正应了一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七三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接到弟弟的电报,说母亲病危,催我回去。我心急如焚,打算坐下午的火车赴柳州。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对百姓太苛严,出门买票一定要持有革委会的证明,否则寸步难行。我赶快找到新来的革委会副主任王宴华,他很通情达理,准了我的假,叫我找掌管公章的“金牙”开具证明。可“金牙”百般  刁难,一会说要有领导的批条,一会说要工宣队长同意,王宴华的口头批准不算数,伤害了王的威信。王宴华十分恼火。王宴华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干部,法治观念强,到三中后看到“金牙”控制的红纠队胡作非为,随意拘禁打骂学生,很不象话,遂下令撤消红纠队,引起“金牙”的记恨,故意跟他作对。“金牙”还跑到工宣队长面前扯是生非,以证明王宴华准我的假是错的。经过了好大的周折,“金牙”才不得不给我开证明,可是已延误了我赴柳州的时间。

我于第二天下午才到家,母亲在昨晚深夜已与世长辞了,家里人说,临死前母亲一直呼唤我“神生”的小名,不肯闭眼,她多盼我能回来见最后一面,可这个机会被“金牙”无理剥夺了。面对母亲冰冷的遗体,我欲哭无泪,只有一腔怒火:“金牙”呀“金牙”,你是畜牲,不是你母亲所生!

料理完后事,我即赶回来上班,一天中午,我正在猪场煮潲,一位健壮的中年人走来先作自我介绍:“我姓罗,是新来的工宣队副队长。我知道你是张老师,为什么让你来养猪?”

“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受了处分。”我冷冷回答。

“犯了什么错误,杀人放火了吗?搞打砸抢了吗?”罗队长紧问。

“没有,绝对没有。”

“那你有什么错?老实告诉你,我调查了解清楚,你是个正派人,只是蒙受了冤假错案,受了错误处分。”

我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人敢为我鸣不平,尤其是工宣队长,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戒心,敞开心扉和他攀谈起来,谈得非常投机。他一再表示,一定要帮我平反,改正错误处分。可没过多久,他被调回南宁船厂。虽然平反之事他有心无力,但我对这么一位敢仗义执言的工人心存感激,永记住他的名字——罗德清。

中国有句老话,“一样米养百样人”,与罗师傅相反的是卢XX,根据形势的需要,三中多挂了一个“南师”的牌子,开设中师班,调来卢XX做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干部,原任市教育局长,我任三中团委书记时,常到市里开会,跟他较熟,所以他的到来,我满怀希望,向他陈述我对处分的意见,可没想到他却冷冷地说:“没把你赶回乡下,还算好嘛。”我很气愤,心想,你也是挨整过的人,为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在三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鼓吹“大课堂是社会主义”,“小课堂是资本主义”,只抓劳动,不抓教学。打倒“四人帮”,广大师生自发上街游行庆贺,他横加指责,自己拿起砖刀修防空洞,遭师生唾骂,连他的女儿都反对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当权者总想出新招来刺激百姓的神经,清查“五·一六”刚收场,接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时下又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三中又成了全市先进,在此召开经验交流会。为表示主人好客,三中领导杀猪宰鸭大宴宾客,可酒席未散,饭堂后面就贴满了南师学生出的大字报,指责三中领导慷公家之慨,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弄得主人客人都很难堪。校领导武断认为,学生之举,背后一定有人挑唆,这个挑唆者便是我张某,于是派“金牙”等人到南师班,要老师动员学生,揪出我这个后台挑唆犯。但此时的群众,已非昔日任人摆布,老师拒绝,学生更为率直:“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怎么会成了我们的后台?别把我们看得那么幼稚,我们没有后台,也无须后台,出大字报完全是我们所为,别扯到别人头上。关键是看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由于南师班师生的一致反对,挫败了“金牙”等再次整我的图谋。

一九七五年初,列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在总理病重期间,实际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使每况愈下的国家出现转机。但是,由于他拒绝按毛泽东的授意对文革作“三七”开的评价而第三次被打倒,旋即掀起声势浩大,以批邓为中心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运动中,广西充当了急先锋,抢先批邓,窃踞舆论大权的派头头廖炜雄,则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敢于彻底否定文革,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妥协,正是一代偉人邓公伟大品格的体现。文革是场十恶不赦的运动,它摧毁人权,毁灭人性,毁弃人间的真善美.堂堂正正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愿放弃一切,只求解甲归田,自食其力,这最低微的生存要求都不给,非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而且死得非常凄惨.至于文革给国家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有哪一点值得肯定?只有靠文革飞黄腾达的”王,张,江,姚”,才会为之拍手称快,以及那些既得利益者才会为之叫好,如韦国清,廖炜雄,颜景堂之流.

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传来周总理病逝的噩耗,我极为沉痛。记得那天。刮着寒风,下着细雨,我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回学校上班,一路流着泪,沉默无语,到了学校,听说上面来了电话,不许举行悼念活动。全校师生员工十分愤慨,自发上街买白纸黑布,在礼堂设置灵堂开追悼大会。会上哭声一片,李启林老师哭昏过去,那感人的场面,说明总理在人民中心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我也情不自禁写了一首悼诗,“天低云重压心头,噩耗传来涕泪流。崇高品德扬四海,伟大功绩传五洲。鞠躬尽瘁谋国富。死而后已纾民忧,含泪继承凌云志,拼将热血续春秋。”

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南宁市革委会在人民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须经单位领导审定,我和卢冬及其他“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参加。

在全国各省区给中央发的唁电中,广西独出心裁,也给江青发唁电,表示亲切慰问,讨好这位“红都女皇。”

十二、春天迟来

十月粉碎“四人帮”,全国各省区即看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靠“文革”整人上台的“三种人”拉下马,追究法律责任。唯独广西依然如故。广西当权者泡制出一套“特殊论”,说“文革”在全国是错的,在广西却是“正确的”,拒不平反冤假错案,拒绝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七八年庆祝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广西还大量印发打倒“刘邓陶”和颂扬“文革”取得辉煌成绩的书刊,大街上挂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标语横额。为人正直的广西中医学院教授黄英儒,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只因给邓小平讲了几句公道话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七八年非但不予平反,还正式判刑,送往雒容监狱劳改。这一切都在说明,“四人帮”虽然倒台了,广西人民依然生活在“文革”的阴霾之中,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无法贯彻落实。

我的处境当然无法改变,只是由养猪场调到砖厂,由砖厂调到校办工厂,依然管制劳动改造。

校办工厂为插秧机厂加工一些零部件,我负责操作一台二十吨冲床。有次出了故障,我用根铁棒插进飞轮进行修理,故障排除忘了拿掉铁棒,按动电钮,飞轮带动铁捧砸中头顶,顿时鲜血涌流,同事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只患了脑振荡。回家休息两天又上班了。这次工伤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幸亏砸偏了一点,如果砸在正中,二十吨的冲力还不让我脑袋开花,当即毙命?

有天在街上遇见了司徒耀老师,他是个老归侨,被下放回广东老家,打倒“四人帮”满怀希望回到南宁,要求学校落实政策,给个住处,遭校领导拒绝,不得不带着妻子儿女寄篱亲友家中。这位和善的老人真可怜,他的一个儿子司徒港生,原是一中学生,和史妙甫在一起参加过武斗,被“联指”抓进集中营,不久惨遭杀害。丧子之痛加上贫病交加,司徒耀老师后来客死于亲友家中。这事引起三中教工及司徒老师许多老学生的愤愤不平,在舆论压力下,三中领导才给了间窄小的破泥房让司徒太安身。

七七年秋,国家恢复高考,三中这所著名学府,竞输给普通中学,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广大教师很着急,领导也感到压力。尽快摆脱尴尬,提高教学质量,重塑重点中学形象,成了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心声。已解放出来抓教学的钟碧秋、刘文强、联同郭先安、吴艺玲、梁志岳、阳明熙、徐镇旋等一大批教学骨干,联名向校领导建言,要起用被打成“牛鬼”的老教师,请卢冬和我出山。起用老教师没有阻力,可让卢冬和我出山却阻力重重,因为我们俩是市委下达文件处分的。校领导不敢贸然行事。

南师已从三中分出单独建校,南师领导王怀义提出,三中放着卢冬、张德忠两位从北京来的教师不用,浪费人才,三中不用我们用,把他们调到南师来。三中领导在内外压力下态度有所松动,于是陆书记找我谈话。

“老张,我们校领导想安排你上课,怎么样?”陆书记先发话。

“不平反,我怎么上讲台?”我提出质问。

“那是两码事,先不谈平反问题,如今只谈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是根据革命需要,过去安排你劳动是革命的需要,现在要你去上课也是革命的需要。”

好个“革命的需要”,我心里在讥笑,这是你们的强盗逻辑,过去你们整人害人,青云直上,我们蒙冤受屈,都是“革命的需要”?把是非功过一笔抹煞了,岂能苟同?我明确表态:“要我上课,先给我平反,否则我绝不踏上讲台。”

和陆书记的谈话就这样谈崩了。郭先安、吴艺玲很着急,来做我的工作:“老张,你知道吗,我们一大批人极力争取,领导才同意你出来的,你断然拒绝,不是让大家白费力了吗?有人正巴不得呢。平反是迟早的事。管它那么多,你先出来工作再说。”

看到同事们的热切期待,我作了让步,答应先出来工作,但只批改作业,不登讲台。经过郭先安等人的斡旋,与校领导达成妥协,于是我成了只批改作业,不登台讲课的老师。

七八年秋,三中正式恢复重点中学名称,市里调来了新校长冯宗异和教导主任梁耀新。他们原是南宁二中的校长,主任,是全市闻名的教育行家,“文革”也遭受过残酷迫害,这次调来,有意加强改善三中的领导班子,他们不负众望,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治学严谨的态度,很快赢得全校师生的爱戴。

由于广西当局死抱“文革”不放,不予平反冤假错案,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不满,纷纷刷出大字报,南宁朝阳广场又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每天招来数以万计的人群涌去观看。大字报不只来自南宁,而且来自广西各地,内容都是揭露制造冤假错案和实行大屠杀的惨状,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有不少人到区党委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给蒙冤死去的亲人平反昭雪,还有组团上京告状的。当中有不少农民。当初许多农民奉命到南宁参加“平叛”丧命了,当局者授予“烈士”称号,发抚恤金,如今中央一概撤销,农民才大呼上当,要求追究责任,到底是谁欺骗了他们,害得他们的亲人抛尸异乡。但人死不能复生,酿成的悲剧已成历史,不可改变。任凭蒙难者家属如何呼号上告,都于事无补。我又想起攻打三中时认识的老黄,矮墩,他们是否也成了抛尸异乡的游魂野鬼?

中央三令五申要平反冤假错案,在我和卢冬复出任教不多久,南宁市委终于下达了一个文件,撤销对我们的处分,但仍留下一条尾巴,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本人认错态度好,对原来处分予以撤销。我脑海里铭记着那难忘的一幕,那是个宁静的夜晚,在图书馆会议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当陆书记宣读完文件,我、卢冬、黄兆昇先后站起,义正词严批驳这个文件,指责它公然对抗中央,死抱“文革”不放,是个极端错误的文件,我们拒绝接受。多少年来,在三中,第一次有人敢对“文革”,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说个”不"字,多么振奋人心!除了“金牙”等少数“功臣”塔着脑袋外,与会者都昂首挺胸,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过的畅快,冯校长和梁主任也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善于窥测风向的“金牙”,预感情况不妙,及早谋划退身之策,利用关系跳到市反帝医院当了名不称职的骨科医生。

“金牙”自己明白,他在“文革”中坏事做绝,罪孽深重,由于他抛档案,唆使“胸毛”“泼辣”等人胡作非为,先后逼死了胡里仁、覃克己、李厚德、罗梓元等人,还有熊景椿、李启林、刘择之,吴献瑞,司徒燿` 等大比老教师受到很大的伤害。教务主任林恩材是个共产党员,只因与之观点不同,被他指使“胸毛”打成漏网右派,受长期关押批斗,家也挨抄了。“金牙”还是个贪婪成性的家伙,把别人的财物占为已有。林恩材、郑云娣夫妇曾告诉我,他们在“金牙”家里,发现了他们从福建带来的铜壶铜盆.他究竟拿走了多少别人挨抄家丢失的财物,这还是一个迷。综合本书提到他的种种劣绩,绝不能用“好人做错事”来说得通,他就是个十足的坏人,无怪乎三中大多数人,包括家属小孩象旧社会农民恨地主恶霸那样痛恨他。如此犯众憎的人物,在世上是不多见的。

与之相反,钟碧秋却以他的高尚品德受人敬仰和爱戴。他打游击出身,入广西桂林师院深造后到三中任教,后当党支部代理书记,他刚正不阿,五六年反右中,偌大一个重点中学,竟揪不出一个右派,遭市委宣传部领导指责:“你们三中就那干净,刘择之还构不上右派?”钟理直气壮顶撞:“没有就是没有,刘择之也划不上。”由于他勇于保护知识分子,三中才无人受冤,可却背上了“右倾”罪名得不到赏识,一直只是代理。“文革”中他作为被打倒的第二号人物,长期受关押批斗毒打折磨,八二年患肝癌逝世,追悼会上,年近古稀的刘择之老师放声痛哭:“老钟呀,你是大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你鼎力保护,我刘择之早过不了反右这关了。”

钟碧秋英年早逝,可他的英名永留三中。

同是三中人的钟碧秋和“金牙”,为什么在群众心目中形成如此大的反差?我想其根本原因是前者与人为善,后者与人为恶,这也是善人与恶人,好人与坏人的根本区分点。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期《广西教育》刊物上,登载了一篇以三中党支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攻击刘润贤、李厚德、钟碧秋等原三中领导一贯重用熊景椿、胡里仁、李启林,刘择之等“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盛赞现任党支书觉悟高,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历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都站在斗争前面。无疑,这是篇按“两个估计”泡制出来的诬蔑教育战线的黑文。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的刘润贤老校长看了十分恼火。打电话质问三中党支部:“打倒四人帮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发表这种混帐文章,我要告你们!”接电话的正好是那位吃运动饭步入青云的党支书,他不甘示弱:“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也不怕。”

无独有偶,有一天,区党委派来两名干部找到卢冬,要卢写书面材料揭发伍晋南陷害毛主席的好干部韦国清。卢冬先是惊讶,打算拒绝,想了一下就慨然答应:“好,过两天后来取。”来者高兴离开。两天后,当那两名干部接过卢冬写好的材料一看,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原来材料写的不是揭发伍晋南陷害韦国清,而是列举了韦国清陷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的事实,还有后来的韦祖珍也横遭他陷害。材料最后得出结论:在广西陷害好干部的人是有的,不过不是伍晋南,正是韦国清自己。

韦国清陷害“刘邓陶”,见于前文提到的他主动贴出诬陷刘邓陶的大字报。陷害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全广西人所共知。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后,伍、贺、霍、傅、谢、袁、曾被拉去全区各地市长期游斗。南宁,全广西处处是打倒”刘邓陶,”“伍贺霍傅谢袁”的标语口号。陷害韦祖珍,广西人也是熟知的。韦祖珍原是福建军区的一位领导,后调来广西当革委会副主任,做韦国清的副手。他还是韦国清的同宗兄弟叔侄,一起从东兰出来参加革命的,上阵父子兵,按理说,他们该是天然的好塔当,可韦祖珍为人正直,敢讲真话,不会阿谀奉承,参加革命几十年,戎马倥偬,没机会回老家看看,回了广西才有机会。但是,不看则己,一看感慨万千,用他的话说,几十年来家乡没有改变,仍是那么贫穷落后,唯一的变化是村头那棵大榕树不见了(大炼钢铁砍掉了)。他还录下农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歌谣:“上山一把斧,回来两块五,有吃又有喝,酒壶跟屁股。”这些”诋毁”广西大好形势的言论,等于打了主政广西多年的韦国清的屁股。韦国清火了,借林彪事件拿他开刀,诬他为林彪集团的人,押赴北京,并开动广西的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揭露批判韦祖珍的运动。韦祖珍蒙冤多年,后获平反,可已患上不治之症。他特别留下遗嘱,他逝世之时,拒绝接受韦国清送的花圈。果然,韦祖珍的妻子儿女,把韦国清送的花圈拒进灵堂,并踩得稀巴烂。了解广西文化大革命惨状,纵观韦国清的所作所为,该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因为对任何人的评价,都是凭他本人的历史足迹作出,而不是靠强权操纵的舆论工具。历史已经说明,韦国清是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广西他支一派打一派,硬把一个群众组织当反革命勦灭,制造了全区性的大屠杀,广西出现如此惨烈的景象,罪魁祸首就是他.他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手握重权的韦国清,手下有无数人効命,为什么却找到卢冬?这件事我也清楚,六七年卢冬随“四·二二”代表赴京时,曾采访伍晋南、问:“有群众揭发,韦国清与越修(当时越南与苏联关系密切,故有此称)有勾结,是否有此事?”伍晋南答:“我说不准,说有吧,没确凿证据。说没有吧,这年头谁敢给谁打保票?”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在当时是最明智的回答。卢冬万万没想到,记有这段采访录的笔记本竟落到“联指”手中,成了他招来十年牢狱之灾的祸源。如今区党委又想以此要挟他帮韦国清诬陷伍晋南,可他们没想到,时代变了,韦国清之流再不能为所欲为,不但没能从卢冬身上捞半根稻草,还让卢冬狠狠将了一军。其实卢冬是个很理智的人,他对韦国清毫无个人恩怨,和广大”四二.二”群众一样,主张“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反对一切野蛮行为,对韦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伤害很同情.可韦国清气量太小,报复心太强,对反对过他的干部群众,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当反革命剿灭,而且还不择手段.泡制一桩桩冤假错案,所以让世人看清了他的面目,当然也逃不过卢冬的眼睛.

