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夫的晚唱
本博客宗旨为介绍与交流有关文革历史的研究
韦纯束访谈记录
韦纯束同志从自治区政府主席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应广西的几位同行（他们都是高校教授和文史研究专家），一起拜会德高望重的韦老。本人一直从事文革史的研究，对韦老在文革的经历和他力挽狂澜，协助中央开展有关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的情况和体会，作了详细的了解。现行文与大家共享。
调南宁市当市长、文革岁月
1965年底，区党委要我到南宁市任市长，和原来的市长阎光彩对调。阎光彩认为搞交通太分散了，不愿意去，结果还是黄荣同志回来兼交通厅厅长，直到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中我和黄荣都被拉到交通厅批斗。
开始我还不知道我要调南宁市的消息，我也很少去打探这些消息。我作为交通厅厅长出差到桂林，住在融湖饭店，遇到应征卿（音）开玩笑我才知道有这回事，回南宁后又听黄荣说我以后是“半个外交官”（意思是市长接待外宾多），我才知道确实有这回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交通部的部长孙大光想调我到交通部当交通部副部长兼公路总局的局长，商调函已寄给广西区党委，但区党委没有答复，却把我调到了南宁市。
到南宁市后，我先任副书记，那时还在抓“四清”运动，还没意识到有一场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四清运动事实上是和文化大革命交叉的，我记得等到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时，我们四清工作队才撤回来，那时我还没靠边站，还在指挥工作。当时感到工作队很难开展工作了，就撤回来了，撤回来后才真正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性。
南宁市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四清运动后期就已经开始了。我当时是管全面工作，有时到学校视察，得知学校的老师不少被关被打、自杀也有。当时一些学校师生讨论问题提得很尖锐，如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那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感到“左”的东西很严重，如一些医院的医生提出“处处有阶级斗争”，连打针的针头都有阶级斗争。我一贯是抓实际工作的，对阶级斗争问题比较迟钝，听到这些言论感觉形势、气氛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我有个信念：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全国是打倒刘、邓、陶，中南局是打倒王任重，广西是打倒韦（国清）、乔（晓光），南宁市是打倒肖（寒）、韦（我）。但当时还是一般的批斗，不算厉害，问题是应付紧张——我因为长期在交通厅工作，还要回交通厅接受批斗，两头应付，就十分紧张了。后来靠边站反而好了，所以后来批斗多了我还说，我愿意被打倒，干脆倒到底算了。但造反派不答应，他们是夺权不夺职，工作要你负责，权要交给他们造反派。当时所谓的夺权就是夺公章，但得到了公章得不到钱，管钱的部门不给他们。记得当时郊区的造反派背着一麻袋图章来找我说，夺权没夺到什么权，只夺到你们的印章，拿这些印章没有用。后来保皇派也来拉我们去批斗，实际上是把我们收起来，保护起来。
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我没写过什么文章，这段历史要讲起来，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现在我看这段历史写得比较完整的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季羡林写的《牛棚札记》，如果我要写这十年历史的话，材料比他丰富的多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隔离在西乡塘社会主义学院审查，叫监护班，是南宁市革委会办的，具体由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部队的一个副师长在那里负责。每个被监护对象胸前都佩戴着白条子，因为还没正式批斗我，所以我暂时没有带白条子。每到晚上听到叫“监护班集合”，我们就要出去集合。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另外3个副市长，他们是阮洪川、林道行、梁积溪。三个副市长加上我这个市长，阮洪川称我们是“四大寇”。我们住在刚盖好的副院长的小楼里，房子刚盖好，主人还没搬进去就被打倒了，我们就住在现成的房子里。
在西乡塘时，69年春节前才批斗我，当时别的人都批斗完了，最后才批斗我，批斗完才过春节。他们批不倒我，因为我到南宁市才一年，可批的材料没有多少，我的历史问题，讲历史他们又不懂。批斗我时我站在台上说：“我百分之百是革命的，百分之百不是叛徒。”批斗我的群众也没掌握什么确凿的材料，个个哑口无言。当时在西乡塘负责管我们的是南宁市的一个副主任张正安，是部队的师副政委，他看到下不了台，就上来质问我：“被捕时你为什么不抵抗？”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敌人，我还以为是我们放哨守卡的游击队，因为我们头一天派人到那里侦查，都是我们的人在那里。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纠缠这个问题了，我有没有出卖组织，有没有投降敌人你们可以去查，没有证据我是死都不服的，这些问题我早已向组织讲清楚了，组织上审查过也是有结论的，我的档案里都有记载。但他们说，那不算数，那是刘少奇搞的。这位政委批斗我说：“你对群众的态度不行，作为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要正确对待群众。”我说正确对待群众我不能讲假话呀！和他辩论了一下，批斗会不了了之就结束了。结束后不久就到春节了。我们不能回家过年，就留在西乡塘过。我记得开除刘少奇党籍时，这位政委半夜集合我们来训话：“你们要老老实实改造，你们的后台跨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见我时曾向我表示过歉意，我当主席时他得癌症，我还到303医院看过他。在西乡塘当副队长的都是原来南宁市各部委办的干部，生活还可以。
虽然后来我恢复了工作，当了市委副书记，但这个历史问题一直没还我清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自治区组织部长张声震亲自告诉我：凡是历史问题文革前作过结论的，要维持原结论，不能再推翻。关于工龄原来我填表一直从49年到廖联原的游击队算起，按照中央文件也改为从入党那天（41年）起算起。
我们在西乡塘一直关到九大召开以后，就把我们这几个问题还没查清，被定为“敌我矛盾”的人升级关到茅桥的看守所。当时走得也很匆忙，通知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捆好行李离开西乡塘。
我们先到公安厅（现在叫桂圆饭店），当时这里是监狱。我以为这次要真正坐牢了，后来听送我们来这里的三办的人讲又不在这里了（大概是请示上面的意见），我们只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又把我们送往茅桥现在药物植物园这个地方。当时这里刚盖好一所卫生厅管的医药技工学校，房子刚盖好就适逢文革武斗，成了战场，武斗停止后一直闲置，就用来做关押我们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植物园。
我们到达茅桥时这里已经住了一个连的武警战士，学校没有围墙，临使用铁丝网围着，有两道解放军岗哨把守，老百姓不能靠近。一边住着部队，我们则住在教室、食堂这边。学校后面有一个制药厂，周围种着许多中草药。
在茅桥我们住得还不错，住的是学生宿舍，一人一间房，卫生间是公共厕所，洗澡房也是公共澡房。（在西乡塘我们住在刚建好的院长小楼，四房一厅，我们几个走资派正好一人一间房——我，林道行、阮洪川、梁寂溪。一天，我们几个人的手表都被偷，我还批评他们太大意了，连个手表都管不好。结果到晚上睡觉时才发现，我自己的手表也被偷了。我这块手表还是在桂平时托人在越南买的瑞士手表。结果我们到茅桥后解放军又给我送回来了。原来小偷后来又偷了部队的东西被抓了，供出曾在西乡塘偷过手表，这样就把手表追回来了。由于手表已坏，还根据估价 赔了我120元。）
