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傍晚遛了宝宝回家，路过7/11便利店——这家店如今已经全部是印度人了。走在人行道上，突然看见一白人女子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身边有她的购物车和购物袋，散落一地。
此女子面部瘦骨嶙峋、苍白如纸，单膝隆起、一动不动，但是两只眼睛和嘴大张着。我当即疑心此人已经去世。即使没有死亡也很奄奄一息了。
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会立即发散式思维：先拍拍她问她话？还是先打911？还是先找几个人来一起帮忙？
几乎就是一两秒的功夫，我径自走到7/11店里，对着里面一群人就喊道：“人行道上可能有个人不行了！快，打911叫急救！”
哪知俩印度女员工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只有俩加拿大白女顾客围过来问我话，非常急切、热心，说是得叫急救。我心想，急救会要准确地址，理应让7/11员工和我一起打这个电话，白人女子也这个意思。谁知印度女人不肯打电话，直接把她们的无绳电话给我，我接过来就拨了911。
我慌里慌张汇报了情况，接线员说赶紧给我接通急救部门，果不其然，问我要地址。
我赶紧把电话交给印度女人，说：“快！他们要你们的地址！”
哪知一个印度女人已经躲到一边儿去了，另一个印度女人则摆摆手不接我手里的电话，直接拿给我一个顾客的小票，轻描淡写地说：“这上面有地址。”
于是我接过小票，念了地址给接线员听。又说，现场距离7/11仅仅几步路远，毗邻加油站。
接线员又说：“麻烦你查看一下，这个人是否还有呼吸？”
我说：“哦！我现在用的是7/11店里的电话。那我得先挂了，再用我手机打过去！”
接线员说：“好的！”
于是我把电话放下，一边用我的手机再次拨打911，一边往那个倒地昏迷不醒的女人那儿走去。这时，两个加拿大白女人中的一个表现很不错，只有她跟着我一起过去，看见我一手拿电话，一手抱着宝宝，她自告奋勇接过我的手机跟接线员讲电话。
到了那倒地昏迷不醒的女人那里，这白女弯下身子和气地问了句：“亲爱的，你还OK吗？”
只见这女人尚有一丝呼吸，我们赶紧告诉了接线员。就在此时，我听见了遥远的急救车声音。说时迟那时快，一辆急救车驶入我的眼帘，我赶紧跟他们招手示意，他们开到了我们跟前。先后一女一男两急救员下车开始处理。
看见急救员给这女子套上了呼吸面罩，那帮忙的热心白女和我才放心地先后离开了现场。
二十年走遍美国、加拿大，主流社会还是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撒马利亚人精神和我们的雷锋精神遥相呼应、不谋而合。记得有一年（大约是2008）温哥华大雪，本拿比铁道镇商城一中国女子的车陷在雪中前进不了，后面数位华人司机拼命按喇叭催命鬼般地催她，只有几个白人小伙儿下车用他们大马力的SUV帮她把车从雪坑里牵出来。那一幕对比鲜明，一生难忘！
二十年来，还有很多例子，不一一列举了。
笔者的本能也是爱管闲事的，这和家庭、文化背景无关，而是本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笔者已故去的大姨就是先天爱管闲事。有一年，北京郎家园公交车站一带，一群人群殴一个扒手，连打带踢。因为太狠，以至于踢得那个扒手的头砰砰作响。围观者一个个拍手叫好，只有我大姨出面拦住了打人群众，道：“小伙子！他偷东西固然不对，但是也不能这么打人啊！这把人打坏了怎么办啊！”
笔者远在安大略省滑铁卢的老朋友李彦老师更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她出国前的80年代有一天，在西单商场一带，一个推着平板车的老农不小心刮坏了一女子身上的昂贵皮大衣。那女子不依不饶让老农赔她150元人民币。80年代公务员工资才四五十元，老农上哪里弄150元啊？于是那女子强行拉老农去了派出所，李彦老师看在眼里，想打抱不平，竟然跟他们一起去了派出所，并帮老农说话。
警察听了他们三个人的叙述，说：“这事儿我们管不了，赔不赔钱，赔多赔少，只有你们俩自己协商啦！”
那女子得理不饶人，依旧逼迫老农赔钱；老农实在没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警察管不了，李老师能管。只见她道：“大姐，看您穿的皮大衣那么奢华，想必经济条件不差，人家老大爷跟您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我看就行行好算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看您是个生意人，积个德，没准儿很快就发一笔大财呢！”
李老师特逗，还亮出了当时在新华社实习的证件。警察一看，顿时肃然起敬，立马倒向了李老师，也开始劝那女子放弃索赔。
那女子一见不妙，只好作罢。
回家查了人工智能，这种管闲事帮陌生人的行为，欧美发达国家、一些黑人国家都多过亚洲国家，日本都不行。也可能因为此，李老师和我都比较适合生活在欧美国家，感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