拒绝拨乱反正,不肯平反冤假错案,阻碍改革开放,广西这种严重状况,迫使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整顿领导班子,于八三年开展“处遗”工作,查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和派头头。可是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却被钻了空子,大多数罪犯及“三种人”蒙混过了关,有的还继续窃据要职。例如亲手杀害巫抱平的凶犯“胸毛”李天保,依然逍遥法外,仍受重用.造成多条命案的“金牙”林伟X连一份检查,一个赔礼,一句道歉不用就轻易过了关。此种现象在全广西比比皆是,给广西广大受害者留下不平和遗憾。

不过坚冰已被打破,灾难已经结束,祖国迈开奔向美好明天的步伐不可阻挡,比之全国,广西的春天迟来了六七年。迟来总比不来好,所以广西各族人民,还是欢呼这迟来的春天。

 

{注:刘老与邓小平共事时,在对待反动会道门问题上曾发生分歧,反动会道门受利用去攻打共产党武装,邓提出正好利用会道门刀枪不入的迷信思想,故意朝天开火,待来者靠近十来二是米才收拾他们。刘极力反对,认为这等于誘杀,广大教徒是普通愚昧百姓,一开始放倒几个,把他们吓跑算了。}

作者  张德忠

 

 

-----------------------------------------------------------------------------修改稿

 

一  前言

一九六六年仲夏,以中央名义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告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开始。这场历时十年(比抗战八年还长)的运动,使中华大地蒙受的破坏和灾难,不亚于一场战争。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难以算计的无辜者罹难,受伤害的人不计其数。是二十世纪中又一震惊世界的人类大灾难。这场灾难既不是来自天灾,也不是来自外来侵略,完全是由当权者荒诞决策引发内部自相残害造成的。确切地说,是最高当权者违反党心民意,滥用民众的愚昧和个人崇拜所获得的绝对权威,大搞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这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悲剧所在。

“文革”时,我正步入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到广西南宁三中任教,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卷入了这场运动,并自始至终经历了“文革”全过程,蒙受了巨大灾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述说他从元营南逃时,经历的死亡威胁达十八次之多,而我经历的死亡威胁比他多得多。可他是为了拯救南宋江山,而我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么一个虚妄的口号。为了这个口号,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可爱的热血青年枉送了性命,比之他们,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今,“文革”噩梦已成为历史。历史是后人最有益的教员,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视历史,而正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当代人,能忽视历史么?可现实的状况确令人担优,许多人对刚离去的“文革”史淡忘甚至遗忘了,尤其是青少年,对“文革”史知之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偶尔跟他们谈起“文革”发生的事,他们瞪起疑惑的眼睛,以为是天方夜潭。去年,我跟一位上门搞推销的大学生聊天,问他知不知道“文革”,他愣了半天吱唔回答:“文革?是不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呀?”我哭笑不得,深感悲哀。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人才,不懂历史,如何担当重任?我深感有给青少年补补历史课的必要。

我拜读过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 》等著作,很敬佩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还奋力笔耕,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诉诸文字,启迪教育后人。

我十分乐意响应季老的呼吁,在有生之年把我在“文革”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以作那段历史的佐证。

岁月无情,经历“文革”的人,很多已经谢世,当时的青少年,如今也步入花甲之年,无须太多时日,所有经历“文革”的整代人必将消亡殆尽,我愈感时不我待,有奋力疾书的必要,否则就对不起以无数中国人的血与泪书写的那段历史。

我坚信,“文革”那段历史留给人们思考、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宝贵了,如果真能读懂它,对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保证我们国家走上文明富强的康庄的大道,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不是史学家,不可能全方位记载和评价那段历史,只能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和极其有限的范围,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叶知秋,读者可以从中窥到那个时代的概貌。况且我所在的广西南宁,是“文革”的重灾区,武斗最为惨烈,杀人最为疯狂,把古称“南蛮“的一个“蛮”字,表露得淋漓尽致,可称“文革”的典型之作。

笔者绝对忠于史实,摈弃任意夸大歪曲捏造事实的“文革”作风,所暴露的丑恶行径,只会缩小,不会夸大。之所以缩小,是因为笔者实在不愿把那些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有玷人类视听,丢尽中国人脸面的兽行见诸笔端。

 

 

二  1966年的南宁三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是儿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尤如狂飙天落,顿时搅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无处安宁。学校停止上课,每年一度的高考也终止了,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狂热地杀向社会,或去横扫“牛鬼蛇神”,或去深挖“阶级敌人”。人们一下子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两大群体。“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高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时兴口号,任意去搞打砸抢抄杀,使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苏缓过来的国家,又坠入了灾难的深渊。

这场混乱无序的残暴运动,还美其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他的话被奉为比封建帝王的圣旨还有权威的“最高指示”,违反“最高指示”是莫大的罪过,立马招来杀身之祸。

“文革”之初,我在南宁市郊的石埠公社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运动。我校是历史悠久的广西著名学府,坐落于青山脚下,南湖之滨,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踏进校门,我就明显感受到美丽的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昔日琅琅书声和欢歌笑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 ,很多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也有学生成了“小邓拓”,弄得人人自危。

出身不好的师生,惶惶不可终日,而“红五类”的活跃分子组成“文革”领导小组,趾高气扬,把持广播站发号施令。

一天上午,“文革”领导小组通过广播站发出通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们又挖出三个阶级敌人,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立即到2-4栋教室之间的革坪集合,参加批斗大会”。

到了会场,看见三个“敌人”被押到水泥乒乓球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个子高瘦,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上写着“逃亡地主胡里仁”,还别出心裁给他安上一条稻草编成的,又粗又长的狐狸尾巴。

第二个是语文老师覃克已、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

第三个是农场工人罗里钊,为“富农分子”。

说是批斗,其实是漫骂和殴打,在怂恿野蛮的年代,谁出手最狠,最显示他立场坚定,革命性强,可怜三位“敌人”,无端饱受皮肉之苦,尤其是胡老师,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看到这种丧失人性,不讲人道的行径,我非常反感,心里发出疑问:“这也叫革命?”

共事数载,我对这些“敌人”有基本了解。

胡里仁老师解放前就以教书为生,是三中在职级别最高的老教师,平常不苟言笑,一心教他的物理,顶多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何来“逃亡地主”?

覃克已,壮族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壮音,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可在肃反运动中已把历史问题交待清楚,作了结论。他谨小慎微,埋头工作,说话不敢大声,对我们年轻教师也是客客气气的。

罗里钊,三十出头的农场工人,土改时也不过十来岁,是富农 子女,怎够得上“分子”?

批斗会结束,当即宣布把他们押送回乡,交由贫下中农管制。这一押送,除了年富力强的罗里钊能熬到“四人帮”倒台,重返三中获得平反外,其余两位却先后魂断故里,含冤谢世。

最惨的是胡里仁老师,还株连了他的妻子——校图书管理员黄佩琴,以及一个刚五六岁的小儿子——,一家三口一并押送回老家桂平西山。到家当晚,胡老师不堪折磨上吊自杀了,成了三中“文革”中丧命的第一人。

押送胡老师回乡的两个人,一是原为体育老师,“四清”后擢升为人事干事的林伟×,另一是当红的高三女生李××。他们得知胡老师自杀身亡,赶快拍屁股溜回南宁。

在评述三中文革史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三位关键性人物,他们是“红五类”的突出代表,“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左右三中形势的铁腕,而且自始至终,掌握师生员工生杀大权,三中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都是他们导演出来的。他们是“文革”功臣,也是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意外受益者。

第一个人物“金牙”,就是前面提到押送胡老师的林伟×。之所称之为“金牙”,是因为他镶了一口金牙,见了人——那怕是“敌人”,也咧开嘴,露出光灿灿的金牙,他可是阴险毒辣的笑面虎,后文当有具体的描述。文革初期,他正是利用掌管档案之便,向狂热的学生抛档案,才使一批批教职工成了“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他还非常贪婪,趁机发国难财,好些被抄家丢失的物品,竟出现在他家里。

第二个人物“胸毛”李天保,高三男生,成熟过早,长得高大粗壮,小小的眼睛,粗粗的脖子,性格孤傲野蛮,爱耍弄口舌,挖苦别人,以显示自己超凡的才智,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其长相怕人,面部肌肉块块饱绽,一片浓黑的胸毛令人生畏,整个形象没一点斯文的学生味,倒让人联想到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专司砍人脑袋的刽子手。我从不信相师那套,凭长相判人好坏,断人善恶,预卜未来。可“胸毛”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没有辜负他那副长相,成了残害老师,杀害同学的刽子手,后文当会展示给读者。

第三个人物“泼辣”李××,高三女生,就是前面提到和“金牙”一起押送胡老师的那位女将。她争强好胜,常跟人大声争吵得脸红耳赤,给人突出感觉是两个字“泼辣”。

以上三位于“文革”开始就十分活跃,“金牙”幕后策划,“胸毛”、“泼辣”前台表演,一批批“阶级敌人”是由他们揪出来的。

除胡里仁等三人之外,刘择之、李启林、李伟昌、罗梓元、梁禧,……几乎所有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难以幸免,卢冬被打成“美蒋特务”,陈振昌被诬为“特嫌”,梁洪亮被定为“跳梁小丑”,连有多年党龄的梁志岳也成了“国民党兵痞”,老党员徐镇璇,也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这些“阶级敌人”,很多是我钦佩的长者或好友,他们都是顶好的人。

梁洪亮,印尼归侨,亲历印尼排华的惨痛,深知祖国强大才能使海外华人挺起腰杆。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上大学,一心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可没想到,刚走上讲坛两年就遇上“文革”,他为人善良正直,对那种违反人道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公开表露他的愤慨,于是遭“胸毛”等人的围攻,诬之为“跳梁小丑”,从此得了个“小跳”外号。

陈振昌,跟随伯父在香港读书 ,高中毕业时,其旅居美国的父亲要他去美国上大学,可他执意要回国。其父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听从安排,则断绝父子关系,停止供给,逼得他在父亲和祖国之间作出选择,可他毅然选择了祖国,在伯父的支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了三中一名出色的数学教师。宁要祖国不要父亲,请问世上哪有这么可爱的“阶级敌人”?

卢冬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同年分配到三中语文组,他思想活跃,性格开朗,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却有一段光彩的革命经历.他母亲在香港被人骗走了一大笔钱财,遭丈夫扫地出门,由一个官太太沦为洗衣妇。出于对母亲的同情和关爱,卢冬常背着父亲去探望母亲,无意中结识了香港地下党,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参与解放广州战斗后正式转为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他满怀激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停战后,他转业到广州某机关当了副科长,一九五六年响应号召参加高考,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庭出身和容易被人误解的经历,他在肃反,反右中受过冲击,一九六四年,三中作为“四清”运动试点,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是“美蒋特务”,“四清”虽说也是极左的产物,但工作组还是认真负责的,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内查外调,加上卢冬积极配合,终于还他历史清白。卢冬十分感激组织为他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表现出色,被评为市先进教师,成为校党支部重点发展对象。岂料“文革”一来,不但“美蒋特务”的帽子又重新扣到他头上,而且前面还多加了“红皮白心”的定语,成了“红皮白心的美蒋特务”。

我清楚记得那天,几个“红五类”学生把卢冬拖到办公楼前的乒乓球台上,拳打脚踢,把他衣服也撕破了,恰好市委书记肖寒到三中暗访,目睹这野蛮的一幕,可他不但没批评制止。反而称赞小将的“革命行动”,不久,一版版的大字报刷了出来,专是围攻卢冬的,他成了全校最受瞩目的“敌人”,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逼令他写检查。

“文革”伊始就被打成“牛鬼”的刘择之,是语文组的元老,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知识分子,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是位爱国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由上海赴北平探视母亲,师大学生得知,请鲁迅回校演讲,并强烈要求鲁迅重返师大执教,于是选出四名代表拜会鲁迅,刘老和田家英都是代表中人,受到鲁迅亲切接见,亲聆鲁迅的一番教诲。“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奔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年轻的刘择之被推举为团长,他满怀救国热忱,率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蒋介石害怕学生避而不见,愤怒的学生冲进总统府砸个稀巴烂,蒋介石不敢公开弹压,却暗地里抓捕学生领袖,刘老也上了黑名单。他得到共产党的通知,避开国民党的搜捕,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就在邓小平手下当了团级干部,为拯救民族危亡驰骋沙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军界,{注}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当了一所联中的校长。国民党打内战败北时,刘老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跟蒋介石去台湾,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刘老选择了后者到南高任教,一九五四年南高改名为南宁三中,他便成了三中语文组的元老,“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连累了他的妻子——厨房工人黄阿玉,几次走过南湖想投湖自尽。

这么多好人被打成阶级敌人,横遭迫害,这样的“革命”我实在难以接受,所以非但恨不起他们,反而给予同情和鼓励,要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

荒唐岁月,每天都有荒唐事情发生,一天上午,几个“红五类”揪住个瘦小的男生拖到礼堂,拳脚交加,指控他为“现行反革命”。后得知原委,令人不寒而慄。这位学生姓肖,虽非红五类,但安份守纪,他做梦也想不到会祸从天降。那天早上他上厕所,用了小半张旧报纸作手纸,被有心的“红五类”同学发现,说他用毛主席头像擦屁股,污辱了伟大领袖,于是招来厄运。天哪,古今中外,难找出如此荒唐之事。谁都知道,当时的大小报纸,都布满毛泽东头像,而生活水平低下,习惯用废旧报纸作手纸的人们,几乎天天在干这种“反革命”勾当,只要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就会飞来横祸。

鉴于乱抓人打人之风日盛,中央颁布了《十六条》,传达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欣然接受并佩戴上宋斌斌献上的红袖章,还给她改名为“宋要武”,这不啻承认自己是这个组织的后台,于是促使红卫兵如瘟疫漫延,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推动文革,制造无数罪恶的急先锋。

我校的“胸毛”、“泼辣”等红五类活跃分子紧跟潮流,联合其他学校的同类,成立了南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盾牌”红卫兵,效仿北京,杀向社会,深入大街小卷,把“黑五类”及其亲属赶出城市。

学生干得起劲,老师不能落后,在“金牙”等人策划下,三中第一次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对熊景樁的专场批斗会, 主持人刚念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手中却拿着小鞭子,叫把熊景樁 押 上来。两名强壮的中青年老师把熊老押上,边数列他的”罪状”,边拳打脚踢,主持人也做样用鞭子打了几下,接着两三个好表现自己的中青年老师冲上去大打出手,一个用铁钳钳耳朵,一个用铁线勒脖子,像拖死狗那样拖来拖去,末了还拿锅底的黑烟抹脸,把熊老弄成了黑鬼,批斗会纯然成了折磨人,侮辱人的展示会,许多教工,尤其是女教工不忍心看下去,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但中了邪,发起疯来不比学生逊色。

熊老年逾花甲,个子瘦小,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走路显龙钟之态,己是风烛残年,退休在家聊度余生,他与世无争,于人无害,对这么一位在教坛上耕耘了大半生的长者,何能下此毒手?大概中”封资修”之毒太深,江山易政,本性难移,目睹这残暴的一幕,我怒火中烧,几次想站起来大喝一声,“住手!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既无“红五类”的荣耀,也无“黑五类”的羞辱,历史清白,任过团委书记,所以没受冲击。可是我看不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对受害者予以同情,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性格,注定了我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

沉默了很久的卢冬,突然在大字报棚的显著位置刷出了一版大字报,题名为《进军号》。公开反击先前大字报对他的诬蔑和攻击,辞锋犀利,有理有据,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是三中“文革”以来最讲道理,最具说服力的大字报,它打击了歪风,弘扬了正气,广大师生深受鼓舞。卢冬成了受害师生心目中的英雄,纷纷起来效仿他用笔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金牙”、“胸毛”、“泼辣”等那几个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不敢为所欲为,学校又有了欢声笑语。可灾难却移到了领导头上,因为《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的矛头对着他们,我校主任以上的领导,被赶到西乡塘强制劳动,刘文强主任就是在这次劳动中弄断一只手指,留下终身残疾。

毛泽东连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掀起了全国大串连高潮,各校红卫兵打出各种旗号走出校门,效仿当年红军,进行艰苦的长征。

校园清静了许多,“走资派”、“牛鬼蛇神”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意想不到的厄运等待着他们,等待着卷入“文革”深渊的亿万群众。

三  进京朝圣

短短两三个月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搞接见,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隆重盛大。受接见的代表, 被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倍受尊重和优待,乘车、吃住全由国库开销,这岂止是“免费的午餐”,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奇遇,引得无数朝圣者涌入北京,首都人满为患。

时令进入秋天,学校接到通知,有几个革命群众代表名额分给我校教职工,进京接受伟大领袖的第八次接见,于是召开紧急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这批代表。当然,指明为“革命群众”代表,“走资派”、“牛鬼蛇神”及“黑五类”等无权参加,“金牙”等一些整人打人的活跃分子,虽有权参加,但群众厌恶而落选了。我不属上面两种情形,不但有权参加,而且还顺利当选,被推为领队。

开好证明,打好行装,我率领三中代表队出发了.到了火车站,见人山人海,大多是戴军帽,穿军装,扎皮腰带,佩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争先恐后,从车门、从车窗,拼命挤上车。我们一行通力协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了车厢,占得五六个座位。后面来的,别说座位,能有个立锥之地就不错了。走道、行李架乃至厕所——一切空隙的地方全挤得水泄不通,列车严重超员。最麻烦的是拉屎拉尿,要事先作好安排,利用每站停车的片刻,分批下车突击解决。没等到车停小便憋得慌的,或尿在裤里,或射出窗外,“羞耻”二字全然不顾了。这恐怕也是史无前例最艰苦卓绝的远途旅行了。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到达北京,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幸亏马上享受到毛主席“客人”的待遇,一下火车,就有解放军迎接,送到接待站安排食宿。

我们所在的接待站地处西长安街的偏街上,是北京千百个接待站中的一个,“客人”走了一批来一批,经常处于饱和状态。接待那么多客人,够难为北京人了,不能期望过高,我们只能睡大铺,席地而卧,垫的是稻草麦杆,盖的是长了虱子的军用棉被,一日三餐免费享用。

在站里,我遇见两位四川小姑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已经出来一个多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次是第四次进京。他们离家时各自只带一元钱,靠转手倒卖赚一大把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望着两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十分感慨。是呀,文化大革命真是”锻炼了群众”,不仅是大中学生,还包括小学生。

我们这群大小“客人”,全按军队编制组成连排,由解放军指导,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列队操练,准备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与此同时,我们学会了一套盛行的仪式——胸前佩戴领袖像章,手里拿着领袖语录,说话时语录紧贴胸口,朝见时右手挥动语录,口中响亮三呼:“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整套仪式,比古代臣民朝见皇上还要繁杂。这套仪式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且日益创新,如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绣“忠”字图,跳表忠舞,闹得六亿神州沸沸扬扬,如痴如醉。

北京的秋天,寒气逼人,出门很不好受,但我们是学校选派的代表,任务是来取“文革”真经的,空手回去不好交代,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北大参观。

之所以首选北大,因为她是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被捧为“文革英雄”的半老徐娘聂元梓正坐镇那里搞得热火朝天,如果说北京是“文革”的发源地,那么北大正是发源地的中心,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她简直成了中国的麦加,要取真经,当然首选北大。

幸好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我们一行用罢早餐,带上干粮出发了。两位工人代表说身体不适,留下休息。

读大学在北京四年,地理熟悉,我成了当然向导。到了公共汽车站,见满街是人,乱哄哄的挤公共汽车。车开了一趟又一趟,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到了北大已近中午。