一起关在茅桥的都是被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一起的还有贺希明、袁家柯、谢王岗、岳平、阳如飞、李丹等人，大多是厅局长以上的干部，也有少数处级干部。从观点看，大多是支持“422”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有少数像我一样是支持韦国清的。生活上由南宁市革委会三办（专案组）派有一个市政府的干部，专门负责外出买菜和其他日用品，政治上、组织上具体是自治区革委会三办（专案组）管我们，有两道岗哨，有一个连的部队看守我们。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关在这里还算是比较好的，有部队看守，外面的人进不来。不能随便拉我们去批斗，而关在本单位的“走资派”不仅随时被拉去批斗，还可随便指使去干各种体力劳动。当然部队的人员水平也有高有低，有一个参谋，湖北人，还有一个平南籍的士兵，水平就较低，把我们看成劳改犯一样。我在茅桥期间干体力活是量力而行，不像傅雨田那样蛮干。傅雨田力气大，挑担挑180斤，我挑不了这么多，他还帮我挑。有一次那位湖北籍的参谋见我挑得少，就用秤来称我挑的担子，才54斤重，遭到他的耻笑。
一起关押的人当中我认识的有一半人以上，给我印象最深，也是和我交谈最多的是郑绍文，他的观点跟我一样是支持韦国清的。我刚关进茅桥时，由于部队看管较严，又各住各的房间，跟西乡塘一样，晚上不准关灯，还是100瓦的大灯泡。我这个人喜欢和人讲话，但找不到对象讲话，只有郑绍文一天很潇洒，经常跑来和我说话。
我们的伙食费只有十几元吃不饱，就自力更生自己种粮食，养猪、养羊、养鸡，改善生活。当时农垦局局长、老红军郑绍文因年纪大，被分配负责放鸡。我虽然不算很老，但因瘦弱，就负责放牛。记得有一次，我牵牛到小河边喝水，有几个小孩向我问路，居然称我为“老人家”，我心里十分难过，那时我才40多岁，可见当时我又瘦又憔悴，人显得很苍老。当时我已经被扣发工资，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还要交纳党费，生活相当艰苦。交党费时我开玩笑问管我们的部队负责人：“你们把我们当作敌我矛盾走资派，为什么还让我们交党费？”他说：“走资派交的是组织费，不是党费，你们不够格当党员。”
我们在茅桥隔离期间，吃饭是我们自己轮流做的，每天两个人做，我和王汉昭（区建委副主任）一起做了两个月炊事员。王汉昭是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当过国民党的旅长，淮海战役时入的党，还是刘伯承、陈毅介绍入的党。 刚解放时是在宜山军分区当司令员，文革前是区建委副主任。
我们两人负责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菜，南宁市政府调来的一个干部负责帮我们买菜。看守我们的部队战士，无论是班长还是排长，都不管我们，只是要求我们不乱跑，安全就行了，真正管我们的是一个参谋，是部队一个连级干部，算是管我们的最高负责人。这位参谋姓刘，湖北人，早晚经常对我们训训话。后来我出来工作以后他转业回湖北老家工作，我还邦过他的忙。
我在伙房工作实际上是给王汉昭当助手，他样样都比我在行。但我年纪比他轻，所以重活我就抢着干。如晚饭后洗碗和加煤、封火的工作由我来干，因为大锅有几十斤重，我比王汉昭年轻有力气。我用炒菜的大锅烧一锅热水来洗碗，洗完后把大锅端下来，然后加煤、封火。加煤、封火是要有技术的，中间要留一个洞通气，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捅，火就燃起来，不用重新生火，还能有一锅热水用，这一天的工作就主动了。如果没封好火，早上起来 火灭了，还要重新用很多干柴来生火，那不仅影响作早餐，还要影响做午饭。我在家里是从来不会做家务的，在伙房还学会了发面做馒头，这些工作王汉昭都会，我跟他学的。
王汉昭比我年纪大，忻城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学过机械，懂得机械技术。他看我到这里后还抽烟，就对我说，到这里每月就不发零用钱了，只发18元生活费，以后就没有钱抽烟了。（我们在西乡塘每月还发点零用钱）18元生活费还要拿出2元交党费，伙食费要15元，只剩下1、2元零用钱。我说没有烟抽怎么办？他说不能抽纸卷烟了，只能买武鸣烟丝来抽。把烟丝喷些酒和蜜糖，然后自己烤，用纸卷起来就能抽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我说我不会搞，他说我可以教你，后来我也学会了烤烟丝和自己卷烟。
郑绍文不简单，那些兵包括干部文化水平都很低的，有时看见郑绍文态度傲慢就训他，他就跟那些兵辩论。一次郑看的鸡走丢了，那些看守我们的兵就骂他老混蛋，郑绍文说，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你知道吗？我过去就是当红军的。郑还指着我说，他过去也是解放军，我过去当过红军的领导，他也当过解放军的领导。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一条是不打人骂人。你们虽不打人，但刚才你们骂我，你们不配做解放军。说得站在一旁的刘参谋无话可说。这事给我留下很难忘的印象。
我们在茅桥期间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写交代材料，前后关了三年。这三年既不能回家，也不给家人来探望，完全与外面隔绝。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家里人了，可是在茅桥劳动时却意外见到了我的小女儿平贤。那天我和林道行正在放牛，天气有些冷我们边放牛边烤火，这时山上有一队学生“拉链”路过，学生们停下来休息，忽然听到有人叫平贤的名字，我顺着声音竟然看到久违的女儿。我们躲在竹林后面看，距离很近，看得很清楚，但不敢喊她的名字，怕惹麻烦。林道行的儿子和平贤同班，他也很想看到自己的儿子，可惜直到学生开拔他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
后来我们这些人又开荒种地，旱地种花生，种瓜种菜。由于我们每天要劳动半天，原来的粮食定量就显得不够吃了。原文化局局长岳平也和我们关在一起，他劳动很积极，干农活有一套，他种的菜长得特别好。他跟我商量说饭吃不饱，干脆我们自己开荒种粮食，他会用牛，要我跟他干。后来我们真的自己用牛耕田，插秧之前要把田搞的很细很平，还要打木磙。牛在前面拉，人站在石磙上，轮子啪啪响，我也不怕，站在上面耙田。这牛也会欺负人，岳平站在上面它很听话，轮到我站上去它就不听指挥。岳平让我要狠心，牛不听话就用鞭子抽打它。经过几天，我也能驾驭了，把田弄好后就给别人来负责插秧了，我们则牵牛到河边帮牛洗澡。
那时劳动虽然辛苦，但身体还不错，每天劳动后我都是洗冷水澡，水龙头一开，哗哗的从头淋到脚，水是部队自己打井的地下水。洗完澡后吃饭，吃饭我们都是用大海碗吃，菜也放在里面，能吃一大碗。有时改善生活吃一次面条，一个星期一次，还一个人一个鸡蛋或鸭蛋。我们吃面条很有经验，先盛满满一碗面条不放汤，等吃了一半再加汤又是满满一碗。我和王汉昭搞伙房时，我们已经自己种了花生，就每人多加一勺炒花生，大家都很高兴，说老韦搞伙房后我们改善生活了。
我们自己养有猪，猪养大了要杀猪。杀猪这个活我们都没有干过，最后还是岳平逞能自告奋勇当杀手。王汉昭说杀猪由我们广西人包了。于是王汉昭、梁寂溪、岳平和我几个广西人商量分工，我说我负责抓猪尾巴，岳平力气大负责抓猪腿，王汉昭和梁寂溪负责抓猪嘴，捅刀由岳平，梁寂溪做预备。结果岳平力气是有，但捅得不对，出血很少，杀不死，叫的很厉害，结果梁寂溪再补捅一刀，终于捅对了，血出很多，也杀死了。
我们69年底到茅桥，那时执行林彪一号令，准备打仗，我们也弄得很紧张，要我们随时准备打背包行军拉练，睡觉不关灯，晚上看守的士兵经常进来掀开我们的蚊帐，用手电照我们的床铺，弄得气氛十分紧张。当时我们不能看其他书籍，只能看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可以看样板戏，每次到部队住的那边球场看电影，我们都坐在银幕的反面看，因为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不能和革命群众一起坐在一边的，还有两名士兵看守我们。开映前解放军战士在文化教员带领下学唱样板戏。我对其中一个看守我们的小战士是广东人，我和他关系还不错，我对他说，你们要学习文化，不然复员回去难开展工作。他同意我的意见，说自己才读小学，连写字都困难。我说我可以教他，我以前当过小学校长。我让他找个本子，每天写写日记，有错别字什么的我帮他改正。后来我跟这位战士说，以后能不能晚上不要开灯睡觉，也不要拿手电照我们，弄得我们睡不好觉，结果最后他们自己也不胜其烦，也就取消了这些做法。
