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纪伦 记忆的碎片（广西文革的亲历）

 

 

 

 

 

引子：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问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泽东《有所思》

山雨欲来

1966年“红八月”，学校停课了，全国都在批判“三家村”，批斗牛鬼蛇神。随着“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横空出世，学生中的红卫兵“揭竿而起”。在南宁，部份高干子弟牵头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标志是黄色盾牌红五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盾牌红卫兵”。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从北京传到南宁，盾牌兵如获至宝。谭力夫的“血统论”接踵而至，学生中分成“红五类”、“黑七类”。每个人说话前都要先自报“成份”，然后念“最高指示”。根正苗红的自鸣得意，趾高气扬，被称之为：猴子屁股自来红；出身不好则被称作“狗崽子”，自惭形秽，人人自危。

红卫兵服装也有讲究，军服成了最流行的服装，每人都以穿军装为荣：头戴军帽，臂戴袖章，腰束皮带，胸前戴毛像章。军服也分等级，两个口袋是士兵服；军官服四个口袋，俗称“四大吊”；要是有将帅呢那才叫神气十足！部队军官子女就得天独厚，一般地方干部、地下党、统战对象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就没有办法弄到军装了。于是一些染料店就想法把布染成草绿色，由于配色技术不专业，往往染出来被人吐槽为“猫屎色”，但亦有人照穿不误，往往都是穷乡僻壤来串联的学生，难怪有人讥笑他们“穿龙袍不像太子”！

由于红卫兵、赤卫队、战斗兵团等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需要制作大量的旗帜、袖章，兴宁路那一排印球衣做锦旗的店铺生意异常火爆，日夜加班仍不能准时交货。同样兴隆的还有图章雕刻社、三友文具店、百货大楼纸张专柜。

“山雨欲来风满楼”，“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日后给南宁这座城市带来巨大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这沸沸扬扬的喧闹声中，紧锣密鼓的拉开了序幕……

风云乍起

1966年9月9日，南宁红星路（原七星路）区党委，发生了一些学生要求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出来接见未果而釆取静坐绝食的行动。我们三中的学生是在吃晚饭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大家商量以后决定到现场看个究竟。

从三中到区党委要穿过南湖长堤，沿着旧飞机场旁的小路走二三十分钟才能到红星路，到达区党委已是傍晚，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区党委大门和围墙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都是“炮打区党委，火烧韦国清”等内容。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号召广大学生起来造反！

这样的场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我虽然生在旧中国，但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党的教导。过去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千载难逢锻炼自己的最好时机，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那怕是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

随着夜幕的来临，参加静坐绝食的人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也在四周给绝食的学生打气助威。高音喇叭不断地播首都各大专院校和各地学生组织的声援信，现场气氛越演越烈，迅速升温……这时已开始有学生昏倒，医务人员在紧急抢救处理。但区党委方面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并没有什么表示。大概晚上十一时许，区党委常委霍泛出来，代表区党委对学生说：希望学生停止绝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他的讲话屡屡被大家的抗议声打断，学生要求韦国清出来。霍泛解释韦不在南宁，学生表示不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直到天亮，韦国清仍不见到场，大家经过一夜的折腾，个个都困得睁不开眼。有同学发现几个三中盾牌兵乔装成围观人员混在人群里，估计他们是来“点水”，以便将来秋后算帐。就是这样僵持着没有结果。大伙决定暂回校睡一觉，到下午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一觉醒来发现已事过境迁，中央文革来电表态支持韦国清，陶铸也发表讲话要求学生停止绝食。我们再到区党委一看，昨天还人声鼎沸的大院，已是门可罗雀；昨日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已被复盖，取而代之的全部都是“通辑黄赛阳*”、“南下串联团滾蛋！”

九·九绝食行动灰飞烟灭，这是派系争夺主动权的第一次预演，为随后的明争暗斗打下伏笔。局势更加波诡云谲，暗流涌动，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黄赛阳是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

红色恐怖

1966年8月被称为“红八月”，8.8、8.18、8.31，都是响噹噹的红卫兵引以为自豪的日子，这一连串数字后面却记载着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三中的文革也和全国一样，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学校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了以前的学生会，只有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才能当上学校和班级的领导成员。

为了制造恐怖气氛，首先要找人开刀，杀鸡吓猴。高84班学生肖则龙成了第一个受害者。在全校批斗大会上被当众揪出，说他竟然把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用来垫坐，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一帮红卫兵蜂拥而上，雨点般的拳头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作为红卫兵头头之一的庆改朝不但不阻止武斗，反而煽风点火、上纲上线：“肖则龙出身反动阶级家庭，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之所以他父亲要给他取名肖则龙，就是妄想推翻共产党，复辟旧社会，甚至龙袍加身，梦想当上皇帝……”一下子群情激愤，怒不可遏，纷纷冲到他所住的宿舍，把他的被子蓆子衣服行李，通通投入粪坑……

老师的厄运也来了。首当其冲的竟然是卢冬老师。卢老师解放前在香港就接受进步思想，和香港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过东江纵队打游击，也参加过解放广州和抗美援朝。有如此光荣历史的年靑老师，居然被污为“红皮白心”的美蒋特务；教过我班的印尼归侨老师梁洪亮，因为姓梁被称作“跳樑小丑”。

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成了红卫兵的家常便饭，看谁不顺眼就会揪出来游街示众、挂黑牌戴高帽，还自吹自擂是“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张树森书记被押到公厕旁边的理发店，说他作为学校领导不应留“大包头”，不破不立，狂热的学生声称要“破旧立新”，给他剪了一个阴阳头。李厚德校长和其他主任，则被赶去打扫厕所，红色恐怖笼罩整个三中。

丧天害理

批斗越演越烈，惨案频频发生。

胡里仁老师和熊景椿老师是当时三中仅有的两名高级教师。树大招风，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里他们能逃过此劫吗？

熊老师教过我们班的数学，个子不高，前额谢顶，说话慢斯条理，和气幽默，平易近人，讲一口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文革开始时大字报揭发他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噹噹刚息波，厕所如穿梭。

一节一相见，懒人屎尿多。

这类非正能量的诗自然遭受到批判。但我看后却忍俊不禁，反觉得这个老师其实还是挺幽默有趣的！

胡老师没教过我，所以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只记得高三的学生把他拉上办公楼前的水泥乒乓球台批斗。因为胡里仁的谐音酷似“狐狸人”，就用稻草编成又粗又长的狐狸尾巴给他绑在腰后，大打出手，肆意蹂躪。

为了迫害胡老师，学校领导小组竟把他打成“逃亡地主”，由林伟x、李x凤将胡老师一家押送回桂平西山老家，交贫下中农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天傍晚，三中广播紧急通知：马上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刚从桂平赶回来的李x凤傲睨自若地向全校宣布：“逃亡地主胡里仁自绝于人民，已经畏罪上吊，自杀身亡！”

无独有偶，熊老师也是万念俱灰，痛不欲生，企图用剃须刀片自杀。后因家属发现后抢下刀片，才捡回一条性命。

无法无天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校停课，老师停教，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寿终正寝。被煽动起来的学生，狂热地杀向社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抄家，是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令人发指的罪行，上至自治区副主席，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有被抄家的经历。在区建工局的一个临时展室里，我就看到区政协领导吕集义家抄出来的文物字画，金银首饰。据说“盾牌红卫兵”制作了一批盾牌主席像章，镀了一层黄金，所用的金条就是抄家的“战利品”。

我家自然也未能幸免，被抄家时我在三中住宿，没在现场。由于解放后一段时间我父亲没有工作，只能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换钱养家，所以抄家时除了母亲的结婚戒指和几块袁大头银元被拿走外，其它并没多大损失。但我的东西就损失多了：八岁时把家里给我的压岁钱陆角伍分买的一本小说《岳飞传》被没收了；父母给我们几兄弟买了六十本一套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十五本一套的《说岳全传》连环画也被没收了，说这是宣扬帝王将相的黑书，封资修的大毒草！那时家里有规定：父母每月发工资后给我们几兄弟三角钱买书，买了这套书足足攒了五年时间，大家都很爱惜，视若珍宝。当我知道被没收后气得咬牙切齿，痛心疾首！

参与抄家行动的红卫兵来自市建工读学校，同时被抄家的还有邻居江伯一家。江伯和我父亲都是建筑工程师，五六十年代南宁的许多建筑都出自其手，也都是市政协委员，困难时期还能享受“特供”，所谓特供，其实就是多得一点名目繁多的肉票、蛋票、烟票……想不到四清运动一来，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他们，紧接着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遭受灭顶之灾！

两个弟弟目睹了这出闹剧，他们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更不能理解家庭遭受的厄运！很晚了这些人还在折腾，还不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睡觉。万般无奈只有像丧家犬一样到处流浪，露宿街头，他俩身心俱疲躺在火车站前的草坪上，望着天上的星星，面面相觑，默默无言。

“破四旧，立四新”把南宁搞得乱七八糟。红卫兵公布各种匪夷所思的勒令：汽车单车等交通工具不能再靠右走，改向左行；男人不准留大包头、飞机头；女人不能穿短裙、花衣服；到饮食店吃东西要自己动手洗碗。新华书店除了毛选甲乙种本、毛诗、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政治书籍外，所有小说、诗歌全都销声匿迹。

学生都深入街道发动群众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把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押送回原藉监督改造，很多人回去后就被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被送上绝路。

调虎离山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发表，打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和林彪在北京天安门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更是推波逐澜，势如破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相信有革命导师谆谆教导，有英明领袖亲自领导，有常胜统帅运筹帷幄，有伟大舵手指明航向，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学校的暴风骤雨因红卫兵上京串联而偃旗息鼓，校园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去北京并不是所有同学的福利，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同学才能获准到北京，而出身一般的同学只能参加徒步串联，却美其名为“长征串联”，爬山涉水，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神州大地！

各种各样的长征队应运而生，许多同学都选择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大渡河、娄山关、遵义城、腊子口、直到革命圣地延安。那时的公路两旁、乡间小道，都会看到一支支意志风发的学生队伍唱着革命歌曲，背着背包水壶，在冰天雪地中蜿蜒而行。