大概是有意给朝圣者作示范表演,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个舞台,批斗会每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到达时,批斗会还没结束,看见一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押在台上,低头弯腰,作“喷气式,”因人多嘈杂,距离太远,既看不清挨斗者的表情,也听不清斗人者的话音,不得已,只好四处转转,看看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怕误了晚餐,我们匆匆离开北大。

此后几天,我们去了清华,北航、地院等几所高校,情况大同小异,只是没有北大热闹。

几天外出参观,我们没取到什么的真经,却得了不少传单、小报。大家盼着早日接见,一睹伟大领袖的风采。

这一天终于来临,天还没亮,解放军就催促大家起床,匆匆洗嗽完毕,用罢早餐,就到街上排好队形。寒风刺骨,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大家搓手搓耳,原地蹦跳取暖,等到曙光显露,满天朝霞,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唱着时兴的语录歌向目的地进发。九时许,百万大军云集长安街东段。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登上天安门,检阅开始,百人一横排的队伍浩浩荡荡,由东往西走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人群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大家狂热呼喊,不少人热泪盈眶。虽曾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我还是深受眼前狂热到极点的氛围感染,情不自禁地涌出热泪。可我在注目天安门城楼时有种新感觉,许多熟悉的面孔消失了,换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批新的面孔,于国家是福是祸?我无法猜想。

“文革”开展以来,短短的三四个月间,毛泽东就连续举行八次接见,耗费了国家无数人力财力,其目的是为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煽动亿万群众追随他推进“文革”造势。历史已经明确,“文革”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一出丑剧、惨剧,那么八次接见就是这出剧的序幕。

接见过后,我们代表的使命已经完成,解放军动员大家尽快离京。离家多日,我们也很想家,于是踏上归程。

此次进京,接受了一次“文革”洗礼,回校之后,我周围很快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最先遭受迫害的卢冬私自赴京上访也回来了,大家商定成立自己的组织,我和卢冬被推举为头。我们不搞唯成份论,不论家庭出身、有何海外关系均可自愿参加,因此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三中教工最大的群众组织。有了组织的依托,大家便无受人围攻迫害之虞,从北京带回的传单资料,分工抄写张贴。人人热情高涨,常干到深夜,但心情舒畅,有说有笑,一扫昔日笼罩心头的阴霾。

进京朝圣,成立组织,积极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以致招来无穷祸患,几乎丢了性命,事后反思,才意识到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迈出的最幼稚,最愚蠢的一步。

 

四、武斗逃难

如果说六六年底前,“文革”尚属煽风点火的前期阶段,那么迈入六七年后,则是恶果显露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发展时期。有三件事直接掀起“文革”飓风:一是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发表,二是得到毛泽东肯定和盛赞的上海一月夺权经验向全国推广;三是中央公开提出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和他的司令部,但都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由此,派战不断,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演变为“武化大革命”,使用的武器也迅速升级,从原始的石块长矛,到现代的洋枪洋炮,几乎把人类战争史复制了一遍。

广西,南宁,分成了“支韦打伍”和“支伍打韦”两大派,前者简称“联指”,由最先起来造反的盾牌红卫兵和赤卫队组成,后者叫“四·二二”,是受迫害压制而后起的造反者组成。

两派各支持的都是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韦”指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伍”是伍晋南,区党委书记。

六七年元月二十九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二月一日又贴出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这是他主动在“文革”中的表态和亮相。

此后,围绕区党委和广西日报夺权以及砸烂“工总”等问题,两派冲突加剧,引发了武斗。

四月下旬,中央召两派代表赴京,同住京西宾馆,我和卢冬作为“四·二二”所属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派去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京,和“四·二二”代表团同住于京西宾馆。此时,不断传来南宁武斗和“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攻打“四·二二”的消息,引起两派在京代表的冲突。

有一天,在和联指代表的辩论中,我遇见陈时,他是“四·二二”属下南宁市公安局“枪临逼”组织的成员,特意赴京汇报南宁武斗及“四·二二”受“联指”攻打的情况,他告诉我南宁局势很坏,放心不下,他要赶回去。想不到此去成了永别,他回去不久被“联指”枪杀了。

陈时是我初登讲坛的第一批学生,原在南宁三中高六十六班,天资聪慧,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尤其擅说相声,三中每开晚会,总少不了他的节目,而且是自编自演,逗得全场笑破肚皮,获得全校最喜爱的笑星的美名,我这个语文老师自愧弗如,可以断言,如果他有机会师从候宝林、马季,定能成为姜昆、笑林那样闻名全国的一流笑星,可惜他走了另一条路,高中毕业放弃高考,学董加耕走下乡务农之路,和林德铭、关眉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市郊石埠公社插队落户。务农期间,他认真磨炼,和农民一起到城里挑大粪,成为名扬一时的新闻人物,后来被市公安局抽调去当了一名公安,“文革”公安局也分了两派,他参加了“四·二二”一派,成了这场运动的无辜牺牲品。

在京等待中央解决广西问题遥遥无期,六月中我回到南宁,住在三中红革会驻反帝医院据点,碰上武斗日炽,为了避难,我和钟碧秋、刘文强、梁志岳、冼国裕,黄兰芳,阳明熙等一批同事逃去湛江。湛江两派正酝酿武斗,也不安全,便转往桂林。桂林是老多的大本营,“四·二二”占绝对优势,当时武斗硝烟遍布神州大地,这里却是没有硝烟难得一见的绿洲,也成了全广西“四·二二”的大后方和避难所,南宁及各地的难民大都跑来这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和关照。桂林市民还慷慨捐钱、捐粮,解救衣食无着的难民。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周总理作了有利于“四·二二”的表态,还派六九八四部队进驻新华街、解放路、展览馆等“四·二二”防区进行保护,广西局势恢复平静,外逃的难民陆续返回。我回南宁不久,听说朝阳广场司令台陈列了三具尸骸,作为控诉“联指”杀害“四·二二”的罪证。我跑去看,果然,旁边还标明死者姓名及遇害经过。最长一具是陈时,其余两具是林德铭和周广受。陈、林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于我的脑际,陈活泼可爱,尤其说相声时样子很滑稽。林眉清目秀,待人彬彬有礼,脸上常挂着微笑,想不到这两位努力上进的好青年竞死于非命。周广受我从不认识,是刚从部队转业到林教大队的。这三位都不是死于武斗,而是偶尔落到金鸡村民兵之手,被“联指”江南片指挥部拉去枪毙的。

第五次接见明令禁止农民进城武斗,强调两派大联合,本来是广西局势的良好转机,可是当局者没好好把握。广西好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后果,《年表》有如是记载:(P-53)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达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

黄天辉连夜带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得一个,我老婆也得一个。”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这只是万千杀人案中的一起。这股杀人风未能制止,不久竟发展为全区性的大屠杀。

广西两派武斗中,因“联指”有大量武器,更有大批民兵支持,所以处处占上风,而“四·二二”却武器极少,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被迫千方百计去搞武器。八月二十日晚,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枪,归途遭“联指”拦截。三中红革会派人参与抢枪行动,当中有我不少学生,因此我甚为关切,跑到江边客轮上等候消息,联指从对岸用机枪扫射,我亲睹一名船上群众中弹身亡,吓得我心惊胆战。黄昏时分,载人抢枪的船冲破拦截归来了,死伤了好几人。我高七十九班学生莫文冰手臂中弹受伤,幸无生命危险,算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了。

局势动荡,搅得人心不宁,广大群众,都盼望结束动荡不安的生活,当中央发出回原单位闹革命,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号召,两派群众都积极响应。三中两派都回到学校,又在一个饭堂里吃饭了。我和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刘文强、阳明熙、吴增炽`黄仕良,冼国浴,`,郭先安、吴艺玲等多位有头脑的同事商定,我们主动找对方倡议,首先实现两派教工的大联合。这倡议得到陈荣安等“联指”头头的响应。我们还商定,年关将近,共同组建巡逻队保护三中教工的安全,不允许外单位来干扰破坏。这良好的愿望,得到驻校“支左”的解放军支持,这样,三中出现了少见的和平气氛,一直受压的“四·二二”群众终于结束了逃难生活。

可是我们太天真了,只要“文革”不结束,凭我们小小的单位,小小的力量,怎能遏止日趋恶化的大势?到了六八年,南宁,整个广西进入了更凶残险恶的年代。

 

五 1968年校园的一场大杀戮

 

三中两派本来还是和平共处的,可此时“胸毛”为首的一批“联指”鹰派突然骄横拔扈起来,制造了一个个流血事件,他们占领了全校制高点水塔,接着用铁丝网把礼堂(与饭堂合一)围起,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红革会”学生无处用餐,当然不答应,要求对方拆除,否则派人去拆。“胸毛”利用水塔的高音喇叭气势凶凶地发出警告,只要“红革会”敢走近铁丝网,“一切后果自负。”

冲突一触即发时刻,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阳明熙等共产党员找我商量,叫我去说服“红革会”头头放弃拆铁丝网的打算,以避免学生流血牺牲。他们估计到“胸毛”那种野蛮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立即找到红革会头头王成初,转达如上意见。可他年少气盛,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估计对方,不肯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说对方实在欺人太甚,不能容忍。还说:“我们徒手排着队,唱着歌去,谅他们不敢向徒手的队伍开枪。”劝说无效,我只好叮嘱他千万当心。

临近中午时分,红革会集合了百多人的学生队伍,从学生宿舍区向饭堂进发,果然是徒手,只拿语录本,唱着歌前进,还没走到铁丝网处就枪声大作,好些人中弹,大家忙抢救伤员,驻校“支左”的解放军也参与抢救。红革会武装被迫还击。

这次冲突,红革会死亡二人,伤数人,对方毫无损伤。

死难者中,一是初三男生叶启时,子弹射中额心,送到三0三医院抢救无效。其父是医学院教授,被打成“反动权威”蛰居家中,我把启时的死讯告诉他时,他神态木然,欲哭无泪。另一是高一女生刘凤芝,是位勤奋好学,不苟言笑的女孩,子弹打中胸膛,穿过肺部。我亲临医院组织抢救,并请来她的父母。医生花了几个小时也没抢救过来,当得知女儿断气,两位老人放声痛哭。父亲是医学院讲师,参加“联指”。“文革”就是这样捉弄人,把亲密的父女分属誓不两立的派别,而女儿竟惨死于父亲这派的枪口下,是谁造的孽!

我在医院劝慰凤芝父母之时,学生来告诉我,说“胸毛”带人砸抄了我的家。我回家一看,整个家砸得稀巴烂,蚊帐被褥撕成一条条的,卢冬寄放的收音机也砸了,值钱的东西被抄走,没拿的家俬毁掉,比土匪洗劫还惨。

流血事件发生后,红革会学生群情激愤,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在一个晚上用自制的土炮攻打“胸毛”等驻守的据点。巫抱平自告奋勇,背起炸药包冲到水塔脚,试图炸掉射出罪恶子弹的水塔。因爆炸力太小,水塔巍然不动,可也吓坏了“胸毛”等人,他们勒令住在红楼的“四·二二”家属马上搬走。红楼是三中唯一的三层宿舍楼,紧挨水塔,“胸毛”要强占为据点,与水塔连成一片。被“联指”定为三中最大“走资派”的老校长李厚德一家住在红楼,“胸毛”等全副武装闯进他家,打骂威逼,强令校长搬出。害得他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的长女阿红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惊吓得六神无主,跑去医学院告知她表姐。表姐叫她赶快把病人送来抢救,可受到百般阻挠。还是心地善良的老职工黄才秀和谭叔要来辆木板车,把老校长拉到医学院,可惜晚了,医生已无回天之力。

李校长名厚德,回族,他的人品跟他名字很相符,个子瘦小,脸上常挂着慈祥的笑容,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忠于职守。他不幸中年丧妻,带四五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生活负担甚为沉重,可不影响工作,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给学生授课,教数学。他的教学水平堪称一流,深得学生喜爱。他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三中是全区重点,录取分数比普通中学高很多。他大女儿阿红没达到三中要求,硬是要她到离家很远的六中走读。李校长以其高尚的人品,优良的师德教风,赢得全校教职员工的尊敬和爱戴。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好的领导,怎会成了打倒的对象,最终受迫害致死?

在那是非颠倒,好坏不分的年代,我跟老校长还扯上一段政治是非,那是在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之后,大批党政干部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李校长也写了一纸声明交我转达。出于对他安危的考虑,我劝他把声明收回,不要公开表露,以免惹祸上身。他接受了我的劝告,不料在后来的大批斗时,我被加上一条“与走资派勾结”的罪名。

在我心目中,李校长是最好的领导,是最可亲可敬的长者。对他的不幸,我打心底感到痛惜。八0年学校为他补开追悼会时,我给他写了副輓联:厚德载物,十年动乱遭劫难;德高望重,八方英杰悼忠魂。

三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刚过没多久,又发生第二次流血事件。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胸毛”等勾引外单位的联指偷袭红革会的大本营——实验楼,打死了初三男生王珏、高三男生梁文荫。红革会武装急忙应对,在“联指”武装的退路上设伏。果然,“胸毛”等人进了伏击圈,巫抱平的冲锋枪正对准他们,只要扣动板机,“胸毛”等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是巫抱平始终不忍心,事后他说:“都是同学,怎下得了手。”可巫抱平万万想不到,两个多月后,他自己却被“胸毛”枪杀了。

两次流血事件,都是红革会一方遭受伤亡,而对方无损一根毫毛,红革会学生极端悲愤,复仇的欲望十分强烈,传承文明的美丽校园,成了流血的战场。两派都不敢留在学校,“联指”撤到了园艺场,红革会撤到了医学院,只留部分武装人员镇守三中。

 

六、学院被困

医学院是“闯兵”占优势的“四·二二”一个孤立据点,除三中外,附近许多单位的同派群众都到这里避难。

我们一批教师,原住在学生宿舍,是离水产研究所不远的平房,“联指”常开枪开炮,有次,一枚火箭弹穿透墙壁在宿舍爆炸,幸无人员伤亡,可我们再也不敢住下,撤到院中心的104馆。此馆专陈放教学用的尸骸,朝夕与之相处,起初很害怕,渐渐就习以为常了。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结为一体,还调动大批民兵,甚至出动部队,以镇压“反团”和落实《七·三》布告的名义,大开杀戒,韦国清亲自下了“对阶级敌人要刮起十二级台风”的动员令,于是南宁、全广西掀起了大屠杀的高潮,在这高潮中,各地县革委会纷纷成立了,区革委会也在密锣紧鼓筹建中,无怪乎群众说,这些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是用万千人的尸骨建造的。《年表》有如下记载:(P-98-99)

六月十九日,广西“联指”常委会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

二十三日,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了一门炮参加轰击……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方”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七月一日,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  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从上面记载,南宁局势之恶劣可见一斑。

连续几个晚上,我们在104馆看到市里火光冲天,簇簇火光由西而东移动,原来是被焚烧的船只沿江飘流,这惨烈景象让人心寒。

有天晚上,三中方向也燃起大火,怕是“联指”的诡计,红革会不敢回去救火。深夜下了一场大雨,火灭了。第二天有人回去看,是红革会学生住的一栋宿舍楼起火燃烧,起火原因无从查明。

一天上午,有位中年妇女抱着两个小孩到医学院哭诉,说她丈夫被园艺场“联指”杀害了。她丈夫姓刘,是团级干部转业到园艺场当了名领导,“文革”中两派都不参加,可“联指”逼他表态支持“联指”,他不从,就把他杀害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便跑到医学院来避难了。听了哭诉,学院里的师生很愤慨,十分同情她的不幸,纷纷捐钱捐粮相助。

园艺场“联指”武装,其凶残和“沥血兵”、“后备军”一样闻名于南宁,肆意屠杀本单位手无寸铁的“四·二二”群众。有位三中毕业到园艺场小学当老师的,名叫屈平(和大诗人屈原同姓同名),和丈夫一起被抓,丈夫跪下哀求:“要杀就杀我,请留下我妻子,她已怀有身孕。”妻子急了,也跪下哀求:“不,杀我,请留下我丈夫,他是根独苗”。刽子手不但不为这感天动地的真情所动,还哈哈狞笑:“你们都争着去死,好哇,成全你们,让你们在阴间也成双成对。”于是把这对年青夫妇杀害了。

什么叫“腥风血雨”,处在当时的环境,你完完全全体会到了。我内心充满焦虑,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命运,不思茶饭,彻夜难眠,终于病倒了。王成初等几位头头来慰问我,带来了糖果饼干之类的罕有之物。被围困的艰难日子,哪来这些东西?在我追问之下,他们才说是从三中旁边的商店里要的,因害怕武斗,店里的人跑光了,食品搁在那里,不用也是浪费。我顿时发火,拒绝收受,严厉批评他们:“亏你们自称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私拿国家的财物?为什么不学学革命前辈,宁愿饿死也秋毫无犯?去年驻守百货大楼的战友不是树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饿着肚子,对大楼那么多的糖果糕点连碰都不碰一下。”几个头头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并同意我的请求,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订出几项保证作为决议。这天是七月八号,是为“七·八”决议。

“联指”加紧剿灭“四·二二”的步伐,在攻打百货大楼中,大楼起火,闯兵头头,“四·二二”总指挥黄达生中弹身亡,医学院为之开追悼会,发誓要为他报仇。

有天,王成初找到我,说闯兵头头跟他说要把朱国良干掉,为黄达生报仇,只需红革会点头,由闯兵动手。显然,他拿不定主意而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朱国良虽说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但他毕竟参加了解放军,还入了党,哪有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之理?这个头不能点。”王成初听从了我的话,留住了朱国良一条性命。

七月正是盛夏,是夏收的繁忙季节,可“文革”收获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人民生灵涂炭,国家走向崩溃,此时却传来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心里在骂,平生第一次对领袖不恭,对“文革”的正确性、必要性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心离开据点,离开广西,离开是非之地,我私下到了空七军大院,向“支左”办表明我的意愿。“支左”办的领导很高兴,表示大力支持,还答应代买一张飞广州的机票,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一天下午,几辆轿车来到空军大院,原来是广西军区领导奉周总理指示,通知广西两派增派代表赴京而到医学院的。空军大院与医学院比邻。空军“支左”办借此引荐我会见他们。他们也表示支持我离开据点,说机票不好买,叫我去大联筹,可保证我的安全。这些领导中我记起的有苏大伦、焦玉福、焦亲自给我写了介绍信。身不由己,我只好听从安排,和他们一起乘车离开空军大院。可万万想不到,我离开据点,却落入魔窟,开始我一生中最惨痛,最惊险的经历。

七、落入魔窟

夕阳西下,轿车穿过南湖桥,沿旧机场入七星路,拐过康乐路直到军区对面的区“支左”办,沿途看见一派破败景象,街上无一行人,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南宁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到了军区“支左”办,大员不见了,留下一名下级军官关照我,他给我要来份简单的晚餐,我哪还有胃口?晚上没被铺蚊帐,让我在公办公桌上喂了一晚蚊子,度过一个难熬的长夜。

第二天早上,军官送来了早餐,叫我吃罢在此等候,他去找车送我去“大联筹”。我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来,“支左”办的工作人员陆续来上班,人到齐了,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列队作“早请示”,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完了,许多人向我投来仇视的目光,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有人对我怒骂:“你们四·二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真坏透了。”我强压怒火没与之论辩,心里却鄙视他们:“哼,你们和‘联指’的造谣诬蔑如出一辙,也配‘支左’?