71年林彪9.13事件发生时我们在茅桥，我们是没有资格听传达中央文件的，但凭着政治敏感，我们也觉察到发生了重大事件。那时我们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9.13”后来不准我们喊这句话了，同时《广西日报》的报头也发生了变化，“广西日报”这四个字原先是用林彪的题词，突然改为用正楷字作报头，我们就猜测到这位副统帅出什么事了，大家私下都十分兴奋。当时已经传达到普通士兵一级，士兵们洗澡时我们听他们议论，隐约听到“温都尔汗”这个名词，我们也不解其中的含义。我就向刘参谋试探“士兵们说的“温都尔汗”是什么意思？刘参谋说：“以后你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大概他也感觉到形势有所变化，又对我说：“将来你们即使不能官复原职，起码还会安排工作的。”
除了干农活，我们还要帮军队扫地。扫地我们也积累了经验，不能用家庭用的扫把扫马路，我们就砍竹子枝，自己扎扫把。扫地时左右开弓，这样扫得很快又干净。
我们自己种粮后，收了谷子要挑到我们驻地往里走的铜锣村去碾米，我们都很愿意挑谷子去碾米，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多的地方。去碾米时遇到排队等待，我们也很愿意，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多呆些时候。我劳动能力较差，挑谷子我最多能挑50斤左右，所以我经常是负责挑糠。傅玉田很能挑担，他经常帮我挑，他一次能挑200斤都没问题。一次看管拿我挑的谷糠来秤，才37斤，刘参谋指责我太不像话了挑这么少，我说傅玉田邦我挑了。晚上训话时他就拿我当典型，说我不好好改造，挑担只挑37斤。但他并不表扬傅玉田挑得多，他对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只批评不表扬。
我们整天劳动，身体倒是满不错的，很少感冒得病，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我只病过一次，喉咙痛，就在那里采些中草药煮水喝就好了。林彪事件后，我也是喉咙痛，部队就用车送我到市第一医院看病。这次看病遇到原南宁市中级法院院长宋文辉，她当时没有像我们这样关起来，但也靠边站了。她不敢跟我打招呼，她拿烟出来抽，并没递烟给我。回来后慢慢想也能理解，人家当然要划清界线。
“9.13”事件后形势有所改变，开始复课闹革命，恢复正常秩序。有一次我在菜地劳动，偷偷看到贺亦然，他当时已经得站出来工作了，任革委会宣传组组长。他带陈波、洪军等几个人到我们那里，我们正在劳动，他在我们住的房子周围转了一圈，这些人我原先都是很熟悉的，我们看他们走，也没打招呼。
在茅桥关押期间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个人的品德要看出来不容易，一个人的才华短时间内容易看得出来，但道德修养，人品一时是不容易看出来。我在那里几年感到有位叫李丹的同志品质是很差的，这个人还活着，现在广州，很活跃。我从《中国老年报》上看到他还受到表扬，表扬他在社区经常做好事，为大家服务。他在我们学习班时做好事也特别多，中午我们休息他不休息，还在那里劳动，如果论劳动表现，他应该的第一，岳平也比不上他，开会发言也很积极，经常受到表扬。后来我才看出他品德不好。一次我和贺希明、霍泛等都上他的当，看管我们的部队分配一个任务给我们：在我们住的宿舍后面有一片杂草，要我们去铲草。我们几人从早上八点钟开始铲草，直干到太阳已升得很高，大约十点钟左右，草也除得差不多了。这时李丹对我们说：“你们回去休息吧，剩下这点点工作我来包了，到下班时肯定能搞完。”我们几个听信他的话，就回去休息了。结果他除完草后就去找刘参谋打小报告，说我们几个老走资派偷懒，违反纪律早早就跑走了。刘参谋听了他的小报告还把我们几个训了一通。
后来我从刘参谋处得知，他经常向部队打我们的小报告，企图立功受奖，讨好刘参谋。他向刘参谋反映，说我在劳动改造中腐蚀革命干部。我们在茅桥关押时不能出外面的，三办专门派了一个姓马的干部帮我们出外面采购。我当市长时，马管理员是市政府的一个普通干部，对我一向是很尊重的。我喉咙痛吃饭难受，他出外采购时我交代他给我买些面条，他都帮我买了，还给我买回一些瘦肉，对我比较照顾。我们劳动时经常捡拾些干树枝做柴火，伙房用不完，考虑到他家工资不高（那个年代大家工资都不高），星期六晚上他回家休息，我就把我们捡拾的柴火捆成捆，让他用自行车拉回家。李丹说我收买马采购员，把这些都当成我腐蚀革命干部的“罪证”。后来部队还审查马采购员，查他跟我有什么关系，结果也查不出什么名堂。还有一次我们大家去打柴，药物研究所附近有很多山丘，种有很多药材树，我们不懂那是药材树，以为是普通的树，大家七手八脚见树就砍，一下子就完成了砍柴的任务。这时药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跑来抓我们，说你们怎么乱砍药材树？并要我们赔偿损失。我们愿意写检讨也不行，还要扣人下来，要领导来赎人。李丹也有份参与砍树，他指着我和贺希明要我们留下做“人质”，这样就剩下我和贺希明留下，李丹他们就回去了。后来来了一个药物所的领导，因工作关系他认识我，我跟他说我们确实不知道是药材树，他就让我们回去了。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位负责人的名字。龙庭区由于在外面时被造反派打成内伤，痛得厉害，一次他对我说想要点药酒来擦，我就请马采购员外出采购时帮忙买些药酒，结果还被李丹攻击我不老实，帮龙庭区的忙。
1972年底，由于我们住的学校春季要开学了，又让我们搬家腾地方。春节前我们自己挑着行李，搬到茅桥玻璃厂附近的少管所的猪圈。少管所的管理人员把猪圈打扫干净就让我们在那里住下。
到少管所这边后劳动比原来自由了，不再有部队的看管人员跟着，由我们几个走资派自己劳动。我们经常去挑沙，挑石头，运一些建筑材料等。我也希望能到处走走，心情愉快些，一次我们还到现在的区党委还要进去的地方运沙。到少管所后，“监护所”的走资派们陆陆续续地的解放了，我们南宁市来的几个副市长也都比我先解放。阮洪川和林道行在药物研究所时出去的，梁寂溪过到少管所后也比我先解放出去。解放出去之前都要开一个会，先宣布得解放的名单，然后加菜聚餐。那时人人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当宣布到自己的名字时，得解放的同志就挥动毛主席语录喊“毛主席万岁”“感谢党的关怀”等口号来表态，有些人还很痛心地表示，出去后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假话，平时我们在一起劳动，大家都是发牢骚，说这些话显然是言不由衷的。
我是1973年5月最后一批获“解放”的，到最后只剩下就是我和李丹等几个人。我是单独一个人得解放的，市委一个组织部的部长和一个人事局的副局长，代表“三办”来宣布我获得解放。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部下，我对他们说让我出去就行了，不要开会了，要说受教育我也受得多了。我出去前加菜吃饭时“三办”的老梁问我有什么话要讲，我说没有，大家吃饭喝酒。我是不会像别人那样说感谢的话的，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欢送我走时加菜特别丰盛，因为我们养那么多猪和鸡鸭，最后只剩下我们不到十个人。我并没有讲那些感恩、感谢的话，更没有讲什么“痛改前非”之类的话。
李丹也是最后一批解放的，我在他之前先得解放。这个人的可怜、悲鄙就在这里，他那么积极表现和打我们的小报告，因为派性（他是“4.22”的）和历史问题，还是最后才得出来。得知我第二天要出去了，他跑到我的房间来哭哭啼啼，要我出去以后帮他讲好话，承认他过去搞小动作，向看管的刘参谋打小报告告我的状，对不起我等等。所以我认为李丹这个人很可鄙，看风使舵，唯利是图。
傅雨田的夫人邵芳也和我们一起关在少管所，她受不了文革批斗的刺激，神经已经错乱了，她也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资格非常老。我1973年4月解放出来当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时，邵芳已获初步解放，放在南湖公园劳动，而傅雨田还没有解放，我专门去看望过她。当时林彪已经摔死，她还每天念念有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当时有些人说她是故意装神经，我当时已是革委会的核心成员，有了一些发言权，我说要相信科学，是不是神经病由医院来鉴定嘛，结果鉴定出是精神分裂症。我说有错误我们就要检讨，他们问我：“你检讨什么？”我说我检讨搞“红海洋”，浪费了国家很多钱。（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还没有被冲击时，南宁市所有高高的墙壁上都写满了红色的语录和革命大标语，民族印刷厂还印了大量毛主席画像。其实当时是为了应付形势的需要，表示自己“革命”，政治挂帅。）