我所在的班级到年底就走得所剩无几了，余下八个男同学由金田和林立两人率领成立了“永向东长征队”，寓意永远跟随领袖毛泽东长征，踏上东进的旅途。临行之前我专门到兴宁路锦旗店“偷师”，看他们如何印制队旗，回家后照葫芦画瓢，也照样得心应手，似模似样。首先是搜集毛主席手迹的各个字样，如“永”字就选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永垂不朽”的永，向“向”就选“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向，“东”是就用毛本人的签名。然后将字体放大到纸上，用刻刀将字体缕空，再将立德粉加在黄油漆里搅拌变稠，放在买来的油印机纱网里用橡胶刮抹平，一面鲜艳的队旗应运而生。1967年1月5日从南宁出发，途经钦州、合浦、北海、湛江、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江门、高鹤、佛山、广州，行程上千公里。生平第一次离家远行，也算是经历风雨，见过世面了。

1967年全国发生“一月风暴”，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南宁以“工总”为首的群众组织揭竿而起参与夺权，对立的群众组织则群起而攻之，“工总”头头熊一军被捕入狱。这时很多学生都在长征途中，对南宁的情况一无所知。等到二月份响应“复课闹革命”从四面八方班师回朝，才发现大势已去，只有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力图东山再起。

重整旗鼓

这时南宁已分裂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学生方面：一派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南宁八八红卫兵最为有影响力，另一派则由原来的盾牌红卫兵改头换面以后备军命名，加上从南宁八三一和南宁八八红卫兵中分裂出来的组成“独立八三一”南宁独八红卫兵；工人队伍：一派以广西工总为主力，另一派则以原来的赤卫队为主体，较有名的有汽司、建总司、橡胶厂“一摸三揪”等组织；公安干警也分成“枪林逼”和“红色公安”两派……由原来的群雄并起，山头林立到分裂、重新组合、基本形成两大阵营，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唇枪舌剑，剑拔弩张……

4月19日，自治区领导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发表“4.19”声明，支持以广西红卫兵总部、广西工总为首的群众造反组织，接着又有谢王岗、袁家柯等领导干部加入。一时声势浩大，如虎添翅。

4月22日，以西大革联、医学院“闯”造反兵团、二中、三中红革会为首的红卫兵组织到广西日报社静坐示威，成立了“4.22革命行动总指挥部”。这就是“广西4.22”的前身。另一派也不甘示弱，打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旗号，简称“广西联指”。与“广西4.22”针锋相对，势同水火。日后把南宁搞得昏天黑地、屍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两个派别终于亮相了，总要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双方是“你方唱罢我出场”，互相较劲，显示实力，大秀肌肉，一决高低，都举行示威游行，企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街道上长蛇阵浩浩荡荡，旌旗飞舞，战歌嘹亮，鼓声震天，军号齐鸣。

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南宁二中、三中都是“4.22”占压倒性的优势，而一中、四中这些开展“军训”的学校则是“联指”一派独大。开始就是打嘴仗，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牛鬼蛇神”。双方相互展开宣传攻势，大造舆论，反唇相讥，你虞我诈。朝阳广场成了双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一时间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捕风捉影；高音喇叭星罗棋布，不绝于耳；广播宣传车穿街入巷，招摇过市。“联指”占据了当时南宁最高的建筑望火楼；“4.22”也不甘示弱，占领了南宁的标志性建筑南宁百货大楼，并把附近一座楼房命名“造反楼”，把反修医院改称反修楼，一头一尾，遥相呼应，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整条新华街。百货大楼对面的灯光球场门口，挂出一幅巨大的漫画《抬韦图》，画幅之大令人称奇，估计在漫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画的是一大群吹鼓手抬着“广西的土皇帝”韦国清出巡的场景，鸣锣开道，前呼后拥。这些吹鼓手都是当时广西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官员。整幅漫画构图严谨，气势不凡，人物众多，唯妙唯肖，令人拍案叫绝，肯定是出自高人之手！一打听，原来是区出版社青年画家刘宇一领銜的4.22广西艺总美术加强团的作品。刘曾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60年毕业分配到南宁，22岁创作的油画《耘天》就一鸣惊人，被誉为画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美术，对这件作品自然过目不忘。

这期间我和班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加入了三中红革会《血战到底》兵团，参加了为“广西工总”平反的活动，参加了“4.22”广西日报社的游行和静坐，以及“5.20”声讨武汉“百万雄师”的示威游行……因为当时年少轻狂，头脑发热，身不由己地卷进了这一系列的所谓“革命行动”洪流，出生入死，付出了血的代价……

丧魂落魄

1967年6月13日，南宁一中两派之间发生武斗。这是文革期间在南宁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原来只是在校园内的小摩擦，由于外来人员的介入，武斗越演越烈。

社会上各种小道消息扑朔迷离，为了解真相，我独自一人打算到一中看个究竟。刚到云亭街就看到前面的路已不能通行，遍地是烂砖碎瓦，几个瓦合之卒在向一中方向扔石头，不像是有组织的群众组织所为。听路人说：联指调了西郊片十几个工厂的工人来增援，一中“指点江山”快扛不住了。还有人说：郊区也动员了大批农民进城搞武斗。有更危言耸听的：红色公安打开牢门放出劳改犯来参加武斗。三人成虎，绘声绘色，弄得人心惶惶。

突然间有人高喊：“联指打过来了，快逃！”我一看，从一中冲出一队人马，头戴藤帽，身穿青一色的工装，手持钢叉，从外型看肯定不是学生。看热闹的人霎时鸟散，我赶紧退到路两旁的木板民房躲避，但家家户户都把大门紧闭，我无处藏身。

正在惊惶失措之时，我靠着的门突然打开了，有人伸出手抓住我的衣服往门里拽，随即把门关好顶死。我定过神来一看是个老太婆。她叫我不要作声，等没动静了再走。这时门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好险啊！

等到外面没动静了，她仍不放心，从门缝里看了看确认没危险了才让我离开，我终于逃过一劫。

多少年后我每次路过那里都想向这个善良的老人家说声道谢，由干当时慌不择路也没认清她的门牌。我望着那一片破旧木板房只有发呆，深感内疚，寻找那位老人的愿望犹如大海捞针。

目击血案

脱险后犹如惊弓之鸟，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布新街我才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脱离险境了！突然听到身后又有追打的声音，只见两个头戴藤帽身穿便服手持钢叉的成年男子在前面跑，一群乌合之众在后面追。

两个男子虽然装备精良，毕竟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到永宁公安分局竟然就进去了。有围观者说：“肯定是红色公安放出来的劳改犯”，于是把分局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永宁分局大楼距大门大概有二三十米，从门口扔石头到二三楼几乎没有任何威胁。但那帮小孩使用的打鸟用的弹弓就有效多了，不到二十分钟面向大门那边的玻璃窗就全被打碎。

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大约下午五时许，守在里面孤立无援的两人不願坐以待毙，决定冲出重围。其实他们失策了，如果他们选择坚守等待援兵，门口那帮乌合之众根本没能力攻入大楼，因为他们仅有的武器就只有弹弓和石头，除了人多之外并无其他优势。他们作出逃离分局大楼的选择，就犹如：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后来的结局可悲可叹！他们虽然逃离永宁分局，但听说只逃到水街就被不明真相的人活活打死，都说他俩是劳改犯，打死活该！

“联指”当晚在高音喇叭中强烈抗议：“4.22”一小撮阶级敌人今天下午血洗永宁公安分局并杀害我公安民警，其中有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和永宁派出所指导员余雄，扬言血债要用血来还！

两个民警的死值得同情，毕竟是两条鲜活的生命！如果他们不是脱下警服换上便衣出现在武斗现场，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敢下此狠手！当时的大环境是公捡法已被砸烂，诺大的公安分局竟然无人值班，更是不可思议的现状。干警都去参加派性武斗也是悲剧发生的原因。

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4.22方面事先预谋的行动，其实仅是一个突发事件，参与者只是一些散兵游勇和听信谣言的群众。但血的教训犹如火上浇油，加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从此南宁的武斗就一发不可收了！

夺路而逃

一新美发室是南宁最有名的理发店，位于民生路中万国饭店对面，地理位置优越，楼有六层，居高临下，由三中红革会血战到底兵团驻守，而对面的万国大饭店，则是“联指”占领的据点。

“血战到底”兵团是1967年3月由高84班、86班、90班、初58班的一些同学组成，卢永潮当头头。

发生永宁公安分局流血惨案后，广西联指为报一箭之仇，7月份再次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为防备联指偷袭，兵团每天都派人轮流值班。一天早晨天刚亮，参与值班的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醒来，就发现联指武装已开始大举进攻。只见密密麻麻的人马已爬上兴宁路一带民房的瓦顶向我方进攻，他们来势汹汹，而且手中都有武器。而我们几个同学都是赤手空拳，美发店楼上除了装洗发液的玻璃瓶还可以充当手榴弹应付一下之外，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对手来说简直是以卵击石。

孤军奋战，势单力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撤！”从楼上跳到旁边的民房瓦顶上。我们见状也跟着鱼贯一般弃楼而逃。

一新美发室的旁边是一条小巷，紧挨美发室的是新华书店的书库，巷对面是新闻电影院。巷口直通新华街，那时只有新华街是4.22的群众组织所控制。

我们落到书库瓦顶上就无路可逃了。瓦顶沿最低的地方到地面起码有六米高，只有冒着风险从上面一跃而下。庆幸的是竟无一人受伤。要是平时要我从这样高的地方往下跳肯定胆怯，但绝境求生的本能却能有若神助。

当我们跑到反修医院三中红革会驻地时，一新美发室已经陷落“联指”手中，他们只占领了一座空楼。

血流如注

67年7月的一个中午，“4.22”所属组织的一些人强行砸开解放路头一个土产公司商店，抢走了所有的藤帽和可作为武斗用具的铁铲钢叉，后来去的连锄头柄蚊帐竹也一抢而光。等三中红革会的人进去一看早已空空如也。

