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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情报价值高估: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

(2019-01-03 17:28:09) 下一个

有个心理学测验是这样的——

找一些夫妇来,分开问他们:“用百分比来说,你认为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率是多少?”也就是为了维系家庭生活的井井有条,你出了多少力气?

除了回答上问之外,受访夫妻还要面对些细分的问题,诸如“谁负责丢垃圾?”、“谁负责邀亲戚朋友出来一起玩?”等等。

由此所得的两人自评贡献率,相加会多于100%还是少于?答案不太意外,统统大于百分百。导致这得数的是Availability Bias,易得性偏差,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左边这词是个费解的空词,那我擅自编一个给你:主观情报价值高估

具体到这种夫妇测验来说,两人都更清楚地记得自己为家庭倾注的力气和劳动情景,而对方做了什么?只有较含糊的侧面信息。清楚的主观经历,和含糊的客观线索一经比较,双方的付出就有了明显落差:“我”永远做得更多。总是我拖狗出去散步。总是我收拾床铺。总是我带孩子出去玩。

这种主观情报高估并不全是因为“自私”,换个问题,人们也会答出不利于自己的说法。比如问及“引起争吵”的贡献率时,受访伴侣也照样各自高估了自己的责任。(但相加得数平均没有上面家务题的大)

一个团队内部也很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负担的工作量更重,而每次瞟一眼别的工位,同事都在摸鱼——当然,这主要说的是一种认知趋势,实际的家庭或公司即使分工安排得严谨正直,也只能在长期上摊出一种数学公平,有时确实是你最辛苦,有时则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更多。而就算突然有魔法让贵司某个部门实现了分工绝对平等,由于人们不可能获取别人的主观感受,所以该部依然会有人觉得不公平,这不是“人性”有问题,而是人脑的默认配置就是布满遗憾。


主观经验更好提取,更节省算力,更available,更受我们大脑偏爱,于是更重要

一般来讲,人不受训练是很难扭转偏见的,但这种主观情报高估是个例外。它不但简单,而且跟日常生活中的零碎利害息息相关,只要指出来,人们就能在回忆里找到印证。一旦理解并能指认出这种高估的存在,就会少吵很多垃圾架。

另外两个同样容易引发争吵的人脑毛病,之前已经写过——
后见之明:“我早就知道!”
你要是真的知道,之前又在干嘛呢?在结果出来后,人会高估自己原本能蒙对的机会,并急于展示自己的预见力。

光环效应:“师兄,我与浪自幼相识,知他本性不坏,我们就信他这次吧。”
我们的头脑想要一个前后一致便于理解的公平世界。

附上 锚定效应
一个著名的认知偏差。

直接举例:找一些实际存在的房产,让地产中介来估价。中介看过房后,给他们一份包含该单位卖价的小册子。

这些册子上的卖价,有一半标得远高于市价,另一半则是远低于。每个受试的中介在看过册子后,要给出个人认为的合理买、卖价格。

之后,研究者就会询问中介们定价的根据。有趣的是,没有一个中介认为册子上的要价会影响自己的决策,他们都是以自己的专业眼光重新审视这套房产的真实现价。

可实际上,看高价册子的中介都给出了高于市值的价格,而看低价册子的人给出的价码则全都低于市值。在这事上,职场老手的表现跟经济专业的在读生们差不了多少,两者不同的是,在读生还有人能承认自己被暗示锚定,而老手们则根本不相信自己有受影响。

随机的暗示也能产生锚定效应。有人在几位德国法官身上做了趟实验,这批法官都有超过十五年的资历,过程是这样:先让他们阅读一个盗窃女犯的材料,然后让他们丢两枚骰子。这些骰子都灌过重,合起来每次都只出3或者9。骰子落定后,实验者会根据得数马上向法官们提问:这女人该判多少个月?是高于得数,或者低于得数?法官不需要当场回答这个问题,但稍后要说出自己的判决。

平均结果,摇出了9的法官会判该女八个月刑期;摇出3的法官,则会判她五个月。

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我认为有,但每个人的自由量不同。我们跟自己的头脑越是陌生,就会越像循脚本起舞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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