重新出来工作
我是1973年4月得解放回家的，刘参谋和“三办”的一个同志送我回家。当时我家住在市防疫站，只有一个房间，条件非常差，住在这里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员的留守家属。当时我的小孩都不在南宁，有三个孩子还在农村插队，大的孩子也在外地工作，老伴已从“五七”干校回来，在冶矿厂工作。
虽然得回家了，但我的问题还没有最后下结论，“叛徒”的帽子始终没有摘掉，回家后有三、四个月没有安排我的工作，被扣发的工资也没有补发。我真正的成了“逍遥派”。
我回来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南宁市的市革委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许世怀代表组织跟我去谈话。我以为他要和我谈我的工作安排问题，但他却说，先不要考虑工作，先休息休息，恢复健康，把身体搞好。我当时的确很瘦，记得他还跟我介绍当时风行的保健运动方式——甩手运动。
没有事干，我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走走看看。就这样过了三、四个月，工作还没分配，后来补发了工资，我一下子领到五、六千元，我跟陈开露要了几张自行车票买了几辆自行车，自己留一辆外，其余的送给我过去的警卫员和一些亲友，都是工资比较低生活比较困难的。
刚出来那段时间，我就到处串，如去看望梁寂溪、林道行等老熟人、老朋友，当时阮洪川出来后回到柳沙园艺场工作，林道行和梁直溪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在家里休息。听说我回来了，也有很多熟人、同事、朋友来看望我，每天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过得很充实、不寂寞。
我喜欢看书，就到书店买书。记得买书时又受到一点刺激。我想买朱可夫写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但这本书是内部发行，要地、师级的领导才能买。我现在还没安排工作，还不够资格买这本书。于是我找到肖寒，要他出个证明，证明我原来是正厅级。就这样我买了很多书，后来又买了彩色电视机。当时南宁买来一批彩电，我家买的是14寸的彩电，花了1900多元。此外还做了一些衣服，接济一些困难的亲友等。
当时我家住在市防疫站内的一栋筒子楼里，实际上是防疫站的办公楼。房子共三层，住的全部是文革中“有问题”的人员的家属，1970年我家被从市委院子赶出来后一直住在这里。记得住在这里的还有曾东江家，他们住在二楼，我家住三楼。一层楼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没有厨房，走廊就是厨房，各家的煤炉子排在走廊的两侧，非常拥挤、杂乱。每家只有一个房间，房间里只安得下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还有一张吃饭的小圆桌和几张矮板凳，什么家具都没有，即使有也放不下，我家在搬家时把所有家具都退给公家了。和我们同住在三楼的有一家姓李的孩子，整天拉小提琴，曲调非常低沉凄凉。后来我才知道，这家的男主人是医院的医生，“422”观点的，文革中被打死了，几个孩子全都下乡插队，没有一个留城工作，拉小提琴这位小伙子因为有病从农村回城，在家待业。
我回来后，肖寒来看我后就有很多人来看我了，因为我家太窄小了，我回来后来看望我的老领导、老战友很多，来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就有人帮我去反映，肖寒来我家也亲眼看见，于是我们在1974年的下半年搬到了新民路的市委宿舍。
我刚回来时听很多人说我的工作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回交通厅，一是回到南宁市。原交通厅的一个干部经常跑到我的住处来看我，他说，你要敢讲话，安排你的工作，副厅你不要干，正厅级你才干，你原来市长是正厅，厅长是正厅，老实人要吃亏。我们以前一起关在西乡塘的张国锋也经常到我家，他给我出主意说，组织上找你谈话分配工作，你就提出官复原职，不官复原职不干。我对他们说，我还是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
直到1973年底，才正式任命我为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第14位，排最后一名），开会坐的座位排在最边上。韩世福是市革委会主任，肖寒是第一副主任，此外还有黄恩茂等，部队干部多，我排最后一名。到了74、75年，根据上面的精神，部队支左的干部全部回部队，就恢复我市委副书记的职务，韩世福回部队任军区副政委了。
我第一天上班是去开革委会核心小组会，当时好像还没有“常委会”，而是叫“核心小组”，相当于现在的“常委会”， 韩世福是核心组的组长，其他成员有肖寒、王恩厚等。我是第11个常委会副主任，排最后一名。开会时韩世福宣读区革委会政工组的文件，宣布我的任命，还有括号说明名列最末。第二天开南宁市各部委办的领导干部大会介绍我，坐满了一个礼堂。我一看，市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一共12个，坐了长长一排，我坐在最边边上。我的工作分工管市政建设，还兼市革委会下面的基建组的组长（相当于市建委），市防洪大堤的总指挥长。当时邕江防洪大堤中央已经批准列项，所以这段时间我最实际的工作是修防洪大堤。后来南宁市又恢复计委、建委等建制，健全组织。所以我这个副主任又兼市建委主任和大堤的总指挥长。
据肖寒说一次开会韦国清问起我到哪里去了？什么问题？以后三办才把我放了，也不下结论，就这么阁着，所以我回来半年多才安排我的工作，当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南宁市部队的人员很多，第一把手是部队的韩世福。后来部队的回去了，我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当个副书记。当时市委书记是文革中提上来的原糖厂的工人，车间主任郭耀卿，后来他很快就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很快就当中央后补委员。当时肖寒升到区党委了，郭耀卿又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肖寒开会交待实际工作由我负责。过去我都不计较这些，经过文革几年，常看到文件中的名单排列顺序，而我虽然资格老，但现在排名让我负责好像名不正言不顺，即使这样，我仍然勤勤恳恳抓好工作。到自卫反击战之前，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一个军的政委，此人跟“四人帮”有勾结，对我们这种过去被打倒又重新出来工作的人，其指导思想是不重用的，认为是“穿新鞋走老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了干部的解放，此人后来邓小平上台后被撤换了。
邕江防洪大堤的工作开展很顺利，国务院批准了我们邕江防洪大堤的方案，主要投资和领导归水利厅管。我去找已经出来恢复工作的水电厅老厅长蔡永为，他非常配合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亲自走到西乡塘沿途察看规划，后来他又亲自指挥施工。光水电厅的施工队伍力量还是不够，我们就发动全市的群众参加防洪大堤的建设，党政军民学齐上阵，组织部队将士、机关干部、学校学生都参加劳动。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基建用的石头、沙子等都是发动群众下河去找，去捞。