4.22总部设在广西展览馆，与广西日报社大楼成犄角之势。“联指”凭借其成员在区直单位的优势在展览馆四周布下重兵以使其弹尽粮绝，为增援展览馆和广西日报大楼，下午二时许，在造反楼前开誓师大会，以学生组织居多，也有部份工总成员参加。随后队伍整装待发，有武斗工具的在前面开路，后面是我们这些学生，扛着粮食蔬菜柴米油盐等物资，浩浩荡荡向展览馆进发。

兵贵神速，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抵抗，仗着人多势众很顺利的就到了人民公园，穿过露天电影场就到了“4.22”的大本营广西展览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伙决定一鼓作气向广西日报社扑去，以解报社大楼被多日被困之围。

就在几百人刚冲到民主路时，突然从林业厅驰出一部解放牌汽车疯狂冲向人群，我刚过马路，汽车就在我身后疾驰而过。猝不及防的人即被狂奔的汽车碾压过去，当场毙命。

形势急转直下，“联指”开始反攻了，从公安厅、林业厅、民主路小学出动了大队人马杀将过来。他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全付武装，训练有素；而我们则手无寸铁，赤手空拳，仅凭一腔热血，丢下数具尸首。有诗为证：残存亦没路，兵败如山倒。

碗口大的石块像飞蝗一般向我们砸来，我连藤帽都没有。退到展览馆的喷水池前，一块石头正中我的面部，顿时眼前一黑，鲜血直流，马上失去知觉……

死里逃生

当我苏醒时已躺在展览馆大厅的水泥地上，左眼敷着厚厚的纱布，来自红十字会医院的外科医生对我说：“你真命大啊！很多来不及抢救回来的伤员都被钢叉活活刺死了，真残忍啊！”接着又说：“眼睛也幸运，伤口离眼睛只有一厘米，你差点就成独眼龙啦！”

一名男子在我旁边哭泣，另一个男子就躺在我身边，已经死亡。原来他们是同一个单位的工友，死者是归国华侨，在单位当司机，今天两人到新华街看大字报，受学生行动的激情所感染就随队伍到了民主路，不想到竟被冲出来的汽车压死，如今已成隔世，不知如何回去跟他老婆交待。

我从小就特别胆小，尤其最怕见到死尸。由于当时尸体没办法运出去，我却和他相伴而眠，也不觉得害怕了，我不是也是从“鬼门关”前被救回来的么？到底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问过给我治伤的医生，彼此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戎马倥偬，互不相识，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几十年后才有人告诉我：是三中红革会的李志清把我背进展览馆的，他捡回了我的一条命。我跟他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只知道他比我高一届，后在桂林工作，遗憾的是这位救命恩人早已不在人世。

转眼间在展览馆已经呆了五六天，我的伤势在一天天好转。见到红会医院那个医生，我就问他：“将来脸上是否会留下疤痕？”“不会！”他笑着安慰我：“你就放心好了！”但爱面子的我依然很担心会“破相”。

雪上加霜

展览馆本来人就很多很杂，我们来了就更人满为患了，所带来的粮食犹如杯水车薪，所以必须把一部份人员撤离出去。

听说要撤回反修医院，同学们都乐了！南宁的夏日炎热难耐，那时还不知空调是何物，就是风扇也很稀缺。这些天来大家都无法洗澡，也没衣服换，身上的气味有多难闻可想而知。加上死者的尸体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令人实在难以忍受。大家都归心似箭，只盼望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

夜幕来临，我们百十来人潜伏在展览馆后露天电影场，并派出探子侦察前面是否有联指的岗哨。突然间发现公园的树林里出现“联指”的人，居高临下向我方投掷燃烧瓶，霎时熊熊烈火挡住去路，我们的行动暴露了，没办法突围，只好撤回待命，第一天的突围行动以失败而告终。第二天晚上故伎重演，不同的是分乘两辆解放牌货车，仍从展览馆后面公园方向直冲出去。我们几个同学悄悄的爬上汽车，因我是伤员，同学们都照顾我，让我戴上栁条安全帽，站在车箱左侧的一方，那里有车箱板扶着，相对比较安全。人上齐后汽车就发动了，没打开车灯，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然后发动汽车冲了出去。驰过白龙塘，出了公园大门，才发现新民和公园路三叉路口已被交通厅“联指”用水泥石头和木杆设置的路障堵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司机一咬牙，加大油门硬冲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整车人都被震晕了，女同学都发出阵阵尖叫，大家都感觉被抛到高高的上空，然后又结结实实跌落在狂奔的汽车上，怦怦作跳的心提到嗓子眼。此时已是午夜时分，过了交通厅路障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这时“联指”才如梦方醒，望火楼上的高音喇叭在气急败坏地命令沿途各单位给予阻击。“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关”，我们的汽车已驰过桂剧院回到新华街，大家的心情犹如坐摩天轮和过山车，从惊魂未定到欢呼雀跃！

乐极生悲，汽车却突然意外熄火了，幸好我们已经回到造反楼前。一些同学打开车箱尾板跳下汽车，打算步行回“反修楼”。这时汽车却又开动了，但车尾板却没有来得及扣上，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汽车在驰到反修医院前一个急转弯，全车人因离心力的作用倒向左边，车箱左板承受不住，车上的人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摔到车下，惨叫声、呻吟声、痛哭声乱作一团。我首当其冲，头先触地，幸亏戴着安全帽才没有造成脑震荡，但压在我身上的不知有多少个人，压肩叠背，遍体麟伤。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我的身上都应验了。同学们七手八脚把我抬上反修医院找到值班医生紧急处置，下巴缝了六针，左手背和左膝盖都伤得很重，动弹不得。正是：一波未平，二波又起。更没想到的是：劫难并没结束，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厄运将接踵而至……

舔血疗伤

我再次成了重伤员，同在三中读书的姐姐得到消息来到我的病房，含着眼泪给我擦身，因为我全身都是伤口，不能沾水，只能干擦。换洗脏衣服内衣衭则由同病房的同学代劳。

与我同一病房的是高80班的王柳祟。他不久前因胃大出血动了手术，由于得不到好的营养补充，面色蒼白，瘦骨嶙峋。他拉开衣服让我看他那长长的伤口疤痕，很恐怖，不知是谁给他起了个形象的绰号“肉拉链”。

8月20日，4.22组织四百多学生乘船去邕宁蒲庙抢枪，以二中、三中红革会为首，我因伤没有参加。这是南宁武斗从动用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的日子，在返航时遭联指伏击，造成重大伤亡。三中也有黄唯娜、莫文冰、庾美珩三个女同学中弹负伤。这群学生生平第一次体验了什么叫枪林弹雨，什么叫死里逃生。初三的一个同学回到反修楼仍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地讲述现场的恐怖：“无助的我们只能蜷缩着扒在船的底板上，看着子弹就在身边擦过……”

局势继续恶化，红革会为避免更大伤亡，号召大家疏散回去。因为子弹不长眼晴，许多同学都没有作战经验，也从来没打过枪。所以作出除了留下少数战斗人员之外，其余一律离开反修楼回家的决定：有亲投亲，无亲靠友，保存实力，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坚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这时已开始能撑着拐杖上厕所，但还下不了楼，肯定无法离开，只能选择留下。同房的柳崇也无家可归，同时手术后身体虚弱，尚末完全康复也只能选择留下。

同学依依惜别，心中五味杂陈：今日就此分手，明天恐阴阳相隔。

玉石俱焚

人去楼空，反修医院上下宠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部分留守人员有的在构建工事，用砂包垒成一个个掩体；有的在楼下空地里挖了个大坑，把死去的战友就地埋葬。

我已经可以走路，由柳崇搀扶试着爬上四楼。我推开一扇虚掩着的房门，发现里面还有几个人。

“你们是谁？”房里的人警惕地审视着我们。

“我们是三楼的伤病员！”我抢先回答。这时我才看清房内的三个人正在拆卸一个巨大的炮弹。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炮弹，也不知道这么大的炮弹究竟是供什么大炮用的，看他们小心翼翼而又熟练的操作，完全不象是学生。

后来柳崇告诉我：他们是广西林业教导大队的，都是训练有素的复员军人，许多人都是部队大比武时的尖子，韦国清把他们留下组成准军事组织，如今也起来造韦国清的反了。

看到我撑着拐棍满身伤痕，他们相信了，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

“你们不要到处乱走，要注意安全！”拆弹的一个人指着对面民生路银行警告我们：“联指的重机枪随时都可能向这里射击，你们还是下去吧！”

回到病房，见多识广的柳崇神秘的告诉我：他们拆的炮弹是抢援越抗美列车上的，准备将炸药取出埋在这栋楼里，一旦大楼失守，联指打进来就引爆，到时这栋大楼将夷为平地，所有人统统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听到这里，眼前就呈现那枚令人生畏的炮弹，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顿时涌上心头。

无家可归

我想离开反修楼，但不敢跟柳崇说，怕他笑我懦弱，贪生怕死。

一个人沿着解放路往西蹒跚而行，心乱如麻，十分感伤：如今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日，哪里有安身立命之处。不知不觉走过镇北桥、华强路，走到华东路，再往前就到我家。

顾影自怜，遍体麟伤的我能这样回家吗？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参加过武斗而负伤的人员，躲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广西联指建筑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森严壁垒，岗哨林立，我回去无疑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更会连累家庭，诛连九族。他们受到的磨难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让他们雪上加霜！

我家一共有四姐弟，加上父母和外婆一共七口人，父亲在市建一公司工作，母亲在市饮食公司财务科当会计。我们都是外婆一手带大，她是最疼爱我们的人。

我从没见过外公，因为早在抗战之前我外婆就和外公离了婚，原因是他在外面有了人。我只是在母亲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外公的概况：外公是广东开平人，上世纪二十年代考上北大，学的是法律。在北京时和我外婆结婚，生下两女一儿，大女儿取名黄京，即喻意在北京出生，我母亲排第二，可能是生在广东珠江畔，所以小名叫黄珠。下面还有一弟弟。我外婆带着三个儿女离家出走后无依无靠，为了养家活口只好将大女儿卖给恩平县一农家做童养媳，留下我母亲和她弟弟托亲戚照顾，只身到香港给人当媬姆谋生。