稍有点常识的人一想就明白,南宁航运全焚,二三十条街道燃成废圩,全在“四·二二”防区之内,世上谁会如此愚蠢,焚烧自己的防区把自己逼到绝境?八三年“处遗”时查明,这全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所为,请看《年表》记载:(P-109-110)

七月十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事实证明,所谓军区“支左”办,完全和“联指”坐在一条板凳上,所以无端对我责骂。

等到了九点多钟,关照我的军官才要来一辆有后门的旧吉普。

车驶出“支左”办大门不到百米的市跑马场路口处,被早在等候的三中“联指”武装拦住,“胸毛”冲上打开后门,连打带拽把我拖下,那位军官不作制止,只不疼不痒嚷嚷:“你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此时我才明白自己被所信赖的人出卖了。

“胸毛”把我捆绑起来,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连推带打把我押到他们设在区供销社大楼的据点,一群大小“联指”兵大打出手,给我来个下马威,而后进行审讯,参加审讯的有“金牙”、老石、老秦、老陈、老沈、小李, 小曾等本校同事。

得知把我抓住,“联指”欣喜若狂,利用报纸传单鼓吹他们又取得一个大胜利。分散各处的三中“联指”学生,络绎不绝跑来向我发泄派性的仇恨,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有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个子高瘦,面色青黑的巫尚X,另一个是面皮白净常挂阴笑的刘廷X,都是我曾代过课的高七十八班学生。这两个家伙真狠,进门二话不说抡起铁棒劈头盖脑地打,我本能地用手捂住头部  铁捧落到手背,立即肿成烤面包,接着他们抓住我头发,死命拿我脑袋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鸣,天旋地转,仿佛就要坍塌。在激烈震荡中,我上齿磕掉了下唇一块肉,鲜血涌流,染红衣裳,从此留下了一块永不磨灭的伤疤,也留下难以消除的痛恨,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有畜性不如的学生。

“联指”学生中也有不少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始终没动我一个指头,还有些善良之辈,厌恶暴行,对我十分同情。高八十七班的覃小兰,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姑娘,她轻轻呼唤我“张老师”,话音里表露同情和安慰。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人类不管出自什么阶级  参加什么派别,只可分善人与恶人两种,善人只想与人为善,不管参加那一派,都不愿伤人,恶人正好相反,总想作恶害人,尤其在得意的时候表露更充分,“子是中山狼,得意更猖狂”。此话一点不假。“文革”是需要恶人和制造恶人的年代,所以涌现大批恶人,靠他们去制造罪恶,荡涤文明。

恶人把我折磨够之后,“胸毛”把我拉到原卫生厅对面的防空洞里,天气闷热,差点把我闷死。事后得知,他要我去给攻打新华街中弹身亡的战友蒙杰亮垫尸陪葬。垫尸陪葬是“联指”的一大创造。在攻打“四二二”据点中,每天都有人阵亡,为了煽动更多的“联指”兵去卖命,他们想出了这惨绝人寰的一招,把抓来的“四·二二”拉去给阵亡者垫尸陪葬,还修墓立碑,封以“烈士”称号。我落入魔窟不久,正好碰上蒙杰亮阵亡,于是“胸毛”决意拉我去等候运送殉葬品的专车。在此千钧一发时刻,三中“联指”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起来反对“胸毛”的独断专行。他们提出张德忠不能杀的充分理由:一,他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二,他任过三中团委书记,历史清白,三,文革中没发现他有重大罪行,而且是自己离开据点,军区支左办送出来的。这些理由压倒了“胸毛”,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说实在的,我对蒙杰亮之死很痛惜,他是高七十九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很了解他的人品,他勤奋好学,工作热情肯干,是得力的班干团干,就是有点愣头愣脑好冲动,文革擅自离开学校到社会参加武斗,成了三中“联指”唯一的牺牲者。幸亏良知战胜了邪恶,否则,我这个老师早就成了学生的陪葬品了。

躲过这一劫之后,我被送进“联指”延安片指挥部设的集中营,当晚挨了一顿毒打。这里原是一个医疗单位,一栋办公楼和两三座宿舍,东面隔街正对区党委大院后门,西面隔墙是区幼儿保育院。这里常出现两种极不和谐的声音,一是保育院孩子天真烂漫的歌声笑声,一是集中营里囚徒被毒打的哭声惨叫声。

为了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加紧对“四·二二”的剿灭,《年表》有如下记载:(P-112-115)

七月三十一日自治区革筹小 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国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国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八月三日,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五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二千三百四十人,被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被俘的还有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八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圩。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二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八月十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椐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提。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 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二十三日,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腥风血雨的一个黄昏,我在集中营被押上一辆吉普,押解者是三中“联指学生。我问:“押我去哪里。”答:“让你去立功赎罪”。

我偷偷掀开蒙眼的布,感到是往东郊方向走,穿过射击场、南湖堤到了市党校。党校与三中一墙之隔,我纳闷,拉我到这里干什么?夜里听到一片哭骂声,知道押到这里的并非我一人,而是一群。

“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恶魔,一定不得好死。”从这高亢无畏的哭骂声中,我听出是水产所的工人白大嫂。她丈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到水产所当工人的白玉秀。一个军人出身的大男人,取了个女人名可让人取笑,但他的性情倒真像女人,待人和善,说话细声细气,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文革参加“工总”,被选为头头之一,可他厌恶武斗,从未有过激行动。落入魔窟以来,消息全无,我很想知道社会状况,于是寻声挪身到白大嫂旁边:“白大嫂,你怎么也在这里?”她悄声告诉我:“张老师,不得了啦,现在到处抓人杀人,我们所的桂师傅被杀了,我老白幸亏跑得快,不然早没命了。他们抓不到老白,就把我抓来。”我了解,桂师傅和老白一样是老老实实的工人,从未参加过武斗,是“四·二二”普通群众,竟逃脱不了厄运。

在市党校蹲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多钟,一批“联指”武装,还有一批农村来的民兵,破墙冲进三中,沿着教学楼、宿舍楼逼近大操场,目标是水塔和红楼。这原是“联指”的据点,撤走后红革会取而代之。这次军事行动的企图是攻打红革会,进而围攻医学院。

在进攻中,本单位职工李XX,用长绳绑住我手臂,他在后面牵着,用短枪逼我冲在前面,那情形就跟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日本鬼子驱赶群众去进攻抗日根据地一样,此时我才明白让我“立功赎罪”的含义,原来是拿我当挡枪挡炮的人盾。他们天天叫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学到一点正经的东西,倒把日本鬼那套法西斯毒招学得很到家。

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可能被毁,逼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冲过大操场,直登红楼顶层,一个高瘦的民兵枪手在窗口架起机关枪对准医学院,幸亏红革会武装早已撤走,没有发生交火,否则我十条命也完了。

中午时分,民兵下楼休息用餐,此时,我交由民兵看管,看管我的是位并不凶恶的中年农民。

“你是这里的老师吧?”他突然问我。

“是的,大学毕业我就到这所学校教书。”我答。

“家里什么成份?”

“中农”。

听了我的回答,他态度马上变得温和:“你放心,我们只杀阶级敌人,不杀中农。是哪里人?”

“桂平。”

“我是容县,同属玉林地区,我们算是半个老乡。”

“请问贵姓?”轮到我主动问他。

“姓黄,大肚黄的黄。”

“我爱人也姓黄。”

我们越谈越亲近。他亲自给我端来一份饭菜,我说吃不下。他好心劝慰我要吃饱饭,保重好身体,还给我一支香烟’。为了了解些内情,我有意识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不在家种田,为什么冒着危险到南宁来参加武斗?”

他直率回答:“没法子,是上级的命令,说南宁发生反革命暴乱,要我们参加平乱,于是就拉队伍来了,还说好了,我们来当是出工,队里照记工分。”

“你们来往路费谁出?花销怎么办?”

“嗨,当然是政府包了。我们享受半军事待遇,除了军装,什么都发了,你看,军鞋、军水壶,连毛巾牙刷全有,每人每天还发一包香烟,一天三餐有鱼有肉,比在农村不知强多少倍。”老黄边说边流露出喜悦和满足感。

望着老黄的神情,我心里在叹息:“我的农民弟兄,你们上当受骗了,为了一点点利益和享受,被人利用当枪使,且不说你们助纣为虐给国家添乱,就自身而言,你们离乡背井来参加野蛮的撕杀,极可能葬身异乡,让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值得吗?”

果不其然,城里人命贵,农民命贱,吃人俸禄,受人摆布,在攻打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中,农民冲锋在前,死亡不少,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利用手中之权,封之为“烈士”,修坟立碑,发抚恤金,死者家属得了点补偿和安慰,可“四人帮”倒台后,中央一概否定,取消“烈士”称号,停发抚恤金,农民弟兄才大呼上当受骗,组团上访告状,但人死不能复生,铸成的历史无法改变,无权无势的农民,去哪里讨回公道?只能哀叹“可怜邕江河边骨,尤是桑梓梦里人。”

几十年来,我一直惦念在特殊环境中认识的老黄,老黄啊老黄,你在哪里,是否也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言归我的险历。跟老黄聊完后我暗地寻思,攻打三中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如再攻打医学院,绝不会如此幸运。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三中与医学院隔一条马路,只要冲得过去,我便能重返据点,以后,不管什么甜言蜜语,慷慨承诺都不能再诱骗我离开,哪怕战死到最后,也不要重落魔窟。我下了决心冒死一搏,心里盘算逃跑计划。

家属区后面有间公用厕所,离后门几步之遥,出了后门便可上马路。我向老黄提出要上厕所,老黄应允,叫了个小民兵“陪”我去。小民兵个子矮墩,看上去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没有枪,腰间只别了枚手榴弹,真是“天助我也”,心里暗喜,来到厕所,装做要大便,把门关上。小民兵警惕性很高,不许关门,紧牵扯住绳子,象狗那样死盯住我,我无法解绳就用力一拽  ,带着绳子往外冲,小民兵死命拉住绳子,拔出手榴弹迅速打开盖,手榴弹吱吱冒着青烟飞过来,我本能就地一滚,轰隆一声,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却奇迹般不受一点损伤,全得救于齐肩的荒草。听到巨响,几个民兵跑过来。“开枪打死他,打死他,他妈的想逃跑。”小民兵竭斯底里狂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完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来临。时间过了一秒又一秒,却没有一声枪响。待睁开眼睛,枪口不见了,却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和声和气地说:“张老师,你不要跑,你能跑得过子弹吗?”他原来是我高七十九班的学生覃生琉,我所器重的班干,向来对我很尊敬。“文革”我们虽然参加对立的两派,可从来没红过脸。我落难的日子,他给了我许多关照,和前面提到高七十八班巫尚X,刘廷X那两个畜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逃 跑失败,我被三中“联指”押回原来的据点,少不了受了一顿惩罚。

腥风血雨的八月中,老天下了几场暴雨,南宁多条街道成了泽国,地势较高的桃源路成了可以行船抓鱼的河流。据老人说,雨并不算下得太猛,何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水?有人传说,是上游水库同时放水,故意制造“水淹七军”,把解放路一带躲藏于防空洞的“老鼠”(“联指对”“四·二二”的蔑称)统统淹死。

三中“联指”设据点的区供销社大楼淹了底层我被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厕所里,由高八十七班学生邓XX,罗XX等轮流看守。

有天,我闻到鱼香味,原来是两位老大娘在门前架灶煎鱼。不知他们是哪家的保姆或老人。他们趁看守不在,拿了一条煎好的鱼送到我面前:“吃吧,我们知道你是好人。这年头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你可要挺住,保重好身体。”望着两位素昧平生的慈祥老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禁热泪盈眶,心里立誓,如果我还有将来,一定要找到他们当亲娘奉养,给他们养老送终。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寻觅他们,也许他们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永远留在我心中。

水退之后,我又被押回集中营,随着“四·二二”的覆灭,被抓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群来自各单位的难友,沿墙根而坐,当中有我认识的民院中文系同行梁超然。坐在我旁边的是条北方大汉,自报是气象局局长,为人豪爽。在他影响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充满团结友爱精神,一根香烟,也是一人一口轮着来抽。

难友进出常有变动,有的被本单位押走的,有被拉去严惩的,剩下的被分开到小屋单独关押。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壁房里传出深情感人的歌声。我听出,那是我的学生韦克邦的声音。他是来自武鸣农村的纯朴青年,不知怎么也被抓来。后来得知,他被诬为“反团”成员,横遭审讯毒打,一肚子冤情无处倾诉,于是借助歌声,企盼毛主席把他救出苦海。他自己也明白,毛主席远在北京,哪会听到他的歌声 ,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哀鸣。看守吆喝不许唱,他置之不理,一首一首唱下去。

集中营又来了一批囚徒,当中有卢冬、张俊秋。他们原来是在医学院的。学院和西大一样,接受了“和平解决”方案,放下武器不抵抗。李朝杰、张俊秋等一批二中学生不愿束手待擒,携带武器出逃,还没逃出邕宁地界,就被民兵抓获,押回南宁。李朝杰是“四·二二”头面人物,“联指”恨之入骨,早在火车站等候。李朝杰一走出车站,一个“联指”头目拔出手枪朝他开火,没打中。李若无其事,昂首挺胸走远了。枪手转过来打随后的张俊秋、张被打中小腿,“联指”不予治疗,到了集中营,张撕破衬衫,自行包扎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许许多多外逃的“四·二二”,很少有逃脱的,因为韦国清已布下天罗地网,无怪乎群众说,逃韦国清比逃日本鬼还难。日本鬼是外来侵略,人生地不熟,他从东面来,我往西面跑,他占领城市,我可躲到乡下,进深山老林。韦国清是本地内乱的当权者,全广西是他的势力范围,叫你插翅难飞。

卢冬是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的积极赞同者,他刚走出据点,就成了“胸毛”的猎物,后来蒙受了整整十年的苦难,还能留住性命。可他的老同学杨远鸿,就没这么幸运了。

杨远鸿是卢冬北大时的同学,中共党员,原分配在南宁二中语文组,因教学出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是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文革”参加“四·二二”,从未有过激行为,只因本单位“联指”太凶,才躲进西大避难。西大和平解决,进驻的解放军动员外单位人员返回原单位,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扬远鸿刚踏进教育学院门口,就被本单位一批“联指”暴徒揪住毒打,在礼堂附近活活把他打死。他爱人胡冠莹,也是北大同学,一起调来学院,当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盼着丈夫平安回来,没想到还没见上一面,丈夫就成了冤鬼。胡老师极为悲愤,拖着孩子去告状,有关当局说是“群众专政”,“无法追查”,让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杨远鸿遇难同时,我的学生巫抱平也遇害了。后来我得知他遇害的经过,甚为壮烈。医学院讨论接受“和平方案”时,红革会听从卢冬的意见投赞同票,有些头头担心交了武器,日后“联指”肆意宰杀无力还手,主张把部分枪支藏起来,一天夜晚,巫抱平带着一个叫“小不点”的伙伴去执行藏枪任务,在医学 院后门遇上园艺场“联指”武装。“谁?”枪手拉动枪栓。“别开枪,我是学生。”巫抱平边回答边推开小不点:“你快走,他们并没有发现你。”说完独自迎上去。望着这位舍身保护自己的老大哥的勇敢背影,“小不点”差点失声痛哭。

园艺场“联指”武装抓获了巫抱平,即移交给“胸毛”,胸毛残暴地把他枪杀了。

八三年“处遗”时,一位目击者领我到巫遇害的地方——校内火烧楼前的冬青树旁,讲述当时的情形——

“胸毛”狞 笑 对五花大绑的巫说:“巫抱平,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巫抱平高昂着头:“李天保,别得意忘形,你手上沾的鲜血还少吗?我真后悔那天晚上没扣动板机,否则早轮不到你耀武扬威了。”

“胸毛”李天保恼怒举起枪:“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对你执行枪决。”

“打倒韦国清!毛主席万岁!”巫抱平高呼,应着枪声倒在血泊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他死得那么壮烈,可惜选错了年代和场合,不然,他会成为千古流芳的英雄,受人敬仰。

荒唐的年代,人们的命运极为不公,同是中学生,巫抱平成了冤鬼,杀害他的“胸毛”李天保却入了党,当了官,娶了老婆,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同是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很多人被杀 , 很多人因杀人成了“功臣”,入党当官,平步青云。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联手剿灭“四·二二”大功告成,在血海尸山之上,广西革委会诞生了,一派莺歌燕舞。

“毛主席呀,你是光辉的太阳,我们像群星紧紧围绕在您的身旁……”随着这醉人的旋律,满街跳起了表忠舞。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话时下应改为“韦国清和他的嫡系(包括广西军区和“联指”大小功臣)开心之日,正是被打入另册的广大干部群众难受之时。”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和贺、霍、傅、谢、袁一起拉去 全区游斗,成千上万的“四·二二”被杀的被杀,被关的被关,不计其数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灭门之灾,有些地方把他们从老到幼斩尽杀绝,一个种不留,创造了“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受害的远不止这些,民主党派自不必说,如民革中央常委,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老先生被害惨死,连各地的地下党,游击队,抗日学生军出来的老革命,甚至还有老红军也横遭厄运。所以,广西当权者制造的寃假错案如海如山,只要不赞同”联指”观点的,都是打杀之列,如前文描述的园艺场那位姓刘的转业干部.