1974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支左的部队要撤出地方领导机关，韩世福也回军区去了。部队走后由肖寒担任市革委会主任兼核心小组长，肖寒调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后又让郭耀卿当南宁市的第一把手。郭耀卿原是南宁糖厂的一个工人，车间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一下子当了后补委中央员，自治区民兵总指挥，南宁市革委会主任。74年时已成立了市委，任我为市委第一副书记，郭耀卿任书记。郭耀卿这个人论人品还不算坏，论文化和工作能力，受条件限制是不高的。肖寒内部对我说，郭耀卿年纪轻，工人出身，工作上你要多负责。我这个人是不太计较名利问题的，所以，名义上郭耀卿是一把手，但事实上是我主持南宁市的全面工作。因为郭耀卿长期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即使在南宁主要工作也是我在做。74年～75年我在南宁市工作是很顺手的，是我最辉煌的时期。当时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全国开展整顿，贯彻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尽管我不是一把手，但又要我负主要责任，名不正言不顺，但多年被隔离审查不能工作，一旦有机会为党工作真是很珍惜，我依然干得很带劲。
那段时间南宁市很多工厂上马或扩建，我亲自抓工厂上马，到工厂蹲点，而且上班也不坐小汽车，每天自己骑自行车下基层。另一方面还抓防洪大堤的建设，我以前当交通厅厅长，和工交办、各厅局都很熟，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如林业厅当时从林业部得一套修林区公路的设备，包括推土机、挖土机、打桩机等，我找到林业厅长张华，跟他借用设备。我还利用交通厅的力量，交通厅当时正在建防城港港口。我亲自到防城港，想借用他们的机械设备，但看到他们施工任务很重，才没有借用。
那时南宁市郊区的农业也增产，那时的郊区还是小郊区，后来我跟自治区争取要了那龙、老口、石埠等镇拨给南宁市，这样小郊区扩大为大郊区，但整个邕宁县还不给南宁。说起来我那时还是有点改革开放的意识的，我对南宁地区表示，欢迎他们到南宁市来进行经济交流。我让南宁市的菜市场腾出一部分地方，给南宁地区的各县来卖蔬菜和猪肉。我们还办了一件很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工作——各个机关单位拆开围墙办商店，我还要求交通厅去带头作用，自治区财办主任安伦也很支持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这件事的确推动了南宁市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全国也是走在前面的。
此外，我还建议《南宁晚报》开辟《人民的心愿》专栏，刊登各个城区群众的建议和呼声。我还到百货大楼站过柜台，要求服务行业改变服务态度。号召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扫街，搞好环境卫生。同时上马修南湖公园、动物园，江滨公园，还在唐山路一带建房子，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总之，那段时期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老百姓也得到好处。此外还挖防空洞，搞备战。那段时间忙是忙，但心情很愉快。
1975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寨和大庆我都去参观过。参观大寨是韩世福带队，几百人坐在大礼堂里听陈永贵和郭凤莲介绍大寨经验。大寨条件很艰苦，的确佩服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参观大庆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路过北京时我们住在友谊宾馆，一天路过地质部。看到地质部正在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得知我们交通部的老部长孙大光现在是地质部的部长，我向工作人员提出想见见孙部长。工作人员说，部长正在开会，我就写了张字条让他交给孙部长，结果孙部长看到我的条子，立刻见我。我和孙大光同志有多年不见了，他“文革”中也吃了很多苦，老朋友在劫难之后相遇，自然格外高兴。
我对大庆的印象不错，管理严格，“三老四严”的确很值得学习。我回来后一次跟覃应机同志汇报工作，谈到大庆十个不要钱（小孩上学不要钱，乘公共汽车不要钱，烧天然气不要钱等），覃应机说，对大庆你们讲其他都可以，这“十个不要钱”不能讲，我们广西根本没有条件做得到。
我刚出来工作那三年恢复生产形势很不错，南宁市的工业产值比柳州还高，全国和整个广西的形势也不错，邓小平的整顿初见成效。但不久祸从天降，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5月朱老总去世，9月毛主席去世，加上唐山地震，76年下半年十分困难。此时韦国清已调到广东，广西是安平生主持工作。76年3月，当时安平生正在大新县主持召开农村工作现场会议，表彰大新县大搞水利。我当时派了一个副书记去参加大新县的现场会。结果现场会没有开完就拉队伍回来了，因为接到紧急任务要批邓。安平生回来后开了一个不到100人的区革委扩大会议，每个地市来两位领导，郭耀卿也从北京中央党校回来了。我看郭耀卿回来了，就想让他代表南宁市去开会，我不参加了。肖寒说，郭耀卿是中央候补委员一定要参加，我是南宁市的主要负责人一定参加。
开会时肖寒、郭耀卿、安平生、覃应机等坐在我前面那排。我们坐好后，安平生进来了，手上拿着一张报纸，好像是《人民日报》。坐下来开会，安平生就念《人民日报》的社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念完后安平生说，从社论来看，要批谁？矛头指向很清楚了吧？这个人是谁？很明显是指邓小平吧？社论没点邓小平的名字，安平生会上点了邓小平的名，会议通过一个给中央的表态电，支持中央批邓，广西区党委这件事做得是很不光彩的，报上还没有公开批邓广西就抢先批邓。
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我的工作也陷入艰难时期，工作压力很大，工作非常难搞。当时人们思想十分混乱，安平生又调云南工作了。76年5月，朝鲜来了一个青年代表团，我接待朝鲜青年代表团，还代他们到柳沙园艺场参观无籽西瓜种植，朝鲜朋友还夸广西出人才。
1978年我调到建委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当时跟我谈话说调我到建委是为了加强建委的工作，因为自治区新要上很多项目。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还是“左”的思想作怪，当时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的“叛徒”历史决定了我是刘少奇的基础，用我来工作是可以，但是不能用作第一把手。其实我也早就察觉这个问题，我在“文革”前就是区党委委员了，但我作为主持南宁市全面工作，却不能当自治区党代会的代表，反而让“文革”中提拔起来的副书记吴赞国当。当时肖寒解释说我是管行政工作，不是管党务工作，所以不要我当代表。
当时的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是吴赞之。但吴赞之同志来建委不久久被查出患了癌症，我还亲自送他到北京检查。医生告诉我他已是癌症晚期，别看他现在谈笑风生，好像没事一样。这种病发展很快，其生命最多还有3个多月。医生还说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送他回家，与家人在一起，尽量满足他的愿望，过好这最后几个月。吴赞之希望到上海、广州各地去看看，于是陪同他到上海、广州等地转了一圈。回到南宁时他都还很好，王祝光等还到机场迎接他。但正如医生所言，过了两个月病情急转直下。我家跟吴家是对门邻居，关系比较密切，我经常到他家看他。有次我去看他，他谈着谈着就流下眼泪，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问他还有什么愿望？他说我家是地主，解放后我都没有回过家，现在父母已不在了，但兄弟还有，我想见他们一面。于是我立即通知他老家的亲戚来南宁见面，一天晚上我推门进他家，看到客厅坐了很多亲戚，双方都在边谈话边流泪。这事对我触动很大，体会到过去我们六亲不认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吴赞之得病后，由我主持区建委的工作。当时李殷丹、段远中、赵茂勋等老同志都是建委副主任，我在工作中都很尊重他们。