后来日本兵占领香港，外婆回到内地找儿女，却被告知我母亲己卖给一地主做婢女，舅舅亦已被饿死。当时广东沦陷，兵荒马乱，外婆随“走日本鬼”的难民一起逃往广西，孑然一身在梧州新西旅馆找到一份杂工为生。

正是无巧不成书，外婆有一天在梧州西江河边洗床单被单，偶然发现一女孩到河边挑水，长得很象“细珠”（母亲的小名），就尾随她到住地，破门而入指斥东家是拐子佬，要求归还女儿。其实这地主也是好心人，母亲多年来一直埋怨外婆错怪了好人，她在地主家并未受到虐待，地主老婆患有肺病，地主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去外头倒痰盂。

母女终于团聚了，外婆再也不让母亲外出打工，但单凭她一个人在旅社打工是十分艰难的。有好心人介绍我母亲去茶楼做工，外婆死硬不依。直到人家讲明是在大厅做，不是在包厢，才答应给母亲去做。梧州接近广东，市民都有饮早茶的习惯，我父亲就是经常去饮茶才认识我母亲。

父母结婚成家后，家里只有我父亲到广东开平县见过外公。但母亲从来都没在外婆面前提过外公，只是时常背着外婆偷偷寄些钱给他。据说外公因是名校学法律出身，在开平小县城也小有名气，解放后上面想让他去做政协委员，他婉拒了。每日在街上摆摊帮人写状纸抄文书，自食其力终其一生。

无妄之灾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既然回不了家，我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反修医院，作好与阵地共存亡的选择。

第二天我下楼到街上买电池，以防停电时手电筒备用。走到当阳街就遇到初中的同班同学张平西。平西是我的班有名的“靓仔”，人比较内向，平时不大爱说话，但喜欢看书，下棋。初中毕业后考上柳州工程机械厂半工半读学校。67年春节，初中同学在公园聚会，拍照时咱俩还有说有笑。才过了半年时间，想不到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又邂逅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回来一段时间了…”他欲言又止，眼泪夺框而出：“我的家没了！”

“你先别哭！究竟怎么回事？”我以为是我听错了。

他本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就住在兴宁路西一里30号，即中华电影院旁。一家五口：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他。一个公安民警追求他姐姐，由于他父母不同意，彼此就分了手。男方于是怀恨在心，存心报复。前几天夜里趁“联指”红色公安攻打中华电影院的机会，持枪闯入他家见人就杀，父母和姐姐当场中弹身亡，他右胸也身中一弹，但幸好没打中要害部位才死里逃生，弟弟尚年幼，由于母亲用身体挡住子弹也逃过一劫。现在家里就剩他们兄弟二人相依为命。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文革中被灭门的家庭数不胜数，如今我们都成为无家可归的“战争难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本想过让他来跟我作个伴。但马上想到不行！张家不能绝后，他的弟弟还需他照顾！未来张家只有靠他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了。

八十年代我曾看过一本介绍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册子，其中就提到这件案子。杀人者已逮捕法办。张平西也获准从金城江调回南宁发电设备总厂工作；他弟弟因家庭原因读不成书，改革开放以后经营书籍买卖生意，听说做得风生水起，可能是老天爷对他一家的补偿吧！

望而生畏

回来给柳崇讲了张平西一家的悲剧，感同身受，扼腕叹息。

局势越发紧张，恶战一触即发，整个南宁市战云密布，炮声如雷，弹飞如雨，往日熙熙攘攘的市中心商业区，已经变成一座死城。

傍晚，邕江上的油轮被炮火击中，冒出滾滾浓烟，吐出冲天烈焰，霎时汽油发生连环爆炸，油桶飞上天空，震耳欲聋，骇魂惊心。在烈火与夕阳的映照下，江水染得通红，更显得悲壮和惨烈！

望火楼的播音员在读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接着是“最后通谍”：“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看情况，对方准备进攻了！大势已去，固守无望。此时我感到心如止水，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房间里的其他人都走了，只剩我和柳崇两个难兄难弟。“看来我们挺不过今天晚上啦！”柳崇万般无奈：“我还有半包藕粉，一直舍不得吃，不如今晚我们把它通通吃完，就要上路了！”

听了他的话，我明白其中的意思。顿时泪如泉涌，万念俱灰，默默地点了点头。

惊魂一夜

室外烟焰弥漫，屋内昏黑死寂。我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穿上，和衣而卧，视死如归，就是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躺下辗转反侧，心头百感交集：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才十八岁，不甘心就这样死去，自来到这个世界，经历过多少磨难。长辈在我身上曾寄予厚望，希望我光宗耀祖，金榜题名；希望我娶妻生子，儿女成群。我才读到高一，就遇到“停课闹革命”，本应拿起笔杆读书的学生，而今却只能无助的蜷缩着等待命运的裁决。我曾殷切希望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如今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在残酷的战争中成为孤魂野鬼。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我将不能为他们养老送终；想到慈眉善目的外婆，她一手将我带大，却面临白发人送黑发人而痛心疾首；想到情同手足的姐姐弟弟，骨肉之情，血浓于水。今晚他们一定会为我的命运提心吊胆，祈求上天保佑，化险为夷，逢凶化吉。

此时我已是泪流满面，偷偷瞟了柳崇一眼，他也在翻来复去，彻夜未眠。他究竟为什么不回家？甘心情愿在此等死。几次想问他，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言之隐。

他比我大两岁，文革前上高三，冰雪聪明，精通无线电技术，是班里成绩出类拔萃的才子。只可惜体质较差，同时患有严重的胃病。正踌躇满志磨拳擦掌准备高考，中央发了“五·一六通知”，学校一律停课搞文革，高考也突然取消，不知要等到驴年马月才能恢复。若不是这场运动的开展，他肯定能考上他理想中的高校，成为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如今他只能任人宰割，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不知什么原因，枪声渐渐地稀落，最后却停了下来，望火楼的嘶喊也个家泄了气的汽球戛然而止，整个南宁象死一样寂静，万籁无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敢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不知是谁唱起了歌。这时听到这支歌，每个人心中都充滿愁怅。

远处突然传来“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这是怎么啦？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怎么还会有人敲锣打鼓？来的究竟是什么不速之客？

随着敲锣打鼓声越来越近，我们在微弱的灯光中，看到一队队人马向我们走来，仿佛是神兵天将从天而降。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984部队的战士，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奉命进驻新华街等被困的地区，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热泪盈眶，恩重如山，峰回路转，绝处逢生。是北京派来了人民子弟兵保护我们，绝望中的我们终于得救了！

清晨，反修医院对面的水塔脚，两条新刷出的大标语格外醒目：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

“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外婆来看我了。她是千辛万苦从后面高峰路穿过民房才来到反修医院的后门，在讲明是来看望外孙才允许借道爬进来的。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没回过家，见到亲人泪如泉涌，百感交集。

擦干悲喜交加的泪花，撫平千疮百孔的伤口，人们打开封闭的窗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他们开始走出家门，新华街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经历过战争，才知道和平的珍贵。我们深信中央是支持我们造反派的，否则不会在我们身陷绝境时拔刀相助，大难临头时死里逃生！“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成了我们坚定不移的誓言，此时也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刻。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风云突变，6984部队奉命调离南宁。在这些日子里，“4.22”的红卫兵与解放军战士如鱼水交融，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虽然苦苦挽留，但是军令如山，覆水难收，只有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密谋出走

1968年4月，南宁局势风云再起，战争一触即发。我已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派性斗争和你死我活的武装冲突，不希望恶梦再次重演。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密谋逃离南宁，一来可远离战火，保住身家性命；二来可游山玩水，看看名胜古迹。事不宜迟，大家分头准备行装，为了不惊动家里，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暗中进行。

我翻出父亲的家庭亲友通讯地址，偷偷抄在我的笔记本上：

姑妈何绛云、姑丈朱谦之：北京市海淀区中关园75号北京大学宿舍，颐和园附近。

表姐谢淑仪、表姐夫刘瑞：北京市东长安街31号国家海洋局，宿舍：北京朝阳区三里屯东区二楼二单元202号。

……

但行动还是被发现了，二弟在其他家人不在的时候悄声问我，是不是又要回新华街和解放路据点？他劝我不要再去了，弄得全家担惊受怕，寝食难安。去年逃过一劫，已属万幸，这次未必能这样好运，全身而退！

我见事情败露，只好把计划和盘托出，希望他能替我保密，不要告诉家里。

他给我递上一双又脏又臭的鞋垫：“把它带上，将零用钱缝在里面，应急时用！”我家几兄弟就他鬼点子最多，上一年曾扒火车去过北京玩，用过此招，屡试不爽，这方面比我有经验：“列车员查不到的。不要洗，越臭越脏越好！”

我约了同班的同学曹炬到火车站踩点，看怎么才能混进开往北方的火车。我们刚走到解放路头镇北桥，就被一伙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扣压，他们怀疑我们是联指的探子，将我们蒙一上眼晴，押送到桥头一栋灰黑色的楼房里审问。

这里是“4.22”青年近卫军的总部。“青近”原是一批老知青组成的造反组织，后招兵买马，加入了不少不少社会上的闲杂人员，鱼龙混杂，心恨手辣，所以一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是不肖与其为伍的。

曹炬长得高大威猛，自起外号“曹金边”。虽然年纪小我一岁，却是少年老成，十七岁便有“少白头”，班上同学好开玩笑，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青山脚下南湖前，有个学生曹金边。

年方十六人虽小，白发蒼蒼显残年。”

那天他身穿草绿色军服，头戴军帽，一看就是联指““后备军”的标配。落在“青近”手里，自然认为他是首领，被重点关照，一路上尽遭拳打脚踢；我除了走得慢挨一枪托击在肩膀之外，总算没有受太大伤害！

“是谁派你们来的？”对方一个首领模样的人拿着手枪拍桌子审问我们。

“我们是三中红革会的!”

