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跌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也许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那天一早出门,我就感觉到空气中有些异样。天还没有亮透,暗蓝的高空中悬挂着一轮明月,月亮四周还有一圈光晕在努力向外扩张,仿佛要勾勒出一个大大的圆。嘎嘎嘎,一阵凄厉的叫声分外刺耳。循声望去,一只乌鸦从天而降,落在路边高高的树枝上,尖利的嘴啄击着正在鸟巢中休栖的麻雀。雀儿惨叫连连,乌鸦却毫不留情,嘴巴愈发加快行动,逼得一群可怜的小鸟飞离鸟巢,弃家出走。一出“鸦占雀巢”的悲剧正在空中上演。
我再把眼光投向地面,两、三只乌鸦排着队,腆着肚子雄纠纠气昂昂地横行于马路当中。正值垃圾回收日,邻居门前堆放的蓝色、绿色塑料筒和盒子,也被乌鸦们扑腾着翅膀来了个兜底翻,沾了食物残渣的塑胶杯盘被拖到马路当中,乌鸦们大摇大摆地吃将起来。不一会儿,洁净的地面上就散落了一地碎屑。
公交车来了,我急步跳了上去。车上除了我,还有两、三位脸熟的乘客。这趟车车程本就不长,上来的人也寥寥可数。疫情期间,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大家居家隔离减少外出,这几位搭早班车赶着上班的乘客若不是由于生活所迫,就是发自内心对工作的热忱。
我约了上午和福良见面,时间尚早,就先到办公室取信,打开邮筒,除了一些广告纸外,一迭厚厚的信封映入眼帘。信封上写的是中英双语,苍劲虬拔的字迹,收件人是福良。我好生奇怪,这年头人们都用电邮或社交媒体了,谁还会用手写?兴许是位不合时宜的老夫子吧!也好,等会儿顺便把信交给福良。
我坐在会客室等福良,顺便把他的个人资料又看了一遍。福良,55岁,华裔,男性,患有糖尿病,冰毒吸食者……突然门“砰”的一响,福良跌跌冲冲闯了进来,身体撞上了门框。他,瘦削的个子,脸上捂着严严实实的口罩,口罩上方是一对无精打采的眸子,眼皮搭拉着,眼角下垂,双眼眯缝着像是一对经烈日烧烤过的虾米。他俯下身子,抵住墙闭眼喘息,过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这里是一家座落于北美W市的疫情应急中心,也是专门为当地无家可归者开办的临时避难所。福良在这儿住了已将近一年。他原本是个自雇人士,靠上门给人打扫卫生过活。疫情后,不能再干老本行,也就断了生路。作为避难所里几位屈指可数的黄皮肤,他穿戴齐整,却混迹于一群黑皮肤或白皮肤、人高马大、衣冠不整的流浪汉中,是那么的显眼和引人注目。因染上毒瘾,他需要经常向人借钱买毒品,钱还不上即遭人辱骂,甚至殴打。我以前曾与他交谈过几次,劝他尽快脱离“毒”海寻找出路,但一触及到“戒毒”这个话题,就谈不下去,如同喉咙里吞了颗花生——卡壳。
这次我索性改变策略,单刀直入问道,“福良,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死亡和戒毒,你选哪个?”我脑海里同时浮现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名句,“To be, n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他一惊,手中的咖啡杯抖了抖,几滴粘液溅到地上。他尴尬地用鞋底在地上蹭了蹭,青筋暴露的手攥紧了杯子的把柄。“我情愿去死!”最后一个字,拖着长长的尾音,如同尖利的刀刃在铁片上刮出刺耳的丝丝声。
虽然早有思想准备,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生病,乃至死亡,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最不愿意看到的,却又是绝对避免不了的。无家可归人群中,老弱病残者占了绝大多数,新冠大流行带来的隔离更导致这批人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增加药物使用,吸毒过量猝死也出现新高。工作人员随身携带着几盒备用的纳洛酮针盒,在大楼里巡视,凡是遇到有人吸毒过量、倒地昏迷、不省人事,即刻进行抢救,灌满药水的长长针筒扎入吸毒者体内,一针,两针,三针……若还无反应,就打911叫救护车;救护队员疾速赶到,动用医疗器械抢救,情况严重者立刻送医院。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幸免于难、死里逃生的“瘾君子”们甫一喘过气来,即刻又重蹈覆辙,吸毒,再抢救……循环往复,陷入了一个怪圈死圈,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看着吸毒者们迷茫而无助的眼神,遍布针眼的手臂,因淤血而变黑的皮肤……怎不引起你心中的震颤和触动?更令人痛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80后、90后,甚至00后沦落到这一怪圈,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你还不得不接受这一可悲的现实:一旦毒瘾沾身就很难摆脱,渐渐地,它把你拽入到一个黑不见底的深渊,万劫不复;这又像是一座冰封已久的雪山,人的肉眼只能看到暴露在外的十分之一,隐藏的深处才是值得探究的世界,内中充满了人性的欲念和痛苦,幻想与挣扎,生与死的搏斗和妥协……
“你,有想过自杀吗?”
自杀,这个普通人忌讳或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在训练有素的社工嘴里,只是一把守候在唇边的箭,舌根一抬就可以随时发出去。要挽救病入膏肓的灵魂,直接了当的质问要比吞吞吐吐地绕圈子更能赢得时间,赢得时间也即是赢得生命。
“不瞒你说,这一年中我自杀过5次,但次次都寻死不得。”
“福良,你只有戒毒一条路!”