革委会成立前后,是广西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一页,制造冤假错案之多,杀人之惨烈,折磨人之狠毒,堪为全国之首,简直把广西变成了人间地狱。

八   一九六八年的残酷的派性批斗

 

1968年广西自治区区革委会成立后,各单位开展请理阶级队伍和大批斗。批斗对象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四·二二”大小骨干。

我和卢冬被挂牌从集中营押回学校,挂我的牌子上写“四·二二”坏头头,而卢冬的是“美蒋特务”,押解我们的是本校女生。他们边走边用鞭子抽打,象赶牲口那样,沿途群众露出惊恐的目光。

到了校门口,看见两幅大标语迎接,一幅是“打倒伍贺霍谢袁”,一幅是“打倒李钟刘卢张,”前者是广西通用的,后者则是本单位的“特产”。李是指本校最大的“走资派”李厚德校长,早俩三个月已经倒了,可死人也不放过,还要再打。钟是原党支部代理书记钟碧秋,刘指教导主任刘文强。卢指卢冬,张指本人,都是普通教师。

为了关押百多名师生员工,学校专把第五座教室的楼层改为监狱。私设监狱,私搞刑讯,是全广西的普遍现象,而掌握监狱的,一色是“联指”的大小骨干。不用说,这种派性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还严酷,他们任意折磨我们。有天,他们突击搜查,搜去我一首抒写情怀的小诗,当晚深夜,狱长李XX和揭XX命令全体囚犯到楼下集合,跪在水泥路上,时已深秋,寒气逼人,况且来不及穿外衣,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狱长”就是如此折磨我们

我们这群囚徒,常被拉去审讯和毒打,打得死去活来,逼你承认不存在的“罪行”。火烧百货大楼时李宝励老师在场,尽管他被押回学校时膝关节病发作不能行走,可还要他拄着拐杖接受审讯和批斗。

审问者问:“百货大楼是不是你放火烧的?

李老师据实答:“不是,是桂剧院那边开枪开炮,仓库中弹起火烧起来的,我们所有人员还拿起脸盆打水救火。”

审问者恼怒,强词夺理:“胡说,你们泼的不是水,是汽油。”

有次我和刘文强一起被提审,提审者厉声说:“刘文强,你这个反动文人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刘答:“我的问题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一个穿大皮鞋叫石延X的学生突然飞起一脚,踢中刘的胸膛,刘摇摇晃晃退了几米远,极力挣扎才没倒下,却留下终身伤痛。

校革委会成立这天,为庆祝又一个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把我们这批囚徒赶下鱼塘打鱼给他们加茶。三中有几十亩鱼塘,长期无人管理,有多少鱼可打?我们冒着寒风泡在水里,拉了几网,才得两三百斤鱼,离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他们不死心,逼我们不停打下去。害得我们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特别是章云汉老师,他来自浙江,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从没受过这份罪。

当晚,革委会官员和联指大小“功臣”,觥筹交错,尽情享受美味佳倄,而我们这群辛劳的打鱼人,闻不到一丁点鱼腥味,只恩准每人加二两饭。

三中“胸毛”等“联指”打手,早和园艺场的“联指”杀手结成联盟,他们不忘“有福同享”,特意请来参加晚宴。酒足饭饱之后,一起来到监狱审讯室施展淫威,把我、卢冬、梁志岳,还有王成初,遭闯、李志清等几个学生头叫去罚跪。园艺场的杀手怒视我们一会。突然从背后踹起大脚,我们朴倒在地。梁志岳军人出身,有人说他是军事指挥,(其实不是,红革会武装全由学生头头掌握,老师从不参与)于是打手杀手把他作为惩治主要对象,抡起棍子劈头盖脑猛打,打得他满地翻滚,大喊救命,身着的军装打得稀巴烂,伤得不成人样。我们成了任人宰杀的羔羊,除了空有一腔愤怒,毫无办法,只能互相关照。第二天,我算准梁志岳上厕所与我碰面的时机,塞给他一包私藏的止痛片。

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几乎天天挨拉去礼堂批斗,这时的批斗,是残酷折磨的代名词,一跪就两三个小时,个多礼拜下来,膝盖都溃烂了,一着地就钻心疼痛。不知是钟碧秋、刘文强还是卢冬,想出个自我保护的办法,扯出被子里的棉絮做成护垫,裹住膝盖以减轻疼痛,我们学会了“窥测方向”,注意听早晨的广播,凡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语录歌,心里便发怵,知道当天必有批斗会,赶紧做好准备,这已成了条件反射。我们难友之间,充满无私的友爱精神,互相关怀,互通有无。被“胸毛”抄家之后,我一无所有,卢冬给我一张毛毯,让我能熬过一个个寒夜;碧秋、文强供我护垫,使我挺过了一次次批斗,至今想起,那种友爱还温暖着我的心。

“再狡滑的狐狸,也躲不过好猎手的眼睛。”这句话是打手们最爱说的,有次批斗,我们的保护措施被李XX,揭XX发现了,好猎手命令我们把护垫拿下,不得再用,如再发现,严惩不贷;我们暗暗叫苦。

起初,梁洪亮没受到关押,他知道我在监狱里缺穿少用,冒险把我存放在区医院他妹妹家里的箱子拿给我。这箱子是我的全部家当,除了我的冬衣,还有我妻子家传的一枚金介指。

在受批斗者中,我被认为态度最“恶劣”,不但拒不承认所有指控,还敢进行反驳,为了杀我的“气焰”,除了白天外,还在晚上加设专场批斗会。有天晚上,“金牙”押我到教工饭堂给工人批斗。工人很善良,要他们打一个平时对他们很友好的老师实在下不了手,但为了表示要划清界线,他们不得不做做样子,把手举得高高的,落在身上并不重。我完全理解他们。“金牙”则截然相反,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打人,甚至面对“敌人”也挂着微笑,露出灿灿金牙,然而却悄悄走到我背后,用脚踩我跪地的脚后根,疼得我冷汗直飙。此时我方领略到什么叫“阴险毒辣”,什么叫“笑里藏刀”。“金牙”完全是存心险恶的坏人。

有次开全校的批斗大会,又增加一名“重犯”,他是体育老师李本正,原在展览馆和梁洪亮一起搞后勤,展览馆危急时,他跑了出来,由于“金牙”老婆点水,他被公安局抓进监狱,因查不出大问题,被送回学校批斗。他为人正直,遭“胸毛”忌恨,利用高音喇叭进行人身攻击,给他改名为李本歪,他便得了个“阿歪”的外号。

白天挨批斗,晚上受寒袭,在我处境最艰难的日子,老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是牵挂我的生死特地从柳州赶来探监的,带来一床旧棉被,偷偷塞我一包田七粉,并把我妻子平安分娩,生了个男孩的消息告知我。我既欣慰,更愧疚,愧疚之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我却不能尽孝,还让他们操碎了心;愧疚之二,妻子分娩,儿子降生,我无法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老父亲走的时候,我把藏在内裤的三十元钱放进一条呢子裤的口袋里,连同箱子一并交给他带回柳州,后来才知道,这笔养命钱,竟被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看守检查箱子时偷走了。

父亲和我告别走下楼梯,脚步沉重,身子摇晃,我知道他心里极为难过。因为他亲睹自己的儿子在批斗会上,如何遭人毒打的情景,父亲一生从未与人动过手,对孩子一向疼爱有加,是位典型的慈父。如今儿子任人摧残,他怎能承受得了?我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凝望父亲离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泪水盈眶,此时我更深刻领悟到,朱自清为什么能写出《背影》这篇传世之作。

朱自清有位慈祥的父亲,我也有位慈祥的父亲。朱自清深爱他的父亲,我也深爱我的父亲。当晚,父亲送来的棉被盖在身上,暖进心窝,久久难眠,父亲生平的一幕幕浮现脑海。

父亲叫张安义,宝号鸿安,排行十四,人们习惯叫他张十四。他是乡里闻名的孝子和善人。因家境贫穷,上了几天私塾就去给人放牛。除农忙时节,平时牛都赶上山,早出晚归。东家每天给他几两米做午饭,他总舍不得煮来吃,带回家给爷爷奶奶,自己去别人收获过的山地里找些落下的芋头红薯煨来充饥,集腋成裘,爷爷奶奶把他多年放牛打工的工钱积攒下来,以备娶亲之用,可穷人家的青壮年有谁肯嫁?故父亲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成婚,后经亲戚介绍才认识我母亲。母亲许爱英,也是出于贫苦人家。我外祖父人穷孩子多,生到我母亲时已是第五个了,旧社会重男轻女,决意不养,灌了杯烈酒来结束她的小生命,可母亲命硬不死,她叔父无后,见她可怜认为继女,才保住她一命。母亲还不满十岁,就给上瑶村陈家做童养媳,遇上个恶婆婆,要她干重活不给饭吃,她不得不偷猪食鸡食充饥,被婆婆发现就打个半死。她多次带着满身伤痕跑回娘家。可除了和外祖母抱头痛哭,有什么法子与命运抗争!母亲的悲惨境况被她长在督的村黄家的表姐得知,十分同情,叫她去作伴,从此她便在表姐家学做针线活,苦难炼就了母亲的勤劳能干。她仰慕父亲的忠厚善良,嫁了个比她大将近十岁的男子,结婚之后和父亲干起裁缝行当。靠这行当,营造出一个温饱的家,把我们兄弟抚养长大。父母虽没文化,但懂得读书的重要,变卖家产也要供我们上学,供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是村里开天劈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欣慰和期望。可是在摧残文化的年代,我和万千中国文化人一样,正蒙受巨大灾难,让父母心焦如焚。

毫不夸张地说,我前辈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人在“文革”中受的苦难多。

父亲走了之后,校革委会连同工宣队,军宣队布署了更残暴的批斗,把我们转移到实验楼单独关押。集中关押,我们还能互相关照,单独关押,连说句话的人都没有,完全与世隔绝。

我被关在楼上小实验室,一张实验桌为床孤零零,早晚一人形影相吊,只有拉去批斗才见到人群。

卢冬是“美蒋特务”,对他最为苛严,关在楼梯脚狭小的厕所里,放不下一张书桌。

三中的大批斗越搞越起劲,除了全 部在押的“囚犯”,所有“牛鬼蛇神”也押来陪斗,台上台下一大群,因而成了全市的典范,许多单位前来取经。

有天晚上,我们照例挨拉去批斗,礼堂灯火通明,挤满了人,“打倒刘邓陶!”“打倒伍贺霍谢袁!”“打倒李钟刘卢张!”口号声喊得震响,我感到气氛有点异样。批斗中,有人揭发说,在抄我家时,从米缸里发现了发报机,我极为震怒,当即反驳:“造谣也不会造,我家根本没有米缸。”揭发者恼羞成怒狂喊,“打倒张德忠,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我被两个健壮的学生押走,过道上,一些学生出手打我,刚出礼堂门口,“胸毛”组织的一群暴徒揪住我大打出手。押解的学生拖着我奔跑,半道上我被一株念子树绊倒,暴徒恶狼似的扑上来摁住我,拳头、“火腿”、棍棒如雨落到我头上身上,那架势就是要活活把我打死,押解者连拖带抬把我弄走。

我不知道是如何回到牢房的,只觉得浑身疼痛,无法上床,看守帮忙我才能上床躺下,可全身不能动弹,只是脑子还清醒,想起父亲给我的田七粉,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来,叫看守倒了杯水,将它全部吞下,过一会就迷迷糊糊了……

天昏地暗,我在荒野游荡,突然窜出一条毒蛇,张开大口,吐着长舌向我袭来,我拼命奔跑,前面横着的河流挡住去路,情急中我纵身跳下,游向对岸,毒蛇紧追不舍。我奋力上岸,无数毒蛇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紧紧把我缠住,我气已绝,灵魂飘出躯体,在黑暗的旷野游荡,穿过隧道,过了奈何桥,迎面来了两个鬼差将我押走,一路上不见田园房舍,只有乱坟荒草,几只萤火虫在其间飞舞。一会来到一座黑色的城堡,城门上有“冥府”二字,我知道已到了阴曹地府。进了城门,看见一座大殿,上面标有“阎王殿”三个大字.进了殿,感到阴森恐怖,没有金碧辉煌,只有忽明忽暗的烛光,牛头马面,大小无常站在两厢,阎王爷端坐殿上,他黑色的脸庞,扫帚似的眉毛,浓黑的胡子,显得极其威严。

“禀报大王,又有一名冤鬼到了我们地府”,鬼差开口。

“这年头怎么回事,有那么多的冤鬼?”阎王沉吟片刻:“请到跟前让联瞧瞧,这次来者是谁。”

我走到跟前,阎王端详了一会,突然惊呼:“世侄,怎么是你?”

我不敢相信,阎王怎么会称我为“世侄”?哦!想起来了,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谷山庙拜神,认了李王爷作契爷,还给我起了个“神生”的小名。李王爷与阎王爷同辈同级,故称我为世侄。

“神生世侄,你年纪轻轻,为人正直善良,没做过一件坏事,谁让你到这里来的?”阎王愤愤不平。

“呜,实在冤呀!”我放声大哭,一是为遭受不公平的命运,二是为在阳间得不到的理解却在阴间得到,甚为感动。

阎王翻看了一下生死簿:“世侄莫哭,你阳寿未尽,世伯我会让你重返阳间,享尽天年。你在这里暂歇,也好让咱爷俩聊聊世间之事。”阎王和颜悦色宽慰我,吩咐礼宾官领我到冥府宾馆下榻好生侍候。

我心里充满感慨:是呀,想不到阴间比阳间清明,能辨是非,能断善恶……

“东方红,太阳升……”熟悉的旋律闯入我耳膜,我方意识到刚才做的是南柯一梦。我想睁开眼睛证实一下我还活在人间,可怎么也睁不开。想挪动一下身子,依然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尚能动。我努力摸出小镜子,拨开眼皮照看,吃惊发现我已面目全非,头肿得像球,眼肿像核桃,故睁不开眼。

因伤势太重,革委会不便让我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展示暴徒的杰作,连着好些天没拉我批斗,让我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好好审视自己,思索问题。

大批斗以来,给我扣上的罪名数不清,先有“坏头头”,后是“刘少奇的团委书记”,一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等等等等。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我出生于桂平金田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家,在纯朴民风熏陶和善良家风影响下成长,放过牛,干过农活。父亲常教育我们兄弟,做人要勤劳善良,还要学会“忍”,“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所以我们张家祖先定号为“百忍堂”,父亲就是遵循这个祖训的典范,一辈子没和人争吵过,即使受人欺压,也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父亲善良品性传给了后代,但“逆来顺受”我不敢苟同,因为我铭记那耻辱的一幕。一九四九年夏,国民党政府崩溃前极端腐败,疯狂搜刮民财,父亲在大宣圩摆了个布衣摊,乡警来收税,收过又收,父亲抗拒,乡警如狼似虎上来揪打,父亲平生冲天一怒,拾起块砖头反抗,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被抓进乡公所蹲狱,母亲急了,还是花钱求人作保才无事。当时我正读高小,这事对我刺激很大,恨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立下改变国家命运的宏愿。解放初,举家搬回乡下,解放军剿匪经过我村,寻人带路,可村里人都躲了起来,我挺身而出给解放军带路,受到夸奖,从这支和蔼可亲,秋毫无犯的军队身上,我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五一年春到县城读初中,我努力上进,五二年加入共青团,此后,上高中、大学,我都是团支部书记。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是我的一贯风格,读浔桂时,我脱掉自己的中搂给同学穿,有年暑假,曾在江口救过一名溺水小学生。六二年初,曾救助一名饿倒街头的孤儿,此事还上了《南宁晚报》。我憎恶仗势欺人,所以文革中同情受害者,爱打抱不平,可我也并非牙眦必报的狭隘之徒,即使在得意的时候,我也没对侮辱伤害过我的“胸毛”之流动过一只指头。

应该承认,这次大批斗,大清查,真是挖地三尺,空前彻底,用当权者的话说,是“网大眼小,连一条小泥鳅也别想漏掉”。为了证明我这‘反革命’由来已久,专案组查遍了我的历史,连我转学到北京上大学时,因怀疑三面红旗受过批判,撤了团支部书记,和困难时期“污蔑攻击”社会主义都查到了,可这两件事完全被有意歪曲了。

经过一番审视和思考,我清醒认识自己,尽管我有许多缺点,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绝不是坏人,更不是反革命,所有指控都是污蔑不实之词。有了自信,我心里坦然。

当我伤痛渐愈,能够行走之时,发现我们这座私设的监狱,又新增了一名囚徒,他就是为人正直的归侨老师梁洪亮,他被关在和卢冬相对应的另一端楼梯底的厕所里,后来得知,他是为讲了句公道话遭此劫难的。革委会认为对我们的批斗差不多了,让群众讨论如何判刑,有人说卢冬该判十五年,张德忠该判十年。梁洪亮力排众议唱了反调:“我认为卢冬、张德忠不属敌我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招来横祸。这位在海外生活了二十余年的爱国归侨,经历过多次印尼排华,也没遭过那么多罪,他怎么也想不通,偶尔见他在拼死抽烟和迷惘的眼神,我知道他内心多么痛苦,心里在呼唤“洪亮呀洪亮,你为什么不识点时务?别人躲避还来不及,你为什么还敢为我们说话?”从这件事我更深刻认识洪亮,对他充满崇敬之情。

“文革”就是这么一个丑恶的年代,坏人得势,好人遭殃。

中央大概也感到情况不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严禁逼供信,要给出路,我们的处境逐步好转。校领导先是放我们出来劳动。记得第一次出来劳动,觉得天是那么蓝,山是那么青,大自然是那么美。

有次我独自在鱼塘边锄草,老蔡婆避开监视人耳目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块肥皂:“张老师,你是好人。这年头作的什么孽,恶人得势,好人遭罪,老天爷会有报应的,你想开点。我一个穷老太婆帮不了什么忙,给块肥皂你用。”说完赶紧走开。

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我感慨良多,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壮家妇女,镶一对金牙,家境贫寒,年青时靠做妓女为生,后来从了良,嫁给我校老工人老蔡头,无儿无女,老两口相伴苦度时光,她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人们只叫她老蔡婆。在社会,在三中,她生活在最底层,由于当过妓女,又十分迷信,经常烧香拜佛,没人看得起她。我和她也从无交往,只是我父亲来帮我带小孩时,与老蔡头甚为相投,所以,我对老蔡婆有几分尊重,见面主动打招呼。想不到在我落难之时,她竟敢冒着风险,给我同情,鼓励和帮助。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在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善恶分明,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是那些走红的政治家无法比拟的。从此,我脑海里烙下她的形象,头顶一方蓝花头巾,口露一对金牙,生气时肆无忌惮骂人,高兴时发出咯咯爽朗的笑声。

有天晚上,我在囚室里闻到老蔡婆肆无忌惮的哭骂声:“我犯了哪条王法?为什么抓我?有本事打老蒋去,为什么跟我一个老太婆过不去?你们这些恶魔一定不得好死,老天爷会收拾你们!”

我心里一愣,为什么抓老蔡婆,是不是跟我接触被人告发连累了她?

“你这个死老婆子,为什么整天烧香拜神诅咒我们?”红纠队头的声音。

“我烧香拜神祈求保佑好人平安,碍你们什么事?”