“有什么证件可以证明吗？“”

但此时我们拿不出能证明我们身份的证据，只能说：

“你可打个电话到三中红革会一问便知了！”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后，红革会的人才过来将我们保释出去。三中红革会和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造反兵团、二中红革会是“4.22”四大学生组织之一，人多势众，影响力大。“青近”不敢得罪，只好乖乖赔礼放人。其头目亲自送出据点，还假惺惺地问我们：

“兄弟！我们的人没打你们吧？”

在这伙人面前，只能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吞。虽然虚惊一场，更坚定了我们离开的决心：走！一定要走！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鬼地方！

逃灾避难

和曹炬确定了出发时间和会面地点是在两天后的上午九点，选择这个时间走是为了不惊动家人，父母上班，外婆出门买菜，家里正好无人。

没想到这天外婆没有出去买菜，我在她眼皮底下无法脱身，眼看约定的时刻将至，她还没有要出门的意思，急得我象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必须马上走，我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书包就夺门而出。

“你又要去新华街？”外婆追问。

“不是！”我不知如何解释：“时间来不及了，以后再告诉你！”然后飞快地向车站方向跑去。到了中华路拐弯角处我回头一看：外婆已经追到公司大院门口，看到无法追上我正扶着电线杆，上气不接下气……

我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回身跑到外婆跟前对她说：

“我不想再参加武斗了，我打算到北京去！”

外婆把身上的零钱全塞给我：“记得到了北京就去找你表姐，要注意安全啊！”

告别外婆，赶到约定地点与曹炬接头，我们买了两张到屯里的火车票上车，到凤凰小站下车。曹炬家在凤凰八一锰矿，在他家住了一天，第二天坐上北上的火车。临近柳州时，列车员让大家把车窗通通关上，说柳州两派正展开枪战。列车风驰电掣般冲过柳江铁路大桥，只见柳州两岸已是枪声大作，隐隐约约还看见全付武装的战斗人员在冲锋陷阵，场面极为恐怖。直到列车远离柳州，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不知我们出来这两天，南宁的局势有无进一步恶化。

车到湖南，我和曹炬正昏昏入睡，一声吆喝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把车票拿出来，查票啦！”

赶紧跑去洗手间方向准备开溜，然而列车上所有的洗手间的门都关得死死的，我们无处藏身，只好束手侍擒。被列车员押到列车长跟前：

“又抓到两个逃票的！”

“到了下一站把他们赶下车！”列车长头也没抬，不加思索地下达命令。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下，列车员把我们从车上赶了下来。怎么办？我和曹炬面面相觑，相对无言。

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一群乘客从小站进口提着大包小包蜂涌上车，我们灵机一动，也趁机混进他的的队伍又上了这趟列车……

经过几天艰辛的旅途，躲过无数次的盘查，我们终于风尘扑扑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首都北京。

京城落脚

下了火车就直奔和平里，那里有中央文革的一个群众接待站，说是接待站其实就是难民营，许多“4.22”的成员都流落该处。有赴京请愿的，有躲避战火的，有无家可归的，也有游山玩水的……我们三中也有十几个同学住在此地，听说有部份女同学住到北京大专院校里。

安顿下来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给家里报平安，出来十天半月，家里肯定望眼欲穿，我得赶紧把信写好寄回去，免得他们担心。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目前南宁局势很乱，千万不要急着回来，免得引火烧身。有困难就去找表姐。并把北京亲戚的地址一一写给我。

天安门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我到了北京首先就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故宫是关闭的，只有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公园等向公众开放，就到这些地方转了一圈。颐和园只开放一小部分，十三陵也同样。最大的收获是去了八达岭长城，当了一回“好汉”。还一个人跑去看了卢沟桥，当时这里还没把当作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景点，向当地人问路却一问三不知，结果走了很多寃枉路，而专程来这里参观的人几乎没有。百无聊赖时还独自去八宝山游览，印象深刻的只有克什米亚公主号空难烈士的合葬墓和被红卫兵砸烂的瞿秋白墓。前者是1954年在香港起飞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亚公主号民航飞机，在飞往印度尼西亚途中遭遇美蒋特务安放的炸弹爆炸，机上除四名机务人员外全部遇难。本来周恩来总理是要坐这班机去出席万隆会议的的，后来临时转变行程阴差阳错逃过一劫。墓碑上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后者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的领导人，在红军突围长征时被留守苏区，不幸被俘，在牢里写下了《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后慷慨就义，解放后一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文革后却被定为“大叛徒”。“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最高指示把他钉在历史的恥辱柱上，砸碑掘墓，毁屍扬灰，现场残垣断壁，一片狼籍。直到文革结束，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和平里接待站是一栋公寓大楼，通常是十几号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地方打地铺。我们去的时间是五六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进入夏天。接待站有公共食堂，可以吃到北方的各种杂粮，有馒头，还有南方不常见的窝窝头，极少吃到米饭，这对我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外乡人来说很不适应，所以经常到外面馆子吃，然而馆子里都是炸醤面之类，面条如筷子般粗，与南方的面条简直不是一个概念。在北京吃水果特别便宜，品种也多，我到的时候正好是杏上市，我在南方从来没吃过新鲜的杏子，可好吃了！接着是李子、桃子相继上市，西瓜又大又甜。

接待站还有卫生室。到京后不久我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到卫生室给医生看，确疹是急性阑尾炎，医生要我到医院做切除，我说在北京人生地不熟，能否采取保守治疗，医生同意了我的请求，给我用针灸治疗。那时信医院的医疗设施都比较简陋，针灸是一个很流行又经济的治病手段，扎了几针，居然就好了，而且后来十多年再无复发，确实是个奇迹！

接待站旁就是名闻遐迩的中央乐团，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就是他们的杰作。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过竹篱笆到达他们的排练厅看演奏。为了不影响排练，他们派出乐团的“牛鬼蛇神”来“亡羊补牢”，重新加装篱笆。看到这些本该摆弄乐器的灵巧双手却戴上劳动手套来做粗重的体力活，真是难以置信。

投亲靠友

为了游览方便，专门去买了一张北京地图，每天晚上睡觉前查阅地图，确定明天的行程。离和平里接待站最近的是三里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我表姐一家就住在那里。

表姐自小丧母，她们兄妹四个从小就由我父亲养大成人。大表哥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理一中教书。表姐是老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在通讯学校学习后当上报务兵。老三中专毕业后到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从事汽车机械修理。老四是最小的妹，在广州从事外贸工作。表姐当兵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十八年不见当然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我这个不促之客的出现的确让她喜出望外，连忙叫她三个儿女出来见过表舅。大女儿小兰和二儿子小斌都已上小学，小女儿小平还在幼儿院。刘小平她对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很有意見，因为哥哥姐姐经常揄掖她的名字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合体，当时北京的街头铺天盖地的就是“打倒刘邓”的大标语，难怪她老要缠着父母给她改名字。当她妈和姐姐到厨房做饭，客厅只有我和小平，她突然瞪着眼睛问我：“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冒充我的表舅？我妈根本不认识你！”当时的学校从小就灌输阶级斗争、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政治教育，她也许把我也当成阶级敌人了！

表姐夫下班回来了！他是河北人，很小就当兵，跟着部队一直打到广东海南，在南海舰队工作时曾经当过曾生将军的秘书，国家海洋局成立后在该局工作。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6年，我在梧州读小学，他从广东湛江专程到梧州来看望我们，邻居们看到我家居然有穿着新式海军制服的青年军官前来造访无不感到惊讶和羡慕。他跟我们姐弟一见如故，带着我们去玩，游北山，参观中山纪念堂。我从小喜欢画画，画了很多解放军飞机军艦坦克的画送给他。

三里屯是北京一个很大的使馆区，饭后表姐夫一家和我去使馆区散步，那时和我国建交的大都是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非洲的一些不结盟国家。我看到千疮百孔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贴滿“打倒铁托！”“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标语，南斯拉夫那时被称作修正主义的国家，总统铁托被称为国际共运的叛徒。往使馆内一看，靠大门一侧的窗户玻璃完全被砸得粉碎，就想起去年的南宁永宁公安分局。原来首都红卫兵下手也这么狠！

“有时间你去英国代办处看看”表姐低声对我说：“那里比这里还更加厉害！”显然她不想让她儿女听到这些。我知道她说的是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组织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月上梢头，我要告别返回和平里招待所了。表姐夫怕我带来的衣服不够，特地送我一套65式的海军服。表姐坚持要送我到公交车站。路上她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我就把父母的情况告诉了她。她叹了一口气，天下乌鸦一般黑，也说了她父亲的遭遇：姑丈在桂平江口镇一小供销社工作，土改时那里并没划成份，到了四清运动灾难就来了，平时去食粉，饮食店的人见他是老街坊多给几粒肉，“文革”开始后被人揭发多食多占，进行批判斗争，并责令其退赔。表姐一让我以后回去转告父亲，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想得开，首先要保重身体！

探源溯流

我在北京的另一个亲戚是我的大姑妈。

到北京的之前我曾看到一份《毛泽东自传》的油印小报，据说是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时根据毛泽东的口述整理的，里面有这样的描写：

“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

“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chuHsun-pei）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看到这里，确实让我眼前一亮：朱谦之，不正是我大姑丈的名字么？转念一想，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也许是另有其人。等以后见到大姑妈时，我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大姑妈家住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宿舍，住的是平房，房前屋后绿树成荫。一进门，只见一个个巨大的书箱犹如层峦叠嶂，古色古香，上刻阴文篆书，只因才疏学浅，尚不知刻的字是什么字？在破“四旧”之后依然还能保护得这样好，确实感到十分意外！唯有加贴的封条，才反映了当时的时局，亦表明主人的态度，也许是一种自保的办法，这批宝贵的书籍方能逃过这场浩劫，逢凶化吉。

只有大姑妈和她家请的媬姆在家。姑丈一早就去参加批斗会，他曾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一番寒喧后，我问大姑妈：“外面流传的毛主席自传，提到一个与姑丈同名同姓的人…”