“戒毒,难啊!”说话时,他呼吸急速,黑色口罩下面的嘴巴一张一合,好像有黑色浪涛在翻滚起伏,“那诱人的晶体可真是个好东西啊,你一旦沾上她,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她走,陪着她去死!”他用“她”来称呼毒品,就像称呼“情人”或“爱人”。
也许是他乡遇同胞,没有语言障碍,再加上憋得太久,郁积在心里的话终于有处发泄,他竟滔滔不绝地和我讲起了家史,“我生在台湾,我爸做货运生意,很早就到美国洛杉矶开公司。他要带全家一起走,我妈不愿去,她舍不得故土。最后我姐姐和弟弟都去了,只剩我和我妈在老家。”
“那你为什么不去?”
他摇摇头,眼睛向着天花板,眼神凄迷,“命啊,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一年,我刚巧中学毕业要服兵役,走不得啊!姐姐和弟弟都只差我一岁,却比我命好,跟我爸去了美国。我爸的生意在国外越做越大,整整五年没回家。我妈在当地又找到一个男人,要和我爸离婚。我爸情愿花几百万打官司,也不愿意用这笔钱来支付我娘俩家用。离婚后,我妈为了拉扯我,脏活累活抢着干,不到60岁就累病了。我妈去世后,我在台湾也成了孤家寡人,我爸同意出面担保,把我弄到北美。出国时我已20好几了,书也念不进。还好我年轻时不难看,有人愿意和我结婚,”他掏出手机,在像册里搜出老照片,指给我看,“你看,这就是我和我的前妻。”照片经过了美图,两张年轻的笑脸看起来光鲜亮丽,如同卡通头像。“不瞒你说,我结过两次婚,她俩都是单亲妈妈,生活中需要男人帮忙。我帮她们带大了5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大了,她们也都离开了我!哎,我真蠢!”他把头埋在肘窝里,声音也有些变调,“哎,都是吸毒害了我!我人生走到了低谷,离婚后又结识了恶朋友。他们让我试试毒品,说吸了后可以帮我解脱烦恼。没想到一吸就上瘾,我只好用吸毒来麻醉自己,三天后我全口牙齿脱了个精光,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他摘下口罩给我看,脸白无须,双颊瘪了进去,像个没有牙齿的老太婆。他再把嘴巴张开,牙床上光溜溜的,没有一颗牙齿,只有一只发黑的牙根在牙床上羞羞哒哒地露了个面,和我打了一个无声的招呼。
“那你父亲和家人现在在哪儿?”
“别提了!母亲过世后,我得到一笔小钱,可都被我挥霍光了。父亲恨我恨得要死,我也恨他恨得要命!他80岁回台湾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他眨巴着潮湿的眼睛,愤愤地说,“这世界上除了我爸,就再也没人了。我姐和我弟在国外读书,念到博士,找到好工作,结婚后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现在都不理我了,打电话过去也不接。哎!只有我这个倒霉蛋!一个55岁大男人,无钱又无亲情,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陀啰陀啰……室佛啰耶……”
我不由地同情起他来。人生只是一连串的抉择,当一个人一步步走错,并已走到生命的下半场,还能有救吗!他一边吸毒一边念佛,无非是想在慢性自杀中祈求菩萨保佑,自我麻醉和安慰,盼望自己能在毒瘾发作的亢奋中快活离世,来生再做个好人。除了福良,世界上还有多少像他这样冥顽不化、随波逐流的可怜人!我们满怀希望挽救他们的肉身,可他们的灵魂却越走越远,事到如今,对这些可怜又可恨的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吗?
临别时,我记得把那封信交给了他。
立秋过后,W市进入了雨季,接连三天的狂风暴雨愈演愈烈,打破了本省500年以来的气象记录。我和福良的见面也一拖再拖。待到下次见面的时候,雨住了,却仍是个阴天。福良见了我却异常兴奋,老远就嚷起来,“我决定了,要去戒毒!”
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见我半信半疑的样子,福良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来,“看,是我老爸写的,他辗转托人找到了我,让我回台湾。哎,我总算找到家了!我这不孝之子,浪荡了一生,到头来还要依靠年迈的老爸生活,真是羞死人了!也多亏老天开眼,逼着我去戒毒!不戒不行啊!大洋那边可不像这儿,关卡查得紧,吸不吸毒,一张嘴就露馅,他们会立马送我进监狱坐牢,还要重罚!那可不是人过的日子。要见老爸,就只有戒毒一条路!”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亲情战胜了一切!”我高兴地伸出臂弯,与他远远地碰肘庆贺。接下来几天,我为他找寻戒毒所,打电话、发电邮问询和联系,给他选到了一家合适的地点。那几天,福良似乎变了一个人,脸上发着光,笑容也经常挂在嘴边,我真是打心底里为他高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去戒毒所的前几天,他不知道又从哪儿弄来的毒品,也许想最后过一次毒瘾,吸食后竟一头栽倒在床边,不省人事。救护车呼啸而来,一群身穿白大褂、带着面罩、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冲到福良的身边,进行抢救。不一会儿,他们推出了一张病床,雪白的被单下面遮盖着一坨瘦小的肉体。我的鼻子一酸,一股凄凉涌上心头。我为福良的命运感到忧虑。
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人啊人,出路在哪里?始终是一个未知数!
“看,是我老爸写的,他辗转托人找到了我,让我回台湾。” --多希望这封信发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