我调到区建委后，后来肖寒提拔到自治区任秘书长、常委，后来又做书记处书记，王恩厚又调到梧州去了。南宁市的工业产值上不去，比不上柳州，南宁市的很多同志都希望我能回南宁市，所以，1979年下半年我又回到南宁市工作，任命我为南宁市革委会主任。79年自治区在柳州召开自卫反击庆功慰问大会，那时我在区建委工作没有参加，事后周光春告诉我，会议结束时大会宣布你调回南宁市工作，南宁市的代表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我记得他是到建委我的办公室讲这番话的。1980年南宁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我以高票当选为南宁市市长，这是我第三次当南宁市的市长。
我在南宁市工作最顺手是粉碎“四人帮”后至80年这几年，一下子把工业产值搞上去超过了柳州，同时搞了几个公园，防洪大堤。那时打倒了“四人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干部群众干劲都很大，党和政府的威信也很高。
到了1981年，我调区政府任秘书长，当时是覃应机任自治区主席，乔晓光任区党委书记，骆明当秘书长。后来骆明提为副主席，仍兼着秘书长的工作，所以整天催我快去接替他的工作。到政府工作了一年多时间，1982年我还去过日本，覃应机当团长，我当副团长，团员我记得有安伦、钦州的刘文雄、还有外办的郑义。此行是和日本的熊本市结为友好城市。这次去开了眼界，学会了很多先进的东西。
这里谈一个小插曲：1978年（？），覃应机的秘书廖政斌跟随覃应机到北京开会，拿回一本邓小平搞的《工业若干条》试行草案，廖政斌原是冶矿厂的厂长，我“文革”前在冶矿厂搞“四清”和他很熟。廖政斌把这本东西拿给我看，我一看觉得写得很好，很对我的口味，就叫人拿去复印，复印了很多份，我发给了很多人，还送给我关系较好的朋友李法南、郑绍文等。李发南手下的处长带去梧州开会，梧州的同志又拿来翻印。反击右倾翻案时《工业若干条》被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上面追查这份文件的来源，追查到张华时他供出了郑绍文，郑绍文到底是老红军，多次坐过反动派的牢，很沉着镇定。问他是谁给你的，他说不知道，是我在区政府办公大楼上厕所时，有人在我后面塞给我的，我没回头看，不知道是谁，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这件事到底没有追查出来“元凶”来。回想起来，廖政斌之所以把文件给我看，他是知道我的思想的。
1982年，骆明提为自治区副主席，就把我调到自治区政府当秘书长。当秘书长不久我就跟随覃应机到日本访问，与日本的熊本县结为友好城市。日本之行我们参观了东京、大阪等地，坐高速火车，大开眼界。
当主席时期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当自治区的主席，是历史把我推到这个位子上的。
我在区政府当秘书长的时候，记得那时正在盖大板三区，那时政府党委正在换届，要补充新的委员。那时我住在市委宿舍，王祝光也住在市委宿舍。他已经是常委，已经是副省级。他问我：“这次你怎么不是副省级？”我这个人对名利向来是很淡泊的。我说，一个样，我做实际工作还好。那个时候按照壮族来讲，那时梁承业、甘苦都做了政府副主席，梁华新也早就是区党委常委，又是人大第一副主任。王说，论德、才、资， 你比他们强呀，为什么还不是副省级呢？只要你同意，我去跟乔晓光、覃应机说。我赶紧说不用，按规定办事。后来投票选举，我不是候选人，竟然还有8个人投了我的票。林克武对我说，这是破天荒的，你那8票含金量很大呀。这次党委换届，恢复了我为区党委委员，文革前我就是委员了。当时的组织部长张声震找我谈话，说调你到建委，是因为大樟被捕事件，现中央有文件，凡是文化革命前历史作过结论的，以那时的结论为准。
十二大，我是代表之一。小组讨论的简报，记不清是国家机关还是中直机关的简报中，有人提到广西文革中死了那么多人，还没见检讨处理？矛头好像是对着韦国清的。那份简报发下来后，当时乔晓光、覃应机、周光春等很紧张，因为点了广西文革中的事。怕广西放炮，里应外合，乔晓光找陈岸去谈话，覃应机找我去谈话，大概是怕我放炮。覃对我说，现在情况很复杂，现在是关键时刻，小组讨论要冷静。他很直率地说，估计陈岸可能会放炮，他在小组发言里提到“韦纯束应当提到自治区党领导”，简报也登了这些发言。你不要附和他。对覃应机我非常熟悉、了解他，老红军，心是好的。当时广西形势不错，他怕会搞乱广西。我对他说我不会乱讲。当时是胡耀邦担任党主席，做的报告，报告很有鼓动性。
我曾两次当选党的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12大和13大，到了14大是以中顾委委员列席会议，以后15大、16大、17大都是列席代表。
1983年一天中午，乔晓光亲自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准备简单的行李，立即到北京开会。原来中央通知我和他们几个常委一起到北京开会，当时组织部长张声震都不叫去，我还是遵守组织原则，回到南宁后就到一宿舍找张声震，详细向他汇报会议的情况。张声震当时讲的话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你得那么多票当主席，最主要是广西的老同志倡议的。我说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信任，他说你首先应该感谢广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同志，对你的呼声最高。中央工作组来调查过两次，又搞无记名投票。1500多人参加，包括地市县委书记参加推荐投票，我得票最多，大概有1400多张票，所以后来我写文章提到“历史把我推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这个位置。”所谓历史的选择，就包括那个意思。有时我想，如果广西文革“处遗”搞得很好的话，我不一定当主席，最多当个副省级。当时广西召开地、市委书记，讨论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当时我在小组会议上发言还说（当时我是区政府秘书长），推荐主席、副主席，书记、副书记，副主席、副书记的年龄限制是60岁以下，58岁都不要提名了，57还可以，起码要能做三年，我81年已经59岁了。
我做主席这几年，虽然是副书记，但实际上担第一书记的责任，因为乔晓光当时靠边站了。我当时处理的这几件事都很棘手，“处遗”是最复杂的。派性是“文革”制造出来的，广西的“文革”遗留问题，有很多客观、复杂的原因，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有这些问题。当然，广西派性也有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没有叫你要打人杀人呀，所以做工作时我也对很多老同志讲，你受点处分也应该。
文革时两派打仗异常剧烈，枪炮声跟春节放鞭炮一样密集。我住在市政府，百货大楼是“4.22”派占领，望火楼是“联指” 派占领，我家夹在中间，我从我家可以看到双方开火的情况。我家自从文革后就被“联指”组织占领了，只留下2间房给我们住。我亲自看到贵县和南宁郊区来的民兵住在我们家的房子外面（走廊），也不怕蚊子咬。他们是来支援“联指”这一派打“4.22”的。南宁市冻肉厂的一个在部队当过团参谋长的职工担任“联指”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此人高高胖胖的，很有点指挥官的架势。他就住在我家住的那栋房子里。他告诉我百货大楼我们是占领了，但打到水塔脚打不下，民族电影院、解放路还是他们（指“4.22”派）的，根本打不进去，他要亲自去指挥。我亲自看见他带几个人去，回来后他对我说，他们的攻坚武器不够，牺牲的精神也不够，前线指挥人员犹豫不决。“处遗”时我还安排他在房管处工作，按政策他应该受到处分的，他毕竟是为首的武斗分子。但这样的人太多了，现在这样处理，包括韦国清、周光春、乔晓光等都跟我说，说我们处理得面太宽了。其实我已经很注意不要扩大打击面了。中央具体管广西“处遗”的宋任穷、胡启立、乔石，他们定的政策是“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凶手杀人的当然依照法律严惩，派头头只是判了颜景堂等少数几个为首的决策人物。
“处遗”时我任命刘易生为组长查“联指”攻打水电设计院“火种”指挥部楼一事。那次武斗的结果是去攻打的“联指”死伤了2、3人，在大楼里的“4.22”死了二、三十人，“火种”大楼也被炸塌了。怎样发生这样的事件？查来查去查不到通风报信的人，只找出2个头一天晚上到“火种”大楼去救出水电厅厅长（被关在此大楼内）的人，照理说用那么多的火力、兵力去打“火种”大楼，水电厅内部应该有人知道，不然怎么会在打仗的前夜去抢厅长？刘易生的汇报我听了好几次，只是知道颜景堂打仗前在区政府、“长征楼”这一带开会策划要拿下“火种”的据点，开会有记录，其他也查不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总要有个交待，所以作为决策人颜景堂被判了刑。