我终于听明白,老蔡婆被抓不是我所连累,心里稍安,不过仍为她的命运担心。

老蔡婆肆无忌惮的痛骂,弄得新生的红色政权很丢面子,无可奈何,只好把她放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我妻子背着刚满月的小儿子来探监,叫我给起个名字.大半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了许多,脸上布了黑斑,我知道都是因我给她造成的沉重负担所致,如果我不是那么热心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而做名袖手旁观的逍遥派,不但可免去一切灾难,还可守住老婆孩子享享天伦之乐。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能在无数次死亡威胁中存活下来与妻儿见面,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小儿子在襁褓中熟睡,当然不知道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悲剧。悲剧还没结束,我的命运还难预料,想了一下,我三个孩子,女儿老大叫沁芳,老二沁平,小儿子就叫沁忠吧,承我一个“忠”字。用意有二,一,希望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做个忠诚老实之人;二,万一我躲不过这场劫难,大忠没了,有小忠在,让他铭记父辈的遭遇,从中记取教训。

不久,根据“给出路”和“逐步解放干部”的政策,革委会给我们办起了学习班,指定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结合心得体会写检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又不得不照办。果真,通过这一程序,一批批的囚徒恢复了自由,我也于八九年元旦前夕获得了解放。接着,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下放干部劳动,表面上是人人自愿报名,实际上革委会已作了内定,这次革委会异常慷慨无私,把下放光荣全给了所谓“站错队”的干部,教师以及工人。下放去向有三种选择,一可以回自己家乡;二可以投亲靠友;三由学校统一组织安排。我眷恋故土,选择了回乡。出了光荣榜,赠了毛著和纪念品,革委会限令我们必须在“九大”召开之前离开南宁。我对学校毫无留恋,于三月中旬与妻儿告别,踏上了返乡之路。

 

九  下放回乡的日子

 

在南宁三中受尽折磨后,我被下放乡村改造,我选择了回家乡去。

船到了桂平,转乘汽车。快到大宣时,我心情有点激动,历经磨难回到可爱的故乡。我的家在谷山大队洞尾村,四面青山环抱,清彻的小河水从村边流过。登山远眺,东面是日夜奔流的大湟江,南面是奇峰突起的白石洞天和闻名遐尔的桂平西山,西面是峰峦叠翠的紫荆山,北面是云雾缭绕,直插云霄的大瑶山,那奇丽,那壮美,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伟大。离开了南宁犲狼当道的地狱,回到风景如画的故乡,我感到一种跳出樊笼,回归自然的畅快。

在家乡的日子,兄嫂的关照,乡亲的关怀,让我感受到久违的亲情,扫清心头的阴霾,恢复昔日的豁达开朗。但在交谈中,我知道许多事情,心情又沉重起来,刚到家乡的轻松感觉没有了。

 

(一 )家乡的“文革大屠杀”

 

广西大屠杀的日子,家乡也曾是一个杀人的屠场。

当时,晚上邻村的高音喇叭,常播出当天阶级斗争的“战绩”,最多的一次,是上瑶大队,一天消灭了十六个“阶级敌人”。所谓“消灭”,就是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还有“四·二二”群众杀害了。这种公开宣扬杀人有功的风气,造成杀人竞赛,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所幸的是,谷山大队有位参军回来当党支书的,叫李俊中,他告诫人们人命关天,不能乱来,没有卷入这场杀人竟赛。

我哥德华,广西革大毕业,是最早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分子,他辞职回来当生产队长,一心带领村民走致富之路,曾取得可喜的成绩,工分值列公社前茅,他生性耿直倔强,疾恶如仇,原不参加那一派,后看到“四·二二”受欺压,毅然参加“四·二二”。本大队没人为难他,可邻近王举大队的“联指”抓走了他,要把他干掉,急得我嫂去求李支书,在他干预下才放人,不然,这次回乡我就见不着哥哥了。

我十分欣慰,在疯狂年代,我的家乡依然保存淳朴的民风,没有卷入疯狂,没派一兵一卒进城武斗。

农民本来很纯朴善良,他们对无法无天的混乱现象极为反感。村民说,他们到大宣赶圩,看到一批人被挂黑牌戴高帽游斗,街头还没走到街尾就被乱棍打死了,这是什么世道!

那年月到底冤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计算,却见大湟江日夜有一串串的尸体漂流而下。广东人怕带来瘟疫,派人到梧州附近大江转弯处悬赏,每打捞一具尸体就地埋掉给十块钱。许多当地人争相去捞这种外块。

在众多的被害者之中,有一人最令乡里人痛惜和缅怀,他就是上瑶大队的老郎中陈寿全。他家虽是地主,他却一向靠行医谋生,而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给病人治病从不讲钱,由病人依自己能力给,遇上拿不出钱的病人,连药费都赔了。在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农村,他造福一方,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其中有我的侄儿春生。听我嫂说,春生两三岁时患了场大病,已昏死过去,放出厅堂准备叫人排掩埋,我哥当时在外工作,嫂子毫无办法,只是痛哭流涕。幸好我堂弟德清,连夜去找到老郎中,吃了他几服药好了,拣回侄儿的小命。如此功德无量的陈医生,与儿子一起被无端杀害,怎不叫人痛惜?

有一天路经一山脚,同行者指着个荒坟告诉我,许明山就埋在这里。许明山是我堂舅父,原在家乡当小学老师,五六年与我同时参加高考,他考取桂林师院,我考取哈尔滨外语学院,为遥远的路费犯愁,他慷概给予资助,我心存感激,一直不敢忘记。毕业后他回家乡在一所中学任教,“文革”参加“四·二二”。人人知道,乡镇农村,“四·二二”处绝对劣势,不敢乱说乱动,大屠杀中,看见到处杀人,他想外逃避难,刚走到风门坳就被“联指”抓获,就地杀害,身上钱财洗劫一空,丢下尸骸永伴荒山。我们是五六年初秋告别的,一直无缘相会,想不到此刻相会,一个在阳间,一个却到了阴间,我采了束野菊放在他坟前,表达我的哀思,心里对他说:“明山舅父,你死得真冤,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一个赶集的日子,我走过北街,忽然有人呼叫我的名字,我掉头看,原来是老同学梁积生,多年不见,我们亲热聊起各自的经历。他中山大学毕业,分到灵山中学任教。灵山在大屠杀中极为惨烈,好些地方把四类分子斩尽杀绝,要创造“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除四类分子,还有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四·二二”也一起杀害。那段日子,每天都有一批人被拉去枪毙,梁积生是“四·二二”成员,自知在劫难逃,留下遗嘱,把钱财埋藏好,写信给家里交待后事。果然,有一天,他和一批难友被押赴刑场,恰好上头来了紧急文件,禁止杀人。县武装部有位黄科长,对乱杀人现象很反感,可是职低权轻,无力制止。这回可有了上方宝剑,他急忙骑上自行车赶赴刑场,那批杀手正举枪对准梁积生等人,忽然有人大喊“住手!”

杀手一愣:“哦,是黄科长,什么事?”

黄科长:“上级下了文件,不得再杀人。”

“黄科长,既然拉来了,还拉回去?多费事,干脆杀了,算最后一批。”杀手还想动手。

黄科长拔出手枪:“谁敢抗命,我就毙了谁!”

一批已到了鬼门关的无辜者得以幸免。其中包括梁积生。讲起这段经历,他还心有余悸。想不到,他和我一样,是从死神手中逃脱的幸存者。

和同学、朋友交谈中,我得知不少故人也死于非命,与黎启耀同时被杀害的,有我同学的哥哥高善云,还有一位我中学时代就很敬仰的黄宝鉴。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从小随父南征北战,成了一名出色的军人,在县武装部当领导。他仪表堂堂,口才很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常被请去中学作报告,我曾聆听过他的报告,深为他的仪表、口才、风度所折服,不少女同学为之倾倒,后来他选择了我同学的妹妹,能歌善舞,美貌绝伦的浔高女生戴美英,婚后转业到浔高当领导兼政治教员。“文革”浔高是全城“四·二二”唯一据点,“联指”调集大批民兵围攻,攻陷,黄宝鉴和他的同伴成了俘虏,惨遭杀害。可怜他戎马半生,没死于战场,却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

我的老师彭臻祥,他教三角简直无与伦比,画一个等边六角形,把几十条公式全归纳其中,令人终生难忘。他为人正直,反右时成了右派,遣送回博白老家,大屠杀时被拉出房门打死,他的遗孀带着小孩四处逃难。

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陈了,早年参加地下党,打游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过汗马功劳。他思想活跃,很有见地,无端成了右派,赶回老家博白,大屠杀时见风头不对,及时外逃,浪迹天涯,才幸免于难。

有一次节假日往县城跑,看看妻子儿女。在街上,妻子眼尖,看见一位同学:“三姐”。她名字叫李瑞华,“三姐”是同学对她亲热的称呼,是浔中高二十一班同班同学,人长得苗条俊美,能歌善舞,待人热诚,同学都很喜欢她。多年不见,眼前的她大变样了,面色青黄,眼睛充满悲哀,手牵着个小女孩,还背着个出世不久的男孩。我妻子急忙领她进嫂嫂家掩上门,还没开口,她已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小女孩也跟着哭。妻子掏出钱叫我女儿阿芳,领小妹妹去买两块发糕,三姐开始向我们诉说她悲惨的故事。高中毕业,她没能上大学,在县城做了代课老师,跟高年级同学黎启耀结了婚,黎是水电局干部,小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文革”中,黎参加“四·二二”,大屠杀时被抓去活活打死,还诬蔑是“畏罪自杀”,后来瑞华被赶到乡下,生活来源完全断绝,被逼到绝境,多次想自杀,可不忍心丢下孩子,而且肚里还有一个,只好苦苦挣扎活下来。听了哭诉,妻子也哭了。我紧咬嘴唇,泪水盈眶,心情极为悲愤,心中发出呼叫:“文革”啊,你究竟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

用农民的话说,“文革大屠杀”的惨烈景象,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没见过的,悲惨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无法一一写出来。

(二)   当选学毛著积极分子

 

 我们家乡本是穷乡僻壤,但这次回去所见,乡亲生活的困苦却出符我意料之外,刚到家乡镇是黄昏时分,下着濛濛春雨,下车走向圩街之时,眼前出现让我惊呆的一幕——圩头的一座破窑,爬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象猴子一样用四肢行走觅食,显然,他是身体残疾,无依无靠的小乞丐。我心里不禁发出慨叹:故乡啊,阔别多年,想不到你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凄凉!加之“文革大屠杀”后,人心浮动,惶恐不安,无处不是一片肃杀的死寂。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既来之则安之,跟乡亲一道为改变家乡面貌努力奋斗。我是名带着工资,不拿工分的社员,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到队里传播文化,教大家唱歌,我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主动和队干一起谋划致富的门路,去做一切有利于队里的事.在我积极倡导之下.许多山沟种上经济效益较好的竹子.看到村里缺医少药看病难,我拿出些钱购买些常用药品,搞了个药箱,一来方便自己,二来方便群众,谁有小伤小病,都得到及时无偿治疗。想不到小药箱也能发挥大作用,有个叫李玉辉的社员肚子痛,一个大男人痛得在床上打滚哭喊,叫爹喊娘,他家里人慌了急忙跑来找我,我背起药箱去看,判断是患肠胃炎,给了些消炎药和止痛片服下,果然药到病除。村里人把我当成无所不晓的能人,遇到什么事都愿找我帮忙解决,我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

我带回的一辆旧单车,是村里破天荒的第一车,引出一批青壮年争相学骑,不久村里买车人逐渐多了起来,当然都是买旧车.从此村里就多了一种交通工具。

我的归来,确实让村里出现新气象,充满欢歌笑语,大队得知,要我去组建文艺宣传队,白天干活,晚上到大队部指导排练,我成了最忙碌的人,却感到充实愉快,尤其和一批纯朴青年结为好朋友。

在共同劳动生活中,我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友情,队里接到上级通知,要选一名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公社积代会,群众一致推选了我,我出席了金田公社召开的积代会。

春耕忙完,生产队接到通知,要抽派若干劳力参加金田电站建设。这是家乡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长期受压抑的群众生产积极性如火山迸发,我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以一个普通民工的身份报名参加。

电站坝址选在紫荆山前的风门坳,这里曾是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祥地,有一副对联为证:“暂借荆山栖彩凤,料将紫水活蛟龙。”太平军曾在风门坳与清军鏖战,如今,金田儿女在这片古战场上进行建设家乡的战斗。受热火朝天的氛围感染,我这个逾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也焕发了青春活力,挑起百多斤沙石健步如飞。这段日子,给我留下愉快难忘的记忆。

农村大队小学都要改为戴帽初中,师资不够,大队调我去任教,于是我重新走上讲台,不过教的不是城市青年,而是农村娃娃,别有一番情趣。农村学校师资缺乏,需要什么就得教什么,我教起物理和音乐,很受学生欢迎。

 

 

厄运重来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几个农民弟兄来告诉我,上头派人来调查我在农村有什么破坏活动,农民一致说绝对没有,还为我评功摆好,来者一无所获悻悻而去。我问了来者的特征,一下就猜着是三中的体育老师,“文革”恶棍曾XX,他们是特来搜寻我在农村的新“罪证”的。古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磊落,无任何把柄可抓,能奈我何?所以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八月,趁学校放假,我为生产队水力加工场寻找电机回了趟南宁,住在广西综合设计院我妻子黄美聪家,和妻子儿女团聚,大半年不见,小儿子已呀呀学语,津津有味地品尝我从家乡带来的龙眼,吃完伸手:“叔叔,还要。”妻子不无伤感说:“你看,儿子都不认识你了。”

第二天中午,我还来不及去办事,革委会派了陈XX,曾XX两位“功臣”,带着几个红卫兵,闯进家里强行把我押走,到了学校就软禁起来。接着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我又重新站到了礼堂舞台中央,不过和以前大不一样,一是被批斗的不是一大群,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二是批斗方式不象过去那么野蛮,既不打骂,也不罚跪,只是列数我新的“罪状”。我坦然洗耳恭听。

革委会领导信口雌黄,大放獗词:“革命的师生员工们,今天我们批斗这个人,除老三中外,很多人不认识,他叫张德忠,文化大革命中追随‘刘邓陶,贺霍傅谢袁’,犯下了严重罪行,为了给他一个脱胎换骨,改过自新的机会,把他下放回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他不懂珍惜,不老实改造,而假装积极,骗取信任,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积蓄力量,企图东山再起,再和我们无产阶级较量。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革命的师生员工,我们可要擦亮眼眼,识被阶级敌人的新阴谋,粉碎敌人的反扑,永保我们的红色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我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全校每个连排(学校已改为军事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都争先恐后拉我去批斗。

斗来斗去,都重复那几句胡话,大家都腻味了,于是叫我到大操场锄草,个别野蛮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块,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负责看管我的曾XX‘禀报’,他冷冷地说:“那是群众专政,你不好好认罪改造,打死我不管。”

折腾我个多月后,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又放了我。

但我回到家乡,学校再不敢用我,我去了电站工地。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电站工程指挥部抽调我到宣传部门。这部门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叫江俊杰,是我读浔师时的师弟,他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这样,我们有商有量把工作搞上去。我们从民工中挑选十多名知青组成文艺宣传队,把工地上好人好事编成节目演出,以激励民工的干劲,收到良好效果。有次山洪暴发,有位青年为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卷走了,我们及时把这动人场面搬上舞台,观众感动得哭了。由于我们的努力,电站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县里颇有影响,可是却忙坏了我们师兄弟俩,因为从采访、写稿、创作、编导都是我们两人。全电站数我学历最高,领导、群众都寄予厚望,多尽点力责无旁贷。除了给宣传队编导节目之外,还常给县报,县广播站写搞,而且每篇都一字不改照登照播,我成了颇有影响的人物,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我还积极引荐区文化大院一批表演艺术家来演出,他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电站,轰动了金田.,这段岁月,是我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也是我最忙碌最愉快难忘的日子。我要用事实向搞派性专政的人证明,我张德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世界上有这样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努力工作的阶级敌人吗?

一九七0年仲夏,接到弟弟德全来电,告知父亲病逝,我即赴柳州奔丧。面对父亲白发苍苍的遗体,我心如刀绞。父亲勤劳一生,虽年逾古稀,但身体硬朗,极少生病,他是脑溢血突发谢世的。我明白,这种病多半是为我长期操心所致。我为失去最亲的亲人痛心不已,郁郁寡欢。

返回电站,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一个所谓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再把我打入灾难的深渊。

十  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据此,在全广西的城镇掀起了“清查”运动,大抓“五·一六”分子。广西的当权者大张旗鼓地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是借机继续迫害原“四二二”的骨干,为掩装盖他们大屠杀的罪行。

历史已经证明,这场历时三年多的运动,没查出半个“五·一六”,却摧残了一大批元辜者,甚至逼死了不少人,当中就有区革委会副主任龙智铭。

 

下面就讲述我在清查中的遭遇。

七一年夏末,我正忙于电站的宣传工作,一天中午,领导通知我立刻收拾行李到县革委会,还派了专车和保卫员蒙XX“护送“。到了县革委接待厅,我一眼看见了“金牙”,他满脸堆笑,露出灿灿金牙,主动上前跟我握手问好,那份超乎寻常的热情,犹如久别重逢的亲友,还介绍跟在他身边的青年:“他叫小黄,工宣队员,学校特意派我们俩来接你回去参加学习班,学习班结束,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县革委领导客客气气地夸奖我在农村,特别是在电站时的出色表现。“金牙”当即表示一定如实向校领导汇报。

尽管“金牙”以好话掩盖其真实来意,但据已往经验,我意识到风云又起,来者不善。我提出要去干校和妻子告别,拿点衣物,“金牙”不许。我说至少让我打个电话告知一声。“金牙”勉强点头,却一步不离盯在我身旁。我拔了好多次电话总不通,我不敢松懈,一次再次的拨,终于通了,把“金牙”的话转告妻子,妻子说马上带女儿乘船来见我,我苦等了一个下午不见人影,后来知道是“金牙”做了手脚,本来我妻子女儿已下了船,被干校领导追来强令上岸。

第二天,我被“金牙,小黄“护送”回到南宁,到火车站的时间是下午六时许,太阳正下山,“金牙”故意拖至夜幕降临才回学校,目的是不让我接触到任何人。

到了学校,我被投入以前关押我们的牢房,每个窗口用铁皮封得死死的,更象监狱。曾XX来收缴我随身带的刮胡刀等生活用品,连裤腰带也解给他,并明令我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许写信。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成了囚徒。