没等我把话说完，大姑妈不加思索笑着说：“就是他！”

“那无政府主义是怎么回事？”，我是打破沙锅问到底。

“和现在所讲的无政府主义完全是两回事”，说到这里，大姑妈如数家珍：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还形象的比喻无政府，无法庭、无警察、无监狱的美好社会：“对罪犯，就教育他，感化他，给他唱一支歌，使他迷途知返，改恶从善。”

听得我是云里雾里，姑妈却又赞起姑丈来：“在北大，有这样的讲法：冯友兰博而不精，朱谦之精而不博。”又心痛起姑丈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走路去学校：“以前教授去北大都坐轿子，如今不行了，都得行路……”

姑丈回来了，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姑妈赶紧到厨房给他擦汗、更衣、洗脸。

我和姑丈是第一次见面，才知道我们之间言语不通。多少年后我才在梁漱溟、丁玲等的著作里，看到姑丈的经历：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为挽救被捕的同学毅然到警局顶罪。最后是蔡元培校长到警局把他保出来；最先在报刊上发表“劳工神圣”的口号，为散发革命传单遭到逮捕，不满当时的考试制度号召“罢考”以至蒋梦麟代校长公开写信给他好言相劝；在报刊上指责陈独秀是“卢布党”；曾有过劝胡适投身革命的种种行动。可见他早期还是很活跃很激进的“愤青”。

此时见到的姑丈却是那样的平和，午饭后他问我会不会下象棋？我回答说会一点，但下得很烂，小时候常和两个弟弟下，都是我赢得多，自从上了三中，在校住宿，班里的同学都是高手，有的甚至还会下围棋，叫我自叹不如。回到家里，也不能再称王称霸了，竟然成了两个弟弟的手下败将，从此高挂“免战”牌，棋术也再无长进。

“下一盘！”姑丈提出挑战，渴望之情溢于言表。自从文革开始后，人人自危，平时他的那些棋友都不敢串门，生怕被人告发戴上黑串联的罪名。

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仓促上阵，还没几个回合，已经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结果是走投无路，一败塗地。说是下一盘，其实不记得究竟下了多少盘。直到姑妈提醒姑丈该休息了，依然意犹未尽。姑丈高兴之馀，他要送我礼物：“我家就书多，你挑一本吧！”

我从小就爱看小说，尤其是《说岳全传》和《三国演义》，但破四旧抄家时都被没收了。于是我问姑丈：“有《水浒》吗？”姑丈沉思片刻，未置可否：“这书现在还不能看，送你一本毛主席诗词吧！”

后来听姑妈说，他不知道我从小爱画画，早知道就应送我画画方面的书籍。

三年后，姑丈因脑溢血卧床不起，1972年病逝，他没有子女，却留下很多珍贵的书籍。他的好友梁漱溟在“文革”时全部书籍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就连《康熙字典》也没能幸存，家徒四壁。是姑丈保存的书藉，给予梁漱溟的写作带来仅存的支持，也见证了这两位学者毕生的患难之交。梁漱溟的回忆录也多次谈到此事。姑丈去世后，姑妈根据他的遗願，把藏书全部献给国家图书馆。只留下一套《芥子园画传》，姑妈亲自拿到南宁送给我。

津门落难

广西的武斗越演越烈，我在北京却无所事事，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就打算到其他城市逛逛，首先是到离京最近的天津。

到了天津当然要去品尝著名的狗不理包子、天津大麻花。白天去公园玩，晚上就睡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两张报纸铺在地上就倒头睡下，盛夏的气温很高，我也体验了天当被地当床的感受。带去的钱很快就用完了，天津不同北京，举目无亲，眼看我就要沦为乞丐了。

天无绝人之路，我在火车站前遇到一支约二十多人的队伍，听他们的口音是南宁白话，我上前去搭讪：“你们是南宁来的吗？”

“是的！”他们异口同声，显然在异地见到乡里，总有一种亲切感。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准备到哪里去？”

“我们是五四工读学校的。刚从北京那里来，现在准备到上海去。你呢？”这支队伍中一个年纪稍大的男青年问，看样子是他们的领队或老师。

“我是南宁三中的学生，从北京来这里玩，原来准备回北京，但是钱花光了，打算爬车回去。”

“到了北京能怎么办呢？广西武斗，铁路中断，眼下是回不去了。”

“我在北京有亲戚，只要返回北京就好办了。”

他叫我不要离开，在原地等他，随即转身回到他们队伍里。不一会儿，一个女孩走到我跟前，手上拿着一把硬币，塞到我手上。我问姑娘可否留下联系方式，等回南宁后再把钱还给她。她没说话，只是对我嫣然一笑，转过身就回到他们的队伍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十年后的一天，我和女儿在书店买书，在收款处排队交款。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不正是当年在天津那个曾经帮助我走出困境的那个姑娘吗？岁月并没改变她的容貌和体态：齐耳的短发，轻盈的脚步，对，就是她！我直呆呆地望着她，考虑要不要跟她打招呼，如果我贸然问他会不会很唐突？是不是很冒失？也许当时他们慷慨解囊只是出于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并无他意，小事一桩，何足挂齿？既然是萍水相逢，事到如今也不一定记得起……

“爸爸！交钱啦！”直到女儿在一旁提醒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的失态。

交完钱我转身望去，已经不见了她的身影。快步冲向电梯朝楼下赶去，但还是没追上她，面对人海茫茫，黯然神伤，怅然若失，只好把美好的回忆留在心底……

拒人千里

广西的武斗还在继续，通往广西的铁路早已停运，就连援越抗美的物资武器弹药也无法运出去。中央首长接二连三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仍无济于事，诡谲的局势为举国关注，世人瞩目。“4.22”方面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寄希望中央像去年那样派解放军扭转危局的願望，如今都已化为泡影。

赴京控诉团号召所有流落北京的难民到北京京西宾馆静坐，要揪斗韦国清，对中央文革施压。我虽然关注广西战事，但对采取静坐绝食的此类活动早己感到厌倦，只到现场望了一下便匆匆离去。

在京无聊，返乡无望，又不想参与静坐请願。三中的几个同学商量离开北京。至于去哪里？大家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提出去上海，也有人提出去西安。我现身说法，吸取上次去天津由于举目无亲，差点没法返京的教训，提议去有亲友投靠的城市。我的建议得到众人的赞成：高79班的陈为民说他哥在青岛，初58班的于建说他叔在大连。最后达成共识，路线是北京—济南—青岛—烟台—大连—山海关—北京。成员有陈卫民、程泽群、陈建梧、于建和我，陈卫民是高79班的，是我们的学长，大家就推选他作领队。

此时广西武斗的惨烈程度已震惊世人，大批难民逃离广西，尽管铁路已经中断，但从公路、水路逃出的难民仍络绎不绝。我们在火车上，都遇到不少广西口音的人，他们拖儿带女，亡命天涯。列车员对广西出来的人，都很同情和关照，即使逃票，也网开一面。我们都带有南宁三中的学生证，每当车上查票，只要我们老老实实把学生证拿出来，都能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列车长和列车员都不会为难我们。反而会让我们讲讲广西武斗的战事，和我们一样流下同情的眼泪，甚至拿出点心给我们充饥，询问我们要去的地方，给我们画出当地接待站的地图位置，将我们平安送达目的地。

就这样我们很顺利地就到了济南，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是著名的泉城，我们去游览了最有名的趵突泉，在济南吃了午饭就马不停啼乘火车直奔青岛。

青岛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过去曾住是德国的租界，有许许多多风格独特的日耳曼建筑，麟次栉比，让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我们到了海滨浴场游泳，登上了美丽的栈桥观海……

陈卫民兴冲冲地带我们几个同学他哥哥的家，在门口值班室有全付武装的军人执勤，通报后他哥哥出来了，看到他弟带着几个来路不明的人出现就火冒三丈，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训斥卫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就把这些人带到这里来！”

陈卫民低着头一声不吭，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程泽群和我交换了眼色就退出房门到外面商量怎么办？于建提议我们今晚在青岛群众接待站暂住一晚，明天去烟台改乘海轮到大连。

等陈卫民出来，我们把商量的结果跟他说，也只能按受这一结果。为民本想要赌气跟我们走，我劝他还是留下住一段时间，毕竟兄弟手足情深。他哥是干技术工作的，所在的单位可能是保密的，他肯定也有难言之隐。

我们在烟台住了两天，烟台是有名的苹果之乡，我们在产地吃到新鲜的苹果，留下难忘的回忆。由于从烟台到大连只能坐轮船，我们只好老老实实买了船票，即最便宜的通铺票。那里根本看不了海景，不过也没关系，航班是在傍晚上船。到海上已经是黑夜，除了灯塔的灯光什么都看不见了。

几天的奔波没好好休息，一倒下就呼呼大睡了。直到于建拍醒我：“快起来看日出！”

我们赶紧登上船的甲板，只见船上已挤满了乘客，都是来看日出的。看着太阳从海面上冉冉升起，映红了地平线的朝霞，实在太美了！生平笫一次坐海轮就看到日出，果然不虚此行！

宾至如归

到了于建叔叔家已经快到中午。他家是在大连车辆制造厂的宿舍，紧挨着铁道，每天都有许多火车川流不息的经过。于建的叔叔看上去就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大汉，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一举手一投足十足《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见到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十分热情招呼我们进屋。

这是典型的东北民居，有我们这些南方人只在电影里才见过的炕，那是北方人睡觉用的长方形台子，用土坯或者砖块砌成，可以烧火取暖，下面有孔道与烟囱相通，可惜当时正是盛夏，没有尝试睡暖炕是什么滋味！

于叔叔有东北人特有的豪爽，热情的给我们介绍大连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该坐哪路车，道路怎么走，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我们去看了著名的斯大林广场，那里有一座苏联红军纪念碑，碑上有苏联红军的大型雕塑。由于当时中苏两国交恶，雕塑被用巨大的帆布遮盖得严严密密。