“联指”这边的大学生有几个人被判了刑，由于军区支持“联指”， “4.22”的大学生后来成了少数派，受压得厉害，但开头有一半时间，“4.22”也很厉害，虽然打死人没有“联指”那么多，但残酷批斗“走资派”也很厉害。所以“4.22”的头头曾春生作为“三种人”虽然没有被判刑，但也被开除党籍，不能作接班人。中央也有精神，凡是造反起家的，都不能作接班人。
广西要“处遗”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几点：第一，造反起家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别的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进行了处理，而广西靠造反派起家的造反派依然掌权，相反，被打倒的老同志却得不到应有的安排，引起老同志的不满。我得解放后，刘重桂、陈开露就对我说过：你们是不能官复原职的，打倒你们是对的，你们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对老同志引起老同志的不满，如果对老同志安排得好，不会引起这么多老同志不满。第二，广西文革死了8万6千多人，真正武斗死的才几千人，而起码有8万人是被从家里、单位拉去打死、枪毙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人并没有得到很好平反处理，仅给予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结论。这使得死者的亲属心中不服，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第三，上访告状的人太多，全国第一。我估计韦国清、欧致富后来也意识到广西死人那么多，将来都要有个交待的，但他们始终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问中央要了5000万元，解决处理“处遗”问题。中央马上找计委主任宋平和财政部长王炳乾到我住的宾馆来解决。李锐对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过去处理那么久都没有处理好。他还说，凡是在外省工作的广西人，或者过去在广西工作过的外省人，你认为能够帮助“处遗”的，都可以提出来调给你帮忙。当时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后来中央派了广西籍的周逸锋做中央工作组长。看来，中央对“处遗”决心是很大的。
要这5000万我要感谢两位老人：一个是陶希晋，一个是郑绍文。他们两人都在广西工作过，刚刚得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不久。我接受“处遗”任务后到北京去，到京后我到这两位老同志的家看望并请教他们。陶系晋下放广西工作期间住我家楼上，我们是老邻居；郑绍文是文革期间和我一起蹲牛棚的“难友”。我和他们都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给我提了两条宝贵的建议，我都采纳了。第一是跟中央要些钱。自古以来处理冤案，最后都要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发放一些抚恤金，才能安抚受害者的亲属。跟中央要多少钱合适？当时我们粗略估算，按每个受害者1000元算，要个几千万不为多，所以，我提出5000万。第二，对受害者的子女要安置工作，这是长治久安的保证，比发放一些抚恤金还起作用。我对这两位老人是很敬佩的，他们提出的建议我都采纳了。
还有一个老同志也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那就是谢东来。他原在广西工作，当时调到国家科协的一个部当部长（正厅级），他年纪比我大，他当过广西农业厅厅长、科委主任等职，原来我想安排他担任副主席管科教文卫的，但他年龄已超过60，加上他夫人生病在北京，所以就没有调他回广西。他给我提议要发展广西甘蔗、水果生产，他提出要改良甘蔗种，落实政策问题，还要发挥甘蔗研究所的作用等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来都被我采用，取得很好的效果。
“处遗”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特别是涉及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有人问我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这等于是踩地雷阵。说实话，我没想到过这个问题，想到过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没想到涉及某个人那么具体的问题。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善良，喜欢以己度人，总认为别人也和我一样会从大局出发。我曾想过争取韦国清的支持，这样更好开展工作。我还写过几封信给他，把不“处遗”的危害性、后遗症更问题告诉他，也叫一些同志当面转告他，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我和黄云等三人小组也给他写过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我对他始终存在幻想，因为从个人关系上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过节，我得解放出来比较晚，直到73年才得回来。我73年回来后听肖寒说，有一次开会，他在会上还问：“韦纯束文化大革命到哪里去了？”似乎对我还挺关心。我以为韦国清是不了解情况，所以就想办法给他看材料，给他写信，他知道真相后会支持我们的，始终存在幻想。但是他始终没有给我们回过信，也没表过态。有同志当面汇报时他也只是“唔”一声，始终没表态。当时中央领导给我交底说他要做个检讨，但他始终没有做任何检讨。
那次到北京开会（定我当主席那次）结束后，覃应机先回广西，我提议到广东看看，了解人家改革开放是怎么搞的。在京期间，为打开局面，也商定了撤换一些人员的职务问题，打算采取组织措施打开局面。第一批免职的是肖寒、赵茂勋等人，还有秘书长、组织部这些要害部门也撤换了。当时中央讨论认为，过去之所以一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是组织上派性问题没有解决。开始我还认为要依靠组织，但中央说，你不做组织处理很难打开局面。所以，就撤免停了一批人的职务，就是仍然是第一书记的乔晓光，也不能过问“处遗”问题。为什么中央会下此决心？因为中央工作组第一次来广西就被顶回去，中央就知道广西的派性势力大，不解决是不行的了。自治区一级的停免是由中央决定的，下面地市的停免由工作组下去，照葫芦画瓢也停免了一批，那都是经过我们三人小组批准的。
我这个人在别人看来很大胆，很沉着，这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什么事总是从好的方面想得多，心眼不多，困难及复杂性很少考虑，总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很多老同学、老战友说我像唐僧一样，都往好里看人，不认为别人是妖怪。要说到派性，我开始也是“联指”观点，但后来慢慢感觉“联指”也不对，最后认为双方都有问题。
