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流音
心思所至，情绪缘起，感怀执念，聊以尽兴。
正文
跟武汉的朋友聊天，发现委屈的心情很普遍。
好像一切都错在武汉，其他人似乎都在推卸责任。可按中国现行体制，一个市级单位能在如此疫情面前做些什么？有多大权力？多大资源可调动？
武汉虽不是直辖市，可中央部属单位机构多如牛毛，谁来协调？协调得动吗？
因为缺乏从12月中旬到封城前市府对待疫情的态度及举动的信息，没法探讨和评论。朋友对外人对武汉的事后诸葛式的聪明劲十分反感，身为武汉人，又被封在毒魔肆虐的市内，耳闻目睹武汉人（包括自己）的奋力挣扎，已经心力交瘁了。
我忽然想到“设身处地”的说法。是的，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设身处地，需要从身陷囹圄中的武汉人的角度去体验这段令人揪心的日子。每个人几乎就生活在毒魔游荡的环境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中招。即便那些宅着的人，不也一样可能被突然闯入小区的“带毒者”捕获吗？大家战战兢兢地度着一分一秒。
其实，这种体会外人很难拥有。设身处地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至少我无法做到，我只能想象，但无法靠想象体验。所以，退一步想，先去从他们的想法中找自己的感觉吧。不能总是一厢情愿地从局外人的角度，以没有处于面对疫情时的复杂问题和场面的局外人的视角，纸上谈兵。
假如当时我是市长，我能做什么？我会怎样做？（不是为市长开脱，只是一种假设。）
知道武汉市长处于怎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吗？我完全不知道。
在西方，很多市长竞选人在竞选期间都会夸夸其谈，许下诸多诺言。可一旦当选，又能做些什么呢？官僚体制和既有制度不是市长轻易对付得了的。
国内的情况肯定会更复杂，市长在重大疫情面前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不知道。
封城。这个举动算是破天荒了。是市长决定的吗？我要是市长，我敢吗？决策权是《传染病防治法》给的，但决策的依据是什么？我得好好想想。
你呢？
估计现在已经靠边站了。
如果是现在的他，只能冲到第一线，做自己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该做的事情。
帮别人买买菜，看看别人有什么困难。承包一个社区之类的。
如果是初期
1.说实话，有底就是有底，没底就是没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承认自己无知
2.制定预案，让老板决策，统计全市的可以供隔离的地点，比如宿舍，宾馆房间，学校等的数量，初期应该采取隔离收纳，而不是让人满街跑，
3.所有公务员社区每天统计数量，拍摸的病人数，及时汇报
4.定期露面，必须要在一线，而不是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