大连的市容让人赏心悦目，一座日式的百货商场更令人称奇：商场的通道全部由半透明的玻璃砖砌成，在楼下看楼上，只见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图案行云流水，一个个由顾客脚印组成的图案就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川流不息。在阳光的照耀下又象皮影戏般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赞叹设计师的匠心独运，巧夺天工。

在大连玩了两天，我和泽群继续北上，于建则留在大连他叔叔家多住些日子，我们相约北京再见！

毛骨悚然

我们来到了辽宁的省会沈阳，想游览那里的故宫，但还是吃了闭门羹。走到新华书店，等到它开门了，所有人都要停下脚步，虔诚地向伟大领袖敬祝万寿无疆，读“最高指示”，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跳表忠舞……折腾了近四十分钟仪式还未结束。据说沈阳是全国“三忠于”搞得最火的地区，许多省市都派人到此取经，我们也算亲自领受了这一“洗礼”。

饭店里的主食说是米饭，其实是大米与各种杂粮混合而成，比北京的米饭更难以入咽，不过入乡随俗我们也只能将就填饱肚子，晚上就到火车站找地方睡觉。沈阳火车站前广场聋立着苏联红军纪念碑，设计得很有特色，高高的碑顶上是一辆青铜铸成的苏军坦克，炮口指向东方，象征对日本开战。但车站候车厅里的“坦克”就太恐怖了，一躺上候车室的櫈子，密密麻麻的臭虫就象坦克一样蜂拥而至，然后吸满人的鲜血扬长而去。看着这些混身腥红的吸血动物，顿时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看来沈阳也不是久留之地，看看身上盘缠也所剩无几，我们只能放弃北上长春和哈尔滨，改为入关返回北京。7月26日，路经山海关，我程泽群登上了著名的“天下第一关”，留下此次出行唯一的一张珍贵的照片。

大厦将倾

回到北京和平里接待站，此刻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我们离开北京这一个月，已经发生乾坤大倒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布的“七三”布告，宣判了广西4.22的死刑。

局势急转直下，噩耗纷至杳来。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殷切期望的中央再也没象去年那样，派出解放军挽救水深火热危难中的“造反派”，反而给他们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派兵进剿。

我从南宁出来已经三个多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很久没有收到家里的来信，不知家中情况如何？有人收到家里的来信，都成了大家互相传阅的讯息。

“展览馆被部队打下来了！”

“百货大楼被攻占了！”

“解放路屍横遍野，血流成河！”

“南宁发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4.22遭受灭顶之灾！”

……

怎么会是这样？难道这就是宿命！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车轮前，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显得这样脆弱、渺小和无助。

我想家，在这万念俱灰的时刻犹其怀念亲人：外婆、父母、姐弟。

广西的铁路在中断了一段时间终于恢复通车了。在交通部工作的表姐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我，说要给我买车票回南宁。文革期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凭她的关系搞到一张车票并非难事。

我和曹炬是同甘共苦历尽艰辛来到北京，如果此时离开他们独自回去真是于心不忍，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大家说。再说从北京到南宁的车栗票价是四十二元九角，相当于那时工人的一个半月的工资，虽然是表姐付钱，但我仍感到割肉之痛！

接待站贴出通知：广西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为了使流落北京的群众返回广西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专门增开一趟“免费专列”到南宁。听到这个消息，我连忙去告诉表姐，把车票退掉，我和同学们坐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专门为我们安排的“专列”回去。

在离开南宁三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坐上返回南宁的“专列”。

自投罗网

在锣鼓喧天和口号声中，北京警备司令部的战士在北京站为我们送行。我们并不觉得此趟列车与其他列车有何不同，为了保障铁路的畅通，全国铁路实行军管！

上了专列，每个人都领到一袋免费的面包。我们都充满感激：广西“革筹”想得太周到了，那时火车没有餐车，北京到南宁天长地远，要行驰两天半，这些面包就是我们旅途的口粮。一路欢歌笑语，有的车厢里人们甚至和解放军战士举行联欢。“来一个！来一个！”、“啪啪啪一啪啪啪一”邀歌的口号和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到了河南郑州，由北京军区换成了武汉军区部队换防，改由武汉部队押车。三中有几个女同学觉得蹊跷，预感前途凶多吉少，便偷偷在武汉下车潜逃。

列车开动继续南下，执勤的军人发现人少了几个，赶紧“亡羊补牢”，车上加强了警戒，车厢之间也禁止走动，气氛霎时紧张起来。泽群站在飞驰的列车上，看着车窗外的景物淹没在漆黑的夜空，妄图姑注一掷，跳车逃跑。但最终还是放弃这个念头……

到了冷水滩，换上了广州军区荷枪实弹的都队，大难临头了。八月炎热的高温烤着车厢，但所有车窗却不允许打开，生怕再有人跳车逃跑。

列車在黎塘稍作停顿。我隔着车窗往外看去，只见铁路两旁布满士兵，轻重机枪统统对着这趟“专列”，如临大敌。一些女孩子从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声泪俱下嚎啕大哭。我们也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

临近南宁站，就听到外面敲锣打鼓，喇叭里传出革命歌曲和口号声。原来当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日子，看到朝阳路上满是游行的队伍，正举行庆祝。

我们下车后直接被蒙上眼晴，押上汽车，一辆辆塞满人的军车开出火车站，由中华路开往西乡塘方向，绕道鸡村和二塘，又从邕宾公路回到长堽岭、民主路，最后到南宁四中关押，这里曾是拘押4.22“战犯”的临时集中营，现在轮到我们将失去自由，成了阶下囚。

身陷囹圄

我们被押到四中操场，周围是全副武装的部队。这场景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只不过今天我们不再是看客，而是成了被镇压的对象。教室成了我们的牢房，监禁我们的是部队的军人和“联指”的成员。一个高材高大手持武器的人对我们训话：把你们关到这里是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4.22”做了不少坏事，南宁群众恨透了你们，如果放了你们，马上会被群众打死，从今天起你们就呆在这里，等待审查和处理。并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准随便走动，大小便要经过允许分批去，每批五人，由部队押送；可以写信给家里，要贴上邮票，但信封不能贴封口，必须接受捡查信中的内容。

几个女囚在失声痛哭，声称她们是联指成员，为什么把她们和“4.22”的人关在一起，看守人员让她拿出证明，她们拿不出，只好自认倒霉。看到她们哭天喊地，就想起几个月前我和曹炬被青近关押的往事，忍不住暗中偷笑，幸灾乐禍。其实跟我们同车回来的不少人是逍遥派、游山玩水派，为了省钱也坐上这趟“免费”顺风车，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要给家里写信，是直接寄给父母亲吗？想想还是不妥！如果他们单位知道他的儿子是从北京抓回来，现在关押在集中营，岂不是罪加一等，雪上加霜，哪还了得？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写信给我姐姐，她被派到市里白求恩展览当讲解员，人员都是各学校来的，大家萍水相逢互不了解，应该影响不大。便匆匆写了几个字：我已回邕，现在四中，暂时未能回家，请放心！放入信封，贴足邮票，交给看守。

集中营里吃的是最差的米，里面碜很多砂子，菜也只是葛薯咸菜。看守说南宁刚经历洪灾，市面上都买不到蔬菜，有葛薯咸菜吃已经很不错了！

信寄出后，两天后看守前来通知，有家属来探望。我大喜过望，连忙跟着看守来到学校大门，远远就看见外婆等在拦杆边上等着，即刻泪如泉涌。外婆将一饭盒在大门栏杆缝里递给我，我打开一看，全是我喜欢吃的菜，竟然还有烧鸭。

“不是说现在外面买不到菜么？怎么还给我带这么多菜……”

看守不允许把饭菜带回“牢房”，只好就地解决。很多天吃不到荤腥，早已肌火烧肠，一大盒饭犹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然后将饭盒交给外婆，安慰他我不会有事，估计几天后就可以回去。看守告诉我时间到了，只有和外婆告别，转身返回“牢房”，而外婆还在隔着栏杆站着，目送我离开……

惨不忍睹

审查甄别罪证的工作仍在进行，要求我们之间要大胆揭发、反戈一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后来看看从我们这些学生身上也搾不出什么油水？对我们的看管也就宽松了不少，上厕所还是要申请批准，但没有士兵用枪押着去了！

然而释放我们还是遥遥无期，百无聊赖又怕我们闹事，要我们劳动改造吧，先头来过的“战犯”已经把杂草除得干干净净，新的杂草还未长出来。只有天天要我们读主席语录，学习“七三布告”。

终于可以让我们走出四中这所“集中营”了，原来是带我们去参观广西展觉馆，那里正举办“4.22”反革命罪行展览。

四中到展览馆不远，走路十几分钟就到。广西展览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一年前我曾在这里流过血，差点送命，确为刻骨铭心。看到眼前的展觉馆残垣破壁，弹痕累累，虽然堆积如山的屍体已被清走，血流成河的痕迹已被洗刷，但现场的残山剩水仍惨不忍睹！

我们被带着观看“4.22”火线指挥部的现场，看连接展览馆东西两端的地下通道，看广播室、和各种发电，供水装置，最后来到他们津津乐道，大张旗鼓吹嘘的重头戏“野兽展览”，就是把“4.22”的“坏头头”当作野兽锁在铁宠子里，任人吐口水、扔石头，尽情打骂侮辱……手段极其残忍，毫无人性，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悔恨交加

外婆隔三差五地来给我送吃的，我每次都安慰她，我会平安回家的，其实我心里也没底，这牢底到哪天才能坐穿！

现在轮到调查冲击京西宾馆事件了，每个人都要有两个以上人的证明才能获得通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这一关很顺利就通过了。

又过了度日如年的一周，让我们去办理手续，鉴定上写着：我们属被蒙蔽的一般群众，没有参与冲击京西宾馆与赴京控诉团的反革命活动，允许由学校将人领回单位。

终于能离开四中了，可以回学校和同学见面了！可以回家与家人团圆了！

我们也想得太天真了！一回到学校就被关到校医室那栋教室，这里成了三中的“牛棚”，专门关押所谓的“牛鬼蛇神”。当权者显然要把我们当作反面教员、斗争对象，杀鸡儆猴。

首先是体罚，每天我们要在烈日下除草。四中是无草可除，三中却是杂草丛生，自从停课后就无人打理，茅草足有一米高。一天中午我们在烈日下除草，从草丛里窜出一条大蛇，吓得我们屁滚尿流，逃之天夭。