事物总有个发展过程，过去我是不想写回忆录的，但今年党史办说准备出丛书，也有其他同志在搞。我也想，这不是个人树碑立传的问题，这是历史事实的具体反映。你要了解广西的历史，就要通过各个人的亲历记，这样才能客观地、辩证地反映。原来我只想拍些照片，给后代有些纪念就行了，现在看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既然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教材，那就要认真搞，尽力而为。清明节我回老家碰到韦章平，他也在搞回忆录。他在民院工作了几十年，民院有几个退休的教授愿意帮他搞。他比我有基础，他以前自费花了几千元在民族印刷厂出了两本书，他现在已这两本书为基础，那几个教授帮他在文字、内容上加点工，还带那几个教授到他的家乡和战斗过的地方转了一圈。过去对这些敏感的东西我是不大想谈的，如文革、处遗等。但听说段远中也写了一些有关文革的东西，韦章平也写了，他当时到柳州处遗，我看写得也很不错。感到我们处遗的工作还经得起考验。所以，我觉得这些一定还要写，而且要写得丰富一些。处遗是大事，在历史上的地位，事实上是广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广西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回忆录，都是一般化、空洞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问题，而没有具体的内容，那让我们的后代总结也不好下结论。就是现在要读，人家看了你的书要有收益，有教化作用，为当代服务，也为千秋万代服务。感到有一种责任感。我一生最难忘、最艰苦，也最复杂的是当自治区的主席，处遗这个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个人历史上很大的转折点。要写，重点放在我当主席这几年，这也是广西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历史的必然。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乔晓光是第一书记，是为了稳定局势，实际上是架空的，处遗、整党都是由我这个“第一副书记”负责。乔晓光也跟我谈过，他说处遗由我来负责他理解，整党也由我来负责他就很不理解了。我说，整党比处遗还难。处遗工作组只搞了半年就撤走了。周毅锋………（介绍周的简历）
毛铎是一贯在党中央搞内保的，在中纪委工作……（介绍毛铎简历）
中央工作组有周、毛（河北人）、王浩（广西人，任中央政法大学校长），下面有许多司局级的人员，大约有60-70人，很庞大的队伍。里面有光明日报的记者、副总编辑，也有公安部的、中纪委的，中组部的，不少是国家机关抽来的。我们广西到各地市的工作组，都有中央工作组的人员参加。我们广西也抽了很多人到工作组工作，每一个地市都有十多个人下去，有些工作组又管地又管市，人数就多些。如段远中任组长的桂林地、市工作组，人数就较多，南宁市工作组人数也多些，组长是唐峰。河池的组长是欧震，老地下党员。到各地市去的都是正厅、副厅级领导挂帅。加上县市抽来配合工作的，总共有一千多人参加处遗工作组。
当时我当处遗工作组长有几条是不错的，也是中央的精神，这就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当时局势是很紧张的，不处遗也不行的。当时底下的群众干部，听了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冤假错案的，被错误批斗的老干部，死者的家属、子女，纷纷告状、伸冤，就像被压制很久的弹簧，一旦爆发，反弹力非常强。我每天忙得团团转，不是这里有事就是那里有事，像消防队一样。当时的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精神给予我们极大的勇气。
改革开放广东已经先行一步，我们广西吃亏在用干部上。如果我们都像广东，一粉碎“四人帮”，文革中造反上来的干部立即处理，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们广西不一样，一个是部队留下来的人多。文革中部队支左掌权的人多，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这些人留在地方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很多，即使回部队也很优待。
在我之前乔晓光、肖寒他们也搞过处遗，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打不开局面，群众害怕，顾虑重重。为什么？你在位的人多数是多数派“联指”的人，而且要害部门，如组织部、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公检法等掌权的部门，都是“联指”的人。这些中央工作组也作过调查，的确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中央派工作组来，区党委办公厅的7个工作人员还写信到中央，告中央工作组的状，要赶走他们。连中央工作组都难以开展工作。当时上面思想很保守，当然也是好人（如当时的办公厅主任刘毅生、梁华新，文革期间也是得重用的，其思想体系、派性，思想僵化）。当时中央下很大决心，有阻力就把他搬走。在中央讨论时，第一批“停、免、撤”（即停职检查、免职检查、撤职检查）多数是停职、免职检查的，很少有撤职检查的。很明显的靠文革起家的三种人才撤职，如颜景堂、廖伟雄这些人。
如当时区党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姜××，是部队来的，在部队做过副师长，山东人，文化水平不高，他就是坚决执行上头的指示、决定，同情“联指”，拥护韦国清、乔晓光，中央工作组说他“这个人放在组织部形象不好”，要免去他组织部长的职务。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也说过，军队在文革中权力过大。我们广西用人，部队留在地方的人员太多了，而且都留在要害部门。如梧州的×××，原只是个市武装部的部长，后肖寒他们让他担任梧州市委副书记，管公检法。
经过是这样的：肖寒原来是负责处遗的，在我们处遗前中央就有工作组，区党委也有领导小组搞过处遗，但不解决问题。对杀人的、还在台上的三种人、过去重大的冤假错案没有处理，只是落实一点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一些干部出来工作，包括我得出来工作，但不能官复原职，这跟全国形势是一样的，当时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但只当个副总理，所以南宁市有干部说，韦纯束是南宁市的邓小平。
肖寒他们搞处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卫反击战以后，具体是80年以后。广西的拨乱反正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首先解决右派平反，如骆明就是在这一阶段得平反的。但是这些人都是文革前的错案，文革中被错搞得人更多，被斗、被撤职、被迫害死，都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那些造反起家的还在台上掌权，如廖伟雄这些人。
第一批停免撤首先是停肖寒，不给他当书记，再就是赵茂勋，管人事、管处遗的。其实这两个人是替人受过的，真正责任是韦、乔。其余的人，就利用新班子成立，机构改革之名，机构改革小组里没有名字，就等于自然免除了一些人的职务，如刘毅山等人。对上层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区党委管的干部，如人大副主任、党组书记梁华新等就免职，组织部那位部队来支左的部长姜×，就调到民政厅当副厅长。他还来问我他是因为什么问题，我回答他说，中央认为你当组织部长不合适。他表示不愿去民政厅，愿意留在组织部当顾问，后来我们请示中央，区党委常委也研究同意，他留在组织部当顾问，不久他也得病了。
处遗开始时只有我一个人当组长，我感觉太累，事情太多。后我就提出增加两个副书记黄云和金宝生来，我当组长，叫三人小组。我是中央定来当处遗组长的。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稳当的，当时南宁市有很多群众要求撤掉文革提拔的市委书记郭耀卿，我就采取调动工作的办法，先叫他请假去外地考察，把市委书记让出来给陈辉光做，他假期满后回来，当时回南宁市是不行了，当时有个“改革开放办公室”的主任位置，也是正厅级。我说，你到改革开放办公室吧，他听后很高兴。但骆明这些老同志认为，此人形象不好，怎能当改革开放办的主任？弄得我左右为难。所以85年到中央汇报时我对赵紫阳说，我这个主席抓经济工作算了，不愿抓这个处遗、整党了，工作实在难开展。现在是多数派“联指”的人认为我重用右派，而少数派“4.22”又认为我处遗不够狠，拨乱反正不彻底，心软手软。赵紫阳一听，立刻说，两边都不满，说明你做的是对的，说明你们处遗搞得非常好。过去就因为一边讲好一边讲坏，成“派委会”“派性区党委”，现在两边都有意见，说明你一碗水端平，消除了派性，出于公心，公道得很。还赞扬我们处遗中对受害者给予平反、抚恤、安排工作等措施做得好，稳定了局势。后来，赵紫阳还批示，要把我的汇报材料整理发到全国去，说明广西处遗既稳妥又坚决，也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