卢冬一直没得到解放,老早被关了进来,整座实验楼,只关了我们两名囚徒,显得空荡荡的。不过其他房间已全改成牢房,打算从我和卢冬身上打开缺口,制造出大批的囚徒。

南宁市党委派来的专案组公开亮相了,他们宣布是奉命来清查“五·一六”的,对我们实行隔离审查,重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不得与外界联系(包括书信)的纪律。专案组成员大多是三中原来的学生,我熟悉的有孙XX,黄XX等,当中有我亲自教过的。他们的水平我早领教过。以前,把我整得死去活来的是他们,如今来审查又是他们。最令我愤慨的,我本来已获得解放,下放期间的表现得到当地群众和政府的认可,为什么毫无根据地要抓就抓,要关就关,把我当成敌人?天理何在?人权何在?不管打什么旗号,我从心底藐视他们,愤然顶撞,他们知道我有反抗情绪,用大帽子压我,吼道:“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因为我们是市委派来的,市委是区党委领导的,区党委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所以,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轻蔑一笑,心里骂道:“蠢货,老师可没给你们教过这样的混帐逻辑。”后来细想,不能全怪学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发明,“文革”以来,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这种混帐逻辑普遍流行,流到哪里,哪里文明被毁,冤案如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生只是另一类受害者而已。

为了惩戒我的不驯,专案组常举办小型批斗会,让横蛮无知的红纠队来对付我。

一天,收到女儿阿芳的来信,她刚上干校小学读书,第一次学写信,虽然雅嫩,却充满对父亲的关爱,给我莫大安慰,让我体味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感觉。每当心里苦闷,思念亲人之时,我就拿出来读,不知读了多少遍。

专案组又搬老一套,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逼我交待“五·一六”罪行,不存在的事怎么交待?于是硬说我态度顽固、“恶劣”,加强对我的惩治,不许吃肉,不给买烟。学校私设的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狱还不讲人道,不给放风,不给探视: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弟德全是工宣队长,按说也和他们一样是“文革”功臣,来到学校要见我,遭到挡驾,我的同学挚友吴石生,是军队干部,从北京转业回玉林,特地经南宁来校看望我,还有我高中同桌黄杰良出差南宁来看望,一概遭到拒绝,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也还允许探监,为什么在一向标榜社会主义无比优越的国度里,倒取消了允许探监这一国际惯例?何况我并不是真正的犯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卢冬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吃饭,买烟全由红纠队控制。他们不给我们吃肉,我们只能吃素。他们什么时候给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不给吃肉倒无所谓,不给买烟可真难住我们。因为烟早已成了我们解闷消愁,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断烟的日子,我极为狼狈,不得不象乞丐那样,去拣回以前丢掉的烟屁股解馋。

学生贪玩,往往在打完球后才去打饭,只要到些残羹冷饭,有时连残羹冷饭也没了,我们只好饿肚子。长期的折磨,卢冬肺病复发,我患上了胃病,疼痛难忍,革委会是不给“敌人”治病的,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意志与病魔抗争,此外只能听天由命了。红纠队都是从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立场最坚定,心肠最硬,他们是没有惻隐之心的,从其头头就可知道,头头有两个,一是梁XX,一是黄XX,就是跟“金牙”到桂平押我回来的工宣队“小黄”。其实他不是工宣队,和梁XX一样,是三中初中学生,因打人,追害老师有功,免去了上山下乡之苦,留校重用,专管红纠队和在校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

为了攻克我这个顽固的堡垒,专案组想出最毒的一招,将我挪到一个原来做教室的大房间,他们也搬来一起住,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翻审问,不给我片刻休息。最阴毒的人称之老李头的那位,年近半百,老奸巨滑,审问时斜坐着,一双臭脚搁在我面前,一边用指头抠鼻子,一边提出一连串难题逼令我回答,整个作派就象流泯无赖叫人恶心。

“X年X月X日,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干了什么?”无赖发问。

任何天才也无法记清自己几年前每一天所在的地方,所接触的人和事,当然答不上来,老李头便大发雷霆,拍桌怒吼:“你不老实,告诉你,你怎么参加”五·一六“,上下关系是谁,干了什么坏事,我们已了如指掌,不交待也同样可以定罪,让你自己说出来,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要是不识好歹,等待你的将是可悲的下场。”

我心里清楚,这种恐吓战术,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并不怕,可怕的是二十四小时的轮番轰炸,不让你合眼。最初几天还挺得住,越往后越难熬,真是生不如死,自杀的念头日益强烈。我甚至写好了遗嘱,设想过几种自杀方案,可当我要实行之时,耳边响起女儿的话音,脑海浮现亲人的面容,感到我许多许多责任未了,就咬紧牙关活下去。

“九·一三”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专案组的态度明显改变,不但不再逼我,还允许我自己去食堂打饭,允许在红纠队监护下到附近商店买生活用品。我异常兴奋、心想,天该亮了。可我太天真了,忘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的历史典故。

有一天,我 到琅边商店买东西,看到一本《控诉法西斯》的书,顺手买了回来,晚上一口气把它看完,书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在精彩之处画上红杠。该书是记录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讲话,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于德国,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希特勒上台不久,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一桩国会纵火案,把国际共运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逮捕入狱,企图加罪于他,在莱比锡法庭进行审判。季米特洛夫却把法西斯的法庭,变成了控诉法西斯的讲坛,这段历史我很熟知,但今天重温别有一番感受。季米特洛夫气势如虹,藐视法西斯的英雄气概给我很大鼓舞,其犀利如剑的词锋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这才是该学的真正逻辑)给了我智慧。我和季米特洛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蒙冤受屈者,要面对强大的势力来捍卫真理,捍卫自己的尊严,伟大的榜样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不再屈服于强权淫威,敢理直气壮跟他们论理。当权者感到不妙,立即查抄我的住处,搜走了那本新书及所有书写的文字,并精心策划了一场批斗会。

批斗会在合班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工参加.这是清查以来最公开,规模最大的批斗会,由从一名普通职工直升上去的革委会副主任李XX主持。经受过无数次批斗,多严酷的场面都闯过了,所以我毫无畏惧,倒反高兴,因为我终于得一个公开辩解,让群众判断孰是孰非的机会,我孤身站在台上,沉着冷静应对事先安排好的“炮手”的轰击,一场有趣的较量开始了。

“张德忠,要你交待‘五·一六’罪行,你为什么负偶顽抗?”主持人先质问。

有人窃窃偷笑,我也差点笑出来,原来主持人张口就出了败笔,把“隅”字错说成“偶”。把‘’负隅顽抗”说成”负偶顽抗”.因为不是在课堂,我无心给她纠正,而要抓住要害反击:”请问,你们查了那么久,查出一个“五·一六”了吗?既然没有“五·一六”,哪来“五·一六”罪行?你们没任何证据,就定我为“五·一六”,逼我交代“五·一六”罪行,说轻了是本末倒置,说重了是政治迫害。”

主持人傻了,群众私下议论。

“你最近看了什么书?”炮手急转话题。

“在这地方,我能看什么,只能是毛主席著作,哦,还有前两天买的一本《控诉法西斯》。”

“你不好好学毛著交待问题,为什么还看别的闲书?”另一炮手责问。

“你错了,我学毛著下的功夫不比你少,不信就比一比,看谁背诵得多。至于把那本书看作‘闲书’,更是大错特错。请问你看过吗?告诉你,它是讲述国际共运领袖季米特洛夫,如何把法西斯法庭变成控诉法西斯罪行,宣扬革命真理的讲坛,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最新出版发行的,你居然说是不该看的‘闲书’?”

炮手哑然,额上冒汗。

群众交头接耳。

“你为什么在书里划了那么多红杠杠,是不是把我们看成法西斯,把你自己当成季末特米特洛夫?”主持人想挽回败局,反而弄巧成拙,自己点破“法西斯”一词,让群众联想起一系列暴行,这和“此地无银”一样愚蠢。

我心里在笑,嘴上却说:“这是什么逻辑?能这样类比吗?你们常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有《别了司徒雷登》,想必你也读过也划过红杠杠,那么请问,谁是毛主席,谁是司德雷登?”

群众哄笑起来,炮手瞠目结舌。

恼羞成怒的主持人只得高呼口号“打倒张德忠!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他押回去!”随主持人最后一声令下,我被押出会场。

回到住处,我意外发现了一种奇观,门上墙上,桌上,床上,甚至蚊帐顶上,贴满了威胁性的标语。我心里发笑:黔驴技穷了。

度步房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想不到今天短短的较量,就轻易地让他们败下阵来,我更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金色的阳光很快就能重照中华大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我情不自禁唱起来。

通过这次,我喜欢上批斗会,盼着多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特殊方式,我才能公开亮明观点,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可是我总盼不来了,因为此后再不敢搞批斗,既不放人,也不处理,把我撂在一边。我一人在大房子里,白天锻练身体,晚上学学唱歌,把我平生最喜欢的歌曲,一支支唱下去,有岳飞的《满江红》、《国际歌》、《红梅赞》、……歌唱把我带到一个优美纯净的世界,忘了烦恼,忘了忧愁和痛苦。

过了些日子,校领导安排我到第三栋教室楼梯间的小房间去住,限制我的活动范围只在校园,每天派几名学生在我住处外,象特务似的对我监视。

七三年初,校革委会在图书馆阅览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传达市委文件,宣布对我和卢冬的处理决定。此前,先列数我们犯的“严重错误”(不叫罪行了)让大家继续揭发,有位发言者揭发卢冬曾企图炸掉邕江大桥。卢冬当即脸色发白,不是害怕,而是震惊,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认为最老实的同事,为了邀功,如此伤天害理的谣言也造得出来,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坏了。

市委对我的处理是,开除留用,降一级工资。对卢冬的处理,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由副科级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后,由预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团代表上台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正确”决定。却不给我们申辩的权利。

我极为不服,本来是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把我重新关进来的,现在“五·一六”问题只字不提,证明这是一宗冤假错案,至少该向我赔礼道歉才对,凭什么给我那重的处分,我愤慨难平。封建社会还可以到衙门击鼓鸣冤,如今是革委会派性的一统天下,我上哪儿鸣冤?无力跟强权抗争,只能听由摆布,从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了,先是放牛,后是养猪,打砖,进校办工厂。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他们当官我也当倌,他们当的是有权有势的官,我当的是任人摆抪的牛倌猪倌。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想不到二十余年后 绕了个大圈子又重操旧业.。

人不管身处顺境逆境,总是要过日子,如何在逆境中过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师李启林给我树立了榜样。

李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师一样被打成“牛鬼”,还指定他为“牛鬼”队长,每天带领刘择之、李伟昌、罗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师去扫厕所、清扫校园。学校有辆拉货的马车,专由他负责,他常架着马车进出运货,他身材高瘦,满脸胡子,一副愁容,样子很象唐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红纠队常拿他侮辱取乐,我亲睹过这样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斗岁月的一个黄昏,李老师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近红纠队驻地:“报告,今天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偷懒耍奸的?”红纠队问。

“天地良心,绝对不敢。”

红纠队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个故作严肃,飞起一脚,踢中李老师屁股。

“哎哟,别踢那么疼嘛,君子动口不动脚。”李老师边揉屁股,边嘟嘟囔囔。

许多红纠队员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其中一个强忍住,大声喝道:“滚!”

“是,滚.”

李老师刚转身离去,红纠队笑得人仰马翻,还有人揉肚子,拭眼泪。躲在后面的“金牙”,也咧开嘴,欣赏刚才的精彩一幕。

据说红纠队诈李老师交待罪行,他认认真真说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挑起的,红纠队误认他神经有毛病,其实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现。在充满荒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谬制谬,以愚制愚,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他懂得苦中寻乐,无人监视的劳动中,他有说有笑,爱哼几句粤曲,喜欢逗小孩玩,保持一颗童心。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给难友们带来很大乐趣,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多少年过去了,我心里还埋藏着他讲的一个故事——以前,一个老农在桥头卖菠菜,生意很好,一担菜只剩一把,此刻,同时来了三个人争着要买,老农为难,想了个办法判定卖给谁,他指着桥头“清和桥”三个字,要三个人依次用一个字起头作一首诗。第一个是和尚,他以清字起头先作“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争便是静。清清静静真可爱,豆腐煮菠菜。”第二个是秀才,以“和”字起头:“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禾,去口加斗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爱,牛肉煮菠菜”。第三个是穷姑娘,以“桥”字起头,“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娇滴滴真可爱,菠菜煮菠菜。”老农听完决定把菜卖给穷姑娘。

李老始终以豁达乐观的态度,怀着一颗童心面对人生,使他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获得长寿,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谢世之前,还做了个惊人之举,立下遗嘱要丧事喜办,宴请当年与之患难与共的难友和曾给过他同情帮助的人,却不请“金牙”那类恶人。他的子女,忠实履行了他的遗嘱。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风范却永留亲友心中。

当年李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在逆境中变得乐观起来,每当放牛至郊野或文钱渡边,我便放声歌唱,或朗诵优秀的诗篇,最常诵的是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园很大,到处有空地绿草,我也常在校内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见了马继虞老师,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时谨言慎行,“文革”没受多大冲击,他主动走到我面前:“张老师,别灰心,将军也有落难放马的时候。”我顿时明白,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来安慰鼓励我的,我充满对老前辈的感激之情。

在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再度受尽非人的折磨中,有好人的安慰和鼓励,我倍感欣慰,让我相信韦国清为头子的广西“文革”帮派势力终会受正义的惩处的。

十一、开除留用

七三年初,校革委会在图书馆阅览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传达市委文件,宣布对我和卢冬的处理决定。此前,先列数我们犯的“严重错误”(不叫罪行了)让大家继续揭发,有位发言者揭发卢冬曾企图炸掉邕江大桥。卢冬当即脸色发白,不是害怕,而是震惊,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认为最老实的同事,为了邀功,如此伤天害理的谣言也造得出来,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坏了。

市委对我的处理是,开除留用,降一级工资。对卢冬的处理,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由副科级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后,由预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团代表上台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正确”决定。却不给我们申辩的权利。

我极为不服,本来是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把我重新关进来的,现在“五·一六”问题只字不提,证明这是一宗冤假错案,至少该向我赔礼道歉才对,凭什么给我那重的处分,我愤 慨 难平。

封建社会还可以到衙门击鼓鸣冤,如今是革委会派性的一统天下,我上哪儿鸣冤?无力跟强权抗争,只能听由摆布,从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了,先是放牛,后是养猪,打砖,进校办工厂。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他们当官我也当倌,他们当的是有权有势的官,我当的是任人摆抪的牛倌猪倌。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想不到二十余年后 绕了个大圈子又重操旧业.。

人不管身处顺境逆境,总是要过日子,如何在逆境中过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师李启林给我树立了榜样。

李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师一样被打成“牛鬼”,还指定他为“牛鬼”队长,每天带领刘择之、李伟昌、罗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师去扫厕所、清扫校园。学校有辆拉货的马车,专由他负责,他常架着马车进出运货,他身材高瘦,满脸胡子,一副愁容,样子很象唐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红纠队常拿他侮辱取乐,我亲睹过这样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斗岁月的一个黄昏,李老师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近红纠队驻地:“报告,今天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偷懒耍奸的?”红纠队问。

“天地良心,绝对不敢。”

红纠队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个故作严肃,飞起一脚,踢中李老师屁股。

“哎哟,别踢那么疼嘛,君子动口不动脚。”李老师边揉屁股,边嘟嘟囔囔。

许多红纠队员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其中一个强忍住,大声喝道:“滚!”

“是,滚.”

李老师刚转身离去,红纠队笑得人仰马翻,还有人揉肚子,拭眼泪。躲在后面的“金牙”,也咧开嘴,欣赏刚才的精彩一幕。

据说红纠队诈李老师交待罪行,他认认真真说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挑起的,红纠队误认他神经有毛病,其实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现。在充满荒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谬制谬,以愚制愚,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他懂得苦中寻乐,无人监视的劳动中,他有说有笑,爱哼几句粤曲,喜欢逗小孩玩,保持一颗童心。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给难友们带来很大乐趣,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多少年过去了,我心里还埋藏着他讲的一个故事——以前,一个老农在桥头卖菠菜,生意很好,一担菜只剩一把,此刻,同时来了三个人争着要买,老农为难,想了个办法判定卖给谁,他指着桥头“清和桥”三个字,要三个人依次用一个字起头作一首诗。第一个是和尚,他以清字起头先作“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争便是静。清清静静真可爱,豆腐煮菠菜。”第二个是秀才,以“和”字起头:“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禾,去口加斗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爱,牛肉煮菠菜”。第三个是穷姑娘,以“桥”字起头,“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娇滴滴真可爱,菠菜煮菠菜。”老农听完决定把菜卖给穷姑娘。

李老始终以豁达乐观的态度,怀着一颗童心面对人生,使他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获得长寿,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谢世之前,还做了个惊人之举,立下遗嘱要丧事喜办,宴请当年与之患难与共的难友和曾给过他同情帮助的人,却不请“金牙”那类恶人。他的子女,忠实履行了他的遗嘱。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风范却永留亲友心中。

当年李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在逆境中变得乐观起来,每当放牛至郊野或文钱渡边,我便放声歌唱,或朗诵优秀的诗篇,最常诵的是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园很大,到处有空地绿草,我也常在校内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见了马继虞老师,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时谨言慎行,“文革”没受多大冲击,他主动走到我面前:“张老师,别灰心,将军也有落难放马的时候。”我顿时明白,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来安慰鼓励我的,我充满对老前辈的感激之情。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想知道大换班后,新教师是怎么上课的,有意放牛于教室后的草地上,跑到窗下偷听,有次听年青的女教师上语文,她先照报纸批判“刘邓陶”、“伍贺霍谢袁”一通,而后才讲课文,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有位学生大概想考考老师的水平,提了个很简单的问题,鲁迅姓什么。那老师觉得可笑,答道:“嗟,还用问吗,鲁迅当然姓鲁呗。”学生哄堂大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摇摇头离开。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我国大搞战备,处处在深挖洞,校园里防空洞交错,战壕纵横,有天在校园里放牛,一头老水牛摔下深壕死了。有人想借机再整我,但新来的领导比较客观,认为不是故意破坏,不必小题大做,只是调我去养猪,于是我由牛倌成了猪倌。

养猪场有三十来头猪,工作量很大,我每天都要到饭堂挑潲水,下鱼塘捞水蒲莲,用机器打碎,煮成潲喂猪,比放牛辛苦多了,幸好学校每天派几名学生学农给我当下手,我才勉强对付。

贫苦出身的石大娘和我作领居时,常跟我诉说她的苦难经历,我给过她同情与帮助,想不到她念念不忘,知道我每天早上都到厨房挑潲水,她常带些米饼,糍粑,粽子之类的小食让我尝,并用她家乡桂林话好言安慰:“张老师,你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我没有文化,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楚。那个姓李的,常来我家和老石喝酒,说话粗野,态度横蛮,看他一身黑毛,就晓得他不是好人,我恨死了他”。石大娘说的那姓李的,就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胸毛”李天保,也是石大娘儿子的学生,“文革”使这对臭味相投的师生成了亲密酒友。按说“胸毛”既是大娘家的常客,关系应该不错,不知“胸毛”怎么招惹了大娘,让大娘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条我是知道的,“胸毛”抄砸我家时,石大娘目睹这一暴行。我想就是善恶营垒分明之故吧,正应了一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七三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接到弟弟的电报,说母亲病危,催我回去。我心急如焚,打算坐下午的火车赴柳州。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对百姓太苛严,出门买票一定要持有革委会的证明,否则寸步难行。我赶快找到新来的革委会副主任王宴华,他很通情达理,准了我的假,叫我找掌管公章的“金牙”开具证明。可“金牙”百般  刁难,一会说要有领导的批条,一会说要工宣队长同意,王宴华的口头批准不算数,伤害了王的威信。王宴华十分恼火。王宴华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干部,法治观念强,到三中后看到“金牙”控制的红纠队胡作非为,随意拘禁打骂学生,很不象话,遂下令撤消红纠队,引起“金牙”的记恨,故意跟他作对。“金牙”还跑到工宣队长面前扯是生非,以证明王宴华准我的假是错的。经过了好大的周折,“金牙”才不得不给我开证明,可是已延误了我赴柳州的时间。

我于第二天下午才到家,母亲在昨晚深夜已与世长辞了,家里人说,临死前母亲一直呼唤我“神生”的小名,不肯闭眼,她多盼我能回来见最后一面,可这个机会被“金牙”无理剥夺了。面对母亲冰冷的遗体,我欲哭无泪,只有一腔怒火:“金牙”呀“金牙”,你是畜牲,不是你母亲所生!