其次就是公报私仇。高79班的陈卫民是我们这帮人中年纪最大的，没参与两派活动，偏偏自立为王，搞了个“硬三司”，没几个成员，只能算光杆司令。但不知什么时候和班上的某人结下梁子。如今此派掌权，自然耀武扬威，伺机报复，将他打成内伤。

游校示众，杀一儆百，当权者经常揪斗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造反派坏头头，将他们五花大绑，挂黑牌，戴高帽，无所不用其极！记得体育老师徐镇旋所挂的牌上写的罪名是““默认特务”，不知这罪名如何解释？我们也被做为陪斗跟在后面。这时又有人被一押回学校，纠察队不分青红皂白就往批斗队伍里送。正想究竟哪个倒霉蛋闯到枪口上了，一看原来是88班的麦炯沛。他所在班级床位不够，曾经入住我班宿舍，所以我们之间很熟悉。没有参加派别活动但文革开始此人就人间蒸发，无影无踪。长年在外逰山玩水，独来独往，无拘无束，闲云孤鹤，萍踪浪迹。估计这两年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给他走遍了，如果非要给他起个罪名，恐怕得扣上“爬烂国家列车罪”也不为过。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折磨，我们这些历尽艰辛的“反面教员”终于被获准返回所在班级。看守同时向我们训话：必须收缴回来时乘坐“专车”的车票钱，每个人要上交四十二元九角。原来不是说好是广西革筹免费送我们回来的吗？怎么现在出尔反尔还要交钱？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正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早知如此，悔不当初！

痛定思痛

回到班级才知道，在我和曹炬逃离南宁后的五月二十五日，三中校园发生了血案，引起的导火索是联指一方为了他们占据的水塔的安全，在水塔外架设了铁丝网，竟然把学校食堂也圈进铁丝网里，造成三中红革会的学生吃饭都成问题。在抗议无果后三中红革会派人前去拆除，我们班几个女同学也拿着饭盒跟着去看热闹，本以为三中“联指”势单力薄不敢动武。想不到他们在水塔上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同学开枪扫射，十几个同学猝不及防当场中弹倒下，包括初57班的叶启时和我们高90班的刘凤芝，其他同学见势不妙赶紧躲进身后的厕所，没来得及的同学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只能扒在冬青树后藏身。等同学把刘凤芝叶启时两人送到303医院抢救已经回天乏力，撒手人寰。

刘凤芝是我的邻桌，望着空荡荡的座位不觉睹物思人，心中悽楚：高高的个子，白晢的肤色，眼镜后一双明亮的眼睛。秀外慧中，性格内向，善解人意。和叶启时都是广西医学院的子弟，父母都是医学院的教授和老师，而且都是参加“”联指“”的成员。在当时，一家分成几派，父子反目，夫妻告密，兄弟成仇，以邻为壑、同室操戈、师徒断义、亲友绝交，比比皆是。

三中在“文革”中一共死亡八人，他们是：三中校长李厚德、高级教师胡里仁、学生刘凤芝、叶启时、王珏、巫抱平、蒙杰亮、梁文荫。蒙是三中“联指”在攻打解放路时唯一死亡的学生，因为是“胜利者”，因此他的死与众不同，“重于泰山”，被授于“革命烈士”称号，由高84班学生莫泰义为他抄写了碑文，树碑立传；而其他人的死亡只能属“轻于鸿毛”。不过到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1983年，这些“革命烈士”称号也就灰飞烟灭，通通取消了。

抚平伤口，痛定思痛，“文革”是地地道道的执政党高层领导内部争权夺利的恶斗，对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个大灾难。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和无辜的人民，引向万劫不覆的深渊。中国人民饱受战争摧残，在烽火战乱的岁月里，一个个普通老百姓无助而渺小，无非是被历史的车轮裏挟着住前走，没人能置身事外，也天法躲开命运的捉弄。原来大家都全被蒙蔽、利用和抛弃了！有些人先被排斥整肃，然后又被发动利用，到最后几乎人人被骗，个个受害。整个“文革”中曾有几亿中国人被卷进这场“人整人”的荒涎残酷的游戏当中，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被欺哄、利用和毒害，利用了他们身上的顽劣残酷，扭曲泯灭他们原本的人性，给他的造成了长久乃至终身的悔恨和创伤，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我常在梦中惊醒，回想起逝者的音容宛在，写下一首七律，悼念那些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同学：

水塔浩劫忆凤芝，花萎草长悼启时。

追怀倾盖相逢晚，流水斜阳抚旧碑。

青山有情应识我，南湖无奈看云移，

校园屠杀君罹难，心泪生蒭奠一巵。

曲终人散

学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派性的裂痕消除尚需时日。“复课闹革命”只是一句空话，百废俱兴谈何容易。荒废了两年的学业百弊丛生，失去寄托的学生万念俱灰。表面上学校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

“文革”造成国人分裂，派系林立，战火曼延。被利用的中学生首当其冲。上山下乡的分散驱离方式也成为了政治稳定的需要，66年号召学生“长征串联”此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调虎离山，刹住了学生在破“四旧”中的暴力行动。需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取代长征，能让这些学生能远离城镇。于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应运而生，而“老三届”，就是因“文革”而耽误的这一代人，不得不远离故土，远离家庭，远离父母兄弟姐妹，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无法就业的城镇学生的沉重负担又一次转移给农村和农民。“文革”摧毁了教肓事业，使中学生无大学可上，这都是“文革”中知青上下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历史原貌。

“老三届”成了共和国独有的一个群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管你是万念俱灰的失意者，还是趾高气昂的胜利者，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甚至成了社会的累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知哪一天又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弄得天下大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统统远走他乡，离开学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收拾行李离开三中，到朝阳广场参加全市“上山下乡”欢送誓师大会，又开始了新的长征。依然是前途未卜，忐忑不安；依然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明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历史又翻过新的一页……

后记

“四人帮”倒台后，拨乱反正，中央宣布给“4.22”平反，开始着手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经历战争，劫后余生的人们方知和平年代的珍贵；反思往事，我们对昔日的风风雨雨切齿难忘。这就是我对文革前期往事回忆的点点滴滴，力图将残决不全的碎片还原成为完整的历史。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旧貌换新颜。新华街仍在，还是南宁市最繁华的商业区；造反楼、灯光球场、新闻电影院等建筑早已灰飞烟灭；反修医院现在叫南宁中医院，原百货大楼曾作为南宁市的地标建筑依然留存，另在灯光球场的原址上建了更大的百货大楼。兴宁路上著名的三友文具店、雕刻工艺社、古旧书店、交电商店和一排印球衣做锦旗的行业都不复存在，民生路的老字号广州照相馆、三和馆、新生园冰室、民生棉布店、一新美发室、万国大饭店、人民剧院也通通不见了踪影，成了老南宁人永久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滿目的各种品牌时装店，成行成市，鳞次栉比。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路，不知是否文革冤魂太多的缘故，显得冷冷清清，相对萧条。

区党委早已迁到南湖之畔，曾发生九·九绝食的原区党委大院旧貌依然；云亭街变化最大，高楼大厦取代了昔日的破旧木板房；望火楼还在，已失去了往日的高高在上；桂剧院如今却成了日进万金的钻石广场。

广西展览馆和广西日报社大楼都没变，还是原来的模样，是我最值得留恋的地方！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我在这里流过血，与死神擦肩而过……有时半夜梦醒，我常常会在脑海里展现在那里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音容笑貌和激动的泪水……

这里是广西文革的地标之一，满目疮痍，历尽沧桑，见证了这场浩劫的种种罪行！巴金去逝前曾有一夙愿：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少年过去了，仍然是一纸空文，相信总有一天会如愿以偿！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死的人在全国名列前矛，举世震惊。如果南宁要建这样的纪念馆，展览馆当之无愧，保留原貌，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警醒后人。

沧海桑田，睹物思人。文中很多提到的人物众多，在此简单介绍他们的近况：

姑丈1982年病逝，一生没有子嗣。姑妈遵照姑丈的生前愿望把全部书籍赠送国家图书馆。姑妈先后在北京、山西、广西生活，最后落叶归根，回到梧州养老。2002年在梧州逝世，终年102岁。

表姐夫86年逝世。表姐88年退休，现在美国定居。

同学如王柳祟、李志清、陈建梧等都已作古，健在者都已年逾古稀。许多人在“文革”中遭受磨难，但改革开放后都有所建树，写出了人生的辉煌：

程泽群，和我一样到郊区三塘插队，一起到南宁耐火材科厂当工人，后得益于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后进入金融界，成了某省的银行高管。

和我一同到北京的曹炬，后来也成为柳州井港学校的校长。

惨遭枪伤的同学张平西，一直在南宁发电设备总厂当领导，退休后因中风被送医院救治，以顽强的生命力又一次战胜死神，目前正在康复之中。

我本人命途多舛，多次报考艺术院校和高校都功亏一篑，名落孙山。但经过“文革”历练，深知一切皆是过眼云烟，万事随缘，知足长乐。虽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但命不该绝，算是劫难中的幸存者。回首一个甲子，大风大浪，有得有失。如今年逾古稀，仍然耳聪目明，便是上天恩赐。1981年首次参加全国电影宣传画创作展览，作品《抗暴记》获得二等奖，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总算告慰平生，没有虚度。

反思往事，铭肌镂骨，是祈望此类悲剧不再重演！展望未来，拨云见日，更期盼朗朗乾坤国泰民安！随着年龄加大，记忆衰退，一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时间地点，人名数字极可能差三错四，捕风捉影，或举要删芜，挂一漏万，或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希望知情者参与者提出意见，以正视听。

 

2017.9..8.第一稿

2018.3.25.第二稿

2018.5.26.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