料理完后事,我即赶回来上班,一天中午,我正在猪场煮潲,一位健壮的中年人走来先作自我介绍:“我姓罗,是新来的工宣队副队长。我知道你是张老师,为什么让你来养猪?”

“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受了处分。”我冷冷回答。

“犯了什么错误,杀人放火了吗?搞打砸抢了吗?”罗队长紧问。

“没有,绝对没有。”

“那你有什么错?老实告诉你,我调查了解清楚,你是个正派人,只是蒙受了冤假错案,受了错误处分。”

我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人敢为我鸣不平,尤其是工宣队长,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戒心,敞开心扉和他攀谈起来,谈得非常投机。他一再表示,一定要帮我平反,改正错误处分。可没过多久,他被调回南宁船厂。虽然平反之事他有心无力,但我对这么一位敢仗义执言的工人心存感激,永记住他的名字——罗德清。

中国有句老话,“一样米养百样人”,与罗师傅相反的是卢XX,根据形势的需要,三中多挂了一个“南师”的牌子,开设中师班,调来卢XX做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干部,原任市教育局长,我任三中团委书记时,常到市里开会,跟他较熟,所以他的到来,我满怀希望,向他陈述我对处分的意见,可没想到他却冷冷地说:“没把你赶回乡下,还算好嘛。”我很气愤,心想,你也是挨整过的人,为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在三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鼓吹“大课堂是社会主义”,“小课堂是资本主义”,只抓劳动,不抓教学。打倒“四人帮”,广大师生自发上街游行庆贺,他横加指责,自己拿起砖刀修防空洞,遭师生唾骂,连他的女儿都反对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当权者总想出新招来刺激百姓的神经,清查“五·一六”刚收场,接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时下又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三中又成了全市先进,在此召开经验交流会。为表示主人好客,三中领导杀猪宰鸭大宴宾客,可酒席未散,饭堂后面就贴满了南师学生出的大字报,指责三中领导慷公家之慨,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弄得主人客人都很难堪。校领导武断认为,学生之举,背后一定有人挑唆,这个挑唆者便是我张某,于是派“金牙”等人到南师班,要老师动员学生,揪出我这个后台挑唆犯。但此时的群众,已非昔日任人摆布,老师拒绝,学生更为率直:“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怎么会成了我们的后台?别把我们看得那么幼稚,我们没有后台,也无须后台,出大字报完全是我们所为,别扯到别人头上。关键是看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由于南师班师生的一致反对,挫败了“金牙”等再次整我的图谋。

一九七五年初,列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在总理病重期间,实际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使每况愈下的国家出现转机。但是,由于他拒绝按毛泽东的授意对文革作“三七”开的评价而第三次被打倒,旋即掀起声势浩大,以批邓为中心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运动中,广西充当了急先锋,抢先批邓,窃踞舆论大权的派头头廖炜雄,则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敢于彻底否定文革,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妥协,正是一代偉人邓公伟大品格的体现。文革是场十恶不赦的运动,它摧毁人权,毁灭人性,毁弃人间的真善美.堂堂正正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愿放弃一切,只求解甲归田,自食其力,这最低微的生存要求都不给,非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而且死得非常凄惨.至于文革给国家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有哪一点值得肯定?只有靠文革飞黄腾达的”王,张,江,姚”,才会为之拍手称快,以及那些既得利益者才会为之叫好,如韦国清,廖炜雄,颜景堂之流.

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传来周总理病逝的噩耗,我极为沉痛。记得那天。刮着寒风,下着细雨,我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回学校上班,一路流着泪,沉默无语,到了学校,听说上面来了电话,不许举行悼念活动。全校师生员工十分愤慨,自发上街买白纸黑布,在礼堂设置灵堂开追悼大会。会上哭声一片,李启林老师哭昏过去,那感人的场面,说明总理在人民中心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我也情不自禁写了一首悼诗,“天低云重压心头,噩耗传来涕泪流。崇高品德扬四海,伟大功绩传五洲。鞠躬尽瘁谋国富。死而后已纾民忧,含泪继承凌云志,拼将热血续春秋。”

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南宁市革委会在人民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须经单位领导审定,我和卢冬及其他“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参加。

在全国各省区给中央发的唁电中,广西独出心裁,也给江青发唁电,表示亲切慰问,讨好这位“红都女皇。”

十二、春天迟来

十月粉碎“四人帮”,全国各省区即看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靠“文革”整人上台的“三种人”拉下马,追究法律责任。唯独广西依然如故。广西当权者泡制出一套“特殊论”,说“文革”在全国是错的,在广西却是“正确的”,拒不平反冤假错案,拒绝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七八年庆祝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广西还大量印发打倒“刘邓陶”和颂扬“文革”取得辉煌成绩的书刊,大街上挂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标语横额。为人正直的广西中医学院教授黄英儒,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只因给邓小平讲了几句公道话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七八年非但不予平反,还正式判刑,送往雒容监狱劳改。这一切都在说明,“四人帮”虽然倒台了,广西人民依然生活在“文革”的阴霾之中,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无法贯彻落实。

我的处境当然无法改变,只是由养猪场调到砖厂,由砖厂调到校办工厂,依然管制劳动改造。

校办工厂为插秧机厂加工一些零部件,我负责操作一台二十吨冲床。有次出了故障,我用根铁棒插进飞轮进行修理,故障排除忘了拿掉铁棒,按动电钮,飞轮带动铁捧砸中头顶,顿时鲜血涌流,同事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只患了脑振荡。回家休息两天又上班了。这次工伤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幸亏砸偏了一点,如果砸在正中,二十吨的冲力还不让我脑袋开花,当即毙命?

有天在街上遇见了司徒耀老师,他是个老归侨,被下放回广东老家,打倒“四人帮”满怀希望回到南宁,要求学校落实政策,给个住处,遭校领导拒绝,不得不带着妻子儿女寄篱亲友家中。这位和善的老人真可怜,他的一个儿子司徒港生,原是一中学生,和史妙甫在一起参加过武斗,被“联指”抓进集中营,不久惨遭杀害。丧子之痛加上贫病交加,司徒耀老师后来客死于亲友家中。这事引起三中教工及司徒老师许多老学生的愤愤不平,在舆论压力下,三中领导才给了间窄小的破泥房让司徒太安身。

七七年秋,国家恢复高考,三中这所著名学府,竞输给普通中学,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广大教师很着急,领导也感到压力。尽快摆脱尴尬,提高教学质量,重塑重点中学形象,成了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心声。已解放出来抓教学的钟碧秋、刘文强、联同郭先安、吴艺玲、梁志岳、阳明熙、徐镇旋等一大批教学骨干,联名向校领导建言,要起用被打成“牛鬼”的老教师,请卢冬和我出山。起用老教师没有阻力,可让卢冬和我出山却阻力重重,因为我们俩是市委下达文件处分的。校领导不敢贸然行事。

南师已从三中分出单独建校,南师领导王怀义提出,三中放着卢冬、张德忠两位从北京来的教师不用,浪费人才,三中不用我们用,把他们调到南师来。三中领导在内外压力下态度有所松动,于是陆书记找我谈话。

“老张,我们校领导想安排你上课,怎么样?”陆书记先发话。

“不平反,我怎么上讲台?”我提出质问。

“那是两码事,先不谈平反问题,如今只谈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是根据革命需要,过去安排你劳动是革命的需要,现在要你去上课也是革命的需要。”

好个“革命的需要”,我心里在讥笑,这是你们的强盗逻辑,过去你们整人害人,青云直上,我们蒙冤受屈,都是“革命的需要”?把是非功过一笔抹煞了,岂能苟同?我明确表态:“要我上课,先给我平反,否则我绝不踏上讲台。”

和陆书记的谈话就这样谈崩了。郭先安、吴艺玲很着急,来做我的工作:“老张,你知道吗,我们一大批人极力争取,领导才同意你出来的,你断然拒绝,不是让大家白费力了吗?有人正巴不得呢。平反是迟早的事。管它那么多,你先出来工作再说。”

看到同事们的热切期待,我作了让步,答应先出来工作,但只批改作业,不登讲台。经过郭先安等人的斡旋,与校领导达成妥协,于是我成了只批改作业,不登台讲课的老师。

七八年秋,三中正式恢复重点中学名称,市里调来了新校长冯宗异和教导主任梁耀新。他们原是南宁二中的校长,主任,是全市闻名的教育行家,“文革”也遭受过残酷迫害,这次调来,有意加强改善三中的领导班子,他们不负众望,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治学严谨的态度,很快赢得全校师生的爱戴。

由于广西当局死抱“文革”不放,不予平反冤假错案,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不满,纷纷刷出大字报,南宁朝阳广场又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每天招来数以万计的人群涌去观看。大字报不只来自南宁,而且来自广西各地,内容都是揭露制造冤假错案和实行大屠杀的惨状,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有不少人到区党委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给蒙冤死去的亲人平反昭雪,还有组团上京告状的。当中有不少农民。当初许多农民奉命到南宁参加“平叛”丧命了,当局者授予“烈士”称号,发抚恤金,如今中央一概撤销,农民才大呼上当,要求追究责任,到底是谁欺骗了他们,害得他们的亲人抛尸异乡。但人死不能复生,酿成的悲剧已成历史,不可改变。任凭蒙难者家属如何呼号上告,都于事无补。我又想起攻打三中时认识的老黄,矮墩,他们是否也成了抛尸异乡的游魂野鬼?

中央三令五申要平反冤假错案,在我和卢冬复出任教不多久,南宁市委终于下达了一个文件,撤销对我们的处分,但仍留下一条尾巴,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本人认错态度好,对原来处分予以撤销。我脑海里铭记着那难忘的一幕,那是个宁静的夜晚,在图书馆会议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当陆书记宣读完文件,我、卢冬、黄兆昇先后站起,义正词严批驳这个文件,指责它公然对抗中央,死抱“文革”不放,是个极端错误的文件,我们拒绝接受。多少年来,在三中,第一次有人敢对“文革”,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说个”不"字,多么振奋人心!除了“金牙”等少数“功臣”塔着脑袋外,与会者都昂首挺胸,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过的畅快,冯校长和梁主任也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善于窥测风向的“金牙”,预感情况不妙,及早谋划退身之策,利用关系跳到市反帝医院当了名不称职的骨科医生。

“金牙”自己明白,他在“文革”中坏事做绝,罪孽深重,由于他抛档案,唆使“胸毛”“泼辣”等人胡作非为,先后逼死了胡里仁、覃克己、李厚德、罗梓元等人,还有熊景椿、李启林、刘择之,吴献瑞,司徒燿` 等大比老教师受到很大的伤害。教务主任林恩材是个共产党员,只因与之观点不同,被他指使“胸毛”打成漏网右派,受长期关押批斗,家也挨抄了。“金牙”还是个贪婪成性的家伙,把别人的财物占为已有。林恩材、郑云娣夫妇曾告诉我,他们在“金牙”家里,发现了他们从福建带来的铜壶铜盆.他究竟拿走了多少别人挨抄家丢失的财物,这还是一个迷。综合本书提到他的种种劣绩,绝不能用“好人做错事”来说得通,他就是个十足的坏人,无怪乎三中大多数人,包括家属小孩象旧社会农民恨地主恶霸那样痛恨他。如此犯众憎的人物,在世上是不多见的。

与之相反,钟碧秋却以他的高尚品德受人敬仰和爱戴。他打游击出身,入广西桂林师院深造后到三中任教,后当党支部代理书记,他刚正不阿,五六年反右中,偌大一个重点中学,竟揪不出一个右派,遭市委宣传部领导指责:“你们三中就那干净,刘择之还构不上右派?”钟理直气壮顶撞:“没有就是没有,刘择之也划不上。”由于他勇于保护知识分子,三中才无人受冤,可却背上了“右倾”罪名得不到赏识,一直只是代理。“文革”中他作为被打倒的第二号人物,长期受关押批斗毒打折磨,八二年患肝癌逝世,追悼会上,年近古稀的刘择之老师放声痛哭:“老钟呀,你是大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你鼎力保护,我刘择之早过不了反右这关了。”

钟碧秋英年早逝,可他的英名永留三中。

同是三中人的钟碧秋和“金牙”,为什么在群众心目中形成如此大的反差?我想其根本原因是前者与人为善,后者与人为恶,这也是善人与恶人,好人与坏人的根本区分点。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期《广西教育》刊物上,登载了一篇以三中党支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攻击刘润贤、李厚德、钟碧秋等原三中领导一贯重用熊景椿、胡里仁、李启林,刘择之等“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盛赞现任党支书觉悟高,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历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都站在斗争前面。无疑,这是篇按“两个估计”泡制出来的诬蔑教育战线的黑文。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的刘润贤老校长看了十分恼火。打电话质问三中党支部:“打倒四人帮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发表这种混帐文章,我要告你们!”接电话的正好是那位吃运动饭步入青云的党支书,他不甘示弱:“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也不怕。”

无独有偶,有一天,区党委派来两名干部找到卢冬,要卢写书面材料揭发伍晋南陷害毛主席的好干部韦国清。卢冬先是惊讶,打算拒绝,想了一下就慨然答应:“好,过两天后来取。”来者高兴离开。两天后,当那两名干部接过卢冬写好的材料一看,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原来材料写的不是揭发伍晋南陷害韦国清,而是列举了韦国清陷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的事实,还有后来的韦祖珍也横遭他陷害。材料最后得出结论:在广西陷害好干部的人是有的,不过不是伍晋南,正是韦国清自己。

韦国清陷害“刘邓陶”,见于前文提到的他主动贴出诬陷刘邓陶的大字报。陷害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全广西人所共知。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后,伍、贺、霍、傅、谢、袁、曾被拉去全区各地市长期游斗。南宁,全广西处处是打倒”刘邓陶,”“伍贺霍傅谢袁”的标语口号。陷害韦祖珍,广西人也是熟知的。韦祖珍原是福建军区的一位领导,后调来广西当革委会副主任,做韦国清的副手。他还是韦国清的同宗兄弟叔侄,一起从东兰出来参加革命的,上阵父子兵,按理说,他们该是天然的好塔当,可韦祖珍为人正直,敢讲真话,不会阿谀奉承,参加革命几十年,戎马倥偬,没机会回老家看看,回了广西才有机会。但是,不看则己,一看感慨万千,用他的话说,几十年来家乡没有改变,仍是那么贫穷落后,唯一的变化是村头那棵大榕树不见了(大炼钢铁砍掉了)。他还录下农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歌谣:“上山一把斧,回来两块五,有吃又有喝,酒壶跟屁股。”这些”诋毁”广西大好形势的言论,等于打了主政广西多年的韦国清的屁股。韦国清火了,借林彪事件拿他开刀,诬他为林彪集团的人,押赴北京,并开动广西的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揭露批判韦祖珍的运动。韦祖珍蒙冤多年,后获平反,可已患上不治之症。他特别留下遗嘱,他逝世之时,拒绝接受韦国清送的花圈。果然,韦祖珍的妻子儿女,把韦国清送的花圈拒进灵堂,并踩得稀巴烂。了解广西文化大革命惨状,纵观韦国清的所作所为,该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因为对任何人的评价,都是凭他本人的历史足迹作出,而不是靠强权操纵的舆论工具。历史已经说明,韦国清是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广西他支一派打一派,硬把一个群众组织当反革命勦灭,制造了全区性的大屠杀,广西出现如此惨烈的景象,罪魁祸首就是他.他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手握重权的韦国清,手下有无数人効命,为什么却找到卢冬?这件事我也清楚,六七年卢冬随“四·二二”代表赴京时,曾采访伍晋南、问:“有群众揭发,韦国清与越修(当时越南与苏联关系密切,故有此称)有勾结,是否有此事?”伍晋南答:“我说不准,说有吧,没确凿证据。说没有吧,这年头谁敢给谁打保票?”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在当时是最明智的回答。卢冬万万没想到,记有这段采访录的笔记本竟落到“联指”手中,成了他招来十年牢狱之灾的祸源。如今区党委又想以此要挟他帮韦国清诬陷伍晋南,可他们没想到,时代变了,韦国清之流再不能为所欲为,不但没能从卢冬身上捞半根稻草,还让卢冬狠狠将了一军。其实卢冬是个很理智的人,他对韦国清毫无个人恩怨,和广大”四二.二”群众一样,主张“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反对一切野蛮行为,对韦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伤害很同情.可韦国清气量太小,报复心太强,对反对过他的干部群众,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当反革命剿灭,而且还不择手段.泡制一桩桩冤假错案,所以让世人看清了他的面目,当然也逃不过卢冬的眼睛.

拒绝拨乱反正,不肯平反冤假错案,阻碍改革开放,广西这种严重状况,迫使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整顿领导班子,于八三年开展“处遗”工作,查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和派头头。可是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却被钻了空子,大多数罪犯及“三种人”蒙混过了关,有的还继续窃据要职。例如亲手杀害巫抱平的凶犯“胸毛”李天保,依然逍遥法外,仍受重用.造成多条命案的“金牙”林伟X连一份检查,一个赔礼,一句道歉不用就轻易过了关。此种现象在全广西比比皆是,给广西广大受害者留下不平和遗憾。

不过坚冰已被打破,灾难已经结束,祖国迈开奔向美好明天的步伐不可阻挡,比之全国,广西的春天迟来了六七年。迟来总比不来好,所以广西各族人民,还是欢呼这迟来的春天。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